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客觀地說，無論是作為作家、戲劇家、畫家，還是社會活動家，文化名人趙清閣，都不算是一個熱點人物，因此常常被人們忽視也在常理之中。不過，她與老舍的一段未了情間或會被提及，也曾在一定範圍內熱鬧過一陣，雖然這其中還得排除道德家們的八卦獵奇和偷窺心理在作怪。其實，認真審視趙清閣，倒是一些嚴肅問題至今未被提上議事日程。例如，關於她的政治身份的問題，就鮮有人觸及。
談及趙清閣的政治身份問題，不能不先說她與老舍的關係。
通常的曆史敘事是，1937年濟南瀕臨戰事後，老舍借機逃家到了武漢後，趙清閣在那裏與其相識，並在文協一起合作，撰寫文章，確立友情。之後兩人相知，互有好感，匯合重慶後，公開相戀、共居一處。這一過程，作家林斤瀾是這樣描述的：“1938年在武漢，要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老舍當年是中間派，國共都能接受，所以他當了常務理事，兼總務組組長，也就是協會的總負責。周恩來便想法讓24歲的女作家趙清閣做了老舍的秘書……到了重慶。他們一段時間是同居關係。……梁實秋、鄭君裏是知道的。”詩人牛漢在2009年1月15日《文學報》上撰文說：趙清閣在重慶時期和老舍在北碚期間，二人均是公開同居，一起從事創作，共同署名。
對於林斤瀾和牛漢兩人所言的趙清閣與老舍“同居”一事，作為趙清閣的好友洪深的女兒洪鈐在《梧桐細雨清風去——懷念女作家趙清閣》一文反對說：“研究者願意的話，應該是可以從趙清閣阿姨那段時間的生活情況——她住在什麽地方，是和別人合租住，還是自己單獨租住，什麽時間是合租住，什麽時間是單獨租住，她居住處有哪些作家鄰居或朋友，那段時間有哪些朋友到過她的住處，他們交往情況是怎樣的，……，——得到接近真相的結果。如果搞清楚了這些問題，一些事情便容易清楚。”趙清閣的近親兼好友韓秀，後來也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嚴厲斥責了這種“同居流言”。
趙清閣與老舍同居與否，親人和朋友因為名譽問題可以盡力維護、澄清事實，畢竟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道德家們的吐沫可以殺死人。作為後來的研究者，無法也不必去斷定雙方的是非，因為問題的核心在於，趙清閣和老舍是否戀愛過？（戀愛是公認的事實，這裏不再舉證。）如果承認趙清閣和老舍確實發生過一段戀情，至於是否同居過，是否有過肉體關係，其實沒那麽重要，也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是，趙清閣願意與有婦之夫的老舍保持一段愛戀關係，是出自真情，還是如林斤瀾所說的那樣，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務？
如何來解答這個問題？在檔案不能充分解密和當事人守口如瓶的情況下，怕是難以得出確切結論。不過，這並不妨礙學者對此進行一些學理性的推斷。
首先來看老舍回國一事。
麵對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以往的曆史敘事中，很多學者、文學史家和傳記作家們，多將滯留美國的老舍說成憂心國事，恨不得馬上回到祖國的懷抱，熱切期盼延安軍隊的勝利消息。戲劇家曹禺還不無誇大地說，老舍收到自己的邀請信後迅速整裝返回祖國。直到2009年，學者解誌熙仍撰文《“風雨八年晦，貞邪一念明”――老舍抗戰及40年代佚文校讀劄記》認為：“老舍自己後來在政治上由無黨無派到逐漸傾向延安、直至聽到新中國的消息毅然回國”，“滿懷熱情地參與了一個百廢待興的新國家的建設”。
可是，事實並非如人們想像和期待的那樣，因為，麵對1949年鼎革的事實，老舍一開始並未熱切想回國，即便是在第一屆文代會前後收到郭沫若、周揚、茅盾等三十餘人聯名邀請信後，老舍仍然不為所動，甚至在收到周恩來親筆寫給司徒惠敏的信後，已獲得政治擔保的老舍還是猶猶豫豫，拿不定主意。
老舍不願回國，除了對新政權不信任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想與情人趙清閣再續前緣。為此，1949年前後，老舍曾多次寫信給朋友趙家壁探討接趙清閣赴美或“私奔”南洋的事，也曾直接給趙清閣寫信說：“我在馬尼拉買好房子，為了重逢，我們到那定居吧。”
遺憾的是老舍未能如願，趙清閣不但拒絕與他再續前緣，而且受陽瀚生轉達周恩來的盛情寫信要老舍回國，並最終促成老舍做出回國的決定。當然，就是決定回國，老舍也沒有表現出強烈、急迫的回國願望。據在美親自陪同老舍的《中國雜誌》編輯喬誌高1977年撰文講，在返國前逗留舊金山期間，也就是1949年10月裏，老舍常常表現得“悶悶不樂，不聲不響”，“心緒不寧，內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
老舍如此不情願回國，作為情人的趙清閣，為何還一定要勸老舍回國？正如陳思和教授給傅光明《書信世界裏的趙清閣與老舍》所作的“序”中提出的疑問：老舍主動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為什麽趙清閣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國呢”？韓秀在給傅光明的通信中也說道：“我早就知道，清閣姨是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陸的，否則，就她與林語堂等人的友誼，就她與國民政府的良好關係，她沒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不錯，趙清閣完全可以走，不管是追隨國民政府去台灣，還是與老舍相聚於馬尼拉、新加坡，她絕對有選擇的空間和自由，但是她沒有選擇離開，而且還力邀不願歸國的老舍回來參與新政權的建設。這是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要解答這個問題，就需要考證一下趙清閣的身份了。
首先，回顧趙清閣的成長經曆可知，早在1930年代上海美專半工半讀期間，她就深受洪深、田漢等左翼戲劇家影響，還曾因共產黨嫌疑人身份的問題有過在河南開封被捕入獄半年的經曆。在武漢和重慶期間，她與陽翰笙、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人士過從甚密，尤其是與曾被老舍譽為“文藝界的周總理”的統戰領導陽翰笙曾密切合作過。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也就很好理解趙清閣在重慶時期同時與國民政府文化界、政界要人何以過從甚密，也就可以理解她一邊與老舍保持著戀愛關係，一邊又如傳聞所說的那樣近似瘋狂地給國民黨要人陳立夫寫了大量求愛信了（有人曾親眼看過這些情書）。這種行徑，完全有悖於一個常人的基本常情。
其次，要考察趙清閣與周恩來非同一般的關係。
趙清閣本人後來在《暖風篇》《如沐春風》文章，以及張彥林在《錦心秀女 趙清閣》、張昌華在《趙清閣流芳》中，都談到1949年後她與周恩來的密切交往。這其中有幾件特別重要的事例值得說，比如1957年4月末，周恩來在上海舉行的一次電影工作者座談會上忽然向組織者發問：“趙清閣怎麽沒有來？”主事者忙解釋：“今天是星期日來不及通知。”當時，趙清閣不過是上影廠的一個普通編劇，一個大國的總理如此惦念，恐怕僅僅從武漢和重慶時建立的所謂工作友誼角度來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周恩來1958年再次蒞臨上海召開文藝界座談會，一見到趙清閣就熱情握手問：“近來身體好嗎？”趙清閣答：“還是不好。”周恩來關切地叮囑：“要多多注意健康，努力創作，有什麽問題，寫信給我。”不僅如此，1979年鄧穎超曾盛情邀約赴京參會的趙清閣到住所長談，還告訴她周恩來在病中非常掛念著她。“文革”後，鄧穎超親自指示上海市委關心三位老人：賀子珍、沈粹縝和趙清閣。前兩位享受特殊待遇很好理解，一位是領袖的前妻，一位是鄒韜奮的夫人，而本已退休又於無產階級革命沒有什麽明顯功績的趙清閣，何以享受政府的特權照顧呢？而且，趙清閣晚年生日時常收到鄧穎超贈送的花籃。1989年趙清閣癌症手術後，鄧穎超寄去錄音帶慰問說：“你手術經過的每個關鍵我都知道，當時恨不能在手術室外等著你。”所有這一切，都不是一個所謂普通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享有的政治待遇，這其中必有不為人知的緣故。
第三就是趙清閣1984年12月入黨一事。
關於趙清閣加入共產黨，她本人曾對洪鈐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過去（他們）一直不信任我，現在我成了他們中一員，也算是給自己‘正’了名。”這番話中的“一直不信任”、“也”和“正了名”等字句，很值得玩味和揣摩。何謂“信任”，何謂“正名”？作為一個心思和文筆均細膩的女作家，應該不是隨意而說的。
對於趙清閣入黨一事，韓秀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就曾表達過這樣的困惑：趙清閣1949年後遭受了那麽多委屈，怎麽會入黨呢？是的，趙清閣在1949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並未獲得什麽體製內的既得利益，也沒有順風順水過太平日子，甚至在全權主義之下厄運連連，於常情於常理，都解釋不通她何以在“文革”結束不久走出入黨這一步意外之棋。
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呢，即趙清閣1930、1940年代在武漢和重慶時已被發展成秘密黨員或特別黨員，因為這一特殊身份不能公開，所以趙清閣在1949年後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作家誤解為“偏右”。例如，1950年上海市召開第一屆文代會前，文化係統領導還指定要趙清閣作為“白專典型”在“洗澡”大會上公開進行“自我批判”。在被拒絕後，有關領導派了戲劇家熊佛西等人一起去到她家進行說服工作。洪鈐在文章說：兩位受命而來的朋友向趙清閣表示，不完成任務就不離開她家。熊佛西甚至說：“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帳。”趙清閣無奈接受了，第二天，滿腔委屈地上了台，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做著“檢查”——台下聽的不少人，還以為她是因為檢查“深刻”而哭。不僅如此，195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要挾她寫作歌頌三麵紅旗的劇本，不寫就要停工資。“文革”中趙清閣被抄家，她的70多歲的姑姑被紅衛兵吊起來打。
盡管趙清閣在1949年後不得不委屈地生活三十多年，屢遭劫難，甚至苦悶到酗酒的程度，但是矢誌不渝的她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後，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光明正大地正式加入黨內，所謂“正名”是也。不如此，除了不好解釋趙清閣此前的一係列行為外，也不好解釋鄧穎超在1985年7月26日寫給已入黨趙清閣的信中何以說：“我應該用一個老共產黨的喜悅、快慰的心情歡迎你一個久經考驗的女作家成為我們黨的隊伍中的一員。”一句“久經考驗”，其中蘊藏了多少過往故事，怕是隻有當事人知道了。
其實，關於特別黨員、秘密黨員的事例在那個革命年代的案例很多，如邵飄萍、楊度、郭沫若、張學良、郭汝瑰、冀朝鼎、熊向暉、韓練成、高清、趙英、閻寶航、胡愈之、關露、陳鏈、英若誠、唐納等，都是後來隨著檔案、材料和當事人披露，其政治身份才廣為社會所知，並引起轟動。盡管現有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趙清閣也有類似經曆，但是這樣的推測也並非毫無道理可言，畢竟在革命戰爭時期，僅周恩來就曾憑借個人魅力發展了很多秘密黨員、特別黨員，而這些名單因為一些原因未能公開，所以迄今還是一個個待解的謎團。
如是，也就可以解釋，何以趙清閣1949年後不但自己不走，還力邀老舍回國，並且心甘情願地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頌歌一族，哪怕不時地遭受黨內不明真相的同誌們所施予的訓誡和折磨，或者如韓秀所發現和總結的：1949年後趙清閣的“歌功頌德不完全是出於不得已”；如是，也就可以理解，趙清閣初始與老舍戀愛，後又寫情書追求陳立夫，不完全是發乎情，而是統戰和打入敵人內部的工作需要，盡管這期間不排除她與老舍都動了真情，並幾乎結下秦晉之好。
如果上述推斷能夠成立，就可以這樣解讀：趙清閣無論1949年前為無產階級革命奉獻青春，還是1949年後以黨外人士的公開身份默默為新政權奉獻熱血，都是在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的主導下展開的，她是一位真正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個人幸福——終身未嫁——的殉道者，一個可悲的殉道者。
趙清閣的身份問題如果確認了，圍繞在老舍身上的一係列問題，也就需要重新解讀了。那就是，無論他當年苦戀趙清閣，甚至不惜拋婦別雛，還是他選擇回國和回國後加入頌歌一族，甚至為此背負了京城“四大不要臉”（京城當年私底下的傳說，包括郭沫若、馮友蘭、老舍、臧克家）的罵名，都不過是一廂情願地情迷心竅，他不知道自己是統戰大局中一枚被需要的棋子。倘若這個學術推斷能夠成立，老舍1966年縱身一躍太平湖的悲劇，就更添了一重悲劇的味道。
當然，以上僅是推斷和分析，尚不足以明確趙清閣的政治身份問題，此文意在引起學界同仁的重視，共同推動並解決這一文壇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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