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對於在多倫多上大學的人來說，租房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經曆。尤其是前幾年和第一次租房時，租客要向房東提交背景調查、信用評分、收入證明，或者還需要前房東推薦信、多倫多本地人的擔保以及麵談，才能租下一個房子。這種不愉快的狀況，是多倫多的房東素質整體太差？還是加拿大整個社會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當問及多倫多的房東為什麽要這樣“刁難”租客時，得到的答複是，他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我以兩個朋友親身的經曆為例：
一個朋友說：他的一個Condo兩個月沒租出去了。我說，是不是租金價格高了，或者時間不對？他說不是，已經有過4個offer了，都不敢接。他還跟我說：其中一個offer是一個單身女性，五十多歲，帶著一個單親媽媽和她的孩子，三口人靠拿政府的福利生活。她們很著急要租房子，而且還出示了存款證明，我很同情她們，想跟她們成交，但最終還是拒絕了。
這個案例顯示，租客和房東都有強烈的願望，但是房東寧可虧錢繼續等，也不願意簡單達成交易。
另一個朋友的經曆：幾年前租出去的房子租金太低，以致於租金抵不過貸款，所以他要調整價格，但租戶不同意。於是朋友決定裝修這個房子後賣掉。租客不走，說：現在房租這麽貴，我們沒錢租別的房子，你給我們找個房子吧？最後，這個朋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補償了四個月的房租才達到目的。
這個案例顯示，房東在多倫多很弱勢，江湖上流傳“多倫多是租客的天堂房東的地獄”，雖然有些誇張，但絕非是虛言。
了解了這些，各位也就知道，在多倫多租房那麽麻煩，是因為房東要避免遇上“租霸”，所以門檻高、條件苛刻，結果導致很多人租房特別困難。
人們很自然會想，為什麽會是這樣的局麵呢？政府難道不管一管嗎？
我告訴大家，加拿大政府，無論從聯邦層麵，還是省、市政府層麵都在管，而且管得很認真、全麵、細致，比如2019年7月聯邦出台《國家住房戰略法》，計劃為期10年，投入超過1150億加元，目標包括減少住房困難、建設新增住房、提供租金補貼和改善原住民住房條件，而且確立了“以人權為基礎的方法”——注重非歧視、包容和問責等原則。2024年聯邦又出台《租客權利法案》，要求房東披露房產的租金曆史，使用全國統一的租賃合同格式，同時提供1500萬加元作為法律援助基金，幫租客打官司，旨在保護租客免受不公平的租金上漲、裝修驅逐或是遭遇惡劣房東的侵害。
不僅聯邦，安大略省也在2023、2024年先後出台《幫助購房者、保護租戶法案》（97號法案）、《租房者救濟法》（163號法案）和《2024 年保障人民住房法案》（170號法案）。可能看到聯邦和安省的力度不夠，多倫多市議會2021年投票決定從2022年開始對空置住宅按年度征收1%（2023年以前）、3%（2024年後）的空置稅。2025年多倫多市政府決定，自2025年7月31日起，正式推出全新的租賃裝修許可條例，目標直指困擾租客的各種“不合理”現象。
出台了這麽多法案、政策，多倫多的住房和租房環境改善了嗎？我綜合了各方機構調查、房產經紀和很多租客的觀點總結一句話：隨著這些法案和政策的出台，多倫多的住房和租賃市場，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比以前更壞了。
為什麽政府這麽辛苦地出台法案和政策，一個連一個，而且口號都標榜為租客利益著想，維護社會公正，照顧弱勢群體，結果卻更糟糕了呢？
二
美國前總統裏根有句名言：“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
對於這句話，各位如果在直覺或慣性思維上支持，那表明你們的政治立場可能偏保守、傳統，或者可以劃到小政府主義者序列。
所謂小政府，更學術的稱謂是守夜人國家（night-watchman state），簡單說就是政府權限相對更小，不該管的盡量不管，或該歸地方管的聯邦（或中央）不要插手。基本可以說，20世紀前的歐洲各國、二戰前的美國和加拿大等，總體上屬於資本主義的小政府模式，但歐洲在20世紀初、美國和加拿大在二戰後，發生較大轉變，到今天，小政府模式幾乎已經成為過去時，甚至被描述為有缺陷的、應被取代的政治模式，能夠在公眾視野中被提及的，也就是撒切爾夫人時代的英國、裏根總統時期的美國以及米萊總統製下的阿根廷。至於加拿大保守黨的斯蒂芬·哈珀和目前作為反對黨的博勵治，能否歸入小政府行列，取決於標準可以降到多低。
小政府主義，上升到政治哲學，大體可以被劃歸為古典自由主義，或者保守主義，或保守的自由主義或自由的保守主義。在思想譜係來說，最靠近我們這個時代的是奧地利學派（知名人物有米賽斯、哈耶克、波普爾、熊彼特等）；芝加哥學派（知名人物包括弗裏德曼領銜的1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還有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新古典經濟學派。其他個體代表有諾奇克、托馬斯·索維爾、拉塞爾·柯克、喬治·納什（George H. Nash）、歐文·克裏斯托（Irving Kristol）等。這些派別和個人之間並不完全認同，彼此也有爭論，但共同點大都認同歐洲中世紀以來形成的社會治理模式，都受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約翰·洛克的政府學說和埃德蒙·柏克反激進社會變革的保守學說的影響，並且幾乎一致地反對大政府的過度幹預、計劃經濟、福利政策以及建構理性。
如果各位直覺上或慣性思維上就反對裏根的話，那你們的政治立場可能偏左，或者可以劃到大政府序列。
所謂大政府，簡單說就是政府權限更大，管得相對更多。當下世界的英國、法國、德國、北歐三國、澳大利益、新西蘭、日本、韓國、加拿大以及羅斯福新政和民主黨的美國等。這些國家的內在屬性或意識形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或者相比於19世紀，他們現在可以叫資本主義左翼，或者叫“新自由主義”、“平等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自由社會主義”，其政治哲學和經濟學的思想資源有一個譜係，比如擴張的凱恩斯主義[①]、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和民主社會主義奠基人拉斯基，以及二戰後以費邊戰略撬動了西方社會根基的法蘭克福學派。當然再向前追溯，那就是晚年馬克思、恩格斯和伯恩斯坦主義。
這些人的學說也有差異，但都主張政府擁有更大權力，積極幹預市場，努力提高政府稅收，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區別在於，是在憲政-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加進更多社會主義元素，還是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在政治理念上是平等優先並大於自由，還是無限自由同時還要絕對平等。
還有最大政府模式，就是曆史上的法西斯和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蘇俄社會主義，可以被命名為極權主義。這一模式的思想淵源，是青年卡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斯大林等。
關於小政府和大政府，我們大致可以畫一個平麵光譜，即從光譜最左邊開始，依次是（最）大政府主義的蘇俄社會主義，法西斯和納粹，他們都屬於極權主義，然後是民主社會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繼續向右就應該是芝加哥學派，最遠的是奧地利學派。但要記住，即使最靠右的奧地利學派，也不過是相比“左”來說的，並非是真正的“右”，因為曆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右”的政府，“右”不過是一種被虛構出來的修辭。這一點各位可以閱讀我的文章《話語陷阱中的“左”“右”共識與真相缺席》。
這個光譜的給出，同時意味著不同陣營之間的爭論和批評，比如最左邊的卡爾·馬克思主義一誕生，就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曆時近千年的資本主義，及有產階級被定性為“剝削階級”，而奧地利學派創始人卡爾·門格爾在1871年所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就係統地批判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當法西斯、納粹提出應該以國家幹預代替自由市場時，米賽斯就尖銳地指出這種極左思潮必然導致極權主義；當凱恩斯在二戰前後被歐洲各國政府大肆追捧時，哈耶克就預言政府的幹涉會製造更多問題，甚至滯漲；當羅爾斯的社會正義、分配公正和機會均等成為西方政治主流時，諾奇克就用一整本指出，如果財產獲取、持有都符合正義原則，那麽轉移也應該正義，政府強製收稅、主導分配，本身違反正義原則，也與自由不相容；當“西馬”、“後馬”、“文馬”、生態馬克思主義、後現代們，滲透和占領了美國的大學和主流媒體，蠶食和解構西方傳統和文明時，拉塞爾·柯克、托馬斯·索維爾、克裏斯托弗·魯福等保守主義者們，就大聲疾呼美國正在發生文化大革命。
三
那如何評估大政府和小政府誰更好或更壞呢？尤其是加拿大這類並不位居政治光譜所謂“左右”兩端的“中間派”，或者可能會導致“不左不右”的“最佳調和論”。
接下來我們就回到起初的話題，通過房屋空置稅這個案例和視角來做出一定的回答。
多倫多政府和議會征稅的理由是，為了增加市場的有效供應，抑製高租金和投資炒作，所以要對空置房屋者征收1%和3%的稅，並將這筆錢用於資助多倫多的可負擔住房計劃，包括收購租賃住房、支持非營利住房項目等，以幫助哪些低收入者、新移民或難民。
從收稅的目的和用途看，看上去是好的，但並不正當，也不合法，因為房產持有者購房時已經繳納了省、市雙重的土地轉讓稅，每年也按時繳納物業稅，所以房子的使用權完全屬於房主，或租或賣或空置，隻要不做違法的事情，任何部門和個人都無權幹涉，尤其是事後追加稅收。
至於多倫多住房緊張、租房難或租金高，是政府的責任，不能強行轉嫁到公民頭上，哪怕是打著人道主義或社會正義的旗號，否則就是合法侵犯人權和財產權。包括限定租金的漲幅、房東必須同意續約不能解除租房合同等法令，都是違法行為。
或者更簡單地思考，如果租房市場公平，沒有明顯不利於房主的歪理政策，哪個房主願意空置房子不賺錢還要繳納每年的物業稅呢？
當然還可以繼續思考，多倫多為什麽有這麽多人需要解決住房問題？很簡單，根據加拿大移民局統計，2019年新增約34萬人，2021年新增約40萬人，2024年新增約45萬人。此外還有幾百萬的臨時居民、留學生和非法移民，而所有外來人口的40%多都選擇了多倫多。
這樣短時間內大規模地吸納人口，也就難怪多倫多住房緊張、交通緊張、醫生緊張、學校緊張。就是說，多倫多的住房問題，是政府的政策，新製造出來的問題，他們無力解決，就強行轉嫁給房主，還美其名曰為了關照弱勢群體。言外之意，還將缺房、房租貴、租房難的問題，甩鍋給這些房產持有者，好像他們在道德和公義方麵有缺陷，有產者就是為富不仁，就應該多交稅，而政府也仿佛成為為民撐腰、主持正義的代言人。這個套路，真的是在抄有些國家的作業。
可是，從2022年開始征收了空置稅，2024年還將稅率從1%提高到3%了，多倫多住房、租房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了嗎？
來看一下數據。據市政府估算，多倫多的住房空置率在1.0-1.2%，出租空置率約在2.3-3.7%，一方麵這比例都在理想值範圍內，沒有嚴重擾亂住房市場；另一方麵說明，這有限的房源，於多倫多麵對的天量人口和住房壓力，完全可以說是杯水車薪。
還有，政府為此舉新增加一項稅種，每年額外多收入一億加元。這個錢數看上去不錯。不過，政府為此擴招了25名專職人員和350萬加元的運營預算費。這個投入效果如何呢？2023年一年下來，因為係統問題、溝通問題，累計了超過16.9萬起投訴案件需要處理。這等於說，這個政府部門還需要增加人手和大量預算，否則無法應對這麽繁重的工作量。為此，連一貫正義滿懷、各種捉妖的鄒大市長，也不得不承認空置稅執行中存在係統問題。
2025年11月末，聯邦層麵的空置稅法案被廢止，不知道NDP黨執政的多倫多市會維持多久？看情形，隻要那花枝招展的女市長一直在，就基本沒有什麽可能。
其實不止房子。比如自由黨的加拿大政府大力倡導和鼓勵新能源汽車，一度為購買電動車者一次性補貼5000加元。這個補貼應該嗎？錢從哪裏出？補貼電車是公平貿易嗎？
一係列的問題，政府都無法正麵回應，唯一讓他們地氣十足的理由，就是節能減排是世界性的正能量，因為據說人類的工業活動，包括汽車尾氣排放，讓地球升溫，冰川開始融化，可愛的企鵝和北極熊將失去家園。在這一大而美的口號下，自由黨的加拿大政府先是補貼電動車，之後宣布將對售賣燃油車的車行每車直接加價2萬加元，到2035年將實現加拿大全麵電車化、禁止燃油車。這種大政府的行為，已經是公然合法侵害公民權了。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會說，雖然公民權被侵害，但畢竟是為了環保大業啊，這事關整個人類，加拿大人做出一些犧牲也值得。這理由看上去很崇高，因此也更容易吸引年輕人，可是：電動車真比燃油車更環保嗎？電池壽命到了時，處理起來不汙染環境嗎？還有，排氣量更大的大卡車，是不是也要改成電動車，那需要建多少安培的充電樁才可以避免排長隊？所有這些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連鎖問題，自由黨的執政者以及環保主義者們能回答嗎？
當然，如果我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地球的溫度，是恒溫不變的，還是會有周期性變化？一萬多年前氣溫升高的間冰期和氣溫驟降的新仙女木事件，跟那時人的行為有什麽關係？再比如撒哈拉沙漠的形成[②]，與那時的人類活動有什麽關係？全世界人都相信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2006年製作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中說的：氣候變暖，會讓乞力馬紮羅山上的雪十年後會化光、南極冰川融化導致全球海平麵升高近6米，一億人無家可歸。結果如何呢？這類環保問題，就是欺騙全世界的一個赤裸裸的偽命題。那些大政府主義的政客，還有瑞典那個女孩一樣的神經病，在一本正經地扯淡，很多人竟然信以為真。
四
常識性的問題，按說並不難分辨，解決起來也容易，比如不能以超越城市承受能力的速度移民和批準無限量的臨時居民進入加拿大。可是加拿大聯邦，並不想解決源頭問題，原因是他們大量引進移民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加拿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勞動力短缺，當然是個問題，作為政府也必須要解決，否則社會無法正常運轉。可是為什麽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呢？這是一種什麽類型的問題？或者說是人類的老問題還是絕對新的問題？
根據加拿大官方統計， 2021年職位空缺為200萬個，當年失業率為7.4%；2023年的數據分別為230萬個，當年失業率為5.9%。從宏觀數據來看，空缺職位與失業人口之比，並不是特別嚴重。但具體到微觀職位上，比如醫生、專業護理人員、卡車司機、建築工人等技能型崗位，都不是隨便一個人能夠頂替的。可見，加拿大勞動力短缺的確是個問題。
造成這個問題原因，據說也就找到了，比如加拿大統計局在2000年時有個報告說，隨著嬰兒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逐漸進入退休高峰，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勞動力市場會麵臨結構性壓力。於是哈珀總理時代（2006-2015年），平均每年引進移民26萬人；特魯多政府時代，平均每年新增40萬人。這個數據，除了數量上的絕對超越外，背後更有可解讀的空間，比如哈珀時代年平均遞增率是1%，也就是從2006年的25萬人，到2015年的27萬人，屬於良性增長態勢；而特魯多時代每年平均遞增率約為13.5%，也就是從2016年的27萬人增長到2024年的約49萬人。
問題還不止這個，最致命的是臨時居民（包括可統計的學簽、工簽、旅遊簽和難民）在哈珀時代從年均62萬左右，而且每年增幅在±5%間，而特魯多在2022-2023年一下子躥升到160萬，其中2019-2022年間，工作許可增幅約137%，臨時外國勞工增幅約88%。臨時居民中的留學生，從2017年的49萬多，增長到2023年的100萬，而哈珀時代的2015年是35萬。其中印度來的留學生2019年時22萬人，2023年28萬人（約占國際學生總數的27%，2022年時約占45%），而哈珀執政時的2015年是4.8萬人（約占國際學生總數的14%）。
在這些可統計的數據外，還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持旅遊簽滯留者，以及平均每年接收的約10萬難民。
所以放眼望去，這幾年多倫多到處人滿為患，各種膚色、操持著各種非英語的語言、每天上演著各國文化習俗，加拿大原本的信用製度、公共空間，完全被置換。可是，醫生和護理人員不足、卡車司機和建築工人依然短缺，而公務人員增加了更多，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被大量印度人低薪占領，原加拿大人的失業率更高了。
那麽，加拿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真是嬰兒潮集體退休造成的嗎？
數據顯示，加拿大女人的總和生育率，在嬰兒潮時期的1946年約為3.4，1959年約為3.9人，1965年約為2.9人，並不比二戰前的1941年的2.83和1942年的2.96的數值高多少，同比美國當時的數據：2.9、3.7、2.9，也看不出有明顯的變化，所以所謂的嬰兒潮，不能說不是個問題，但顯然是被誇大而因此背了黑鍋。
那真正的問題是什麽？另一個數據顯示，1970-2024年間加拿大總和生育率從2.1開始下降，到2020年後變成1.41-1.26。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基本指標是，一個常態的健康社會，女人的總和生育率需要維持在2.1的水平，低於這個數值，人口更替就進入負麵狀態，社會問題就會顯現出來。也就是說，自1970年以來，加拿大就麵臨人口增長和更替不足的狀態，近些年出現勞動力短缺，隻是結果的驗證而已。說白了，即便沒有嬰兒潮的普遍退休，加拿大的勞動力也必然會出現問題。社會學之父孔德說：人口即命運。加拿大人口出了問題，那命運肯定也會出問題。
可是，為什麽加拿大的女人生育率這麽低？而且跟美國、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幾乎同步調呢？而且，政府引進移民不是要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嗎？可結果卻是原來的加拿大人更多在失業。
五
加拿大的憲法《權利與自由憲章》的“序言”這樣寫道：“鑒於加拿大建立在承認上帝至高無上和法治原則的基礎上：”（Whereas Canada is founded upon principles that recognize the supremacy of God and the rule of law:）加拿大國歌中有句歌詞是：“願上帝保佑我們的國土永遠輝煌自由！”（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
由這兩句可以看出，加拿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立國的國家（nation）。基於這個視角，不妨考察一下加拿大人的信仰狀況，或許別有洞天。
根據（寬口徑）統計，1941、1951年時，加拿大的基督徒比例約96%，1971年約88%，1981年約82%，2001年約77%，2021年約53%。如果按照窄口徑統計，以上數據可以再各降20%，也就是加拿大目前有質量的基督徒比例在30%左右。這個數據與西歐、北歐各國差不多，略低於美國。
我為什麽要引入基督徒的比率問題，來考察加拿大的人口和住房問題呢？
從宏觀曆史來看，除了突發的傳染病、戰爭等不可抗力外，歐洲從來沒有出現人口更替問題，美國和加拿大兩百多年的曆史中，也從來沒有出現過人口不足的問題。那為什麽二戰後，包括加拿大在內幾乎所有歐美發達國家，都出現了人口問題？
人類學和社會學早就予以關注，結論也是多方麵的，比如經濟與教育水平提升、社會福利與養老製度變化、社會生活結構性壓力大、環境與生理影響、科學技術與社交模式改變，以及內在的精神和信仰的滑坡，並因此導致歐美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生育觀都發生重大改變。其中涉及加拿大人生育話題的相關數據就可以見端倪：
結婚意願，從1970年代的70%下降到1991年的54%再到2021年的44%；結婚率，從1970年的8.8 ‰到1990年的6.8 ‰，再降到2019年的3.9 ‰；婚後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齡，從1970年的24.5歲到2022年的31.6歲；同居狀態的比例，從1981年的6.4%上升到2021年的22.7%。
但是，傳統加拿大人並不是這樣的，那時他們普遍地堅守聖經中的戀愛觀、夫妻關係觀、家庭生活觀和生育觀。比如傳統加拿大人結婚，不僅僅男女兩個人去登記然後辦場婚禮那麽簡單，而是兩個與上帝有約的人締結神聖的婚姻，婚禮也一定要在教堂並由牧師主持，親友會眾做見證。婚後家庭生活中，男子作為家庭的“頭”，要愛妻子，要對整個家庭盡責任和義務；夫妻都認可婚姻是上帝設立的，他們構成家庭，要相敬相愛，他們都要在世人麵前過好夫妻和家庭生活，不可吵架懷恨到天明，更不可能隨便就離婚，因為他們要榮耀上帝而不能令基督蒙羞；夫妻結合不是為了傳宗接代而生孩子，但有了孩子會認為那是上帝賜予的，不可以墮胎、殺嬰，所以生三個五個孩子很正常，從來也不會有什麽人口不足的問題。
這樣的生活他們的祖輩在歐洲經曆了上千年，移民到北美後也延續了一百多年，然而到了20世紀，尤其是二戰後，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啟蒙思潮、後現代思潮、女權主義蔓延到了北美，於是人們開始離開教堂，離開聖經，也離開上帝，然後就不再想結婚，或隨意離婚，追求放飛自我或拒絕承擔家庭責任。[③]這樣的放縱和變異，當然會有可預見的後果。比如原本由家庭和教堂構成的社區自治（小政府狀態），也在19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潮中慢慢被改變，從公立幼兒園和學校開始，到疾病和失業救濟，再到老年社會福利保障，全方位的職能轉換中，政府變得越來越重要，並取代教堂和社區成為人們依賴的對象。
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決定，人們在經濟富足、社會高保障的情況下，不擔心生計，沒有壓力，充分享受感官生活，沒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社交都在網絡上，戀愛在虛擬世界，家庭生活可有可無，更別說養育孩子的麻煩、責任，甚至性欲在經曆一段時間後都大大降低。
這個時候，我不由得想起約翰·卡爾霍恩（John Calhoun）在1960年代進行的一項著名行為學實驗：25號宇宙。他建造了一個巨大金屬箱，放進去四對健康老鼠，食物和水源無限供應，而且沒有天敵。結果一年內迎來爆發式增長達到678隻。就在人們以為按照這個效率，幾年下來，這個空間會容納不下最初設定的3000老鼠的標準時，情況發生轉變：先是雄鼠不再保護領地，雌鼠不得不承擔護巢責任，後是雄鼠變得極具攻擊性，雄鼠則整天梳理毛發、吃飯和睡覺，不參與交配或爭鬥，因此也停止了生育。不到兩年，這個實驗就以種群滅絕的結果收場。約翰·卡爾霍恩為行為心理學引入了一個學術名詞叫：行為沉淪（Behavioral Sink）。歐美人、加拿大人，事實上就在以人為對象地創造著“25號宇宙”實驗，並且已經收到了預期的實驗結果。
如果這個實驗會讓人懷疑歐美人畢竟跟老鼠不同，能否應用到現實世界，那我再推薦各位去讀2017年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的《歐洲的奇怪死亡：移民、身份、伊斯蘭教》，其中還有兩個關鍵詞叫“文明自殺”與“生存性疲勞”。
加拿大人和歐美人看不到自身的沉淪，還在自以為是的社會越發展越進步的狀態中，幸福地享受一切現代政治、經濟和科技成果，也不在意政府隨便樹起一麵社會公義的大旗，或者喊出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就可以隨便把手伸進一些公民的錢包裏。
這樣“軟極權主義”的結果，不會出現在100年前，因為那時候加拿大社會和民眾有普遍共識，就是不論什麽原因，公權力出台的人定法，不應該與上帝給定的自然法和神聖選民的基本權利相違背，比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是加拿大和整個西方世界恪守的超過一千年的原則，如有違背，公民可以不服從、不遵守，但如今的加拿大人已經離棄了神，因此等於放棄了自身和財產的神聖性，所以掌握公權力的人，一邊打出漂亮的旗號，一邊任性地使用手中的權力，而利益受損的公民，以為可以利用手中的選票維護自己的權利，結果發現得利者同盟人更多，選票也就失去了價值和意義，民主的雙刃劍的負麵效應已經彰顯得讓人瞠目結舌。
更壞的情形是，為了解決加拿大的人口問題，聯邦政府能夠想出來的應急之策，就是大量引進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而這些人絕大多數都不是基督徒，甚至完全不認同基督教文化和價值理念。這讓原本信仰走下坡路的加拿大，民情更加多元而低落，此前的信用社會遭受巨大挑戰，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急劇下降，暴力犯罪率直線上升，公權力的載體——政府，卻在這個越來越壞的過程中更加得勢，甚至為了解決自己一手製造的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製造出另外的新問題，讓整個國家陷入惡性循環中，民眾們則在錯覺和迷亂中，繼續愚蠢地依靠政府解決住房和租房困難的問題。
當加拿大以及歐洲各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日本、韓國和台灣，都在普遍地推行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當全歐洲人、北美人、澳洲人和部分亞洲人，都在體驗和羨慕免費醫療、公立學校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政策時，人們忘記了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就說：“最危險的恰恰是那些真誠的集體主義者，因為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知道什麽對社會最有利。”他之後又在《自由秩序的原理》中指出：“現代中央計劃體製的起源，正是出於對正義、平等與安全的追求。”安·蘭德也在《知識政變》中寫道：“實行福利國家必然導致政府控製的日益增強，最終走上極權主義的獨裁統治。”
人們太容易被那些看上去很美好、很正義的政策誘惑，人們太習慣不經過深入思考就接受一套流行價值觀，以致於人們很容易就喪失掉更多自由而進入“軟極權主義”，而後等待人們的是換著花樣和名稱的極權控製，以及人口被替換並進而迎來劣幣驅逐良幣的未來。
綜上可見，加拿大不是房子出了問題，而是加拿大政府出了問題；也不是隻有加拿大政府出了問題，而是整個西方文明國家都出了問題；也不隻是整個西方國家出了問題，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和信仰全出了問題，不可救藥的問題。
所以“這個世界會好嗎”之類的問題，事實上並不成立，或者說是一個假問題，因為人們應該提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會以怎樣的方式沉淪、滅亡？
過往文章：
5、為什麽說納粹不是“極右”而是“極左” ——與張千帆教授再商榷
[①] 凱恩斯被一些人譽為資本主義的“救星”、“戰後繁榮之父”，但另一些人稱其為“戰後滯脹病之父”。1946年，凱恩斯對社會經濟學教授、英格蘭銀行顧問亨利·克萊感歎道：“我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於一隻看不見的手來解決我們的問題，而二十年前我就試圖從經濟學思想中抹除這隻手。”
[②] 沙漠的形成是多種原因，其中主要的事地球軌道變化導致洋流改變，形成科學上的米蘭科維奇周期。
[③] 我看過一個統計，當前法國的粗結婚率由1970的 7.8‰下降到約3.4‰。這種結局，除了文化觀念的影響，還有作為法律的製度層麵影響。比如1994年法國出台生物倫理法（lois de bioéthique），禁止任何人在法院沒有授權的情況下進行親子鑒定。理由是維護家庭關係，防止孩子被遺棄和無人撫養。不能說這樣的理由不好，但導致的結果是父母（主要是父親）的知情權被剝奪。加之法國還有另外的法律規定，法律上的父親（père légal）不一定等同於生物學父親，如果法律認為社會父親關係成立（possession d’état），那麽父母（主要是父親）不能隨意解除父子、父女關係。此外還有離婚法，也是基於孩子立場對離異的父母有經濟上的撫養責任。綜合以上，尤其是法國男人，客觀上不願意走進婚姻去承擔可能的各種代價。
加拿大因為 法語 原因， 受 法國文化影響 太大。
總體 離開 基督教 是 最大的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