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講座題目出自：（1）徐誌摩《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我替你備下真鮮豔的春景：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2）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的曆史問題，差不多讀點書的人都知道，因為魯迅的名篇《紀念劉珍珍君》至今還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裏。但是，知道關於三一八的曆史實情的人，就要相對少一些。少部分人知道曆史真相，但是也僅僅停留在曆史表麵，很少有人會想到那個曆史真相與今天的中國與今天知識界在判斷曆史、判斷現實，有什麽關係。
先來介紹一下三·一八的曆史背景，這也算是上次關於馮玉祥講座的一個補充和完善。
一、曆史背景
憑借竊取故宮國寶和蘇俄大力支持的馮玉祥，軍隊人數和裝備已經鳥槍換炮，一躍而成為軍閥中的實力派，與張作霖相比肩，但整體軍事戰鬥力，一時間還不能馬上超過張作霖，畢竟練兵需要時間。
在如何組建政府時，張作霖的意見占了上風，結果是請出段祺瑞作為政府最高領導，就是中華民國臨時執政。
對於這個結果，掏錢支持馮玉祥的蘇俄那邊很不滿意，馮玉祥更是心有不甘。與此同時，張作霖憑借優勢兵力，一路南下接管了上海。1925年11月孫傳芳組建五省聯軍驅逐奉軍。看到有機可乘，馮玉祥與奉軍的郭鬆齡聯合訂立攻守同盟密約，張作霖雖然腹背受敵，但最終還是擊敗郭鬆齡。在那一場冰天雪地的戰鬥中，林徽因的爸爸林長民不幸罹難，同時也為傳記文學《巨流河》（齊邦媛的爸爸齊世英參與其中）開了篇。順便說，《巨流河》中有很多史實錯誤。
馮玉祥趁亂控製北京和天津，同時與張作霖交火，而且在天津設海防，布置水雷。各國商船因此受影響，嚴重違背《辛醜條約》，於是日本、英國、法國等8國一麵向馮玉祥的天津前線指揮鹿鍾麟抗議，一麵向北京政府嚴正交涉，也就有了所謂的最後通牒。這是1926年2-3月的事，最後通牒發出的時間是3月16日。
通牒大致有5項：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戰鬥行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礙物、恢複所有航路標誌、對外國船舶不加任何幹涉、停止對外船的一切檢查。並要求不得超過3月18日正午兌現，否則將“采取所認為必要之手段”。
最後通牒是16下午4時被送到外交部的，執政府外交委員會隨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後認為通牒內容已經超越《辛醜條約》，違背條約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複交通，關鍵在於奉軍是否進攻天津。會議決定起草複文，由外交部派員送達荷蘭使館，並轉達相關國公使，此時是3月17日。
在北京政府以外交手段與各國交涉時，天津前線那邊的鹿鍾麟已經妥協讓步，口頭答應撤除水雷，恢複航運。
就在北京政府和鹿鍾麟忙於與各國交涉時，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在3月17日也召開了會議。大會議決18日上午10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國民大會，會後遊行，並公推徐謙、顧孟餘、黃昌穀、李石曾、李大釗等十三人組成大會主席團。這天會後，與會人員分為兩路，分別包圍國務院和外交部，在國務院這一路人，與衛兵發生衝突，有人受傷。外交部那邊更有意思，幾番爭執後，到半夜12點把總理賈耀德都叫起來，一直搞到淩晨四點才結束。
這裏有個疑問：徐謙、李大釗等人為何要在17日衝擊國務院呢？如果政府公開答應各國的通牒，還多少有些道理，因為他們反對通牒。可是，政府正在商議中並且已經不接受最後通牒，為何還要如此激烈地反對政府呢？
另外順便說，賈耀德總理也太軟弱可欺了。區區百八十個群眾，一個朝陽區城管就可以對付得了，竟然毫無尊嚴地掰扯到淩晨，也真是太沒有派頭，太為人民服務的了。
接下來就是3月18日的天安門集會，集會通過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
這個決議看上去很勇猛，但是在法理上和可操作性上，能有幾分道理，如果不是很瘋狂和天方夜譚的情況下，怕是不會搞這麽離譜的運動決議的。
然後是遊行，需要注意的是，遊行中喊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驅逐八國公使”，也有喊“打倒段祺瑞”的。
這裏還有一個疑問：打倒帝國主義、驅逐八國公使，不管是非判斷上應該不應該、對還是錯，都是符合當時的曆史情境的，可是為什麽要喊“打倒段祺瑞”呢？執政府不是跟群眾一條心嗎？
遊行中的一路人到了執政府，然後就是47人喋血、二百餘人受傷的慘案發生了。死傷者中包括7個中學生，有兩個年僅13歲。徐誌摩的“十三齡童的熱血”、魯迅的“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也就因此而誕生了。
2、孰是孰非：一案兩種結果
發生這樣的慘案，必須要解決，各方都得有個說法，那個時候的民眾沒有接受過和諧社會的紅色教育，不好惹，比如清華學生300餘人聯名向京師地方檢察廳遞交控狀，控告國務總理賈德耀等人，要求殺人凶手承擔法律責任。段祺瑞緊急召集內閣成員開會討論，結果是責成陸軍部和司法部同時展開調查。
（1）陸軍部和政府的結果
19日這天，先是陸軍部調查完畢，提交給執政府。於是，3月19日發布了《臨時執政令》：
近年以來，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等，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由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似此聚眾擾亂，危害國家，實屬目無法紀，殊堪痛恨。查該暴徒等潛伏各省區，迭有陰謀發見，國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變亂，除由京師軍警竭力防衛外，各省區事一律，應由各軍民長官，督飭所屬，嚴重查究，以杜亂源而安地方。徐謙等並著京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
3月20日，第二道《臨時執政令》發布：“愛國運動，各國恒有，聚眾暴動，法所不容。此次徐謙等率領暴徒實行擾亂，自屬罪無可逭。惟當群眾複雜，互相攻擊之時，或恐累及無辜，情殊可憫。著內務部行知地方官廳，分別查明撫恤。其當時軍警因執行職務，正當防衛，有無超過必要程度，著陸軍、司法兩部查明，依法辦理。”
（2）司法部和京師地方監察廳的不同意見
在說司法部意見時，先說一個段祺瑞、賈德耀內閣開會時的花絮。當時的司法總長是，剛上任沒幾天。會上，盧信表態說：政府對此事件應付失當，應當懲辦衛隊暴行，要求內閣下令“陸軍、司法兩部依法懲辦”。內閣正式文件卻把盧信所提“懲辦”字樣改為“辦理”。盧信大為不滿，憤而辭職，並稱“如大家不走，我一人走”，然後就掛職不幹了。
關於盧部長的辭職，可以從兩方麵來看。從法理上來說，案件還沒有展開調查，就直接得出結論宣稱懲辦衛隊，這是典型的感性行為，也屬於未審先判，這一點，國內很多法學家關於美國大選的舞弊審理問題提前宣稱沒有舞弊如出一轍，很不專業。從氣節和人格上來說，盧部長太給民國中國人長臉了。什麽執政、什麽總理，老子不高興，誰的麵子也不給。這一點，借用魯迅小說中的人物九斤老太的口頭語說就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司法係統負責調查的是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戴修瓚，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是當時有名的民法學者。京師地檢廳通過勘查取證，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檢察官戴修瓚在4月2日公布了調查報告，並以公函送至陸軍部，報告為：
學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輕躁失檢之處，然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遂行槍擊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惟事關軍人犯罪，依據陸軍審判條例第一條及陸軍刑事條例第一條應歸軍事審判機構審理，除國務總理賈德耀等被訴命令殺人部分，仍由本廳另案辦理外，相應抄錄本案全卷三宗，連同屍身照相死傷人名清單，暨衛隊旅原送各物證，一並移送貴部，請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審判、以肅法紀。
這份報告一出爐，段祺瑞、賈耀德一時間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法學界名流如潘大道、黃右昌、翁敬棠、王世傑等，都紛紛從法理上聲援北京監察廳，要求“地檢廳應斷然向普通審判法庭提起公訴”，讓執政府和內閣承擔責任；新聞輿論界當然不能放過這樣的好機會，《申報》《京報》等紛紛發表社論，有支持政府的，也有譴責政府的。如天津法學會就在隔日的《益世報》刊文：當此法權會議舉行，及各國將考察中國司法之際，以首都重地，發生重大慘案，一國行政首領，釀成殺人行為，如不依法檢舉，恐外人有所藉口，領事裁判權無撤銷之希望……國家法律，不能因段祺瑞等少數人而廢棄，法院不能因彼少數人而成虛設，領事裁判權不能因彼少數人而不能撤消。
看看這樣的報道，像不像美國1月6日民眾衝擊國會後，所謂主流媒體的報道。
段祺瑞和賈耀德，麵對這份與政府公報截然不同的調查，下令免除司法總長和次長的職務。關於這個免職，作為次長的餘紹宋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三月十八日慘案起，政府下令，誣學生為共產派。事經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乃斷言其不應開槍殘殺。公函陸軍部依法辦理。公函所稱，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謂然。各學校同時提起公訴，控告執政、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檢廳當然受理，依法偵查，並傳執政及總理。於是，政府益恨。時盧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部密令檢廳為不起訴處分，冀以了結。侄自不能允。從本月九日鹿鍾麟逼宮後，通電即以此兩案為段罪。自十八日鹿退出京師，翌晨，段竟複職。於是，迫盧君及餘了此兩案益亟。是日中午開國務會議，盧已辭不往，促侄往。侄以此次複職實太滑稽，亦不往。下午催益急，侄已草辭職書。未竟，而電話至，謂已不複經閣議，逕下免職令矣。總次長同時免職，且不經議而徑行，實開國以來所未有……盧君與侄維持司法不畏強禦之精神，乃大白於天下。
餘次長的這封信，信息量很大，簡單概括說就是：各學校控訴政府執政、總理和內閣成員；北京監察廳竟然立案受理，還傳喚了執政和總理；段祺瑞氣不過，就未經議會程序直接下了免職令。
這一過程中，暫時先不管是非曲直，單就盧信、餘紹宋、戴修瓚等法律人，不畏權貴，堅持司法獨立的行為本身來說，就夠讓人敬佩的。
三、是非曲直到底如何
現在到了該厘清是非曲直的時候。一案兩審，意見不同。作為後來者，該相信誰的？也就是該相信執政府的公報，還是相信受到輿論和民間普遍支持的北京地方檢察廳？
為了讓各位加強判斷，我這裏再引用點能夠刺激人感情的材料。比如魯迅在這一曆史事件上，寫了好幾篇文章，聲討政府、為罹難者鳴冤，其中在名篇《紀念劉和珍君》中寫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接著，我再舉幾個現場證人的例子：
朱自清：“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幸而直到出場時不曾遭著一顆彈子，請我的遠方的朋友們安心！……拿木棍的並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不過十餘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見。木棍約三尺長，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至於‘有鐵釘的木棍’我卻不曾見！……”“在第一次紛散之前，群眾與衛隊有何衝突，我沒有看見，不得而知。但後來據一個受傷的說，他看見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衝進府去，這事我想來也是有的；不過這決不是衛隊開槍的緣由，至多隻是他們的借口。”“……在首都的堂堂執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屍，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卹，但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於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
燕京大學學生於成澤在《三一八慘案中的燕大及其經過詳情》中寫道：“燕京大學大隊由魏士毅同學執校旗參加了遊行的行列。下午1時，到了段祺瑞執政府國務院，並派代表五人見段祺瑞無果。群眾憤慨，齊集上前。這時，如狼似虎的兵士排開陣勢，向群眾衝來，同時，劈劈啪啪的槍聲也響了，有的中彈同學已倒下。”
據內左四區巡長王文紹3月19日供稱：昨日我在國務院門前石獅子旁邊指揮，在衛隊開槍以前，學生僅喊口號，沒有別的動作。
報案三隊副分隊長郎葆璞供稱：“學生都拿著旗子、傳單，沒有別的東西，凶器及放火的東西，都沒有看見，我們是隨學生去的……”
類似這類遊行請願人，被無辜殺戮的證言還有很多很多，這裏不一一列舉了。接下來再舉幾個反方的例子：
段宏綱，段祺瑞的侄子。據他回憶：“大約是11時半前後，我在吉兆胡同忽聞連續不斷的十餘聲槍響，來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鐵獅子胡同東南方）。我大吃一驚，這一定是執政府門前發生事故了。這時先伯命人召我，問何處槍聲。正在說話的時候，楚溪春電話來了，說遊行群眾百般地辱罵兵士，並搶奪槍支，欲闖破鐵門，兵士開槍，死傷有數十人。語氣極緊張。先伯命我立刻往視。”（《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
楚溪春在1959年寫文章回憶說：“慘案前一天，衛隊接到上級命令，說次日學生要到天安門開會，會後去段宅請願，守衛官兵必須嚴加戒備，但要萬般忍耐，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以免發生意外。……3月18日當天下午，楚溪春親自到段宅布置戒備，而執政府由衛隊旅少校參謀王子江負責，布置時特意要求前幾排官兵不準紮皮帶，中幾排可紮皮帶但不許拿武器，後幾排準許攜帶武器。……上尉軍械員邱霖（現是北京市民革成員）偷偷告訴我說：“……當學生向執政府門口擁擠時，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走狗’，當時士兵曾被迫後退。當學生快要衝進執政府門口時，壽圖（王子江號——本文注）就命令附近的士兵：‘開槍吧！’”
日本記者3月26日在《京報》發文稱：“當學生隊伍和衛隊發生衝突時，隊官雲：‘倘汝等有何請願，應按照法定手續，呈遞請願書，不應依仗人眾，遽作不法行為，擁入府院……’群眾憤激之際，對於上項勸告，均置之不理，隨聞有人大聲呼喝：‘不必多話，快擁進去。’一聲呼嘯，群眾如怒濤洶湧，一擁而前，鐵門撼動，幾將闖入……當有兵士數人，每人手出手槍，大聲警告群眾，謂：‘爾等學生，如再不聽告誡，停止暴動，餘等不得不以最後手段對付矣。’此言一出，學生不但無所畏懼，更如火上加油，仍欲衝進鐵門，於是衛隊即朝天放十餘槍……
李葆華（李大釗兒子）回憶說：“由於前一天曾發生過流血事件，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杆’，用以自衛。”
董壽平1990年代回憶：“李大釗說的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應該拿上棍子棒子，咱們是首都革命。他這是對學生領袖講的。……我當時是東方大學學生會的代表。”
如果各位置身於1926年的北京，而且都是法官或陪審團，在證據提交到此時，能否在政府和北京檢院之間做出判決？
講到這裏，我忽然想起這次美國大選是否舞弊的問題了。當時很多朋友都問過我的意見，我每次都回答：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判斷力。我知道各位都很有判斷力，不管是讚同舞弊的還是否定舞弊的，而且各自都有很多證據。但是我的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判斷力了。我也在一次講座中提到，曆史學者不急於做判斷，因為以後檔案解密了，這個問題應該會有確切答案。
三·一八過去90多年了，現在很多問題清晰了。那接下來我再給各位一些當年陸軍部和檢查廳都沒有的證據：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確定送給馮玉祥部國民一軍價值3,486,596盧布的軍火，飛機10架；國民二軍價值701,789盧布軍火，飛機10架；國民三軍3,082,795盧布的軍火；另調撥價值741,000盧布的毒氣彈供馮調撥使用，甚至許諾給馮2,000萬盧布的外匯。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應由馮玉祥及溫和派組成，建立純國民黨政府則不可能。
“三一八”慘案後第二天，馮玉祥國民軍的軍事顧問普裏馬科夫，蘇聯人，見到李鳴鍾時曾經說：“你有一個警備旅，你可以解除總統衛隊的武裝，剝奪總統的權力！”普裏馬科夫在《馮玉祥與國民軍》這本書中還寫道：“3月18日，發生了鎮壓學生的行動。學生們舉行遊行示威，要求把政權轉交給國民黨，隊伍到達總統府時，總統的衛隊向學生開了槍。”
張作霖將部分在蘇聯使館搜查到的文件公開展覽：“在中國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記錄蘇聯秘密行動（主要是軍事偵查）的卑劣的細節，包括從莫斯科來的一些旨在加劇中國人民和西方國家的衝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搶劫和大屠殺’的指示。文件中還有間諜的名冊、要求中共黨員給予幫助的指示，還有對秘密運入中國的武器的詳細描述。”
維克托•烏索夫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寫道：張作霖指責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國就出錢收買大學生鬧事，又加緊豢養馮（玉詳）軍，從而使國內混亂下去’。……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權利和國際公法準則了。”這裏說的“收買大學生鬧事”，是指“三·一八”運動及其慘案。
許廣平1960年4月17日對電影《魯迅傳》創作組說：在“三·一八”前，我們去訪問於右任。於右任帶著煽動性的對我們說：“你們盡管去，黃花崗烈士中也沒有一個女的，你們去幹吧。”他一再鼓動我們去當女烈士，我們一聽，就“寒心”了。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收錄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為段政府慘殺愛國學生緊急通告》，其中寫道：“黨現在關於此事決定之政策”第一項有：“我們應該利用這次屠殺，鼓動一個全國民眾的大運動，類似俄國一九○五年冬宮請願屠殺而起的全俄革命運動。”“全國各界人民要不惜以重大犧牲，援助國民軍。”
講座到了這裏，關於三·一八究竟是徐謙是第一領導人還是李大釗？這次運動學生是和平請願還是暴力衝擊？段祺瑞政府的判罰更客觀還是北京檢查廳？甚至許廣平說是魯迅當天留下她抄稿以及她十點鍾聽到槍聲跑回學校等托詞和描述，這裏我都不想去一一去費時解答，因為各位應該會有自己的判斷了。
在講座的最後，我再補充一點，就是李鳴鍾因為沒有服從普裏馬科夫的命令，隨後被馮玉祥調離，換上了鹿鍾麟，而後者於4月9日出兵包圍了執政府，雖然馮玉祥做最高領袖的願望因為張作霖兵臨北京城下而沒達成，但是段祺瑞的執政府確實被推翻了。
到這裏，再來重溫一下講座題目中使用的文學修辭：“十三齡童的熱血”和“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我想各位應該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