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各位，很高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讀書心得。在正式開講之前，有幾句話要交代一下。因為就題目本身來說，我知道它的重要意義和敏感性，這涉及十幾億人對於曾經發生的那一段曆史的一種曆史敘事和民族情感，所以不得不借用前《炎黃春秋》總編徐慶全先生的一句玩笑話，叫“隻講事實，不講道理”。也就是，今天我更多的是為大家講述曆史事實，而不是去灌輸太多道理，因為道理人人都有，教科書也有教科書的道理。當下大陸中特別流行“懟文化”，就是因為每個人的道理都很了不得，每個人差不多都是曆史學家，最低也是個曆史評論家，見麵就是“廝殺”、互懟。既然如此，我今天就隻講事實，雖然可能在講事實的時候，難免會有一點道理，但我會盡量克製。
今天給大家講座的這個題目，將分為五個方麵來講。
（一）關於七七事變之曆史敘事。
我大概總結了一下關於1937年7月7日這一場曆史小衝突的幾種說法：
比如大陸的曆史教科書，相信各位都比較熟悉：日軍借演習丟失士兵，要進宛平城搜查，守軍不同意，日軍就開槍，挑起事變。於是，日本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這裏不多說。
教科書之外，或者學者更看重的，比如民國史研究最好的學者之一楊天石教授，他有很多著作和文章。還有非學院派的馮學榮先生，也寫了幾本熱銷的書。大陸之外，台灣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的《中華民國史稿》。海外的學者，比如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蘇聯學者中，曾經著有影響一時的《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的烏索夫，在占有大量蘇聯和共產國際檔案的情況下，也寫的是日軍首先向中國軍隊開槍射擊。
中文出版物裏麵，相對比較好的是郭岱君博士主編的《重探抗戰史》（一、二）。這兩本書比較好的理由是，郭岱君作為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的研究員，接觸了大量蔣介石的日記，包括那些好多別人無法看到的那種檔案磚（就是日記時間太久，粘在一起打不開了）。該書對七七盧溝橋進行了相對客觀的還原，比如交代了日軍在盧溝橋演習丟失士兵之前被不明來路的實彈襲擊的細節；比如中日開戰，尤其是包括淞滬會戰，是蔣介石主動發起的。這些都與我的研究相合拍。當然這兩本書的問題也還是很多，如果可能我日後會專門撰文進行商榷。
以外，我還要給大家介紹一下日本的學者，比如井上清的《日本曆史》，其中寫道：“1937年的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盧溝橋，日本軍突然地攻擊了中國軍，這樣所謂七七事變——日本對中國不宣而戰的戰爭就開始了”。井上清1982年接受采訪中還這樣說道：“有良心的曆史學家，沒有人否認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篡改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是複活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曆史的偏見方麵，並不是中國學者都一個腔調在敘事，日本學者也如此。而且，這個日本學者最後那句話，多少帶有一種道德上的崇高感，或者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表現，因為若與他觀點不同，或者不讚同他的意見，似乎就“沒良心”了。
稍微小結一下：除了郭岱君那本外，其他那些學者及其專著中，關於七七事變的敘事，基本上能夠達成一致，隻是在個別的詞句上會出現差異。
（二）七七事變之前
七七事變不是一個單純的曆史事件，事前有很多曆史的因存在。我這裏不能把每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交代清楚，隻是把清單列出來，個別事件會稍微做一點說明，方便各位進行曆史考察。
第一個事件是，1935年6月《何梅協定》簽訂。不管中方是否願意，總之何梅協定簽訂後有一個重要後果，就是中央軍必須退出華北駐守，宋哲元的29軍接管平津地區的防務。因此，宋哲元不僅在軍事上成為華北的實際掌權者，而且在行政管理和貨幣發行方麵，也都相對具有獨立性。
第二個事件是，滿洲國成立之後，在滿、蒙交界發生了一係列的衝突。有學者統計，僅1935年雙方的邊境衝突達到176次。所謂滿、蒙衝突，實際上就是日、蘇衝突，也就是日本支持下的滿洲國和蘇聯支持下的蒙古國之間的衝突。
第三個事件是，共產國際七大在1935年7月到8月之間召開。會議的決議中包括為使中共徹底從蘇維埃化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構建“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就這個結論多次致電延安的中共中央。原文大致是：“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此外不可能左右開弓。要真正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要注意到這裏有兩個關鍵，一個叫世界反法西斯戰線，也就是說在1935年七八月的時候，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就已經處在擬成立的階段，而不是等二戰開打後才形成。一個是促成國共合作。西安政變後，共產國際進一步提議延安放棄蘇維埃製紅軍和蘇維埃政府，並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中央政府統一指揮。這是1937年1月20日和3月5日共產國際的電報的要求。從這一天之後，延安事實上就進入了與南京政府的談判過程中，曆時很長又艱難的談判。
第四個事件是，1936年的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內容就是陸軍要對抗的目標是蘇聯在遠東的兵力，為此要加強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海軍的目標是美國太平洋艦隊。至少在五相會議上看來，他們認為是對蘇聯和美國是日本的重大威脅，所以有所謂的南下和北上戰略。
第五個事件是，1936年南京政府召開一個國防會議，老蔣確定了對日方針，簡單概括來說就是：一旦迫不得已，中日要進行戰爭的話，那麽首先要殲滅日本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
第六個事件是，1936年11月25日，日本與德國在柏林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
第七個事件是，大家最熟知的由特別黨員張學良和要求進步的西北軍楊虎城，聯手發動的西安政變，這個大家都很了解，我不多說。不過在事件之前的1936年12月9日，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寫道：“博格莫洛夫（1890-1937，時任蘇聯駐中國公使）來見，談到：（2）南京不會再做出重大的領土讓步。（3）中國將對日作戰。（4）統一戰線運動正在迅速發展。（5）蔣介石將在對日本開戰前夕並同蘇聯協商後才下決心和共產黨和解。（6）蔣介石不會在西北追剿紅軍。”
第八個事件是，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廣田弘毅、岡田、林等短命內閣頻繁更換，到1937年6月，近衛文麿組閣。近衛上台之後也召開五相會議，就日本在中華民國在華北的問題有一個決議，就是：局部解決，不擴大事態。
第九個事件是，1936年6月16日開始，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心髒瓣膜發病開始住院，進入搶救狀態。
第十個不是事件，但是作為一個重要考量的要素，就是華北駐屯軍從北京到天津沿線駐軍，六七個地點，總共駐軍是5600多人，大概一個步兵旅團的裝備，沒有重型武器，裝甲車就算好的了。此外，還有冀東保安隊、蒙漢回自衛軍、滿蒙征綏聯合軍，以及一些雜牌兒兵，總共大概統計起來六萬人左右。戰鬥力、武器裝備都很差。
（三）還原七七盧溝橋事變的那一刻
那一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麽？對比一些材料，我認為《今井武夫回憶錄》還是比較客觀的。今井武夫當時是日本駐北京領館的助理武官。
7月7號那天晚餐，今井武夫跟幾個日本朋友一塊兒喝酒，第一波兒九點結束，第二波一直喝到12點。今井武夫回家剛睡著，電話就來了，說駐豐台日軍的一個中隊在演習時發生了槍擊事件，點名時發現丟失一名士兵，然後征得上級要求，要進宛平城搜查。這裏稍微強調一點，就是日軍先遭到實彈射擊，然而才要求進宛平城搜查。這個小細節不能忽略，不然曆史就是不完整的。
接下來，今井武夫在他的回憶錄中開始敘述整個調查、交涉過程。重要的節點：淩晨兩點丟失的士兵回隊了、37師師長馮治安說自己並沒有下開槍的命令、營長金振中也不知情。在雙方糾葛中，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就是今井武夫證實一個日本的聯隊長，在回應電話問詢：如果再遭到中國軍隊的襲擊，我們是否可以開槍還擊的問題時？聯隊長的答複：當然要還擊。
第二個小問題來談誰是肇事者？就是這個槍到底是誰打的？關於這個問題，我歸納了如下幾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日本兵幹的。理由是日本防衛省有一個資料，就是剛才下命令的那個聯隊長，他叫牟田口廉也，他自己說：“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因為在盧溝橋射擊第一顆子彈引起，引起戰爭的就是我，所以我認為我對此必須承擔責任。”他還在筆記中寫到：“我挑起了盧溝橋事件，後來事件進一步擴大，導致盧溝橋事變終於發展成這次大東亞戰爭。”這個觀點被路易斯·艾倫在《緬甸：最長的戰爭》中引用。我記不清楚是香港還是大陸拍了一個紀錄片，說盧溝橋事件是日軍所為，依據就是牟田口廉也承認的話。
不過，這裏要清楚，今井武夫的回憶錄可以佐證牟田口廉也是在什麽狀態下說那番話的，也就說他說的那番話不是指向晚上十點鍾那次開槍，拍記錄片的學術顧問，大概曆史是在體育大學學的。
第二個說法是藍衣社所為。依據是日軍在北平特務機關7月16號的記事：“冀察要人有關華北事變談論如下：事變的主角是藍衣社駐北平第四總隊，該隊在軍事部長李杏村、社會部長齊如山、教育部長馬衡、新聞部長成舍我的組織下，再由西安事變當時曾在西安的第六總隊之一部參加，以日本軍經常演習最頻繁的盧溝橋為中心，巧妙策劃了日本軍與29軍衝突，第37師完全中了它的圈套。”如此有名有姓的曆史敘事，應該引起重視。不過，好像曆史學界沒幾個人重視過。
第三種說法是29軍所為。這裏還分若幹種情況，比如說日本秦鬱彥教授提及三種說法：一種是說馮玉祥連同石友三、陳覺生等人所為。意思是馮玉祥失了軍權，準備要重新奪回軍權，需要製造一個借口；第二種說法是張自忠的陰謀。他認為38師師長張自忠，想要奪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29軍軍長宋哲元的權，於是不斷挑起三十七師和日軍的衝突，從中漁利；第三種說法是營長金振中在1949年後的回憶，文章刊載在政協的那個《文史資料》上。他說：我們早就想跟日軍打了，所以那天就打了。
第四種說法是共產黨所為。比如日本的安倍源基教授，在《昭和動亂的真相》中說：劉少奇後來承認是他命令29軍的人挑動衝突。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殺之虛構》這本書中說：劉少奇發給延安的電報被亞洲各地的電台截獲。第三個是日本的教授石村暢五郎，1961年在台灣時說：盧溝橋第一槍是共產黨的遊擊份子同時向中、日兩軍開槍挑起衝突。他說這是日本駐北平陸軍特務機關少佐兼29軍軍事顧問的櫻井德太郎，戰後親自跟他說的。
這幾種說法究竟該怎麽看待呢？來看大陸的一些材料。比如《北京文史資料選編》載有張克俠寫他當年在西北軍從事地下工作的經曆。他說：我在1929年就入了黨。1937年4月，肖明同誌要我對日積極作戰，以攻為守。解放後，劉少奇同誌讓王世英找我，要我交還這個指示文件的原件。2005年，北京電視台的一個社會觀察節目，原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的兒子說：我父親接到劉少奇的命令，會同何基灃，讓士兵挑起七七事變。
葛西純一，他本來是個日本人，1949年後留在中國，他編譯了《新資料·盧溝橋事變》，總政治部1974年發行的。裏麵寫道：七七盧溝橋事變是劉少奇領導的一隊抗日救國學生，根據中央指示實行的一次決死行動。由於七七事變，企圖發動第六次圍剿消滅我們黨的蔣介石南京反動政府被迫與世界上強大的日本陸軍作戰，其結果滅亡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
那關於七七盧溝橋事變到底是怎麽樣的呢？東京審判當年宣判是：既然日方發動侵略戰爭已成事實，這就是一個結果，沒有必要再考慮這些戰爭是否違反國際法以及條約，協定和諾言。
什麽意思？就是東京審判認為，既然後來日本侵略了中國，那麽在這一既成事實之下，前麵的原因就不去考慮了。我覺得東京審判在這一點上存在著重大問題，作為一個國際仲裁機構，怎麽能給出這樣不管因果關係結論呢？在這一點上，包括東京審判中印度法官帕爾的那個備忘錄，都值得專門寫文章。
補充一則材料是，英國駐華使館秘書郭萬安在1937年7月12日曾說：“在談到中國方麵認為的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有意挑起的時候，我應該說明我的觀點，即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當時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因病正在天津，大量的日本外交防衛人員在通州，多數參加演習的日本人已經返回到豐台，要說明誰先開的第一槍已不可能。”與這個材料相印證的是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我仍相信日本政府不是有意有計劃地開始侵略的……我絕不相信日本政府會願意在此時、在中國進行一場軍事冒險。”
（四）重要但也不重要的七七事變
這裏麵我要發問，就是誰認為重要，誰認為不重要呢？我歸納了一下：
第一是延安認為很重要。
七七盧溝橋事變，實際上應該是七八盧溝橋事變，也就是中日真正的衝突是八號的淩晨左右。這個時間很重要，因為當天延安一次性發出四份電文，分別為：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針對全國各界包括國民政府的《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給中共北方局的《中央關於盧溝橋事變後華北工作方針問題給北方局的指示》；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署名、給蔣介石的《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蔣委員長電》；以上述署名給國民軍二十九軍將領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馮治安的《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宋哲元等電》。
同天，延安還發表了一個麵向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軍隊，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同胞們的一個《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其中說：“本月七日夜十時，日本在盧溝橋向中國駐軍馮治安部進攻，要求馮部退至長辛店。因馮部不允，發生衝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不管日寇在蘆溝橋這一挑戰行動的結局，即將擴大成為規模的侵略戰爭。”之後是大家熟悉的：“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占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個中國人民的麵前，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
可能大家不知道這個文獻後麵還有一段話：“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二十九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立刻援助二十九軍，並立即開放全國民眾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應戰。”再後麵就是什麽保衛華北、保衛平津那段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字。
7月9號，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人以人民抗日紅軍名義給蔣介石發電：“我全體紅軍願立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受命為抗日先鋒，與日寇決一死戰“。這個電報也發給了29軍。
稍微做個小結。如果抗戰是正確或者政治正確的話，那麽此前國內有一種說法說延安不抗戰，這裏可以糾正一下：起碼在抗戰前，延安始終積極抗戰。
第二是南京認為很重要。
南京怎麽認為重要呢？7月8號晚上，蔣介石在日記裏寫道：“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亦將與宋哲元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我之應戰此其時乎？”
這是蔣介石在日記中揣測，這個揣測很重要，因為從這一天開始，一直到最後的八·一四，中日全麵在淞滬開戰，一個多月中，老蔣一方麵在揣測，一方麵兒在理性建構著他心目中的中日之戰。
7月9號，就是今井武夫和29軍已經談妥、兩邊兒都撤兵的情況下，蔣介石仍派中央軍四個師奔赴華北。蔣介石同時致電秦德純，張自忠和馮治安：“應具決死與決戰之決心”。
秦孝儀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中記下，這一天蔣介石說過這樣一番話：“中共之抗日，一再喧騰，究其實際，蓋蓄有重大陰謀，蘇俄與‘中共’，深知在中國國是安定，國民政府統治力量完整，政治經濟循序進展之情況下，‘中共’絕無法起而取代中國之政權，而蘇俄赤化東亞之企圖，亦將無由實現，故認為中國之對日抗戰實為‘中共’擴張勢力之最佳機會，亦為蘇俄征服世界的整個戰略中所希冀之‘大事’，尤以‘中共’動機，主要在於如能引起抗日戰爭，則可獲得兩方麵效果：一為以中國牽製日本，使日本無力進攻蘇俄，一為籍日軍以牽製中國政府，使國軍不能進攻‘中共’，‘中共’乃得藉此擴充實力，奪取政權。故‘中共’實以抗日為幌子，以掩護其真正之目的，昭昭明甚。”
7月9號，蔣介石密令淞滬警備總司令張治中，在上海警戒。這個材料，很重要，因為北平發生一個摩擦，上海警戒幹什麽呢？這個問題留給大家思考。
以上還可以參照一些其他的材料，比如說像《陳誠日記》《徐永昌日記》《王世傑日記》等。
第三是北京和東京認為不重要。
這個大概有點奇怪，怎麽事發地和準備發動侵略的權力機關認為不重要呢？
7月8號，今井武夫與秦德純和132師長趙登禹見麵，雙方約定都不擴大事態。同時日方因為傷員，交涉後中方打開北京城門，讓日軍進城去看病。
7月8號，日本外務省決定不擴大事件，局部解決。
7月9號淩晨三點，中日雙方達成初步協議，雙方撤回原地。
7月9號，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派參謀長到北平視察，今井武夫前去跟他溝通一下，結果一路上都是29軍的哨卡，不讓通過。
7月9號，雙方談好後，日方派外交人員三個人帶著香檳酒進入宛平城，表示慶祝和平實現。這個材料很少有人提到，大概是因為與流行的結論太衝突，所以屏蔽掉了，但我認為很重要，因為當7月9號這個行為發生時，7號、8號的事情等於沒有意義了，衝突已經歸零了。
7月9號，東京的參謀本部開會討論認為，日中戰爭幾乎沒有爆發的可能，不能因為任何中國方麵的問題影響到蘇聯進攻日本，所以采取不擴大方針。
第四來看7月10號的局勢發展。
第一，南京依然認為事情很重要，因為蔣介石命何應欽和徐永昌調洛陽高射機槍隊赴保定。
第二，北平也認為重要了。因為北平市長、也是29軍副軍長秦德純下令全城戒嚴。為什麽是副軍長下命令呢？因為軍長宋哲元在山東老家養病呢。老蔣打電報、秦德純也匯報，但宋哲元不認為這個衝突有多重要，所以一直不回北平。
第三，東京什麽態度？東京是一會兒認為重要，一會兒認為不重要。依據是什麽呢？
不重要的體現是7月10號參謀本部致電駐屯軍：為解決盧溝橋事變應避免觸及政治問題。但接著得到北平戒嚴消息後，擔心北京城內日僑的安全，同時得知中央軍沿平漢線北上的消息，於是陸軍中央就提議增派兵力——主要從關東軍和朝鮮軍那邊兒調人，也包括本土調軍。但石原莞爾和陸軍部次官梅津美治郎反對，所以最後決議是本土調軍作為預備案。
10號這天，今井武夫接到東京9日不擴大事件命令之後，與日軍特務機關長商議談判的幾個條件：一個是29軍派個代表向日軍道歉，懲治肇事者；第二是中國軍隊不得駐守永定河東岸；第三是鑒於本次事件係藍衣社、共產黨和其他抗日團體鼓動，中方應予取締。
然後他們據此開始跟張自忠談判。談判過程中，中方軍隊七點半左右，集中向日軍開炮。晚上九點左右，日軍襲擊了龍王廟，雙方都有傷亡。
再來看7月11號的局勢發展。
首先來看北平地區。今井武夫和冀察政務委員會的齊燮元達成協議，就是剛才說的那三點。這就意味著7月11號，北平又認為不重要了。
不過，7月11號下午兩點多，日本軍令部所屬的監聽站截獲美國駐北京的海軍武官發給華盛頓的密碼電報。這個電報的內容是：據可靠情報，第29軍宋哲元麾下的一部危險份子，因不滿當日協定可能於今夜七時向日軍發動進攻。
這個材料是東京審判時，那個監聽站的第一站長和智恒臧提供的材料，他是在1947年出獄後，向美國駐日本海軍求助，美軍幫他在海軍作戰部檔案裏把這份材料複印給他了，所以這則材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都比較高。
再來看天津地區，7月11號田代皖一郎病情加劇，日本那邊沒辦法，派香月清司準備替代田代。
再接下來，我要簡單概述7月13-17日的局勢發展情況：
東京：7月13日，東京堅持不擴大，就地解決，並推遲增兵計劃。
北京：7月13日，宋哲元在天津發布通告：解除北平戒嚴，列車正常行駛，釋放被關押的日本人，嚴禁與日軍摩擦。
南京：7月13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日必將冀察造成第二冀東。中正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勿為瓦全。
7月14日，華北駐屯軍香月清司，服從東京指令，放緩腳步，采取慎重態度。
7月14日，宋哲元電請蔣介石，是否可以放棄天津？蔣介石回電宋哲元：天津決不可放棄。同時讓何應欽：調高射炮赴保定、速運子彈300萬顆給宋哲元。
7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逼著王世傑當麵打電話問蔣，中國政府到底是要打還是要和？意思是，要打的話自己就不去調和了。
7月15日，蔣介石說：“中共”竟於此國難正亟之際，公然成立其所為“陝甘寧邊區”，擁兵割據，並發表所謂“團結禦辱宣言”，實則暗懷鬼胎，藉此哄騙中外。
7月16日，田代皖一郎病逝。
7月16日，日本陸軍省提議，然後提交內閣17號決定，責成天津軍下達指示，以7月19日為期限，解決事件衝突問題。這等於下通牒，說這個事件的解決定到19號。這個決議，要求上比今井武夫他們那三點提高一格兒。具體就是：第一，宋哲元正式道歉，原來是29軍派個代表道歉一下就行了。第二，處罰責任人，免職馮治安。第三是中國軍隊撤出八寶山附近。第四是在11日達成的合意上要求宋哲元也要簽字。
7月19號，蔣介石力排眾議，公開發表《廬山講話》。這段講話我相各位都比較熟悉，什麽：“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是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後麵是“如果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很多人聽到這番話，都熱血沸騰，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我總想：不管男女老少，都一起抗戰？老蔣也不想想，未經訓練的人，能抗戰嗎？就算男人勉強可以抗戰，但女的、老的、少的，怎麽抗戰？這不是拿無辜生命當炮灰嗎？每當此時，一個口號便冒出來：國民黨反動派！有意思。
老蔣發布這個宣言，為什麽力排眾議呢？因為當年，文職裏汪精衛、胡適、蔣廷黻等反對，武職裏徐永昌等也都不讚同開戰。為什麽這些人反戰？因為中國當時根本沒有任何條件可以跟日本打，軍力配備上一點兒籌碼都沒有，所以老蔣在這個問題上叫力排眾議。
老蔣發表這個廬山宣言，並非給中國人看的，而是給日本政府、軍部看的。看他在日記裏、包括秦孝儀主編的那個材料裏，都可以看到，老蔣特別期待日方有反應，不停地問身邊的人：日本那邊兒有什麽反應沒有？包括媒體有什麽反應沒有？結果，一天等下來之後，老蔣非常失望，日本竟然沒有任何反應。那日本為什麽沒反應呢？是因為九一八後，這樣的聲嘶力竭經常發生，所謂狼來了的故事演多了，引不起別人的重視了。
7月20號，老蔣派出的參謀次長熊斌到達北京，約談宋哲元和29軍高級將領。宋哲元知道老蔣的真實意圖後，本來20號當天已經下命令拆除北平的防禦工事，日本方麵也感覺29軍很有誠意，雙方又開始趨於平靜了。可是熊斌到來第二天，也就是7月21號，防禦工事就不拆了。日本人說怎麽不拆了呢？宋哲元答複他們：天太熱了！這理由多麽的冠冕堂皇，昨天不熱，是吧？
7月21號，蔣介石日記裏說：英使態度大變。我前麵講到，英國那個大使不是去調解了嗎，可是被日本直接就給頂回來了。為啥呢，日本拿出何梅協定說，你看中央軍不可以入駐華北，這是當時簽訂的協議，中華民國應該遵守協議。英國駐華大使跟王世傑抱怨，老蔣當天在日記裏記下。老蔣以前一直以為何應欽沒在《何梅協定》上簽字。事實上當時何應欽確實沒在協定上簽字，但寫了一個私函，說同意協定中的內容。後來外交部核實這個文件，說私函簽字到底成不成立？經中國的國際法專家鑒定，協議成立。老蔣不知道這個情況，所以知道後，氣得在日記裏罵：“應欽，誠賤種也”。
（五）不被熟知的重要事件
以下涉及五個問題，他們跟七七盧溝橋事變不能說沒有關係，但確實可以單獨存在。
第一是今井武夫的回憶錄：7月22日中日雙方駐軍都聽到槍聲，雙方互相打電話指責，說簽好協議了為什麽又放槍？結果雙方都不承認，於是就約定派個聯合調查組，結果他們發現一些北平學生在放鞭炮。今井武夫還寫道：調查組的人都穿便衣，那群男女學生對他們說：我們是受命於北方局來幹的，你們別搗亂。
第二是7月25號的廊坊事件。這個事件是因為駐屯軍派工兵去修電話，結果跟廊坊的駐軍發生衝突，雙方交火，日方是死亡4個人，傷了十幾個人。
第三是廣安門事件。這個事件是7月26號華北駐屯軍從天津派500人到北平保護日本僑民。走到廣安門時，守軍就問，你們幹什麽來了？這麽多人？日方就答說，我們受上級命令來保護日本僑民。中方的這個團長就說：好，那你們就進來吧。結果進到一半兒的時候，他們把城門一關就開槍了。日軍傷亡十餘人。
這個事件，郭岱君博士在台灣的一次演講中，沾沾自喜地說：這叫關門打狗。
我常有一種觀點，就是學者分三種：一種是學者，一種是國族學者，還有一種是黨派學者。要是選擇做學者，就應該持客觀態度，不能因為事件牽扯你的種族，或你的國家，獲利或得勝了就幸災樂禍、沾沾自喜。一個學者不能有這樣的情緒，否則就不能客觀。
廣安門事件，很多中方學者都認為不重要，大家一談中日衝突、中日全麵戰爭，就談盧溝橋，但是日本官方對這次事件非常看重，他們認為整個華北事變，標誌就是廣安門事件。
廣安門事件後，日軍開始征集力量進攻北平周邊的城鎮，之後28日就是佟麟閣戰死，宋哲元也很緊張啦。同時日軍向宋哲元發布通知說：明天我們就要攻打北京，北京是你們中國的古都，如果你們不想讓它毀於戰火的話，請你撤退，否則的話我們武力進攻。宋哲元權衡再三，最後臨時決定撤，所以29軍就撤掉了。但是他把張自忠留下，說29軍全權委托你與日方交涉，張自忠就努力跟今井武夫去溝通，但是這時華北駐屯軍已經不想再跟他談判了，所以張自忠沒辦法，就化裝成女人逃跑了。
到29日淩晨，三十八師就是駐天津的部隊，在副師長李文田帶領下開始襲擊日軍駐華北的駐屯軍司令部，就是海光寺，當然瞬間被日軍擊潰。
第四件是通州事件，日本的很多學者也稱其為通州大屠殺。就是7月29號，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隊嘩變。因為26、27、28號有些軍隊已經開打了，這些人在一部分軍官的煽動之下，就把領導殷汝耕給抓了，然後把包括日本兵、僑民在內的二百多人都殺掉，手段相當殘忍，很多照片，後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裏麵作為日軍凶殘的證據。不過聽說，現在撤掉了一部分。冀東防共政府後來賠償120萬日元。
第五個事件，是國內學者一般不會關注的，因為這個事件實際並沒有發生，也就是襲擊未遂。7月27日，老蔣在南京開秘密會議，決定海軍在28日清晨襲擊日本駐漢口的艦隊。可是28號兒等海軍到達漢口時，發現幾十艘日本軍艦和僑民竟然人間蒸發了，而晾洗的衣服還沒收起，說明是臨時倉促逃跑。3000多人一夜之間逃跑，國民政府一點兒情報都沒有，你就說這樣的政府拿什麽跟人家打仗呢？當然了，這事後來查出來，是汪精衛秘書黃俊給日方通報了情報。
這次事件盡管沒有發生，但影響很壞，本來老蔣7月9號對淞滬做軍事戒嚴，日方沒有情報，也就是日方隻會把問題想象在華北，不可能想象在淞滬，但是這個問題發生後，日本大本營那邊就開始緊張了，就說上海這邊是不是也會有問題？
事實上，上海肯定有問題啦，因為老蔣早已經命令張治中在上海進行這個戰鬥準備，幾個德械師早已經到底上海周邊。7月30號，張治中向南京發電，說為獲得主動的地位首先發動襲擊。蔣介石回電：應由我先發製敵，但時機應待命令。意思就是，肯定咱們先打，但是你得聽我的命令，我讓你打你再打。
8月1日，蔣介石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赴南京共商國防問題，意味著從西安政變之後一直到1937年8月1日，艱難的國共談判見到了曙光。
8月6日，南京最高軍事會議決定對日開戰。在那一天，程潛總參謀長在會議上大罵胡適是漢奸。這是外交部長王世傑日記裏記錄的。漢奸滿天飛，當下也比較流行，隻要主和就被視為漢奸，喊打的就是英雄，這種頭腦簡單的思維真值得反思。
在這一天蔣介石的日記裏寫道說：中日這一戰會是一個長期的持久的戰役，估計得打一年。這裏我隻能嗬嗬了。老蔣的自作聰明，可以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第六個事件，是虹橋事件。
8月6日之後，張治中命八十七、八十八師的兩個團，化裝秘密進入上海鬆江和虹橋地區。為什麽秘密呢？因為1932年的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上海不能駐軍。日本大概獲得了消息，於是8月9日派中尉大山帶著一個兵過去看看到底怎麽回事兒，結果兩人被中方軍隊擊斃。
這個事件，在中方學者看來不重要，但日本將淞滬會戰的開頭兒定位為大山事件。
那接下來我簡單說一下。
8月10號日本海相內閣會議做軍隊動員。
8月11日張治中命八十七師十八師從蘇州推進到上海外圍。
8月12日，國民黨中央中常會決定，自本日起全國進入戰時狀態。
8月12日，日本駐上海第三司令長官長穀川清向東京發電說：上海周邊形勢危急，戰爭一觸即發。日本這個四相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提議派遣陸軍。
同時期，幼稚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積極斡旋中、日雙方，要求大家都不要率先向對方襲擊。
8月13日，張治中原定淩晨向上海駐軍發動襲擊，但是沒有，因為蔣介石在等九國會議，看看是不是對日本有所行動。
8月13日晚，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派兩個陸軍師團奔赴上海。要知道，最後淞滬會戰日方投入的兵力總共是25萬，第一次派軍卻隻派兩個師團，顯然日方沒想到淞滬會戰會打那麽大的戰。如果從軍事的角度來分析，一場大戰首先派兩個師團，後來再派兩個師團，後來再派人，這於兵家來說是大忌，但是日本當年就是這麽決定的。
8月14日拂曉，張治中命上海的駐軍向日本海軍陸戰隊發動空襲，得勝。老蔣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昨日空戰，杭州勝利。擊落敵機三架，本日經航空戰，結果大勝。二日來共擊落敵機已發現著17架之多，而我軍僅損失三架。倭寇技術之劣，於此可以寒其膽矣。後來的8月14日，也成為中華民國航空節。
8月14號，日本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15日下達全國總動員令。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的聲明中說：為討伐中國之暴力，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斷然采取措施之地步。
今天的講座我就給大家講到8月15日。當然，早結束之前還要補充一點，就是8月21日，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好，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裏，感謝各個群主的轉播，感謝各位聽講，不足之處還望批評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