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提示：本文寫作於2024年3月16日】
2022年俄烏之戰爆發，牽動了世界的目光，也讓圍觀的中國人操碎了心。近期因為教皇的一番言論，更是在中國自由派陣營中產生巨大的爭議。
關於俄烏戰爭，從戰爭的定性上來看，使用侵略和反侵略的修辭來界定，自由派中應該不會有太多的反對聲，因為戰爭的經過簡單、明確，是俄羅斯的軍隊首先開進烏克蘭，並一直在其領土範圍內進行交戰。同時結合俄羅斯以及普京一直以來的那一套不給人好感，因此更加強化了戰爭的非正義性。這一點，我沒有什麽不同意見，隻是覺得這一個觀察點或維度可能不夠，而且從戰爭的起因方麵來說還有很多有爭議的話題，未知因素還有很多是我們今天不能掌握的。
不妨追蹤一下開戰前的兩國情況。
俄羅斯正式入侵烏克蘭，也就是大家習慣說的俄烏戰爭，是在2022年2月24日清晨。在這之前的幾天，俄軍已經以“維和部隊”的名義進入頓巴斯地區，並與烏克蘭的軍隊開始交火。這一舉動，背景是2月21日俄羅斯宣布承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並簽署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麽頓巴斯地區要獨立呢？包括2014年曾引發戰爭的克裏米亞，為何會在俄羅斯的操控下搞獨立呢？
流行的觀點是，這幾個地區居住了一定數量的俄羅斯族，比如根據2001年的人口統計，克裏米亞約占58%（烏克蘭族占24%），盧甘茨克約占39%（烏克蘭族占58%）、頓涅茨克約占38%（約占57%）。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後兩個地區的俄羅斯族並不占多數，但俄語是這兩地的主要語言，比例分別為74.9%和68.8%，而且多集中於幾個大城市，這些城市又是整個烏克蘭經濟的中心之一（GDP一度占全國的16%），科研機構和大學也很多，因此盡管他們的人口數量相對少，但影響力卻大，而烏克蘭族主要分布於欠發達地區，影響力小。
另外，這三個地區還存在著一些曆史淵源與糾葛。盡管普京一副沙皇氣勢的口吻地說，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曆史、文化和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言論，是無稽之談，秦暉教授為此拍案而做報告，將曆史追溯到9世紀的基輔大公國時期，也實在說是有些學究氣了。客觀地說，現今的烏克蘭以及領土版圖，追溯太早是沒有意義的，而且確如普京所說，是“由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俄羅斯創造的”。這樣說的理由是，至少在巴黎和會重新確立國際秩序時，1918年1月獨立的烏克蘭共和國，作為主權國家（而非地區和民族），沒有得到與會國家的認可。此舉意味著，國際社會當時並沒有認可烏克蘭共和國及其合法領土版圖。
不僅如此，加拿大學者奧萊斯特（Orest Subtelny）在《烏克蘭：一部曆史》中還寫道：“1919 年，烏克蘭逐漸陷入了混亂。其幾度陷入的如此徹底的無政府狀態、內亂和民權旁落在整個歐洲的現代曆史中都是從未有過的。來自烏克蘭本土、布爾什維克、白軍、協約國（法國）、波蘭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六支部隊，都在烏克蘭的領土上活動，而基輔也在不到一年之內五次易手。蔓延各地的戰線將所有的城市和地區阻斷，迫使著人們前往農村覓食，也讓整座死寂的城市又徒增了饑餓的氣氛。”美國學者埃利斯（Elies Tcherikower）在1965年出版的《1919 年的烏克蘭大屠殺》中，對猶太人遭受烏克蘭的大規模屠殺表示氣憤。
引述這兩個材料的意思是說，不管烏克蘭擁有多久的曆史，在特定曆史時期，它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失敗到1922年展示在世界麵前時，就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其中頓巴斯地區，也就成為烏克蘭名義或相對意義上的領土。1954年，偉大領袖赫魯曉夫同誌，為了紀念《佩雷亞斯拉夫條約》（1654年3月俄羅斯沙皇與當時的哥薩克酋長國簽訂的盟約，承諾共同抵抗波蘭入侵，烏克蘭加入莫斯科公國，效忠沙皇。）簽署 300 周年，將克裏米亞劃給了烏克蘭。
這種“布爾什維克製造”，列寧和赫魯曉夫的出發點並不相同。列寧或者想假借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平等——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或者目的是為了換取內戰後的政權維穩和糧食補給（烏克蘭農業發達），當然也不排除威爾遜中心的分析：這次轉移很可能是專門為了增加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的數量（俗稱摻沙子），從而增強控製；赫魯曉夫是想贏得烏克蘭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對在政變中上台的自己的支持，也可能是利用職權報答自己在頓巴斯地區的職場飛速提升。作為曆史背景，我們需要看到這一點。
有民族的問題，也有曆史糾葛的問題，這三個地區自然更會產生矛盾，這大概是很多人的認知。我並不否認，隻是認為，僅有這些因素還不夠解釋曆史。因為，如果民族問題真那麽重要，那麽1991年蘇聯解體時，頓巴斯地區的人，投票率分別在76.7%和80.7%的基礎上，投出了83.9%和 80.7%的結果讚同烏克蘭獨立，並脫離蘇聯。這個數據，雖然略低於其他各州，但同樣表明他們擺脫蘇聯控製的決心。就是與烏克蘭最沒有親和力的克裏米亞，也包括特別市塞瓦斯托波爾市，投票也達到54%和57%的支持率。丹尼爾·特雷斯曼在2012年出版的《回歸：俄羅斯從戈爾巴喬夫到梅德韋傑夫的旅程》中使用了一個數據還說，當年在烏克蘭的55%的俄羅斯族人，投票支持烏克蘭獨立。
這些數據和結果表明，民族問題並不總是居於核心或優先位置，所以當年不管哪個民族都不願再忍受蘇聯極權的統治，逃離和脫鉤是絕對的選項。但脫鉤後的轉型，如何能夠化解矛盾、走上正路，並不是簡單的政治哲學原理和幾個文人騷客的紙上談兵，就能夠輕易解決得了的問題。這一點，我不由得想起1912年前後的中華民國，二者何其相似。
接下來我們就短暫考察烏克蘭脫蘇後轉型初期的一段曆史。
1992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隱性和顯性的問題都隨之暴露出來。比如頓巴斯地區的俄羅斯族，雖然支持烏克蘭獨立，但還有一個被忽視的意願，就是希望烏克蘭實行聯邦製，這樣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克裏米亞在第一輪公投選項——願意重建1945年廢除的克裏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結果獲得了94%的讚成票。這同樣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曆史問題。我的意思是，1991年的克裏米亞人，為什麽如此懷念1945年的那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他們到底是不明真相的群眾，還是心有所屬的群眾？
更大的火藥庫是克裏米亞，當年就差點提前引爆俄烏戰爭，即那裏的黑海艦隊，作為戰略和軍事要地，也作為前蘇聯海軍的駐守地，不是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烏克蘭最高領導人）為了擺脫蘇聯和戈爾巴喬夫，匆忙間簽署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第六條：“締約各方應承認並尊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其現有蘇聯邊界內的領土完整。）那麽簡單。進一步解釋就是，當年兩個政客光想著如何合作脫鉤，卻沒想到脫鉤後的更多細節，而這個問題在脫鉤的瞬間就爆發了，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們，堅決要占有克裏米亞及其軍事設施，而俄羅斯聯邦議會通過決議擁有該地的主權。1992年5月5日，克裏米亞半島宣布獨立，基輔方麵宣稱該決定違憲，經過葉利欽的調和，5月21日取消了獨立。但問題並沒有解決，1994年克裏米亞總統尤裏·梅什科夫再次嚐試獨立，並通過1992年5月6日修訂的克裏米亞憲法。1995年3月，烏克蘭拉達廢除該總統的官職，5月取消了該法案。最終，借著俄羅斯後院起火，烏克蘭實現對克裏米亞的主權控製。一直持續到2014年，俄羅斯因為烏克蘭政局動蕩而入侵。
再來看頓巴斯地區。
作為高票（62%）當選的烏克蘭第一任總統，克拉夫丘克不僅是葉利欽掀翻蘇聯的最重要合作夥伴，在三權分立的製度框架以及過渡時期的係列舉措上，也可以說是居功至偉。可是，脫鉤後造成脫軌的結果，他也是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責任。比如從經濟和金融方麵來說，他主導決定放棄了盧布，發行了新貨幣庫邦。這個舉措在理論上無可厚非，但是他沒有阿根廷總統米萊那樣的古典經濟學背景，所以實踐上依舊堅持為救一時經濟而超發貨幣的“計劃經濟”，加之前蘇聯留下的那一套社會主義重工業體係，基本麵想要扭轉向好，本身就是困難重重，結果在1993年導致工業生產崩潰，通脹率一度高達10256%，平均工資自1990年以來下降了80%，頓巴斯地區的煤礦工人無法忍受而直接罷工，迫使烏克蘭最高拉達（也就是議會）宣布提前舉行總統選舉。
繼任總統是著名的頗富爭議的庫奇馬，他從上任之初，就因為總統和議會之間關於經濟和政治改革等諸多問題陷入糾紛，包括所謂“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推進。直到1996年烏克蘭製定了新憲法，賦予了總統更大的權力，才勉強化解執政內部的危機。這又讓我想起民國初年，結果真的就是難兄難弟一起比慘。在這兩個失敗的案例上，我要提醒各位，那些製度決定論者必須做出正麵回應，才能夠讓自己的大腦在不短路的情況下自圓其說。
庫奇馬總統的競選綱領，就是通過恢複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更快速地推動市場改革以提振經濟。至於他具體做得如何，我不想尋求更多數據和表現，因為我的衡量指標很簡單，那就是他在1999年成功連任，也就表明多數烏克蘭人還是滿意的。（暫時不考慮是否存在選舉舞弊的懷疑）但一個細節很值得關注，就是1994年那次，支持的選民是清一色的中、東、南部地區，包括頓巴斯地區和克裏米亞地區，但是1999年的第二次，此前全部反對的西部地區，搖身一變而成為支持者，原來的鐵杆支持者——東、南部地區出現很大不和諧的聲音，尤其是盧甘斯克和克裏米亞成為絕對的反對者。這個選民變化，說明了他的執政政策，讓一部分人由不滿意變得滿意，而讓原來滿意的人失望透頂。一個統計數據顯示，1991 年至 1996 年間，烏克蘭經濟每年收縮 9.7% 至 22.7%，1990-1994年間，官方 GDP 幾乎下降了一半。如果這些僅僅停留在選票和數字上，倒也不是什麽大事，但具體到每家人頭上，那就是實實在在的恐懼和痛苦。比如一個材料寫道：當年一部分頓涅茨克的俄羅斯族窮人，靠俄羅斯工會發放的救濟糧過冬，而烏克蘭政府卻漠然置之。這樣的民情積怨被放大後，民族問題當然也就被凸顯出來。
盡管2000年後，烏克蘭的經濟在國際經濟快車道和國內需求上漲中，也順勢獲得較快增長，一度實現經濟的7.4%的實際平均增長率，但是整體經濟的基本麵依舊不健康。一個統計說：2008年，烏克蘭前50名寡頭的財富，占到了烏克蘭GDP的85%。這樣的惡劣情形，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重創下露出原形，勉強恢複後的2013年，再次陷入危機，2015年GDP持續下滑12%。所有這一切，讓這個國家至少在2014年前，然難以擺脫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的身份。
與經濟變態發展相伴隨的是，政治權力角逐中的“宮廷大戲”：選舉舞弊，國家戰略是與親歐還是親俄，橙色革命，直到出生於頓巴斯地區的總統亞努科維奇任內逃往俄羅斯。總之，後發轉型國家普遍遇到的問題，烏克蘭一樣不少地重複上演著，而且同樣是無解的。
政治權力的角逐，是映照一個國家的鏡子，同時照出來的還有根深蒂固的腐敗，以及權利尋租與市場結合收割韭菜，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使用的詞匯是“政府俘獲”（State Capture）。事實也的確如此，比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發布的“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烏克蘭的排名全球第四。比如任內叛逃到美國的總理拉紮連科被2014年“揭露國際腐敗”的報告評為世界最腐敗領導人物第8名。比如在國有企業私有化中，2004年，烏克蘭最大的鋼鐵廠，以8億美元的價格賣給時任總統庫奇馬的女婿平丘克，結果“顏色革命”後重新拍賣收獲了48億美元。即使舉起反腐旗幟的總統尤先科，也被《烏克蘭真理報》揭露他的兒子開豪車、住豪華公寓等行徑。這種類型的腐敗，對於各位來說，應該見怪不怪，沒有最壞隻有更壞。
我還關心，作為繼承了前蘇聯大量武器製造的烏克蘭，從當年到戰前，都可以說武器生產和出口大國。可是他們生產的武器，都賣到哪裏了？銷售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有沒有違背國際社會製裁法令？
我知道的是，2002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上刊登的文章中稱，時任總統庫奇馬批準向受國際社會製裁的薩達姆·侯賽因出售雷達係統（以及其他非法武器銷售）。再有，烏克蘭的武器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售往非洲那幾個戰亂不斷的幾個國家，包括中東幾個阿拉伯國家，所以在歐美各國中，烏克蘭一直作為不負責任的武器出口國形象而存在。這也就是歐美各國盡管口頭上宣稱全力支持烏克蘭，但在極端先進和重要的武器幫助方麵是相當有保留的。
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案例，就是訂單106號作為報廢艦出售時，歐美各國提出應該公開拍賣，程序公開。烏克蘭當局卻聰明地為買家留後門——將拍賣日設定在緊接著三天後，而距競標時限隻有72小時，讓其他買家根本無法準備材料和資金，結果就是若幹年後遼寧號縱橫南海。這個時候，各位能想到什麽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請教一下，如果各位作為決策者，作為決策者的幕僚，在製度已經建立的前提下，還有什麽高招讓這個病得不輕的國度健康起來？
在各位積極獻計獻策的同時，為了加大難度，我再列出一個時政評論家們可能不太注意的“小事”。
1991年，第一任總統克拉夫丘克為了強化獨立的烏克蘭，也就是要以實際行動和表現，證明自己是一個去蘇聯化的總統，所以刻意“烏克蘭化”地在憲法中規定烏克蘭語為唯一官方語言。作為政策本身和當時曆史的一方來說，可以理解，畢竟“苦蘇”久矣，一旦有機會就要拿出個立場和態度來。但從曆史的另一麵來說，這個政策對於俄羅斯族占有一定比例的地區和人來說，就顯得激進了。尤其是在蘇聯統治70多年，烏克蘭的俄語化是很普遍的，忽然改革，而且這麽“唯烏獨尊”，難免不引起反彈。比如1994年頓巴斯地區就舉行了一次公投，約90%的人支持以俄語與烏克蘭語一起作為官方語言，但這個決定在全國性的投票中被淹沒。
現在可以說，這個不起眼的事情，某種意義上，為後來的紛爭埋下了直接的禍根。比如2014年9月的《明斯克協議》中，就有要求烏克蘭在頓巴斯的一部分地區有權使用並教授俄語的議項。戰爭已經局部打起來後，已經開始獨立的頓涅茨克當局決定，在2015-2016學年開始，將烏克蘭語課程從每周8小時減少到2小時，俄語和文學課程的時間同時增加；曆史課以更強調頓巴斯的曆史為主；分級係統從烏克蘭的12分方案改為俄羅斯的五點分級係統；學校畢業生可以獲得俄羅斯證書，並被允許進入俄羅斯當地的大學和機構工作。
當一係列的曆史積怨和現實糾葛來到2014年時，情形再次發生變化。
首先就是所謂的“廣場起義”。這一曆史事件的起因是合法當選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因為在經濟上選擇與俄羅斯合作而非歐洲，於是親歐派的人士舉行抗議，占領首都基輔。在總統做出重大讓步時，激進分子向基輔警察和抗議者開槍，結果被新聞報道出來後的結果是：警察殺死了手無寸鐵的抗議者。烏克蘭人為此而憤怒湧入首都，迫使總統逃亡俄羅斯避難。而普京據此向克裏米亞和頓巴斯地區增兵以維護合法政權，並在2014年2月27日[①]侵入克裏米亞。然後是頓巴斯的兩個“共和國”宣布獨立。
其次是，2014和2015年胎死腹中的《明斯克協議》的1.0版和2.0版。如果這兩個協議能夠得到執行和履行，那麽後來俄羅斯全麵侵略烏克蘭很可能會避免。但是這期間，不但兩個協議沒有得到履行，而且責任方主要是烏克蘭方麵遲遲拿不出決議。等到2019年澤連斯基當選新總統後，不但沒有兌現競選時執行《明斯克協議》的承諾，反而為了逞強而大量從北約國家進口武器並繼續追求加入北約。俄羅斯為此惱怒，並以承認頓巴斯的獨立和部署“維和部隊”，以及要求澤連斯基必須履行《明斯克協議》。結果，澤連斯基在得到美國總統拜登的“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美國會迅速果斷地做出回應”的答複以及英國的“下崗”首相約翰遜的“慫恿”後，明確拒絕了普京。結果就是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麵入侵烏克蘭。
第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講，1990年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三世（James Baker）曾向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的許諾（如果蘇聯允許東德、西德統一，北約不會向東移動一英寸。）被克林頓總統執政時期違約打破——北約事實上東擴，比如1999年的波蘭、匈牙利、捷克以及2004年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等先後加入北約，地緣政治的平衡無法維持。根據聯合國報告：2014-2020年間，頓巴斯衝突已導致1.3萬人喪生，其中包括備受爭議的亞速營參與其中，這也是全麵戰爭爆發的一個原因。
我這樣說，並非是在道義和價值判斷上站在俄羅斯一邊，並為其侵略辯護，也不是在應然層麵上反對北約東擴，而僅僅是說，造成俄羅斯全麵侵略的結果，還存在一些曆史背景和原因。或者說，俄烏之戰並非簡單的侵略與反侵略，責任劃分也並非是單方麵負全責。
現在到了第二個話題的時間了。
在正式進入話題前，我想提醒各位別忘了思考侵略與反侵略戰爭定性外，是否可以使用正義與邪惡這樣的修辭？
為了讓各位的思考能夠更深入、更有比較性，我順便回應一下俄烏之戰開始時，很多人援引民國時期的中日戰爭作為類比參照。對於這樣的類比，我不是很同意，但也不會一概否定，因為問題本身是複雜的，就某些方麵來說，是可以類比的，但又不盡然，所以我不讚同進行這種宏大類比，也尤其反對劉仲敬先生那種就近的、熟悉的話題不說清楚，非要橫向借助一個遙遠的話題作比。這不是一個好風向，因為類比能夠成立的條件是雙方都同時滿足和趨同，否則就是當下中文圈的類比濫用。
不過從某些微觀層麵來說，兩場戰爭是可以類比一下的，比如國際社會多視進入他國者為侵略者，受侵國都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同情和支持等。［美國當時直接向民國政府援助（含貸款）不低於15.4億美元，2023年美國向烏克蘭提供 750 億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人道主義、財政和軍事支持。（根據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再比如，兩國都可以判斷為弱國對強國的戰爭，無論是軍事、戰力、人力、經濟、資金方麵均如此。這也是我們看待問題的第一前提。
在此前提下，如果單純是兩國互毆，勝負沒有什麽懸念，但是有他國的支援，勝負天平就又變得不確定了，也讓中國的自由派更加翹首以望。加上烏克蘭堅決抵抗和還擊的勇氣與實戰成績，比如當得知烏軍開始反攻的消息時，這種獲勝的盼望越發明顯。尤其是看到俄羅斯都不要底褲地跑去找北朝鮮求助時，勝利仿佛指日可待。然而，截止到今天，即便歐美各國援助不斷，但戰爭還不能給出獲勝的時間表，那種獲勝或速勝的期待確實過於樂觀了。或者說，人們心裏的預期與殘酷的現實之間，一直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那接下來，我就做一點簡單的戰局分析，而且就選擇“錢”這一個方麵來說。
一個好消息是，歐盟 27 個成員國剛剛於2024年3月13日達成協議，向烏克蘭提供 54.8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美國國防部支持的3億美金，也已經準備好。這兩個援助（主要是武器彈藥）如果到位，雖然還遠遠不夠，尤其是相對歐盟的經濟總體量（與美國相當）來說，實在是太寒酸，但還可以應付一段時間。
不能確定的消息是，美國參議院通過的600億美元，能否在眾議院獲得通過？或者以什麽方式通過，從眾議院主席的言論看，首先取決於拜登總統能否把南大門把好。這是一對難解的“外援”與“內需”的矛盾，也是國際主義與本土優先的政治理念的博弈，不是簡單的道義問題。很多中國自由派喜歡根據自己的好惡去道德評判，或抨擊共和黨，或抨擊眾議院議長不道義。我對此不以為然。因為掏錢的不是看客，美國聯邦政府負債36萬億美元的問題、邊境與非法移民湧入的問題，都不需要看客們操心。如果看客們能首先不顧自家生活的需求而去幫助滿身劣跡的另一家，那可以擁有道德製高點，否則僅靠務虛的道義支持和一廂情願地譴責別家不出血，我認為是不道德的。
當然，從主觀願望和短期目標上，我還是希望美國盡快解決分歧，也一並解決援助烏克蘭的問題。正如所看到的，約翰遜議長可能要以租借或貸款而不是直接贈送的方式做出努力。當然指望拜登政府一並解決烏克蘭的問題，也有些不切實際，或者他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這筆巨額援助能夠拿到，那烏克蘭2024年的“糧倉”（指武器彈藥）不但有保證，而且可以更樂觀一些。如果拿不到，在戰場上應該還可以支撐，因為我相信歐美國家有底線共識，那就是不管是因為當年烏克蘭廢核時的契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還是擔心歐洲的安全問題，都不能讓大俄贏，所以一時拿不出更多的援助，但基本援助不會有太大問題。可是如果戰爭打到明年或後年，歐盟是否還能保證相應數額的援助？我不能做出明確判斷，因為這一次他們已經爭論、博弈了幾個月，才達成這樣一份不痛不癢的決議。這一點，需要提起注意，因為歐洲政客太不靠譜，包括法國的馬克龍和歐盟主席馮德萊恩，都是漂亮的口炮大於實際的行動的那類貨色。美國最終如何，也不是明確的。如果參考2023年烏克蘭一共獲得的420 億美元的數據，2025年能否達到這個指標？誰也不敢說，至少烏克蘭財政部長謝爾蓋·馬爾琴科2023年末就已開始擔心這個問題。
還有變量也需要考慮。比如美國政府若決定將被凍結俄羅斯的2850億美元資產，直接支付給烏克蘭，那2025年應該比較樂觀，雖然也未必能直接決定戰局。可是這樣做，就違背了歐美的傳統契約精神。或者也還有其他可能的變量，但現在還不明朗。再或者2024年美國大選政局變動，就更是不可預測的問題了。這也就是我為什麽並不喜歡做這種時政研究，因為怎麽說都有理，特定時間也隻能說特定時間的道理，過後隨著形勢變化以及新資料的披露，一切的道理很可能就沒有意義。
我還擔心的是，在烏克蘭國內方麵，包括金融體係是否能夠扛得住？還能抗多久？我常說，戰爭，表麵看是槍炮武器、戰略戰術的較量，但實際是綜合軍事能力的比拚，而根本上是由金錢最後決定。我的意思是，一方麵，打仗本身就需要花錢，武器彈藥費用、人員開支、後勤補給、人員治療和善後安置，離了錢打不了仗，尤其是打不了消耗仗、持久戰。尤其是歐洲各國的軍事實力和武器生產能力，早已經江河日下，完全不能支撐長久戰；另一方麵，因為戰爭，烏克蘭國內的經濟一定大受影響，稅收、財政收入大幅降低，尤其那些本身就是失敗國家的，社會各方麵統籌、自治能力差，運行社會的成本也就更高。同時，歐美各國也被拖累得盡顯疲態。烏克蘭財政部長謝爾蓋·馬爾琴科2023年末時稱，戰爭每天給基輔造成1.3億美元的損失。按照一般原則，我們為這個數據打點折扣，每天算1億美元，那一年要損失300多億，開戰以來負債已達3500億美元。烏克蘭人還能忍受多久？歐美各國會承受多久？
更重要的問題是，歐美各國的武器彈藥援助有時也會捉襟見肘。比如作為歐盟大國的法國，要求全國軍工企業進入戰時狀態，加速生產，企業目標由月產火炮3門提升到6門，155毫米炮彈的月產量努力達到3000發，德國的軍工廠每月炮彈產量僅2萬發，整個歐洲能夠供應的炮彈也就不到10萬發，2023年3月歐盟承諾的一年內供應100萬發，實際兌現也就是30-50%，就是美國的著名軍工企業Scranton擴產後月產炮彈也不過24000發。可是烏克蘭每月需要約20萬發炮彈才可以維持戰線。如何能夠盡快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以目前歐洲各國的老舊的軍工企業來說，恐怕再有三五年也不看見成效。
加之烏克蘭第一批熱血愛國者犧牲3.1萬人（烏克蘭官方數據，實際可能更高）之後，優質兵員已經變成兵員不足和兵員劣質的情形，以至於征兵已經成為問題。還有政治長久腐敗的結果是，但凡有可能產生利益之處，都難以避免不腐敗，這種態勢並沒有因為戰爭就得到製止，反而有所上升。此外，總統澤連斯基及其內閣成員缺乏應對這種國際局勢的政治博弈和公關戰略的經驗和能力，常常限於歐美左翼政客的煽動和鼓動中，認不清現實。
綜合考量，我不知道厭戰情緒會不會影響戰局？但是態勢和預期明顯不樂觀。
如果再考量一下俄方的因素，問題可能更加複雜。我的意思是，雖然俄羅斯同樣有諸多的困難要麵對，比如表麵上也沒有幾個可靠的盟友，公開的那幾個質量都較差，但是歐美各國如果不能做到全力支持，而俄羅斯的暗中盟友又勒緊褲腰帶地支持，那麽結果就更加難以預測。這一點，能懂的都懂，不懂的也就不懂了。
單純對比軍力的話，俄羅斯明顯處於優勢，比如大口徑的炮彈，俄羅斯月產量可以達到20多萬發。僅這一項軍力對比來看，烏克蘭就難以比肩。至於包括俄軍兵力人數等其他軍力的優勢，我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還有就是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層麵。比如實際參與製裁俄羅斯的國家，就是大家所知的那幾個歐美民主國家，更多的國家並未參與其中，比如全部的非洲國家、全部拉美國家、22個中東國家、45個亞洲國家（隻有韓國、日本、新加坡參與製裁）。這麽眾多的國家不參與製裁，就等於俄羅斯的經濟貿易還可以繼續，尤其是印度、中國、土耳其等能源消耗大國借機大量進口石油、煤炭、天然氣。也就是人們看到的歐美國家的製裁，其實際影響完全沒有人們預期得大。再加上參與製裁的歐洲國家，普遍在能源上依賴俄羅斯，2024年還有200多億歐元流向俄羅斯。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自從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歐洲國家中隻有英國和立陶宛完全停止了從俄羅斯進口液化天然氣，而其他國家很難做到這一點。
繞了這麽久，現在開始回應引起巨大紛爭的教皇“舉白旗”言論。為了盡可能減少無畏的分歧，我通過法國的朋友得到現場采訪的版本：
瑞士廣播公司的記者先提問：在烏克蘭，一些人呼籲鼓起勇氣，舉起白旗；但也有人說，這將使（入侵的）強者合法化。您怎麽看？
教皇回答說：這是一種解釋。我認為，最強大的是那些看清局勢、為人民著想、有勇氣舉白旗談判的人。今天，在國際力量的幫助下，談判是可能的。他們就在那裏。談判是一個勇敢的詞。當你看到自己被打敗、事情進展不順利時，你必須有談判的勇氣。你感到羞愧，但如果你繼續這樣下去，會有多少人死去？結果會更糟。及時談判，尋找調解國。今天，以烏克蘭戰爭來說，有很多人都想扮演調解人的角色，比如土耳其......不要羞於在事情變得更糟之前進行談判。
（呂寧思版：我認為最堅強的人，是審視局勢，為人民著想。擁有舉白旗的勇氣並進行談判的人......談判這個詞是一個勇敢的詞。當你看到自己失敗了，事情進展不順利時，你必須有勇氣去談判。......人們可能會對此感到羞恥，但戰爭最終會造成多少人死亡？應該及時進行談判，找到一個可以充當調解人的國家。........）
教皇這番言論披露後，在歐洲各國和中文輿論場都產生了巨大風波。比如波蘭外長說：教皇應該要求俄羅斯總統普京從烏克蘭撤軍。拉脫維亞總統說：一個人不能向邪惡投降。德國執政聯盟的議員說：在烏克蘭受害者舉起白旗之前，教皇應該大聲而明確地呼籲，殘暴的俄羅斯罪犯，摘下他們的海盜旗，這是死亡和撒旦的象征。為什麽教皇不以上帝的名義，譴責俄羅斯東正教領袖.....煽動殺害烏克蘭人民的行為呢？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她對教皇的不譴責行為表示尷尬。德國執政聯盟的另一位議員說：能夠立即停止這場戰爭和苦難的人，是普京而不是烏克蘭。那些要求烏克蘭投降的人，是在向侵略者提供非法奪取的東西，從而同意毀滅烏克蘭。
我大概瀏覽中文圈朋友們的爭論，觀點和角度與歐洲政要沒有太大區別。
上述所有批評教皇的言論，如果從正義、公德、立場、政治表態、信心鼓勵等應然角度，我沒有什麽不同意見，但如果從解決問題的實然角度說，則大可商榷。
首先需要先聲明，我對這個教皇一貫沒有什麽好感，也從來不在意他胡說些什麽。如果計較一下神學，我會追問天主教教義中的“教皇無誤”是否需要繼續堅守？我的意思是，這個教皇涉及信仰和道德倫理問題的很多言行，已經屬於敵基督的程度了。
但這一次，我想替教皇說幾句。歐洲政要們的激情反彈很可以理解，畢竟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天主教徒或東正教徒，借機對教皇自俄烏開戰以來的“不作為”表達憤慨，也給歐洲選民、同僚和烏克蘭人以精神支持，甚至作為政客僅僅為了作秀，都情有可原。可我一直不明白中國的自由派，為何會產生那麽大的影響？大家平時很看得起教皇嗎？
分析其中的原因，作為一貫挺烏的自由派或挺烏的基督徒，因為秉持正義和同情弱者的心理，而且滿懷期待反攻中的烏克蘭勝利，結果就在這個時間節點，教皇硬生生地潑了一盤冷水，於是大家群情激奮。可是大家真了解烏克蘭這個國家嗎？真把握了教皇這番話的核心旨意嗎？
其次，歐洲的政治家們也需要計較一下。按照他們的意思，假定教皇對普京喊話，呼籲停止戰爭，那戰爭就會停止嗎？仗打到現在這個程度，普京即使騎虎難下也要堅持下去，不然戰爭罪責、戰後賠款，如何麵對呢？他舉白旗的可能性有多少？這一點即使不從事政治的人也可以想得到，天天吃政治飯的人難道想不到嗎？真要結束並贏得戰爭，讓普京舉白旗，那就得全力支持烏克蘭，比如在現有援助的基礎上直接翻10倍或100倍，也讓美國那位賦閑的川普先生看看歐盟的決心和慷慨。然而現實的結果呢？使出好大勁，也不過是54.8億美元。這點塞牙縫的小錢，除了讓戰爭長久拖下去，不能指望更好的預期。所以歐洲政要們的表態，充其量隻有精神意義而沒有實質意義，不好聽話叫強打嘴炮。
我必須承認，這是回懟的言論，並非是真要歐洲人砸鍋賣鐵去幫助烏克蘭，因為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現在來認真審視一下教皇的言論。
首先，“舉白旗”是記者的用詞，而且也不過是轉述烏克蘭人的一種觀點，教皇是接過他的話繼續說而已，這是對話的場景決定的，我覺得各位並不需要特別計較這個修辭。
其次，教皇整段話的意思確實沒有離開“舉白旗”等語義，但關鍵的問題是，教皇的“舉白旗”，後麵跟著的是“談判”這個中心詞，以及“勇敢”的副中心詞。他整段話的意思就是：戰爭打成這樣了，死了這麽多人了，勝利的前景目前看不到，為了避免更多傷亡，就需要找一個調解國，通過談判解決，但促成談判是非常困難，也是要付出代價，現階段這個代價就隻能是烏克蘭先“舉白旗”，否則雙方就隻能繼續戰爭狀態。
教皇是從實然的可能性的角度說這番話的，盡管用詞“舉白旗”讓很多人不爽，但是在交戰狀態下，一方不舉白旗，能夠讓雙方坐到談判桌上嗎？唱高調，搞抒情，拚義氣，是文人墨客和閨閣小姐們的特點，於實際解決問題沒有什麽幫助。晚清的清流黨，當年也是憑借好戰而贏得眾多粉絲，然而若今天評估，基本可以說是無一可取之案例。
我知道中國人從古到今都活在城下之盟、澶淵之盟、割地賠款之類的曆史故事中，後來接受了抗戰到底、寧死不投降的意識形態話語，所以產生一種政治正確的認識，即隻有主戰派才是正義、正確的，“投降派”要背負千古罵名，所以李鴻章、汪精衛還一直在墨水中浸泡。
可是曆史上歐美各國是如何麵對這類情況的呢？
1941年，十萬英澳聯軍被日軍圍困無獲勝和逃跑可能時，指揮官舉白旗投降。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拚死7萬、逃出3萬，也不能舉白旗，而且還要叫突圍成功。南京保衛戰，就是這種心理的鮮活體現。守城戰打起之前，司令唐生智對中外記者放豪言：勢與南京共存亡，然後自絕後路把長江上的軍艦都撤走。豪情盡管令人敬佩，但結果卻大跌眼鏡。最後守不住了，不得不臨時下令撤退。可是往哪裏撤？三麵圍城，隻有北門的挹江門和長江，結果幾萬人一起擁過去。那個慘狀啊，僅踩死的人就不低於2000人，包括一個副團長，淹死的無法統計。而對比歐洲戰場，法國在無力抵抗時，休書一封告訴德軍，巴黎不設防。今天來評估這三個案例，有人會認為唐生智是最偉大光榮正確的嗎？
這個簡單道理，即使有時發昏的教皇，應該也是懂的。而且，我還可以推測他在說出那番話前，會以《聖經》中耶利米書29章背書，因為那裏寫道：有假先知煽動猶太人造反回耶路撒冷，所以上帝讓耶利米傳話給猶太人，讓他們“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29:5-6），等待七十年後上帝召喚時再回耶路撒冷。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認為抵抗才是硬道理，那麽耶利米的話就是屬於投降言論，否則就要含淚接受眼前的一切。
最後回應弱國外交的問題。相比俄羅斯，烏克蘭算是弱國，無論是經濟體量，還是武器設備，包括目前的戰局也難說不是這樣。但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外交（談判）才更加凸顯價值。或者說，是外交失敗後，才交由戰場定勝負，而戰場不能一時決定勝負，則談判就應該重啟，否則耗下去，與雙方都不利。這其中，隻有那些視人命如草芥的領袖，才會不惜一切代價堅持作戰。而這樣的代價，是否是我們這類人願意看到的？動輒死亡幾萬、幾十幾百萬人，財產損失幾千億、幾萬億的勝利，是屬於什麽層次的勝利？
當然，我知道中文圈特別流行弱國無外交的論調，包括很多自由派的教授，其實這是一種叢林社會的理念延伸，資中筠先生曾撰文指出：“‘弱國無外交’，這是中國人近代以來最深切的感受。但是一般把‘強’、‘弱’隻理解為軍事力量，所謂戰場上得不到，談判桌上也得不到。其實不盡然，因為即使處於軍事優勢的國家，要下決心打仗還是需要很多條件的，而且互相打交道的不止一個國家，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未嚐不可以利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弱國更需要外交，如果處理得當，不一定不能靠外交爭取到現有力量對比下能夠達到的最大限度對自己有利的協議，或者至少爭取到緩衝的時間以便蓄積力量。但是這裏的必要條件是決策集團判斷正確，思想一致，加以有高明的外交才能，前台後台同心協力。”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霜木”也曾指出：“國弱未必外交弱，兵敗未必外交敗，甚至從外交的角度來看，有時弱國的外交不僅不弱甚至有時強於強國。……‘弱國無外交’本是弱國對其失據的外交的感歎，具有某種激勵作用。不過，‘弱國無外交’這種悲憤感慨具有相當的負麵效應。它未必能夠直接、正麵且有力地激發人們奮發圖強，且容易使人形成一弱皆弱，一敗俱衰的錯覺，滋生國弱無以外交爭，國強不必外交爭的外交上的消極和無為，並且時常伴隨和助長對於自己民族外交史的虛無與否定。”
至於一些人更加鍾情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純粹史前文明的心理，因為正如民國最出色的外交家顧維鈞在一次演講中所指出的：“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條成語，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意思就是，口號可以喊，但不能落到實處，因為誰有資格將一國人賭進去呢？
在講座該結束之際，我想再重申俄烏之戰的性質，也就是在侵略與反侵略、強與弱外，是否可以毫不含糊地加上正義與邪惡？還是也可以嚐試使用類似兄弟互毆、小巫見大巫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之類的修辭？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還需要為教皇一句並不見怎麽高明的話而正義爆棚和割席斷腕嗎？還有一個問題，烏克蘭能夠承受各位的正義之托和情懷寄予嗎？即便日後慘勝，能夠讓這個失敗國家一血恥辱地躍升為文明國家行列麽？更透骨的問題是，俄烏之間進入全麵戰爭到底是哪些不為人知的因素導致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時政人士、號稱全方位都專業的媒體，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結論嗎？
[①] 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2020年報告證實：入侵前的15天，也就是2014年2月14日，俄羅斯女富豪、前莫斯科市長夫人向美國總統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的投資公司轉賬350萬美元作為谘詢費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