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腐敗與良知寫作——作家楊顯惠論

毋庸置疑，當社會機製在結構上出現難以治愈的病症，大麵積的腐敗是不可避免的。作為社會和政治的“晴雨表”，那些混跡於市場與體製之間的所謂“文藝工作者”——搖筆杆的作家們，自然也不甘落後，借助權力分一杯羹也好，諂媚讀者名利雙收也罷，隻要降低身段、不設底線，利益的回報與付出就可以成正比。學者徐賁曾總結說：“以吏為師的社會教化模式由於‘吏’的製度性大麵積腐敗，不僅完全失敗，而且成為社會的腐敗示範，以致全社會普遍滋生道德懷疑主義和犬儒主義。”[1]同時，在潛規則盛行的當下中國，堅守底線者、拒不合作者、特立獨行者、拒絕腐敗者必然都是邊緣者、利益受損者。不過，還能讓人心存希望的是，社會總也有這麽一些人，盡管是鳳毛麟角，卻頑強地傲然挺立，那麽孤單又那麽有力，憑借《夾邊溝記事》一舉成名的作家楊顯惠，就是這其中的一個。

一、拒絕腐敗的寫作姿態

1、嚴肅的寫作態度

顯然，楊顯惠不是緊跟主流的闡釋型、歌頌型作家；也不是迎合市場和大眾的碼字型、時尚型作家；更與那種“小罵大幫忙”的“二醜”（魯迅語）型作家不同。或者說，楊顯惠在新世紀的橫空出世與脫穎而出，與其堅定而嚴肅的寫作態度有著直接的關係。他曾說：“我的寫作還是選擇了文以載道的傳統道路，選擇了重大題材的寫作，這是因為我的寫作開始於文革結束後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的時代，和許多那時候開始寫作的同行一樣，心裏有許多有關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的反思和訴說。”[2]“我覺得應該去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曆史，進而去審視、批判我們國家曾經走錯的路，從而使悲劇不再重演。”[3]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創作理念，所以楊顯惠的創作過程便自然容不得半點含糊，嚴肅而認真，甚至誠實而準確就成為他創作的必然選擇。對此，楊顯惠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我的主要作品寫的都是重大題材，但重大題材又都不是我熟悉的生活，要想寫好就要深入生活。《定西孤兒院紀事》調查了三年。不光是去那個連隊訪問孤兒，我還往定西地區跑了三四趟，每一趟都是兩三個月，訪問了孤兒、孤兒親屬和孤兒院工作人員一百四五十人。寫《夾邊溝記事》之前也是跑了三年訪問了近百人。”[4]對於大陸中國作家和讀者來說，作為“一位有著倫理責任的人道主義者”[5]，楊顯惠的舉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產生於1940年代延安整風、後來成為社會主義文藝圖騰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裏麵有“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深入工農兵”等內容，然而幾十年下來，所謂“紅色經典”製造了一大推，“高大全”——“假大空”成為那個時代文學的共性，經得住考驗的經典作品卻沒剩下一部。這不免讓人懷疑，當年那些真誠的革命作家們，是思想改造得不好，還是沒有真正深入生活？為何獨立自主的楊顯惠深入生活後，那麽不熟悉的題材也能寫得如此蕩氣回腸、感天動地呢？這真是個問題。

在主旋律日益高揚的時代，在快餐文化和娛樂至死盛行（或說傻樂至死更貼切）的社會，他所秉承的如此執著、堅定而又質樸、厚重、嚴肅的寫作態度和理想化的人生，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然而，楊顯惠就這樣默默地投入、堅守著，他的寫作速度緩慢，十幾年下來的顯性收獲也不過是總字數不足百萬的“三個記（紀）事”，與文壇那些高產、多產作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稿費或版稅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作品帶給讀者（當然是優質的讀者）的衝擊、震撼和審美力，在未來作品的經典化、生命力和傳播史等方麵——如果社會和文學能夠常態化、常識化，也許結局同樣不可同日而語。對此，邵燕君確鑿地說：“楊顯惠在當今文壇上也算不上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但在未來的文學史上，他卻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時期人感到驕傲並羞愧的作家。”[6]《上海文學》主編陳思和說：“隨著曆史的推移，許多把肉麻當有趣的文壇泡沫都會銷聲匿跡，但這樣的文字，將會永久地流傳下去。”[7]事實究竟會如何，不妨拭目以待吧！

2、有良知的寫作動力

曾幾何時，文以載道的文學功利觀一直備受詬病，不過有一個前提若幹年來未引起重視，那就是文學所載之道是什麽？如果是王道、霸道和非人道，莫說是文學，莫說是精致的形式和技巧，都應該大加撻伐，但如果是人道、正道和善道，並且文學不因載道而失去自我，或不唯載道論的話，為什麽不可以名正言順、大張旗鼓地提倡呢？特別是在一個書寫尚存在羈絆的社會中，作為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一員，一個嚴肅的作家，有責任也有義務充當社會良知的角色。應該對人類的罪惡懷有普遍的道德問責，正如涅克拉索夫說：“你可以不做一個詩人，但必須做一個公民。”[8]木心也說：“專製獨裁的王國中，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兩個國王。”[9]無疑楊顯惠就是這樣給自己定位的。

應該承認，對於大陸中國來說，“反右”和“大饑荒”是繞不過去的民族創傷和災難印記，然而這樣一個離當下並不遙遠的過去，習慣自詡為勤勞勇敢的民族卻未能很好地清理曆史教訓和遺產，甚至還出現了掩蓋和塗抹曆史真相、混淆視聽愚弄民眾等奇怪現象，而大行其道的犬儒主義者們則擺出一副習慣性的順民形象，並以逆來順受或者“斯德哥爾摩情節”構成典型性奴隸人格，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國情和國民劣根性的體現。反觀楊顯惠，他不但拒絕同流合汙，而且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毅然走上一條艱難的還原和反思曆史之路。須知，在現實中國，楊顯惠的選擇本身不但彰顯其拒絕合作的態度，而且還帶有某種“揭人傷疤”、“傷口撒鹽”的性質，寫作風險可想而知，用評論者的話說就是“帶著鐐銬的舞蹈”[10]，但正如帕斯捷爾納克所說：“沒有風險和自我犧牲，藝術是不可想象的。”[11]

正是在楊顯惠的努力之下，那堪稱中國的古拉格群島——夾邊溝、定西孤兒院被重新發現，那近三千個“被曆史遺忘的受難者”[12]——“小右派”們被打撈出來，那些在和平時期被無情遺棄的經受饑餓折磨和屈辱的幼稚兒——孤兒們被曆史所見證。

再次重溫一下那些值得回味的鏡頭吧：生前不吃髒東西餓死後被人吃食的右派醫生董建義和為愛千裏尋夫的執拗的上海女人；由勞教升級為勞改的李祥年和俞淑敏那一場被終止和扭曲的戀愛悲劇；由工商管理科長、勞動工資科長變成無時不偷的賊骨頭俞兆遠，即便平反回家後仍然習慣性地偷吃生糧食而終於導致離婚；憎恨月亮的席宗祥，接連打死農場的豬和羊想因此獲罪做勞改犯而不得，計劃留守農場後卻意外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的罪名被判5年勞改；為了救助“凍零幹”的弟弟一命，出門要飯的姐姐被迫與趁人之危的放羊人發生性關係；獨莊子的展家八口人中，爺爺、父親、大妹妹先後餓死，無人幫忙掩埋以至於屍體腐爛在炕上，餓死的小妹妹被胡麻草燒成黑蛋蛋，出門要飯的二大杳無音信、母親生死未明，隻剩下被新姑父救活展金元和奶奶……

麵對這些沁透著曆史真實的記述，陳思和教授說：“我願意把它稱作為信史，稱作為紀錄文學。”[13]陶東風教授在評價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賽爾時說：“寫作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義務。正是這種道義和責任擔當，意味著見證文學是一種高度自覺的創傷記憶書寫。沒有這種自覺，幸存者就無法把個人經驗的災難事件上升為普遍性的人類災難，更不可能把創傷記憶的書寫視作修複公共世界的道德責任。”[14]楊顯惠自己說：“我沒有多麽偉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筆記錄自己視野中的那個時代，給未來的曆史研究者留下幾頁並非無用的資料。這也是我從事寫作的動力。”[15]可見，無論評論家還是作家，都存有一份知識分子的良知，而楊顯惠無疑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兌現這一切。

二、拒絕腐敗的意義呈現

1、以細節修複和還原曆史

有關“反右”中的右派人數，過往的權威數據是55萬[16]，但根據2005年解密檔案，在這次政治運動洗禮中（含1958年反右“補課”），共有3，178，470人被打成右派，1，437，562人被定為中間偏右的“中右分子”。[17]有關“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此前學界基本接受3000-4000萬左右的數據，[18]現在相關檔案已解密，這一數據得到基本證實。

這些大數據在宏大敘事方麵自然有高瞻性、統領性和不可替代性等作用，但是僅有這些籠統的大數據，尚不能足以逼近曆史現場和真相，還原曆史還需要更多的個體數據、細節來補充和驗證，而當曆史研究不能充分展開之時，文學也許就有了更適合的舞台。

1959-1961年，共和國出現大麵積的非正常死亡現象已不容置疑，三千“右派”被流放到夾邊溝農場也是基本事實，但是這三千人在1959-1961年的命運如何，是否也出現大麵積非正常死亡和人吃人等現象呢？不妨借助文史互證的方法論一探究竟。

關於餓死人、人相食的現象。在《夾邊溝記事》中還有《在列車上》《一號病房》《告別夾邊溝》等篇章，《定西孤兒院紀事》中《父親》《獨莊子》《炕洞裏的娃娃》《黑石頭》《姐姐》《頂針》《黑眼睛》等篇章也都有觸及。那麽，這些人間慘劇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還是被楊顯惠用文學的手段誇大了呢？作為右派幸存者的和鳳鳴在回憶錄中寫道，夾邊溝農場原有勞教人員2800多人，沒有餓死的隻有6、7百人。不少死者的遺體被饑餓難耐的難友吃掉。[19]如果這兩則材料還缺乏說服力，其他相關的材料還可以通過趙旭的《風雪夾邊溝》[20]、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21]、高爾泰的《尋找家園》[22]等著述中求證。當然，更切實可信的是延安老幹部、時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在回憶錄《悠悠歲月》中給出的數據：臨夏市全市10個公社，41個生產隊，588人吃掉377具屍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癿藏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屍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高爾泰在《尋找家園》中寫道：（人死了）“拉出去，丟在野地裏就是了。蘭新鐵路遠著哩，望都望不見，列車上來來往往的乘客，都聞到一陣一陣的惡臭。”“……甘肅省委批準蘭州醫學院到夾邊溝挖掘完整人骨，做實驗和教學用具。那件事本來是嚴格保密的。但醫學院的辦貨人員事先答應附近的農民按計件工資付酬，後來發現不用挖掘，隻在農場大門遺跡前麵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撿了一天就夠數了。”[23]可見，楊顯惠所述並非純文學虛構。

關於批鬥大會、搜糧隊等暴行。楊顯惠在《定西孤兒院紀事》中多有描述，其中《父親》中記述道：“那次批鬥大會我父親也去參加了，他回來說，會場上架著機關槍，民兵們手裏提著明晃晃的大刀。”《獨莊子》中記述道：“……會計今早上回來，他娘說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會計說，娘，你不要說了，我在外邊也是這樣幹的。”《姐姐》中記述道：“他們拿的矛子、斧頭、鏟子滿牆紮，地上打，聽音，房子、院子裏想到哪兒就挖哪兒，挖了三天三夜。……”這些記述是文學誇張還是事實如此呢？《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中寫有：1960年春甘肅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79人。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和土槍50多支助威。[24]2000年在通渭縣召開的老幹部座談會上，有當事人講述了當年搜糧隊對群眾采用了各種殘酷刑罰：竹坯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胡子、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穀棒子和先麻（一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120多種。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裏擋住，哪裏開刀”。在全縣大搜查中，打死、逼死1300多人。上述史料可以佐證，楊顯惠所述不僅是曆史事實，而且僅僅是冰山的一角。

關於楊顯惠記述的饑民吃食的東西。《獨莊子》中記述道：“樹皮剝來後切成小丁丁，炒幹，磨碎，煮湯喝。再就是挖草根根……還有駱駝蓬。這些東西拿回來洗淨，切碎，炒熟，也磨成麵麵煮湯喝。……再就是吃穀衣炒麵，吃蕎皮炒麵。蕎皮硬得很，……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點上火燒，燒黑燒酥了，再磨成炒麵。穀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麵紮嗓子，但最難吃的是蕎皮，紮嗓子不說還苦得很，還身上長癬，就像牛皮癬……”其實，有點閱讀經驗和社會閱曆的人都知道，這些細節描寫一定是有過經曆的人的觀察和體會，不可能是個人主觀憑空想象的結果。徐賁對此曾評說：“許多細節之所以被視為‘真實可信’，全在於它是一種個人的寫作，不像國家官僚話語的‘正史’那樣被嚴格定調。它不需要為政治正確而犧牲真實回憶。這種回憶的真實可信幾乎完全出於‘無須說謊’的推導。”[25]當然，現有的相關史料更可以證實其真實性。如中共通渭縣委在《關於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中寫道，1959年冬通渭“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草衣、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26]也有另外的材料可證實，大饑荒來臨之際，“農民不得不亂找代食品，吃苜蓿稈、洋芋蔓、棉蓬籽、夠衣子、喬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27]

關於小說是虛構人物還是寫實問題。《上海女人》一篇中，楊顯惠寫道：上海一家醫院的主治醫師董建義支邊到蘭州省人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在“大鳴大放”後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夾邊溝農場，接著在饑荒來臨的1960年11月活活餓死，死後還被人拋屍荒野，臀部的肉被剜走。楊顯惠曾說，自己在《夾邊溝記事》中所“描寫的故事和細節都來自生活”，不是他個人“杜撰的”。[28]事實如何呢？餓死在夾邊溝的“右派”王景和的妻子和鳳鳴晚年在《經曆——我的1957年》中寫道：“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一說是碩士）董堅毅1952年投奔新中國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設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在1957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的新添墩勞動教養。……1960年，夾邊溝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大批餓死。11月上旬的一天，……董堅毅死去，時年35歲。……董堅毅死後7、8天的一個晚上，他的妻子顧曉穎從上海來了。……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屍體不見了。經過多方尋找，最後在後溝裏發現，老董的屍體被拋在荒野。……屍體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難友們找來一些樹枝和煤油，將屍體火化。劉文漢拿出自己從朝鮮前線帶回來的一條軍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帶回上海。”[29]如果閱讀過《上海女人》一定會發現，楊顯惠隻是將“董堅毅”換成了“董建義”、將“劉文漢”換成了“李文漢”，其他敘述完全都是真人真事。

通過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文本提供的細節，輔之以相關曆史材料，在這種通常意義的文史互證中，20世紀中期大陸中國的那段淒慘、悲愴的曆史真相便一步步地呈現出來。楊顯惠在《夾邊溝記事》的“後記”中寫道：“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並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曆史不會忘記夾邊溝。”[30]是的，曆史不會忘記夾邊溝和定西孤兒院，因為那是真實曆史的印證所在，而這樣的曆史印記離不開楊顯惠這樣的良心作家。

2、為探尋與反思悲劇提供視角

夾邊溝農場近三千名“右派”何以餓死大半？定西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孤兒？定西孤兒院又因何而生？對於這些悲劇現象，意在揭示問題的楊顯惠在《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紀事》中並沒有深挖悲劇的原因，這符合非虛構——紀實性小說的特點，畢竟楊顯惠不是學者型的曆史學家、思想家。但即便如此，楊顯惠還是有意無意地通過文本為研究者提供了探尋和反思20世紀中期大陸中國身陷人類大悲劇的隱晦視角或切入點。

這個所謂的隱晦視角或切入點是如何體現的呢？不妨以《定西孤兒院紀事》為例。閱讀細致的讀者一定會發現，《炕洞裏的娃娃》中有：“我後來才知道的，我大是逃跑回來的，我姐我妹子餓死了，我大心裏急得在洮河工地蹲不住了。”《獨莊子》中有：“我大是得了肺病回來的，要不得病還不叫回來哩。他說在工地就知道家鄉沒飯吃了，因為許多人的家人沒飯吃，往工地跑，投靠兒子和丈夫。”《黑石頭》中有：“1958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哥去靖遠縣大煉鋼鐵，我娘去大戰華家嶺。”《姐姐》中有：“我大是1959年舊曆七月從洮河跑回來的。……那時候洮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飽肚子了。”這些引文中有一個共同指向或關鍵詞，那就是洮河工地。

考察曆史可知，所謂洮河工地指的就是當年名噪一時的引洮工程。這個被稱為“山上的運河”是以省委書記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響應中央《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的政績工程，於1958年6月12日開工，先後動員定西、天水、平涼三個專區近20個縣的3千職工、10多萬民工（施工高峰時達16萬人）進行大兵團作戰。截至1960年底投入直接工6000萬個工作者。但因為工作量大、工期長、技術不過關、效益不高等問題，終於在1962年3月8日正式下馬。這個不得不中途而廢的引洮工程三年間共耗費2.2億元（其中國家投資1.6億元），因工傷、饑餓死亡人數近萬人，完成土石方1.6億立方米，僅占計劃量的8%，一畝地也沒澆上。有人為此評說“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馬，血淋淋的下馬”。[31]關於引洮工程，與全國其他省市比，甘肅省在糧食產量上搞浮誇，高指標、高征購，大辦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刮五風等方麵顯然沒有多大差別，特別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可謂集“五風”之大成，對甘肅省的饑荒起了重要的加速作用。

當然，不僅是引洮工程，到1960年元月，甘肅省委布置修建了容量在百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209座，動員勞動力最多的時候達到270萬人。作為“大躍進”內容之一的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也是一些學者和民眾不完全否定1958年的理由之一，既為“畝產萬斤”的糧食衛星打基礎，也是“大躍進”那股狂熱浪潮的必然，盡管其出發點是因為隴中、隴東嚴重缺水。但是盲目蠻幹，注定要付出更為沉痛的代價。作為代價之一的就是，因為大量勞動力被抽調引洮工程等項目，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耕地荒蕪、種好的莊稼爛在地裏。這樣說並非空穴來風。1965年7月5日，通渭縣（屬於定西地區）縣委在《關於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中就提到，1958年5月，抽調18000多名勞動力（約占總勞動力的20%，此前還抽調了17900人大搞工業）投入引洮工程。8月正當莊稼收割緊張之際，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占全縣勞動力總數的51.4%），從劉家埂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60公裏長蛇陣，突擊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調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年，又抽調5萬多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一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直接導致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16423萬斤，1958年下降到11576萬斤，1959年降至8386萬斤，1960年更慘到3632萬斤。[32]

當然，糧食減產僅是一個方麵，更令人驚詫的是，縣政府不但不正視糧食減產的現實，反而虛報糧食增收，導致上級政府提高了糧食征收任務。這樣的結局便是出現擠占、強占農民口糧問題，而農民餘糧本身不足，征購遇到困難，地方政府為完成任務也就出現前述的暴力、野蠻搶糧事件，並直接導致了大批人口餓死。據通渭縣委的報告稱：在1959-1960年的大饑荒中，“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33]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西北局在劉瀾濤的主持下於1960年12月2日召開蘭州會議，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被免職，隨後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以及3370萬斤的糧食，並成立了一些孤兒院。[34]於是也就有了楊顯惠在《定西孤兒院紀事》中所記述的那些真實的故事。

其實，關於定西地區大饑荒的悲劇，很多健在的當事人都有記憶，隻是他們不能或不願發聲；很多文獻，包括上述文件、縣誌，也都有記載，隻是傳播的範圍太窄；再加之新聞、曆史、社會學、人口學等相關信息被刻意隱瞞和粉飾，所以定西（包括通渭縣）的大饑荒一直以來不為人所知，而楊顯惠的一部《定西孤兒院紀事》，讓半個世紀前的那場人間悲劇重新逼真地回到世人眼前，這等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怎麽評說都不過分。

三、拒絕腐敗的境遇

1、評論界的冷淡

楊顯惠自2000年橫空出世以來，應該說受到的關注並不少。2003年首屆中國小說學會短篇小說獎頒給楊顯惠的《上海女人》，並評價其“以含蓄節製的風格表現了人在麵對饑餓、死亡時的慘烈、堅韌、從容，從而使作品獲得了巨大的曆史穿透力和精神衝擊力”。[35]2005年，鳳凰網曾製作了“社會能見度·夾邊溝記事”。2007 年，楊顯惠被評為《中華讀書報》年度關注作家。《定西孤兒院紀事》獲得《新京報》2007 年華語圖書傳媒“年度圖書”獎。2009年蘭登書屋旗下的帕特儂書局在美國出版了楊顯惠的紀實小說集《上海女人》（Woman from Shanghai），《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分別於8月23日和24日刊出薩拉·海紮克和霍華德·弗倫奇的書評。2010年6月《夾邊溝記事》由Balland出版社在法國出版。2010年9月，王兵改編執導的紀錄片《夾邊溝》入圍了第67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成為角逐金獅大獎的候選作品。

但是，在備受世界和社會矚目的同時，一個問題便顯露出來，即如黃桂元所指出的：“這兩部作品分別連載於2000 年和2004 年的《上海文學》，很快便引起社會反響。有意思的是，反響多來自於非文學人士，也間接證明了這類作品的社會學意義遠遠大於文學意義。”[36]應該說，黃桂元的觀察比較客觀、實際，這一點隻要檢索一下各類文學評論刊物即可一目了然：十幾年下來的全部評論文章不過三十餘篇——相比於動輒幾千篇評論文章的一流作家，僅從數據來說，楊顯惠充其量也就是個三流作家。而這些文章的作者，除了三四個知名評論家外，其他大多都是評論圈的邊緣人，那些活躍的、知名的、大牌的評論家，至今吝惜著筆墨。再縱覽一下各省市作協、名校名刊組織的作家、作品研討會，對楊顯惠的研討實在是相形見絀、捉襟見肘；或者翻開各大學使用的最新版的所謂“當代文學史”教材，楊顯惠或難登大雅之堂或被一筆帶過[37]。顯然，相比於報紙、網絡等媒介對其的重視，作為作家的楊顯惠，遇到了“牆裏開花牆外香”的尷尬境遇。

楊顯惠被評論界、文學史冷淡，究竟是其文學創作水平太低下，還是評論家、文學史家們自身存在問題？有評論者曾總結過當下中國的評論界存在三種主流風氣：其一是學院派，也可以說是八股派，論文如同工廠流水線的產品。共同特點是大談空泛的理論、不自覺的自我增值、大同小異的近親繁殖；其二是協會派，也可以說是八旗派，他們近水樓台與作家打成一片，雲山霧繞，吹捧成職業；其三是媒體派，也可以說是八卦派，為了吸引眼球不設底線。評論特點是整體都差，個體都好。三者間涇渭分明，但又相互靠近、轉化。[38]盡管這樣的評語可能未必全盡當下批評界的問題，但在一定意義上誰又能充分證偽呢？所以，素有“文壇清道夫”之稱的李建軍則幹脆說：“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幾乎成了謊言和欺騙的代名詞，而所謂的‘文學批評家’則成了被市場雇傭的文學神化和文學騙局的製造者。”[39]可見，問題主要不是出在作家楊顯惠那裏，其被評論界長久冷落也就情有可原了。

評論家們之腐敗墮落，以至於名聲如此糟糕，探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不過，具體針對作家楊顯惠來說，也許存在一個共識，即要麽是生存哲學致使“過於聰明的”（王彬彬語）評論家們迄今仍在保持緘默；要麽是犬儒哲學致使頭腦“被禁錮”的“新人”們（米沃什）已經失去發聲的能力。哈維爾曾說：“生活在謊言中導致人類自我認同的深刻危機，這種危機轉而造就了在謊言中生活的條件，這其中自然存在著道德上的維度。”[40]這一點，不必多說和細說，相信大嚼“穆爾提-丙藥丸”（維特凱維奇語）或“喝著狼奶長大的”（朱學勤語）評論家們都深有體會，點破了既不顯得高明還有不厚道之嫌。活在中國誰都不易，底線早已守不住了，大談道德不是天方夜譚麽。

其實，有很多事不必過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尤其是前人已經趟出路後，就更不必自我把關到苛刻的程度。徐賁說：“隻有當在現實公共生活中有真話要說，而且確實能把真話公開地說出來的時候，文學才成為一種體現人的主體價值的社會行動。在不允許說真話的環境中，文學的這種行動變得困難而且危險，作家為之承擔的重負也不相同。”“一個公民作家不會隻是沉溺於所謂的‘純文學’之中，因為寫作本來就不具有一種任人設計、自欺欺人的‘純粹性’。……當公民有文學家的背景，當文學家卻並不囿於文學，也許正是這樣一種可能的定位。”[41]現實是作為作家的楊顯惠已經率先承擔了重負，作為評論家、文學史家，如果還有一點正義、良知和勇氣，應該適時站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聊以慰藉那再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42]，哪怕是躲在前驅者的身後以那種流行的“解讀式”評論附和一下，也不失讀書人的一種體麵和尊嚴，然而現實卻是那樣無情。

毋庸置疑，亦如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樣，文學鏈條中同樣存在既得利益者的集團化、係統化等現象，所謂結構性的腐敗，當然不僅僅指創作，評論同樣難免淪落。換句話說，評論家們的墮落與作家的腐敗不但一脈相承，而且是源遠流長，本不必為此大驚小怪，隻是那些平日滔滔不絕的著名評論家們，誰個也不曾坦誠自己因實利和恐懼而說謊或沉默，反而占據著道德製高點四處標榜如何獨立思考、自由思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合格公民”，真是讓人見識了特殊國情下的特殊景觀。

2、“小眾”的認可

盡管楊顯惠沒有得到主流和時尚評論界的關注，但是這並不表明《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的征服力不夠。

據楊顯惠講，在甘肅臨洮，八十二歲的夾邊溝幸存者裴天宇老人，收到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的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鍾，就老淚縱橫，無法繼續……很多當事人的子女或後代曾帶著這些紀實小說，清明節上墳時焚燒，以告慰父親冤屈的亡靈。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偶然讀到了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隻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43]

這樣悲痛的感受不僅來自那些受難的當事人和他們的後代，楊顯惠說，自己因為不會打字，收集來的素材都寫在本子上，交給女兒、妻子打。經常的，女兒流著眼淚打不下去，妻子接過來，也流著眼淚打不下去。女兒說，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想哭。[44]老評論家雷達曾撰文描述自己的閱讀經曆說，自己在2000年時偶然讀到《上海女人》時，“讀著讀著淚水悄然盈滿了眼眶——我已很久沒有見到具有如此巨大情感衝擊力的作品了。……此後，我每月等待《上海文學》的到來，先看有沒有夾邊溝記事連載，到2001年底，我把雜誌上陸續連載的小說剪裁下來，裝訂在一起，以便保存和再讀。這種剪貼式的收藏方式，我隻在學生時代用過，現在，除非深得我心的著作，一般我是不會這樣做的。”[45]《當代• 長篇小說選刊》雜誌在刊登《告別夾邊溝》的“編後”中寫道：“每個編輯閱讀之後，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種震撼已經難以用言語表達。……我們相信，作者楊顯惠的名字，一定會成為讀者尊敬的名字。”“無論怎麽稱讚，不管多高的評價，都不會過分，都難以表達我們對作者的敬意，因為作者之痛，不是個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不僅切膚，而且徹骨，而且剜心。”[46]

一段時期以來，文學邊緣化和文學垃圾化的論調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麵對楊顯惠的文字，一個問題便被提出來，究竟是讀者品質太低導致文學病態發展，還是文學太過輕飄飄導致讀者市場萎靡？《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紀事》事實上已經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那就是《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介對楊顯惠的關注要大於純文學刊物。同時，作為讀者群體，那些具備人文情懷的學者、公民尤為引人注目。朱學勤講述過自己的閱讀體驗，他說，有朋友稱此書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他以為還不夠。因為“古拉格群島僅僅描述知識分子在集中營裏被虐待，……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曆的苦難，遠遠超過蘇俄，隻是沒有人觸及。感謝作者楊顯惠，感謝他的執著，20世紀中國曆史的這一空白，終於開始填補”。為此，他把《夾邊溝紀事》看為他“精神年輪”裏的三本書中的一本（另外兩本是《美國與中國》《哈維爾文集》——本文注）。[47]黃桂元也評說：“楊顯惠作品的‘另類’效應多來自文學之外的讀者群，這部分人往往具有積極的人文情懷、強烈的疑史精神、鮮明的反思立場，多在中年閱曆，以男性為主。而作家也每每能給自己的讀者一次次驚歎，其良性互動之勢，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接受學現象。”[48]不得不說，與那些自娛自樂、自憐自愛的純文學和揣摩旨意、塗脂抹粉的主流文學以及“苦也好樂也好活著就好”的快餐文化或大眾文學的受眾不同，楊顯惠的讀者群體雖然“小眾”，卻呈現出高端、多元、深刻、有擔當等優質特點。這一點也許會遭到很多人的非議，但社會中的人就是分三六九等，文明與野蠻、高雅與低俗、精英與群氓、睿智與愚蠢、健康與病態等從來都是人間常態，盡管這樣的事實人們並不願公開說出來。

文學史上有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之說，但是20世紀的中國，無論是前半期的戰爭導致殺戮不斷，還是中期的烏托邦迷狂導致人間慘劇頻發，抑或是後半程竭澤而漁式的躍進發展，中國文學在這樣悲愴的大曆史中卻那樣束手無策、蒼白無力，這一點既與傳統文學國度不相匹配，更難與有著同樣命運的俄羅斯相媲美，那種所謂文學盛世的論調實在禁不起推敲和考驗，充其量也不過是自我慰藉和對空意淫的膚淺浮誇表現罷了。好在曆史並沒有讓人對文學完全絕望，文壇終於出了一個楊顯惠，就像當初有人評說大陸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界在1949年後全部淪陷之時，李慎之大聲地喊出了“我們有顧準”一樣。“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不應僅是魯迅當年的感慨。

哈維爾說：“在後極權製度中，生活在真實之中遠不僅僅具有一個存在層麵的意義的尺度（返回到人性最內在的本質），或一個認識論方麵的意義（為他人建立一個榜樣）。它也具有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維度。如果這個製度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謊言之中，那麽對它的威脅是生活在真實之中。”[49]拒絕腐敗的楊顯惠做到了，在他的努力下，幾乎已經被曆史遺忘的夾邊溝、定西孤兒院重新回到現實，此前被輕描淡寫的大陸中國1960年前後人相食的大饑荒開始血肉豐滿。楊顯惠的寫作或許真的不夠精巧，可是絕對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真實——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他決絕地拒絕腐敗，拒不同流合汙，勇敢、執著地堅守著真實的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如此腐敗的大陸中國和所謂文壇，因為有這樣的脊梁和良知存在，即便是持有悲觀主義，但誰又能說國家、民族和文學就沒有一點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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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4頁。

[2] 《回答兩個問題——自述》，《小說評論》2012年第1期。

[3] 呂東亮、楊顯惠：《為時代立心 為生民立命——楊顯惠訪談》，《小說評論》2012年第1期。

[4] 《回答兩個問題——自述》，《小說評論》2012年第1期。

[5] 黃桂元：《楊顯惠作品的“另類”觀感》，《揚子江評論》2012年第2期。

[6] 《2004：從期刊看小說》（三），《文學報》2005年2月24日。

[7] 阿十：《定西孤兒院紀事：實錄特殊年代饑餓的絕境》，《中國青年報》2008年2月25日。

[8] 《詩人和公民》，《涅克拉索夫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第103頁。

[9] 木心：《已涼未寒》，《即興判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9頁。

[10] 雷達：《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小說評論》2003年第2期。

[11] 布萊特：《非常言 來自諾貝爾獎的聲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第178頁。

[12] 呂東亮：《在曆史邊緣沉思存在——楊顯惠論》，《小說評論》2012年第1期。

[13] 阿十：《定西孤兒院紀事：實錄特殊年代饑餓的絕境》，《中國青年報》2008年2月25日。

[14] 《文化創傷與見證文學》，《當代文壇》2011年第5期。

[15] 《楊顯惠：記錄受苦人的絕境》，《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8月22日。

[1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457頁。

[17] 郭道暉：《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1982年官方公布的改正右派數字是552，877人。關於此數據戴煌：1978年“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這還不包括留下做‘樣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原屬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據估計，這樣的‘右派’不下十萬人。此外，還有數以萬計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內控’的‘右派’。”見《胡耀邦與平凡冤假錯案》，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7頁。另可參考丁抒：《反右運動中派發了一百八十萬頂帽子》，《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田園書屋2007年。

[18] 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社會》1993年第4-5合期；丁抒：《人禍》（修訂版），九十年代雜誌社1997年；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楊繼繩：《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國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林蘊輝：《三年大饑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李澈：《大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種計算》，《炎黃春秋》2012年第7期；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其中前者明確顯示，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

[19] 《經曆——我的1957年》，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420頁。

[20] 作家出版社2002年。

[21] 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

[22] 花城出版社2004年。

[23]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47、149頁。

[24] 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0]364號。

[25] 《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麵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338頁。

[26]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

[27] 中共鎮原縣委黨史辦公室：《“大躍進”期間的鎮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28] 《回答兩個問題——自述》，《小說評論》2012年第1期。

[29] 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394-397頁。

[30] 《夾邊溝記事·寫作手記（代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31] 楊聞宇：《大躍進年代大西北的荒誕事──“引洮上山”的回憶》，《炎黃春秋》1993年第3期。

[32] 1965年7月5日，《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

[33] 中共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

[34] 中共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

[35] 《首屆中國小說學會獎在津頒獎》，《光明日報》2003年8月8日。

[36] 《楊顯惠作品的“另類”觀感》，《揚子江評論》2012年第2期。

[37] 在眾多的“當代文學史”教材中，僅張俊彪、郭久麟主編的《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曹萬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李新宇主編的《現代中國文學史1949-2013》等提及楊顯惠。

[38] 何英：《批評的“八股”與“八卦”》，《文學報》2012年8月30日；黃桂元：《職業閱讀、邊地想象與批評氣場——何英文學批評的一種觀感》，《南方文壇》2013年第5期。

[39] 《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317頁。

[40] 《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怕托切克》，《哈維爾文集》（內部交流），崔衛平譯，第64頁。

[41] 《作為公民的文學作家》，《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麵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223-224、234頁。

[42] 魯迅：《呐喊•自序》，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2，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270頁。

[43] 李玉霄：《楊顯惠：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5期。

[44] 馬金瑜：《楊顯惠：記錄受苦人的絕境》，《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1期。

[45] 雷達：《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小說評論》2003年第2期。

[46] 《當代· 長篇小說選刊》2004年第1期。

[47] 《我精神年輪裏的三本書》，《學習博覽》2012年第7期。

[48] 《楊顯惠作品的“另類”觀感》，《揚子江評論》2012年第2期。

[49] 《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怕托切克》，《哈維爾文集》（內部交流），崔衛平譯，第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