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熟悉中國現代文學史或現代文壇論爭的人，都不會陌生1930年代發生在魯迅與梁實秋之間的“清書事件”。本來這是一樁小事，當年也並未產生什麽熱議，但是隨著1990年代“貶魯思潮”（文化保守主義和自由左派合流）的興起，魯迅不斷地被送上審判台，這其中也就包括“清書事件”被重新翻出來，很多學人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魯迅的不查、偏聽偏信和不夠寬容，也有些學人站出來“保衛魯迅”，為魯迅做強力辯護。但不論批評者還是辯護者，多是從自身的視角、思想甚至立場出發，做出各種有力度、有火氣的解讀，遺憾的是，關於“清書事件”本身卻關注不夠，以至於至今仍有一些謎團尚未解開。
“清書事件”之所以成為一段文壇公案，概因為魯迅的“率先發難”。他先是在1936年《海燕》第一期上發表《“題未定”草·六》，其中寫道：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隻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著一個“銷”字，“銷”者，銷毀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麽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麽特別糟蹋了紙墨。[①]
之後他又在1936年給曹靖華譯的《蘇聯作家七人集》序言中寫道：
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圖書館被焚毀，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以及未名社的橫禍，我那時頗覺得北方官長，辦事較南方為森嚴，元朝分奴隸為四等，置北人於南人之上，實在並非無故。後來知道梁教授雖居北地，實是南人，以及靖華的小說想在南邊出版，也曾被錮多日，就又明白我的決論其實是不確的了。這也是所謂“學問無止境”罷。[②]
前一文，魯迅比較謹慎，用的是“聽說”，待到後麵一文，則幹脆坐實了梁實秋是“清書事件”的直接肇事者，這中間魯迅究竟是得到了什麽確切消息，還是因為1936年身體不好而心情糟糕發泄一下壓抑許久的怨氣，不得而知，但白紙黑字將梁實秋送上審判台卻是一個事實。
這還不算，1981、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以及《魯迅大詞典》等權威文獻的注釋中，沿用了魯迅後一文中的說法，進一步確認了梁實秋“任青島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實為圖書館館長——本文注）時，曾取締館藏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魯迅所譯《文藝政策》在內”[③]。
對於魯迅的批評和指責，梁實秋當年可能沒有看到，所以並未予以回應，直到多年後的台灣，他撰寫了《關於魯迅》一文算是公開做了答複。文中他先是針對台灣將魯迅的書列為禁書而感慨道：“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讚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讚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複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接著他針對“清書事件”做了澄清，他說：“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裏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幹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幹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④]
魯迅與梁實秋作為當事人，各執一詞，究竟孰是孰非？已經有眾多的研究成果，不過比較來說，《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7期上登載的學者魏斌宏的《梁實秋“清書事件”考辯》，考證相對比較公允，基本上客觀地還原了“清書事件”的來龍去脈，還批評了包括《魯迅全集》注釋者在內很多未經考證就偏聽偏信魯迅一麵之詞的不良學術之風。不過，這篇文章因為礙於材料的不足，有些問題還未深入探討和考證。
不妨來看一下雙方當事人在敘述“清書事件”中的某些常被忽略的關鍵詞，例如魯迅在《“題未定”草·六》中使用了“聽說”字樣，梁實秋在《關於魯迅》中說“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問題來了，魯迅所謂的“聽說”是聽誰說？或從哪裏聽說的？梁實秋所謂的“有人”究竟是什麽人？
研究者們都注意到，1932年5月23日，上海的左翼雜誌《文藝新聞》第二版上，刊載過《“自由思想”如此這般！》的《青大通訊》，其中標題下麵寫著：
國家主義者是秦始皇遠代的徒子 “小人尚未得誌，威風已經不小”
青島大學現在完全被新月派、民聲派等國家主義者所統治。前數日有一部分同學出過一張壁報，略微談到新月派在書館內的“清書事件”，即是把魯迅譯的《藝術論》、蔣光慈的《最後的微笑》等類的書不下二百餘種完全清出，壁報上把學校譏笑一頓，說他們是一向反對“一黨專製”的，而主張“自由思想”的；現在竟至自己露出狐狸的尾巴來。這事驚動了新月派的小說家沈從文和詩人陳夢家，冒雨來看了之後，不到一個鍾頭，壁報就被撕去，代替的是恫嚇的“訓令”，學校當局調遣一批走狗同學，暗中調查辦報的人，新月派所施行的自由主義德謨克拉西，原來如此！（五·四日）
事情發生在青島，刊出通訊的雜誌是在上海，這中間一定是有人，而且是青島大學的人，將青島大學的訊息傳給上海左翼人士。魯迅獲得消息很可能是看了《社會新聞》（魯迅1932年5月9日的日記中有過寄送《社會新聞》的記錄[⑤]），也可能聽人當麵說過或間接轉述過，這且不論。
魏斌宏在文章中注意到王林寫作的《青島大學的愛國民主鬥爭》（以下簡稱《民主鬥爭》）一文，並大量摘引了文中的材料，其中涉及“清書事件”的引文文字為：“學校當局感到了這種革命空氣的壓力，立刻采取對策。除了在講堂上繼續灌輸資產階級精神毒品外，他們還封閉了圖書館裏馬列主義的英文著作和左翼書刊。圖書閱覽室原有一本左翼刊物《新文藝》，第一期裏有馬雅可夫斯基《談詩》的譯文，支部用它作為培養群眾的教材。忽然有一天不見了，黨支部一位同誌問圖書管理員，回答說是館長梁實秋禁止出借。同時禁止出借的還有魯迅譯的《蘇聯文藝政策》、《藝術論》及英文的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等。學校當局的這種行徑，引起同學們的強烈不滿。”[⑥]
這則材料很重要，首先因為文章的作者王林，當時叫王弢，是當年青島大學外文係的學生，屬於事件的在場者。不過，這篇文章因為引文出處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王林文林》中的第七卷《播種》，文末標明發表於山東《文史資料選輯》1981年第九輯。查一下原始出處可以發現，文章還有另一個作者，而且是署名在前的第一作者，叫李林（也叫李仲翔，也是青島大學當時的學生，1949年後做過曲阜師範學院的副院長）；其次，文章中提及了兩個人，一個是“黨支部一位同誌”，一個是“圖書管理員”。那麽，問題又來了，這兩人是誰？上海左翼人士獲得消息的來源一定跟這兩個人有關，或者說這兩人就是“清書事件”消息散布出去的第一現場人。
其實，關於王林這篇文章，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那就是李林、王弢署名的《青島大學兩年三次罷課鬥爭簡述》（以下簡稱《鬥爭簡述》），載於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的《山東省誌資料》1962年第1期。這個版本與《民主鬥爭》重合率非常高，或者按照發表時間的先後順序來說，簡直就是《民主鬥爭》的底稿。關於這篇文章，王林後來在1968年6月26日《關於張維之的情況》（楊福增、王端陽收藏）的交代材料中寫道：“該文是集合和征求了很多的當事人的回憶和文字檔案材料而整理出來的。今天看來或許感到不上綱，但是上邊所列舉的曆史事實，還是客觀存在。”
在這個版本中，涉及“清書事件”的一段記述是這樣的：“反動學校當局感到了這種革命空氣的壓力，立刻采取對策。首先，除了在課堂上傾銷反動透頂的英美資產階級毒品以外，還用‘焚書坑儒’的辦法，取締圖書館裏極有限的幾本馬列主義的英文著作和中文的左翼文藝書刊。圖書閱覽室裏原有一部左翼刊物‘新文藝’，這一期上有馬雅可夫斯基‘談詩’一文的譯文，支部用它作為培養赤色群眾的武器，忽然有一天不見了，黨團員以為收藏起來了，就問圖書管理員。圖書管理員說是被館長梁實秋檢查出來禁止出借了。她並且指著堆在屋角的其他被禁止借閱的革命書籍叫黨團員看。黨團員看了很氣憤，立刻把這件事寫了個消息寄給上海，‘文藝新聞’曾經登出揭露過。”[⑦]
與這一版本的“清書事件”相類似的描述，還出現在王林1983年（有文章作者說是1982年，查王林日記可知，應為1983年）的《預報了暴風雨的海鷗——記青島“海鷗劇社”》（以下簡稱《海鷗劇社》）一文中，他寫道：“在國民黨統治區，對中共領導的，革命的左翼文化運動，喪心病狂地開展‘文化圍剿’。青島大學當局秉承南京政府的反動意圖，在校內也進行了一係列禁止學生參加愛國活動和學術自由的措施。例如，圖書館把魯迅譯的《蘇俄文藝論戰》和《新文藝》雜誌等書刊，檢查出來堆在圖書館旮旯裏，禁止學生借閱等。”[⑧]
對比這三段關於“清書事件”的敘述文字可以發現，情形雖然大體雷同，但其中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如：《民主鬥爭》中說魯迅譯的《蘇聯文藝政策》《藝術論》及英文的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等都被禁了，《鬥爭簡述》中隻是籠統地說了被禁的書有“極有限的幾本馬列主義的英文著作和中文的左翼文藝書刊”、“革命書籍”，未提魯迅的譯作，而《海鷗劇社》中說禁止借閱的是“魯迅譯的《蘇俄文藝論戰》和《新文藝》雜誌等書刊”；《民主鬥爭》中說的是“黨支部一位同誌”，《鬥爭簡述》說的是“黨團員”，而且還說是黨團員把消息寄給上海的《文藝新聞》，《海鷗劇社》中則未提及在場人的情況；《民主鬥爭》中說的是圖書館員，但沒有其他信息提示，《鬥爭簡述》提示這個圖書管理員是“她”，表明是女性。
因為三篇文章先後寫於“清書事件”之後的大約20年和40年後，當事人很可能存在記憶上的模糊和不足，出現資料上的互補、參差，甚至有些情況話說得多點、清楚點，有些情況話少說點、模糊點，完全情有可原。作為研究者，應該本著互補和加全的原則，才能更有利於探究“清書事件”的來龍去脈。
先來解決圖書管理員的身份問題，因為“她”是第一現場人。這個“她”是誰呢？如果可以查到青島大學1932年上半年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花名冊，或者查找相關的工作人員的回憶錄，問題就輕而易舉地解決了，但是青島大學目前尚未發現存有這個名單，有關的回憶文章同樣未見到，所以簡單的問題依然是複雜難辦的。好在有這三篇文章，其中的一些信息雖然隱晦，但如果相應的材料能夠跟上，同樣可以破解其中的一些謎底。
作家王林先生去世後，他的女婿楊福增先生在整理遺物時發現1962年第1期的《山東省誌資料》，上麵留有王林的眉批。筆者2016年第一次到楊福增先生家拜訪時，看到了這個刊物，在敘述“清書事件”的頁麵上有幾個豎排的文字，最上麵是一個帶雙引號的“她”字，下麵有幾個字被濃濃的墨水塗抹蓋住了，無法辨認。2017年筆者再次去楊先生家拜訪，又一次看到這本刊物，又仔細辨認半天，但仍無法辨別出那幾個字。直到寫作本文的12月8日，筆者忽發奇想，打電話給楊先生，讓他借著窗外的亮光從反麵看一下，結果他高興地告訴筆者，那上麵的字有兩個看清了，是“江青”，另外兩個字雖然看得不是太清，但能辨認出來是“同誌”二字。
如果對照一下江青的履曆，這一結果應該比較清晰了。即1931年夏天，17歲的江青，當時叫李雲鶴，到青島大學後，趙太侔出麵找時任青島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好朋友梁實秋，為李雲鶴謀到管理員的工作，晚上看管閱覽室，每天上午可以到中文係去旁聽一些課程，每月還有30元的薪水，算是半工半讀。也就是說，作為當年口頭向學生傳達圖書館館長梁實秋“清書”訓令的，就是江青。
女圖書管理員的身份和名字確認了，那麽現場的那個對話者是誰呢？除了王林在自己私藏的刊物上寫的眉批這一證據外，還可以考察一下文章中提到的當年青島大學學生的“黨支部一位同誌”、“黨團員”等訊息。解決這個問題，楊福增先生珍藏的40萬字左右的“王林交代”材料同樣可以給出一些答案。比如1969年7月7日的《王林小傳》中，他寫道：“一九三0年八月初，自由脫團到山東青島大學上學。一九三0年十二月間，在青大恢複共青團團籍，一九三一年春夏，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擔任青大黨支部書記。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間，因組織本校罷課鬥爭，被開除和抓捕（未抓住），未帶黨的組織關係逃亡上海。”在1967年10月12日《黃敬跟我的關係》的交代材料中，王林寫道：“我從一九三一年春由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轉為黨員後，長期光杆一人，因而做任何革命秘密活動，都拉著黃敬幹。黃也沒有推拒過。因而在每次跟上級黨委（市委書記李春亭）接頭時，也匯報了黃的情況。後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春亭叫我給黃敬看黨內文件，在校內的一切活動也都和他研究。到一九三二年春，李叫我正式向黃敬宣布他成為正式共產黨員，我仍和李接頭。”黃敬本名叫俞啟威，在青島大學注冊時用的也是俞啟威的名字。在1969年2月5日《關於張維之的情況》的交代材料中，王林寫道：“喬誌恂、李林在青大時是中共黨員。徐棟在青大時不是中共黨員。”“張維之在青大是中共青大支部領導的外圍組織‘海鷗劇社’的積極分子，赤色群眾，而不是黨、團員。”
對這一係列信息的簡單總結就是：在1931年春夏後，青島大學開始建立黨支部，書記是王林，而且是唯一的黨員。1932年春，黨支部成員中增加了黃敬，再後才是喬誌恂（也叫喬銘九）、李林，時間應為1932年春之後，具體時間尚難考證。如果王林的交代材料中不存在遺漏的情況（應該不會）下，可以得出結論，王林、黃敬、喬誌恂、李林等四人就是《民主鬥爭》、《鬥爭簡述》兩文中所說的“黨支部一位同誌”、“黨團員”的所指。
那麽，青島大學的這四位黨、團員中，到底誰是現場對話者，又是誰以通訊的方式告知《文藝新聞》青島大學發生“清書事件”的呢？
王林在1969年3月31日的交代《關於我一九三0年，在北平參加共青團、被捕和自由脫黨的情況》中提及，自己1930年上半年曾給上海左翼刊物《拓荒者》投過稿，但被退了稿。王林的各種交代材料顯示，王林這之後未與上海左翼有過任何聯係。1930年7月，王林考入青島大學，直到1930年冬天與黃敬同住一個宿舍，這期間也未與上海左翼有過聯係。喬誌恂和李林是1931年9月考入青島大學的，在這之前應該不會跟上海左翼人士有聯係，之後到1932年5月4日前，他們作為大一新生，尚未有文學作品發表，應該也不會與上海左翼文化界取得聯係。
那麽，就剩下另一位黨員黃敬了。各種資料都顯示，黃敬曾於1930年在上海參加左聯文藝團體南國社，早就與田漢熟悉。王林在《海鷗劇社》的文中寫道：“黃敬來青島前，在上海上中學時，曾經參加過‘劇聯’直接領導的‘南國劇社’（社長田漢）。他給‘南國劇社’的田洪（田漢之弟）寫信，與‘劇聯’領導成員之一的趙銘彝取得組織聯係，秘密成立‘劇聯青島小組’，約在一九三二年四月，成立了‘海鷗劇社’。以前曾在濟南實驗劇院上過學的青大圖書館職員李雲鶴，和青大體育幹事王東生也相繼被吸收入劇社。”[⑨]《左翼“劇聯”大事記》中記載：1932年4月，“王林、黃敬（俞啟威）、崔嵬（崔景文）、李雲鶴、王東升、張福華等在青島組成了‘海鷗劇社’。由於黃敬在上海參加過南國社，與田漢、洪深、田洪相熟，所以由黃敬來上海與左翼戲劇家聯盟取得聯係，建立了青島‘劇聯’小組，王林任組長”。[⑩]因為黃敬的關係，包括王林、海鷗劇社才與上海左翼人士及《文藝新聞》建立了聯係，這才會有1932年5月23人的《“自由思想”如此這般！》，之後是1932年6月13日，由王林執筆（王林的手稿日記證實）的“青大通訊”：《預報了暴風雨的海鷗》，登載在《文藝新聞》第五十九期上。
與這一結果相輔助的材料是，黃敬的姐姐俞珊，這時也是青島大學的圖書管理員，與李雲鶴是同事關係，而李雲鶴同時又是海鷗劇社的成員，自然與黃敬關係熟稔，所以“清書”現場的對話者很可能就是黃敬，也就是那個“黨團員”、“黨支部的一位同誌”。當然，王林作為海鷗劇社的組長（實際就是社長），又是黃敬的入黨介紹人、同一個寢室的密友，與李雲鶴關係也相當密切，所以“清書”現場的對話者也有可能是王林。不過，從王林、李林的回憶文章的敘述口吻和表達方式上看，不像是他倆，因為如果是李雲鶴現場對王林說了梁實秋“清書”，王林完全可以在回憶文章中說出是自己將“清書”信息寫給上海的《文藝新聞》。這樣說的一個最有力的理由是，在1949年後痛批新月派和梁實秋這一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王林以此表功，更能證明自己始終革命，始終與“反動作家”作鬥爭，這一點翻看他的300多萬字的日記和40萬字左右的“交代材料”可以直接做出這種判斷。
那麽王林、李林為何在回憶文章中，不直接點出那個“黨團員”、“黨支部的一位同誌”就是黃敬呢？甚至王林還在自己收藏的刊物上先是寫下“江青同誌”四個字後來又用濃濃的墨水塗抹蓋住呢？這中間的學問應該不難解釋，那就是已經與黃敬同居的李雲鶴在黃敬1933年被捕入獄後，為防止受牽連，在餘珊的介紹下隨史東山到了上海，開始以藍蘋的藝名闖蕩上海灘影視界。之後藍蘋與黃敬分手，嫁給唐納，再後到了延安，改名為江青，有了新的偉大的夫君，隨著1949年的到來，一躍成為新政府的第一夫人，此時再說起1930年代的陳年舊事，無論如何都是不妥當的。王林和李林自然都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所以在回憶青島大學罷課、“清書事件”的文章中既不好點出黃敬的名字，也不好指明圖書管理員就是江青，隻能用模糊的圖書管理員、“黨團員”、“黨支部的一位同誌”來暗示和指代江青和黃敬了。
“清書事件”的基本事實和現場人應該說比較清晰了，簡單總結和概括就是，圖書館長梁實秋下達過“清書”的命令，圖書館管理員李雲鶴等工作人員將一些書下架堆積在角落，黃敬寫了“清書”的通訊發給上海的左翼刊物《文藝新聞》，並將信息告知了王林、李林等人。魯迅或者看到刊物，或者聽別人說起自己的書被清除了，然後在兩篇文章中聲討和諷刺了梁實秋。梁實秋後來撰文辯解了自己當時清除的是黃色書刊，並不包括魯迅的書。王林和李林在1960、80年代接連寫文章說，梁實秋清除了包括魯迅著作在內的很多左翼書刊，使得“清書事件”繼續發酵，並進一步將梁實秋推向審判台。
在這些基本事實之外，還有更為重要和關鍵的事實尚不能得出結論，例如梁實秋是否下架了魯迅及其他左翼方麵的書刊。關於這一問題，盡管可能已經無法拿出更新的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資料，但也還有更進一步的解讀空間，或者可以做這樣的思考：如果梁實秋確實下架了魯迅及其他左翼方麵的書刊，那麽梁實秋就是個心胸狹隘的小人，他的舉措就是此前因為跟魯迅發生各種思想爭論的公報私仇，是違背新月派信奉的自由主義的打臉行為，也是專製獨裁政治扼殺言論思想自由在文學和思想領域的再一次顯現，後世的學人如何批判都不為過；如果梁實秋沒有下架魯迅及其他左翼方麵的書刊，那麽就是黃敬蓄意陷梁實秋於不義中，並進而欺騙和激怒魯迅來實現左翼人士對包括梁實秋在內的自由派文人的打擊，而魯迅不幸就這麽輕而易舉地上當了。事實到底如何，期待學術界更多學人找到第一手資料來破解這個假設和疑問。
往期文章：
[①]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5頁。
[②]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73頁。
[③]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50頁；《魯迅大詞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1020頁。
[④] 《梁實秋文集》第1卷，鷺江出版社2002年，第614-615頁。
[⑤] 《魯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9、312頁。
[⑥] 《文史資料選輯》（山東），1981年第九輯。
[⑦] 李林、王弢：《青島大學兩年三次罷課鬥爭簡述》，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山東省誌資料》，1962年第1期。
[⑧] 《王林文集》（散文集•播種卷），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75頁。
[⑨] 《王林文集》（散文集•播種卷），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75頁。
[⑩] 文化部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委員會編：《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史料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第48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