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麽排名第一

給作家排座次，其實是個很無聊的事，因為文學這東西，首先不能強求審美標準和尺度統一，其次也不是靠投票、靠領導就可以決定。說到底，在基本審美能力具備的情況下，文學作為一種被欣賞的對象，完全可以由個人的好惡決定。或者說，哪怕是再有名的評論家所認為最好的作家作品，隻要是讀者不喜歡，完全可以扔一邊。強迫人喜歡，強迫人隻讀一種他們欽定的作品，是一種惡劣的霸道的病態強迫症，這話在何時何地都可以這樣說，尤其是在某些追求思想、審美統一的變態國度。

既然都這樣說了，那為什麽還爛俗地讓魯迅排名第一呢？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一種解說手段，不必較真，目的無非就是要強調一個所謂作家何以能優秀一些。

一個作家不讀書，肯定是不行的。一個優秀的作家，也一定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或者可以這樣說，衡量一個作家的優劣，看看他家書架上的書（數量與質量），大概就能得出結論。這話肯定不周全，也談不上科學嚴謹，意思就是尋找一個基本參照係，但不去論證這個參照係具體有多少含金量。

那麽，魯迅有多少藏書呢？資料顯示，魯迅的藏書被完整保存下來的有14000多冊，其中涉及文學、金石學、考古學、科學史、文字學、哲學、美學、民俗學、心理學、曆史學。除中文外，藏書中還有日文164種，德文和英文151種，俄文86種。

就從這一點來說，當下中國大陸的作家，應該沒幾人能夠與魯迅媲美。這也就是所謂當代文學中的那些經典之作，讀起來遠遠沒有魯迅的著作更有味道、更有深度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魯迅的藏書之豐富，可以看出他之於傳統文化的深厚功底。

例如他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和用古奧的文言翻譯的《域外小說集》，那裏麵的古文學術含量，連蔡元培、郭沫若、胡適、鄭振鐸、徐梵澄等都讚歎不已。蔡元培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魯迅翻譯的《或外小說集》“隻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魯迅“那時候對於小學的熱心了”。蔡元培還說過這樣的話：“他的文字，是不能多一個字少一個字的。”鄭振鐸也講過，他收到魯迅寄贈的半部明代版本的《西湖二集》，“為之狂喜”不已。因為他知道這個版本非常珍貴，極難見到。徐梵澄說，魯迅的文章“讀之從來不會使人生厭。——這淵源，說者多以為出自唐、宋八大家和桐城等派，因為先生是深於古文的。這，很有可能。但更可能的，仍是出自治古學或漢學的傳統。治古學，如編目錄、作校勘、加案語、為注解等，皆須簡單明白，有其體例之範限，用不著多言。此在用文言與白話皆同，文章技巧，已操持到異常熟練了，有感觸便如彈丸脫手，下筆即成。即可謂此體出於治學”。

單說文學創作。比如，魯迅的《呐喊》小說集中多篇關於鄉村人物的形態，其手法就取自古小說和雜記；《故事新編》中，就有明顯的六朝的味道；眾多反傳統的雜文，無論思想立意還是表達方式，都深受阮籍、嵇康的影響。這是學者們公認的。

具體到文本上，《狂人日記》中所寫的“李時珍做的‘本草什麽’上，明明寫著人肉可以煎吃”，就確有出處。查《本草綱目》可知，那裏麵曾提到唐代陳藏器的《本草拾遺》中以人肉醫治癆病的記載。至於“人部”中記載的除人肉外，人膽、胎衣、人尿、人糞、耳屎和女人的經血，皆可入藥治病呢！同時，魯迅在《病後雜談》中提到張獻忠在四川瘋狂殺人，並交代這些史料取自《蜀碧》，而且他那時就注意到遊民對社會的破壞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在《阿Q正傳》和多篇雜文中對庸眾給予批判。現在已經有學者考證，魯迅《小雜感》中的句子：“革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與《淮南鴻烈集解》中的句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極其神似。

對於一個現代中國作家來說，如果沒有傳統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難立得住腳，而於世界讀者來說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樣難於被接受。但是，單單具有本國的傳統文化，而沒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懷，那結果也不過是孤芳自賞，自以為美。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建言說：“我們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國，而不能以中國眼光看世界。”說的也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常識。

閱讀魯迅的作品可知，他真的可以算是現代中國作家中，最充分世界化的代表。

學者孫鬱統計，魯迅一生翻譯了15個國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翻閱李新宇教授和周海嬰主編的33卷《魯迅大全集》，可以發現，魯迅翻譯的文字遠遠超過他創作的文字。孫鬱教授說魯迅首先是一個翻譯家，其次才是一個作家的評判，不無道理。還不僅如此，魯迅在各種場合和著作中提及的俄國作家和美術家近百名、德國作家和藝術家30多名，日本作家20多名，英國和法國作家18名，此外還有其他歐美、亞洲國家若幹名。可見，他對外國文學了解的程度非常之廣。

魯迅正是因為大量涉獵和翻譯外國作品，所以才不斷更新知識，開拓視野，最終不但學會了反思中國的文化傳統，還確立了別人難以企及的世界眼光和普世情懷。

例如他在翻譯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話劇《一個青年的夢》時曾感歎：“中國人自己誠然不善於戰爭，卻並沒有詛咒戰爭；自己誠然不願出戰，卻並未同情於不願出戰的他人；雖然想到自己，卻並沒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現在論及日本並吞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這一類話，隻要聽這口氣，也足夠教人害怕了。”“我對於‘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不是國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從民眾覺醒不可’這意思，極以為然，而且也相信將來總要做到。”

魯迅能夠站在人類文明的立場和角度，換位思考，尊重他國和他人，不以單一的大中華文明中心看待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並秉持康德所說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讓人由衷地敬佩。環顧當下中國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學教授，有幾個能理解、趕超魯迅呢？

不妨來看魯迅在創作中是如何受外國作家、作品影響。北京魯迅博物館原館長孫鬱教授在大量閱讀魯迅藏書的基礎上曾總結說：《小約翰》直接催生了《朝花夕拾》；《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向有果戈裏、安德萊夫、迦爾遜的影子；《女吊》在表現的韻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亞茲萊、珂勒惠支和麥綏萊勒等人的痕跡；《野草》中的“大歡喜”、“醉心的大樂”、“劍樹”等語句以及空無、死滅、地獄等意象都與梵語和佛經有關。孫鬱教授還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國文學滋養後說：“讀解魯迅這篇文章，能夠感受到他的知識結構的多維性構造。如果僅僅從傳統文章學的角度看其脈絡，是不得其解的。”

不錯，魯迅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國文學元素，無論思想還是藝術表現方式，都如此，但魯迅在這其中的取法與運用，不是那種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寫、簡單的模仿，而是內秀其中，點到為止，具有相關知識修養的人，每每看到，就會有似曾相識之感，然後會心一笑，所謂文學的審美愉悅也就在這瞬間實現了。同是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劉思源先生說：“魯迅的偉大在於有暗功夫”，實在是精妙的評價。

更具體的文本分析，在這裏就不一一給大家舉例了。接下來，再從文學表達形式上來說明魯迅的魔高一丈。

先以《狂人日記》為例吧。如果認真讀過小說，一定會注意到小說正文之前的那一小段文言文。從藝術特點或敘事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小段文字看似多餘，實則非常重要，因為結合它再來看小說，就可以知道，作者魯迅、小說敘事者“我”以及狂人這個主人公三者之間內在的矛盾衝突關係，也即魯迅認為生病時的狂人沒有病，而敘事者“我”卻認為狂人那時病的不輕；魯迅對狂人“病愈”後去某地做候補官員是持批判態度的，而敘事者“我”則認為狂人真的病愈了。就這一手法的運用，至少在此前的中國文學中，是極難見到的，在此後的文學中，也很少有作家超越並再度創新的。很多人在閱讀小說時忽略了這段文言文，那當然也就體會不到《狂人日記》寫作手法的高明了。

正因為魯迅敘事手法巧妙、高明，導致他的很多小說，都被誤讀。例如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孔乙己》就最具有代表性。

《孔乙己》被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魯迅寫作中故意設置的敘述圈套所導致。因為，單從小說的名字上，就會給人感覺，小說的主人公是孔乙己。再看小說，寫孔乙己的篇幅又占去大半。如果順著這一思路，自然就會跑到教科書中的什麽“封建社會”等連概念本身都不成立的老路上去了。

那麽魯迅在《孔乙己》中著力要寫什麽呢？如果直接說是寫“小夥計”，一般人肯定會疑惑。是的，《孔乙己》寫的就是“小夥計”。他在20多年後，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候那段不受待見、百無聊賴的打工生活，而孔乙己不過是“小夥計”回憶中的一個佐料，一個讓他在無聊的打工中還能有點歡樂的插曲。魯迅在這裏，稍微玩了一個敘事花樣，就騙了那麽多人，實在是有些令人遺憾。

魯迅這麽高超的敘事手腕，單靠傳統中國文學能行嗎？不放眼世界文學，吸收各民族、地區的優秀文明能行嗎？

忽然想起，1925年魯迅製造的“青年必讀書”事件，幾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撰寫文章批評魯迅讀不懂中國古書；1990年代所謂國學大興之時，一幫勇氣可嘉的青年作家、學者，說要搬開魯迅這塊老石頭。可謂無知無畏！借用阿Q的一句話說就是：你也配？！

又想起，當年很多左翼人士稱讚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仿佛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但是，高爾基在俄蘇文學中能占到什麽位置，今天已經不用多說。所以，說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實在不是什麽高尚的榮譽反而是一種莫大的諷刺。真不知道那些魯迅研究專家們，為何到現在還津津樂道地說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

魯迅的事例告訴我們：一個優秀的人，要多讀書，讀各種書，然後雜取百家，融會貫通，方能達到至高的境界。最後補充一句，魯迅成就了白話文學開山之人與文學成就最高之人於一體的神話。這對中國文學來說是幸運的，因為我們收獲了魯迅，但也是不幸的，因為魯迅之後，沒有幾個人能超越這個高峰。當然，這並不是說魯迅真的高不可攀，比如在信仰層麵的缺席與認知盲點，是顯而易見的，因而難以抵達靈魂及其救贖，隻是其他中文作家相比他更矮而已。

這樣的結論，其實隻是這篇文章的開始，因為如果不去追問為什麽？這個民族還逃不出三千年曆史循環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