國運1922：民國義和團與非基督教運動

今天這個題目，是有些挑戰的。因為國運的問題，談起來可能會有些爭議，首先它到底存不存在，本身就是個問題。其次這個問題很多時候現場並不好檢驗，必須依賴後來的曆史總結，這就難免存在人為的建構和評估體係科學與否的問題。第三，如果存在國運，是具體指某一個重大曆史事件，還是一個長時段的時間累計，也不是那麽好量化確認的。所以我在此使用這個詞，難免會遭受質疑，尤其是還選定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1922年。

既然如此，那我為何還要選擇“國運”並且又選擇“1922年”呢？這可能要挑戰很多人的認知極限。各位可能或一定不以為然，因為首先隻聽過大清國有義和團，沒聽說過民國還有義和團。至於非基督教運動，不是海外奇談，就是僅僅聽說過而已的小事件。而且主流學術界，甚至包括海外歐美、日本學術界，都特別看重1919年，因為那一年據說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還被作為曆史紀年和一個特別階級登場曆史舞台的標記，於是推崇者不停地在學術著作和新聞媒體裏強調、頌揚；反對者呢，則在適當時機盡可能地大力批判、否定。雙方對立的一個結果是，這一年、這一事件被賦予的知名度和宣傳效果，已經遠遠超過其本身能承載的曆史地位和意義，以至於當年的人後來都驚奇當年沒覺得自己參與的那事有多麽重要啊。其實，如果能夠本著絕無偏見或先入為主的心態去回看曆史當年，翻翻當年的文獻就會知道，一場平平常常的社會活動，硬是在盛名之下承受了本不應有的曆史之重。

我知道，1919年被濃妝重抹，是要為兩年後的一個政治力量登場做鋪墊，這一點至少在政治力量本身和主流學術界那裏得到證實，而且他們在講述故事時會刻意強調上海的租界如何不太平，夏日遊嘉興湖如何巧妙機智，但是如果他們尊重曆史事實和數學稍微好一點，就知道1921年是曆史的一個錯位敘事，也是一種政治宣傳的結果，因為原本他們要表達的曆史用意和預期在1920年已經完成了，無論組織名稱還是綱領，以及向出錢、出思想、出領導的蘇聯上級都報備過了，隻不過是延安後來將時間延後了一年而已。更需要思考的是，誕生就意味著改變曆史嗎？星星之火，就注定可以燎原嗎？如果各位非要強調這一組織的誕生如何了得，那我也不得不說：連他們的上級當年都沒看好他們，不然何以要找陳炯明、吳佩孚，找孫文、馮玉祥呢？這裏我再次提醒各位，跟著宣傳跑，不是極大錯誤，就是在極大錯誤的路上，而且錯得自己一輩子都不知道。

1922年的與眾不同，是因為作為至少影響此後二十年國際局勢，尤其是東亞局勢的華盛頓會議在年初召開完畢，中日兩國因為巴黎和會產生的莫名衝突，以美國的道義和仗義得以化解。單純就這一個問題來說，國運，隻能說大盤利好消息，包括中國人神經特別脆弱的所謂“二十一條”、巴黎和會上的山東問題，以及在國際法上並不承認的不平等條約問題，都在這個會議上得到有序解決。也就是東亞格局和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都已經定好了。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能夠化解自身的問題，如果當年的各路諸侯能夠不另立中央、兵戎相見，如果中國人真誠渴望並真正懂得民主憲政，那麽各位可能會因為錯過今日中國之“盛世”而遺憾了。

就是因為中國人不能解決好自身的問題，所以與華盛頓會議幾乎同期，或者更嚴謹地說是針對華盛頓會議而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就更顯得光芒四射。

這個會議的正式名稱是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原計劃在遠東召開，後來列寧決定改在莫斯科召開。在這次各國無產階級的大聚會上，已經站穩腳跟並且掌握大量資金的蘇維埃革命政府，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向各國與會代表，傳達了偉大領袖列寧同誌寫於1920年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其中第十一點中的第六條寫道：“必須向一切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的最廣大的勞動群眾不斷地說明和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一貫進行的欺騙，帝國主義列強打著建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幌子，來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麵都完全依賴於它們的國家；在目前國際形勢下，除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以外，附屬的和弱小的民族別無生路。”與會的代表們回國後進行了熱情洋溢的傳達和落實。從此，在漢語中，“帝國主義”、“反帝反封建”作為一個慣用詞開始發揮效力，不但左右了中國政局，而且動搖了中國的社會根基，甚至從那時到現今，都在發揮人們難以想象的高效力。

所謂的左右中國政局，如果各位還不能很好理解，來看大陸和台灣都曾翻譯和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記錄：1922年3月15日《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致列寧信》，1922年7月10日《揚鬆給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給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8月19日《越飛給吳佩孚將軍的信》，1922年8月22日、9月15日《越飛給孫逸仙的信》，1922年8月25日《越飛致加拉罕的信》，1922年9月18、11月17日《越飛致馬林的信》，1922年8月27日、11月2日、12月20日《孫逸仙致越飛信》，1922年12月6日《孫逸仙致列寧信》。所有這些信件都在談論，“平等待我之民族”如何輸出革命，孫文等國民黨作為受援對象如何配合革命輸出，並在本國實踐的問題。結果是雙方達成交易，然後是各位熟知的北伐，再後是嶄新的黨國體製取代了前期的民主共和國。或者也可以說，1928年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已經在1922年奠定下最堅實的基礎，這一次絕對是曆史決定論和必然論。

所謂的動搖中國社會根基，是今天講座的重點。而為了講好這個重點，首先要清晰地解釋副標題中的一個學術名詞：民國義和團。

不清楚之前有沒有人使用過“民國義和團”這個概念，如果沒有，那等於我終於發明了一個學術名詞，以後各位在使用時別忘了我的原創。不過，不管是不是我原創，既然我用了，就要對它做以界定和闡釋，否則就是胡亂編造學術詞匯。

之所以命名民國義和團這樣的概念，當然要先追溯1900年大清國的義和團。

大清義和團影響了大清國的國運，我想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反對，但為了更進一步證明，這裏簡單做一下曆史回顧：作為最初的義和拳，產生於山東、河北各地的民間武術組織，他們以外國傳教士、中國教民為絕對的暴力排外目標，比如1896年大刀會在山東曹縣、單縣製造多起襲擊教堂、劫掠教民財產、燒毀多家教民房子的事件；1897年山東曹州府發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直接導致了德國出兵山東；1898年10月，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威縣）蔣家莊發動武裝襲擊教堂、殺死教民事件；1899年秋起，於清水、朱紅燈和心誠和尚等率眾對平原、恩縣、禹城、茌平、長清、博平各縣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頻繁發起襲擊。事後統計，僅1899年末，山東、河北等地發生的襲擊教堂、傳教士、教民以及要挾、搶劫、逼迫、縱火、索命等各類大小案件近百起，並形成社會聲勢。

因為教會和教民頻受攻擊，傳教士們就紛紛向各國領館告急，領事們就給大清政府施加壓力。等袁世凱取代毓賢出任山東巡撫後，被彈壓的山東、河北的拳民開始湧向京城。加之當時慈禧太後在另立太子的問題上舉棋不定，導致謠言四散，各國公使表示關注，原本就持有狹隘民族主義的朝廷保守派，借機開始勸說政府利用義和團武力驅逐外國人。於是義和團和清軍開始聯手攻打北京、天津等地的領館、租界、教堂，屠殺傳教士和教民等。大清政府還發布懸賞令：“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這種連孩子都不放過的政府法令，是不是可以說反人類的野蠻暴行呢？

曆史的結果是，這場災難造成保守統計數據240多傳教士、2萬多中國基督徒被殺戮，山東、山西、河北等地的教堂和醫院，十之七八被焚毀。數字是冰冷的，來看一些當年的記錄和史學家研究的結果。《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第三冊（柴蓮甫）中載：1900年7月間，陳澤霖率領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將兩神父，和該村3000多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屠戮殆盡，其中近一千人是火燒死的，很多女人則是先奸後殺。《一個王朝的死亡：查爾斯和貝西·尤因的信件和日記》（Death Throes of a Dynasty: Letters and Diaries of Charles and Bessie Ewing，Missionaries to China）和王澤民的《義和團和清廷的大屠殺》文宣第167期中統計：山西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其中兒童11人。

大清國的羅惇曧在《庚子國變記》中寫道：“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楊典誥在《庚子大事記》中說：“自教堂教產燒畢後，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並令住戶人等，不得收藏洋貨，燃點洋燈。於是家家將煤油或箱或桶潑之於街。又傳言殺盡教民後，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倉皇失措，所有藏洋書之家，悉將洋書付之一炬。”

結果各位都知道，在八國救援聯軍的合力反抗和進攻中，逃往中的大清國政府認輸，簽訂了史上補償和懲罰最為嚴厲的《辛醜條約》，以及沙俄全麵控製東北的後果。針對庚子事變，晚清時翰林院編修惲毓鼎曾在《崇陵傳信錄》中總結說：“義和拳之為邪教，......顧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別有所在。邵陵高貴之舉，兩年終未嚐稍釋，特忌東西鄰責言，未敢倉猝行。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誌也。適義和拳起，詭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為名，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靴搔癢之談也。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惲毓鼎的總結大體不錯，但最後一句的“十年”實在說的太少了，因為《辛醜條約》的效力，直接延續到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件和8月的上海事變。

大清義和團的野蠻排外，造成了大清國的重大社會動蕩和非常惡劣的國際影響，我不知道歐美人是否在那時想起“黃禍”這個詞，我能確認的是公開出版物中他們多使用“拳民叛亂”（Boxer Rebellion）這個詞。

這裏有一個選擇題，今天的中國人可以再做一次，那就是如果各位都是歐美各國的公民，看到遠東這個國度的野蠻行徑後會如何？或者各位幹脆就是那些被殺、被強奸的傳教士，在即將被殺戮前會怎麽想呢？

先來看當年被殺戮者的反應。1900年8月15日遇難的英國的Atwater女士在訣別信中寫道：“親愛的，我是何等渴望想見你們一麵，但恐怕不會在地上了。我深愛你們，因為在地上我從未有過像你們那樣親密如我兄弟姐妹般的人，而你們也不會忘記長眠在中國的我吧。我沒有後悔來中國，唯一遺憾的是，我隻做了這麽一點點。”再來看1900年7月31日殉道的Bird Susan Rowena小姐，她也是孔祥熙的老師，在寫給家人的信中寫道：“假如你我從此訣別，請記住，我沒有後悔到中國來。上帝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為他找回一個失喪的靈魂？我們為祂而來，也為祂而去，我所最親愛的，再會吧！”

再來看這些傳教士所在國的事後舉措。《辛醜條約》後不久，美國當年的國務卿海約翰、美國當年駐中國的公使柔克義、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斯以及美國國會，幾方合力努力，退還大清國的部分庚子賠款，還促成這筆賠款用於建設清華學堂，為後來大量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做出巨大貢獻。美國人的模式得到英國的響應，英國議會和政府，專門從庚子賠款中拿出50萬（另說100萬）兩白銀，委托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籌建了山西大學堂。

美國人和英國人，沒有將大清國人的殘暴殺戮轉化為仇恨和報複而是選擇幫扶，他們說大清國人是因為缺乏教育，所以才做出這類野蠻事件，而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拯救勝過懲罰，愛可以代替仇恨。於是教會大學和教會醫學院，在各國基督徒們的捐贈中，先後創辦起來。各位可能聽過或沒聽過的東吳大學、齊魯大學（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震旦大學、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協和醫學院、華西協合大學、滬江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雅禮大學，以及後來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都是1900年後建立起來的，而且建校初期不收學費。這些大學與原來未遭受義和團迫害的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之江大學、嶺南大學等一起構成了大清國和中華民國初期的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大廈，培養了眾多蜚聲中外的莘莘學子。

這裏我想提醒各位，如果您還停留在文字層麵不能更深地理解信仰和愛的真諦，那麽我想直接問一下：創建這些大學，需要多少錢您可以想象一下嗎？如果我繼續問：假設您曾是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或他們的後代、朋友，願意捐贈給這些曾經侮辱和損害過您以及您的家人的人嗎？

不僅大學，各國傳教士們還建設了大量中小學、特殊教育（聾啞）學校、女校。一個統計數據說：截止1918年，傳教士在中華民國一共建立了七千多所學校。（《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如果不否認教育對於一個社會的作用和價值，那麽頭腦正常的中國人要老老實實地承認：現代中國社會的文明根基是傳教士們奠定的。我也很肯定地說：如果這種勢頭能夠良性持續三五十年，那樣的中國真是大有希望。因為我知道並確信，伯格裏一個人創建了100多所小學後，不到二十年就將石門坎及周邊地區改造成了文明世界；我也知道並確認歐洲的基督徒們去美國後建立的大學、學院、中小學，為美國成為美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而且我知道並確信《美利堅合眾國：一個基督教國家》的作者布魯爾這樣說過：“仔細研究基督教與國家關係的曆史會發現，那絕不僅僅是一種巧合，這其中存在著因果關係，基督教影響越深入人心，對國家的影響越巨大，這個國家就越文明。”

因為看到中國人的身體遭受疾病困擾，各國的基督們、傳教士們籌集大批資金興建了更多的醫學院和醫院，既培養醫生、護士，又救治病人，根據1921年的一個統計表明，各省擁有的教會醫院分別為：河北24所，獨立藥房（即不在醫院內）7個；安徽醫院8所；浙江醫院19所，藥房9個；福建醫院41所；河南醫院16所，獨立藥房11個；湖南醫院18所；湖北醫院27所，獨立藥房8個；甘肅醫院2所，獨立藥房12個；江西醫院12所，獨立藥房19個；江蘇醫院34所，藥房6個；廣東醫院39所；廣西醫院4所；山西醫院11所，藥房12個：貴州醫院3所，獨立藥房6個；東北三省醫院25所等。

這些或免費或廉價看病的醫院和藥房，救治了多少中國人，我沒有統計數據，但能確認的是，從那時起，中國女人生孩子的死亡率、嬰兒的死亡率、麻風病人、瘧疾等傳染病等均大幅降低。胡適後來說過：“忽然從西方來了一些宣教士，他們傳教以外還帶來了一些新風俗、幾個新觀點、不少新教訓，其中最大的一點是，教我們把女人也當人看待。”各位或者也可以問問家裏的老人，有多少人當年曾受惠於這些醫院和藥房？今天的中國女人被當人待了是不是也要感謝一下傳教士們呢？

就在世界人都看到基督的榮耀在東方大地彰顯時，就在中國人感受到更加靠近現代文明時，1922年2月號的《青年進步》雜誌發布了一個消息：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屆會議，將於1922年4月4至9日在清華學校舉行。當年的《時事新報》《晨報》也都進行了善意的報道。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抵製基督教運動隨即爆發了。具體來看：

1922年2月26日、3月4日、5日、9日、10日，上海的一些學生迅速行動起來，發通電、寫宣言、登廣告、印刷宣傳冊，並成立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號召全國青年學生反對這個年會在中國召開。他們這樣說：“我們知道，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麵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麵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所以，我們認定這個‘助紂為虐’的惡魔——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底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世界的資產主義，已由發生、成熟而將崩壞了。各國資本家……因而大起恐慌，用盡手段，冀延殘喘於萬一。於是，就先後擁入中國，實行經濟的侵略主義了。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這經濟侵略底先鋒隊。”曾就讀於教會學校後來在上海參加“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方誌敏同誌，更是很有代表性地公開說：“所謂上帝的傳道者——神父教士們，實際上完全是帝國主義派來深入中國各地的偵探和鷹犬……他們到處造大洋房，開辦學校醫院，實行許多假仁假義，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國資本家捐助來的巨款，這也就可見他們的用意和作用了……像我這樣相信科學相信真理的青年，那會相信他們毫無根據的鬼話呢？”

帝都北京也不甘示弱。1922年3月11日，北京大學一些青年學生響應上海的呼籲，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北京大學校長、兼任中法大學校長蔡元培等教育界名流予以大力支持；3月21日，由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領銜的77名學者、名流發表《非宗教大同盟公電及宣言》。他們指出：“人類本是進化的，宗教偏說人與萬物，天造地設。人類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縛思想，摧殘個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好笑的宗教，與科學真理既不相容。可惡的宗教，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我們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學第三院大禮堂召開演講大會，參加者達到千人以上。之後又接連召開三次會議。1922年6月《非宗教論》手冊在名記者邵飄萍的全力支持下公開發行，陳獨秀、李大釗、羅章龍、汪精衛、朱執信，還有蔡元培、吳虞、王星拱、張耀翔，以及李石曾、蕭瑜、周太玄、李璜等列名其中。此外，廣州、華南、華北很多城市，都有青年學生、市民或通電或召開會議，抵製基督教，包括基督教青年會。

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得好好的，還捐建了那麽多醫院、醫學院和大學、中小學，幫助和救治那麽多中國的孤兒、麻風病人、窮苦人，還帶給中國人田徑、體操、遊泳、球類等各項運動，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感恩也有實惠，怎麽就這麽遭中國人恨了呢？難不成這鹽堿地真的長不出文明之花？

我承認，中國人在文明進程中起點確實較低，進展的步伐也確實很緩慢，但基本的是非好賴應該懂一些的，基本的感恩和回報也偶爾看到、聽到過，怎麽就這麽翻臉比翻書還快呢？怎麽就這麽不知好歹地倒打一耙呢？或者這些中國人真要跟基督教會劃清界限，起碼也把建設的資金和那份厚重人情還給人家後再說吧，不然是不是太白臉狼、太忘恩負義了。

我想，如果我生在當年，麵對同胞們的這種反常舉動，肯定一臉茫然、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再看看四川大學的楊天宏教授深文周納的學術研究：“雖然新文化運動的鋒鏑主要是指向傳統的儒教，但是，這場運動的人文主義內涵使之與歐洲曆史上的文藝複興以及18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一樣，在本質上是一場世俗化的運動。它宣傳科學，當然不可能承認宗教的創世之說；它主張民主，當然不可能將從基督教教義衍生出來的等級森嚴的教會製度視為天經地義；它否定中國自己的‘孔教’，當然沒有理由把19世紀以來經西方人文主義思想家嚴厲批判已經失去靈光的基督教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盡管新文化運動思想家的視線主要集中在國內，集中在清除傳統文化的‘罪孽’和為建築近代文明所作的各種努力之上，但新文化運動的人文主義本質必然會啟迪近代趨新國人對基督教‘神’文化作一番較深層次的思考認識，這是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必然邏輯。”（《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這麽學理，如此深刻，真是讓人大開眼界。可是翻閱一下檔案資料，那上麵所寫的好像跟什麽五四新文化運動關係並不大，更沒有那麽多微言大義和思想淵源，隻不過蘇俄導演的一場有組織、有蓄謀的跨國政治運動而已。來看解密的檔案：

北京的蘇俄駐遠東全權代表維金斯基·西比裏亞科夫在致俄共（布）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中寫道：“現在我們組織了廣泛的反基督教運動，它起因於在中國舉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會，是一種抗議行動，……目前要把這場運動納入政治運動軌道，我們打算建立一個偽裝的合法組織。”信中還特別寫道：“在中國，現在政治上是一鍋粥，毫無疑問，由於耍手腕，鬥爭各方將會用武力來解決爭端。”

1922年5月，在上海的蘇聯人利金向莫斯科遞交報告書，其中寫道：“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非基督教同盟隻不過是一個合法的擋箭牌，……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來對這場運動進行實際領導，它製定了詳細的運動計劃，可歸納為以下五點：（1）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機構設在上海；（2）製定同盟章程；（3）召開非基督教組織代表大會；（4）通過派我們的同誌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參加會議來從內部破壞基督教代表大會；（5）通過派我們的同誌參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組織來瓦解基督教同盟。”

因為有這樣的領路人和宏觀思想指導，1922年5月初，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身份，一邊指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成立大會，一邊發表《對於非宗教同盟的懷疑及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警告》，告誡學生在反對基督教運動時不要太幼稚。果然，隨即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形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各團體的關係之議決案》明確團組織領導非基督教運動的方針：“基督教因其為現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最有勢力的工具，所以是我們所必然要反對的。非基督教團體所做的事正是我們所欲做的。非宗教的團體反對一切宗教，因為宗教是栓桔思想，並且在曆史上看來是常與舊勢力結合的東西。反對宗教，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趨於革命的路途。因此對於此種非基督教、 非宗教團體應盡力幫助進行。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會議根據列寧1922年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精神，製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其中最低綱領中寫道：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會議還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宣布中國共產黨接受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成為國際共產黨的中國支部。接著是1923 年 6 月的中共三大。會議針對全國各地開展的非基督教運動專門通過《青年運動決議案》，對如何指導運動等問題做了具體指示，要求青年團組織“從普通的文化宣傳推進為主義的宣傳，引導學生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不過1922年開始的這場非基督教運動，不知道是因為開會時有大批軍警保護會場，還是革命群眾太稚嫩經驗不足、路不熟，或者是因為蘇俄政府正在與北京政府外交談判不想把事情鬧大，還或者是因為參與人員都是受過教育的文化人，抑或是不支持這夥人的社會力量太強大？反正曆史的結果是他們基本秉持了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原則，沒有製造1900年義和團那樣的革命舉動。這一點不知道應該讚美他們手下留情好，還是瞧不起他們缺乏革命壯舉好。

不過，“禮儀之邦”的曆史會彌補了這個“遺憾”。隨著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召開，隨著“聯俄容共”政策的出台，國共兩黨均支持的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特刊》《向導》《中國青年》等全力以赴地大批基督教。他們說：“聖經每一頁都寫著‘送槍炮來，拿銀子去’”，“無論是布道或教育，有意無意的都是傳其國際資本主義的觀念，以破壞中國的民族覺悟與愛國心，所以我們應該於一切宗教中特別反對基督教”；他們還策動了一個“非基督教周”活動，即在當年的聖誕節期間，長沙、廣州、濟南、武漢、九江、上海、蘇州、徐州、杭州、紹興、寧波、長沙等地群眾，上街講演、散發傳單、遊行示威、抵製聖誕、搗毀教堂和教會學校設施、圍攻教士。

到這裏，我不得不感歎，100年，中國的曆史竟然這麽驚人地相似，那些進步論者該作何感想？

曆史隨即進入下一年，蘇俄指揮、廣東國民革命政府直接發動的五卅運動中，上海的數千名革命群眾一路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一路唱著《國民革命歌》，衝進租界，結果造成十幾人死亡、數十人受傷、近二百人被租界警察抓捕。在此情形下，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和劉華等組成行動委員會，更加有組織、有規模地製造聲勢，掀起更大的抗議運動。

在這一革命熱情鼓舞下，青島、北京、天津、廣州、漢口、開封、福州、廈門、濟南、杭州、南京等地紛紛響應，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也參與遊行、罷課、退學，他們宣稱自己也是中國人，不是洋人的奴仆；部分教會學校的青年教師，也以罷課、辭職等方式加入聲援運動中；士紳們則痛斥教學學校推動的女子遊泳是傷風敗俗；多地的基督徒和教會，宣布與英國的教會組織絕交、自立；開封的教會和基督徒們還喊出口號：“為國家爭人權，為教會爭人格，為基督徒爭人格。”連體育運動方麵都受牽連，比如聖約翰大學參加的華東8個大學組成的大學體育聯合會在此次運動中解體。在四十多次罷課風潮（《中國教案史》）中，教會學校遭受不同程度的衝擊和損失。雲南、貴州等地的牧師、教徒，還被掛上漢奸、洋人走狗的牌子以及高帽子，反綁著雙手遊街示眾。

五卅運動的銷煙還沒有散去，蘇聯人鮑羅廷、加侖和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已經在一路進軍中，占用和毀壞教堂、教會學校、教會醫院，掠奪教士和教會財產無數，還包括漢口、九江進行了所謂暴力收複租界行動。當然，最高潮是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後的部分國民革命軍，大肆劫掠英美日領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學有5棟建築被焚毀。金陵大學副校長美國人文懷恩和震旦大學預科校長意大利人被打死。此外還有六名外國僑民被虐殺，英國和日本領館人員被襲擊、受傷。

對於這次暴力事件，英美日各國強烈抗議，結果得到的答複是被打敗的潰軍和地方流氓所為。如此聰明的甩鍋行為，簡直是為後來的曆史做好了標杆。然而英美日各國領事都證實：搶劫者是身穿國民革命軍製服，講湖南、廣東、江西等方言的軍人和下級軍官。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在給外務省的電報更是直接指出：“此次南京搶劫事件為第2軍、第6軍、第40軍（魯滌平、程潛、賀耀組）中的黨代表、基層的共產黨派遣軍官及南京地區中國共產黨黨員合謀設計的組織行為。襲擊時有當地的共產黨黨員專為向導，執行對象與場所都有事先規劃。前者隻限外國人；後者則選定領事館、教會、學校等外國人集中處。”

證據確鑿的情況下，北伐軍不得不承認是一些部隊軍紀不嚴，造成傷害友邦的行為。既然如此，梁啟超當年在寫給女兒的信中將北伐軍搶領事館等事件說成是“類似義和團的舉動”，就實在是如實描述了。

可是，南京事件真的是個別軍隊軍紀的問題嗎？那北伐軍一路高呼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列強”、“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該怎麽解釋呢？

曆史當年其實並沒有複雜到真相無解的程度，因為1927年張作霖突擊搜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繳獲了幾卡車的檔案、武器，後來編輯並散發給各國記者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中就有大量蘇聯人顛覆中華民國的證據。【另一則材料：莫斯科《致駐華武官訓令》，其中寫道：“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待考）】學術界當年也有研究，張欽士在1927年出版的《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的“序”中也指出：“積極從事攻擊基督教及其事業的團體，表麵上自然是‘非基督教大同盟’，但在它背後，自然有許多團體活動，最顯著者有三：其一為共產黨，其二為國民黨，其三為國家主義的團體。”

其實不用浪費那麽多時間翻檔案和看資料，簡單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蘇聯人提供那麽多指揮官、槍炮和盧布，支持孫文、蔣介石“解放”所謂被壓迫的底層民眾，沒點成績和效果，能對得起人家1922年開會時布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嗎？要知道，革命不是繡花、請客，不刺刀見紅，不把文明社會的根基摧毀，那怎麽能叫改天換地的大革命呢？

在以暴力為後盾的五卅運動、北伐中，也包括南京政府建立後，基督教會、教會學校、教會醫院遭受重創。一個材料顯示：經過非基督教運動，來華傳教士從1922年的8300多人降到1928年的3150人；基督教青年全國會員從53000人降到19000人；學生會員從27000人降為2000人。

與之伴隨的收回教育權運動，包括中小學不得設立宗教教育，各教會學校開設課程必須經南京教育部批準等硬性規定接連出台，這是蔡元培、胡適、汪精衛等名流的“業績”，他們一度被濃妝重抹成為國語中被咒罵的對象，也算是物超所值了。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一個事件是：作為注冊在美國、畢業可以直接拿紐約大學學位的金陵大學的校長換成中國人，宗教課也由必修課改為選修。他們還很自豪地宣稱：“金大原為教會學校，一切教育行政，皆操外人之手，經同仁努力奮鬥，已將本校教育權收回。華人任校長，為本校創舉。”多麽揚眉吐氣的自強運動！也不知道他們留學學到的都是什麽廢物點心！

可以非常確認地說，1900年後基督教在中國建立的現代教育體係不但遭到重創，而且“基督教就是迷信”、“基督教違反科學精神”、“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等口號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一個常見的現象是：一些人一方麵自覺地與列寧主義保持高度一致，然後一方麵公然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當然，這是義和團3.0版的內容，今天沒有時間具體展開了。

時間差不多了，我想該對民國義和團和大清義和團做個比較。那就是相比大清義和團，民國義和團，首先是有文化的知識精英作為領導階級，沒文化的底層民眾都是作為被動員的力量存在，可以說是高低（底）結合；其次這些知識精英們發動的運動不僅是本土的產物，還有外來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資金支持，可以說是中外聯手；第三，這些知識精英們打出的旗幟和喊出的口號，遠比大清國的“扶清滅洋”要智慧得多，可以說是後浪勝過前浪；第四，這次運動沒有造成大範圍的傳教士被殺戮，比大清國那次顯得文明很多，但是社會破壞力卻不小，可以說是魔高一丈；第五，民國義和團既有對大清義和團的繼承又有揚棄，而且作為2.0版為後來升級的3.0版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可以說是承前啟後。比較之後，各位可以下個判斷，我用“國運”一詞是否合適？

講座最後，我還想跟各位分享一個多年的疑問，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人物伊萬跟阿廖沙長談時的一個疑問：如果上帝存在，而且還全知全能，那為什麽中國這麽多災難？為什麽這麽多無辜的中國人也要生活在苦難中？上帝沒看到或不想管嗎？21世紀的中國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