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民主黨為何失敗或共和黨為何勝利——從1992年後加州、德州之比看2024年美國大
2025年1月24日
2024年的美國大選，隨著2025年1月20日川普總統正式入主白宮而塵埃落定，但是關於這次大選及其價值判斷所產生的各種紛爭遠沒有結束，就像2020年時一樣，不同的隻是角色做了互換：2020年大選時拍手稱快的一方在2024年大選時卻被嚴重傷害，而2020年倍感壓抑的一方則揚眉吐氣地歡呼勝利。
比如北大法學教授張千帆在得知計票結果後，第一時間內痛心疾首地撰文指出，川普當選是“民粹領袖成功上台”，“顯然存在破壞乃至摧毀美國憲政的巨大風險”。他還將矛頭指向美國的普通選民，說他們都是“鼠目寸光”，“隻關心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鮮少考慮憲政製度、國際關係等對於美國來說其實至關重要的長期利益”，“如果由美國的政治人、法律人或媒體人等社會精英選總統，特朗普根本沒戲”。同時他也對他曾經鍾情和讚美的美國政體進行反思：“這個結果也體現了總統製的完敗”，“民主完全可以把一個獨裁者選上台”，接下來“美國憲政能否安然度過四年？2024會不會成為德國的1933？一切都隻能看美利堅民族的命數了”。（《美國契約終於破裂》，FT中文網2024年11月6日）這段滿含壓抑和憤懣的指責和擔憂，差不多可以代表“反川”、“黑川”的多數知識精英和媒體意見領袖們的共同心聲。
當然也有不同聲音，中國政法大學的政治學者叢日雲教授在第一時間重申了川普第一次當選總統時的言論：“隻有像特朗普這樣極有個性的政治家、意誌頑強的猛人，才能有獨到的眼光，看清美國正確的方向，並不顧天下之洶洶，勇猛前行。……他是一顆帶刺的苦果，但也許是治療美國病的一劑猛藥。”（2017年3月26日在王建勳教授新書《馴化利維坦》發布會上的發言）同時，另一政治學者王建勳教授也在社交媒體上再次聲言：“特朗普的勝利，是保守主義的勝利，是特朗普主義的勝利，是對抗雅各賓主義的勝利。”這兩段滿含勝利和欣慰的讚揚，差不多可以代表“挺川”的少數知識精英和媒體意見領袖們的共同心聲。
兩種觀點和價值觀嚴重對立的聲音，都來自漢語自由派，如同水火，而這個對立早在2016年時就已經產生，曆經2020然後積聚到2024年。中間雖然有少數人因為各種原因反水跳了船，但基本隊形可以說沒有大變化。此情此景，作為第三者或圍觀人，該如何理解這些專業學者和名流教授的思想理路，並做出相對客觀的價值判斷或仲裁呢？
一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需要長篇宏論，否則難以說清楚，可是我們隻有一個講座，所以我今天就“投機取巧”地選擇美國兩個極具代表性的州作為案例做一個比較，可能會比單純的理論爭辯更加直觀、清晰。
毋庸置疑，加利福尼亞州和德克薩斯州，是美國50個州中非常重要又非常有特色的兩大政治體，而且從1992年以來，雙方均以鮮明的“民主藍”、“共和紅”，宣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因此，橫向和縱向考察雙方三十年間的各種社會要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審視美國的過去和現在，也可以正麵回應一下2024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為何大敗或共和黨為何大勝（含參眾兩院）的問題。
先來看經濟層麵的加州。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以及美國經濟分析局 (BEA) 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出，從2017年到2023年，如果作為一個國家實體，加州始終保持著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地位，排在美國、中國、德國、日本之後。2023 年名GDP 接近3.9萬億美元，約占美國2023年名義GDP （27萬億美元）的14.4%。
單純看這些統計數據和排名，加州自然是光鮮亮麗，傲視群雄。
在涉及加州三十年始終堅持“民主藍”的政治選編戰隊和大選品質分析中，國內自由派中的多數人據此認為，加州的選民才是美國的精英，加州的政治立場才是美國的正確方向。再加上紐約、華盛頓DC這樣精英匯聚的“深藍”州同時攜手加持，於是2020年拜登代表民主黨勝出，就是撥亂反正，就是民主的回歸和矯正，即使麵對拜登的創美國記錄的8100多萬張選票也毫不懷疑（哈裏斯2024年獲得7500萬張選票，比拜登少近600萬張，川普2020年獲得7400萬張，2024年獲得7700萬張），而2024年川普代表的共和黨在總統和參眾兩院的全麵勝出，就是燈塔國的歧路，就是美國選民眼光差，民主政治就遭受了侵襲。
從經濟層麵看待政治，並非沒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對從小就深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教導的中國人，說服力就更強。比如中文圈流行的觀點，支持共和黨和川普的都是中部經濟不發達的州，評論家秦暉教授的用語是“白窮人或所謂的‘紅脖子’與農民”。言外之意就是2024年美國大選的結果（當然也包括2016年），是一群不明真相、受教育程度低、沒有長遠眼光的下層或底層民眾或民粹的勝利。
這個觀點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隻能是相對成立，或部分成立，因為相反的案例同時存在，比如30年如一日地堅持“共和紅”的得克薩斯州。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德州，而且也首先看德州的經濟層麵。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以及美國經濟分析局 (BEA) 提供的數據，德州——如果也作為一個國家實體——是世界第八大經濟體，排在美國、中國、德國、日本、印度、英國、法國之後。2023年GDP是2.7萬億美元，約占美國2023年名義GDP（27萬億美元）的10%。這樣的數據和排名雖然相比加州有些遜色，但絕不是所謂中部各州那種“貧富懸殊”的情形。
問題還不止這些。比如相比加州多年占據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位置，德州在10年前排名第12，在2017、2018、2019年時排名第11，2020、2021兩年排名第10,2022、2023年排名躍升至第八（不計算加州）。也就是，相比加州的穩步增長，比如2020至2023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2.3%，同期德州的經濟年均增長率是3.9%（參見加州經濟情況說明書2024年10月）。這一數據表明，德州已經處在加快追趕加州的態勢中，而加州的經濟地位固然還處於領先的第五名，但不久的將來就會遭遇挑戰。
與這樣的數據相伴隨的是，德州是全美企業遷移和擴張項目最多的州，而且連續12年榮獲“州長杯”，過去20年來一直是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州。權威的《選址雜誌》曾在21世紀後的9年中8次評價：得克薩斯州為全美商業環境最友好的州。在這個背景下，至2022年，德州擁有全球財富500強的企業總部53家，位居全美第1位，超過擁有51家的紐約州和50家的加州。同時，德州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州，連續22年位居第一。根據美國國際貿易管理局2024年6月11日的數據，截至 2023 年，德州出口總額超過4400億美元，而加州是1780 億美元，不到德州的一半。德州2024年出口金額為392億美元，而加州這一年僅是162億美元，同樣不到德州的一半。
支持民主黨和加州的人還認為，與經濟層麵密切相關的，還有大都市與小縣城之別，意思就是集中於大都市的精英、高收入者、高學曆者更傾向於支持民主黨。這個概括或描述，同樣具有一定的道理，比如洛杉磯、聖佛朗西斯科、薩克拉門托、聖地亞哥以及加州以外的紐約、波士頓、費城、芝加哥等大都市自然不用說，就是一路飄紅的德州，其奧斯丁、休斯頓、達拉斯、聖安東尼奧等幾個大都市也都支持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和參眾兩院的候選人。隻是這個道理並非絕對，或者更複雜一些，比如經濟非常發達的佛羅裏達州以及國際性大都市邁阿密、傑克遜維爾，曾接連兩次大選都支持了民主黨的奧巴馬，2020年邁阿密還支持了拜登，但整個佛羅裏達州在奧巴馬之後始終站在共和黨和川普一邊，邁阿密在2024年還支持了共和黨和川普。另外一個富有挑戰的情形是，作為德州第二大城市的達拉斯第30選區黑人和西裔選民占76%，也就是這裏屬於低收入區，而一直以來都是民主深藍。
另外還有更有特色的案例，比如德州第十大、美國人口第81大的城市拉雷多（Laredo），西班牙裔人口比例約為95%，家庭收入中位數為32000美元（德州家庭收入中位數75000），約3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在2024年大選中支持了川普和共和黨。如果就此認為確實隻有窮人才支持共和黨和川普，但在參議院、眾議院的選舉中，這個城市卻支持了民主黨。這種矛盾現象，單純用經濟決定論、大小城市和學曆高低的觀點能解釋得通嗎？
還需要補充的是，位於德州南部邊境的斯塔爾縣（Starr），人口中97%是西班牙和拉丁裔，家庭收入中位數為 23000 美元，約50%的家庭和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這個城市自1892年以來始終支持民主黨，唯獨2024年這次卻支持了川普，又該怎麽解釋呢？
大型民主黨谘詢公司Blue Rose Research所做的全國選民調查也證實：2016年民主黨獲得了拉美裔溫和派和81%和保守派34%的支持，而2024年分別獲得58%和17%的支持，下降率為23%和50%。
同樣，包括佛蒙特州、新墨西哥州、明尼蘇達州、俄勒岡州等傳統藍州，包括鐵鏽地帶的幾個搖擺州，經濟既不怎麽發達，甚至已經凋零，已有的大都市，比如匹茲堡、底特律等早就衰敗，自然也就聚集不了多少精英，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可他們現在或此前基本都是堅定的民主黨的支持者。名流教授們為何不據此說隻有窮人或民粹才支持民主黨呢？
歸結來說，從經濟上的貧富、城市大小、學曆高低、精英與否的層麵或角度去評估2024年的美國大選，雖然具有一定道理，但難免片麵和偏執之嫌，也很容易形成所謂的偏好偽造（Preference falsification）[1]。
二
或者如果想更客觀地評估2024年美國大選，還需要引入更多視角和參量。當然，今天的講座時間有限，我就隻能選取一個可能很多人都已注意到的視角，就是加州的選舉人票數由此前的55張降為54張，德州由原來的38張漲到現在的40張。
盡管表麵上看，兩州的選舉人票的漲落差並不大，無非就是一兩票而已，但其中透出的問題是嚴重的。比如，依照2020年的人口普查的數據，加州的眾議員由2010年的53人，變為2020年的52人。據統計，一個議員平均代表76萬選民，也就是說加州10年間已經淨流失76萬多選民。這個數據可以與州際移民流動（State-to-State Migration Flows）的統計相對照：從2010年開始到2022年間，加州每年人口平均淨流出16.6萬，12年間一共淨流出200多萬人。另據人口普查局2024年的統計，2021年加州人口淨流出近28萬人，2022年淨流出40萬人，2023年淨流出近25萬人。[2]再根據美國國稅局（IRS）的數據，在2020-2021財年間，加州共有超過39.94萬份納稅申報表離開該州，超過進入該州的24.12萬份納稅申報表，也就是淨損失約為15.82萬份。據立法分析辦公室 (LAO)2024年7月 31日報告中引用的美國國稅局數據， 2020年至 2022年期間超過 1020億美元的收入離開加州，其中德州收入140 億美元、內華達州100億美元、佛羅裏達州80 億美元、亞利桑那州70 億美元、田納西州30億美元。
而且還要知道，2024年大選選舉人票的確定，依據的是美國2020年第24屆人口普查的結果，而如果將分配國會選區的時間界限設定為2024年1月，那麽就如《加州人口情況說明書》（California’s Population Fact Sheet）中所體現的，加州可能會在2020年的基礎上失去議會的3個席位，而不是1個。據此推論，連續三次都支持共和黨和川普的德州的選舉人票，可能在現有40張的基礎上增加到41張或42張，佛州也可能由29張升為31或32張，而不是現在的30張。
同比其他幾個“深藍州”，同樣都是人口淨流出為負值。據此推算，紐約州的選舉人票可能不是從29張降到現在的28張，而是27張。而伊利諾伊州，也可能不是從20張降到19張，而是18張。此外，明尼蘇達、俄勒岡、羅德島等藍州都將各失去1票。這還不算可能存在的非法移民作為選民而登記製造多出來的席位[3]。
因為2024年的大選結果是懸殊的，所以各州之間選舉人票的變動作用體現得不明顯。試想如果選情非常接近，像2000年大選布什總統以271:266的微弱多數勝出那樣，這個變動作用就會非常明顯，甚至就是決定性的。如果按照這個態勢發展，等到2030年美國進行第25屆人口普查並重新分配國會選區代表，德州和加州之間選舉人票數的距離將會更小，加州將可能再失去4張選人票。按照現在的態勢預測2028年及以後的選舉，哈裏斯2024年不盡如人意的226票，可能將是民主黨未來一段時間內難以超越的記錄。
那麽，為什麽一向以富庶、宜居為魅力的加州，會造成人口淨流出而降低議會人數和選舉人票呢？
美國學術界和政界對此早有關注和研究，結論包括加州房價太貴、生活成本太高、人口出生率低、疫情影響等眾多原因。這些原因當然都存在，但也隻是眾多原因的一部分，或者屬於表層原因。因為房價問題、生活成本問題，在加州城市發展史上從來都是一個問題，而不是近些年才突然出現的新問題。或者說，這樣的問題，在任何一個大城市始終都是問題和難題，但為何此前或別的大城市，都沒有造成這麽明顯的人口淨流出呢？人口出生率低的問題，也是一個看似好問題而未必是真問題的問題，因為據2019年統計，加州人口出生率是1.13，略低於美國當年的平均出生率1.14，並不構成多麽大的人口減少的社會問題。尤其相比出生率1.02而人口並未出現淨流出的佛州，再說什麽出生率低與人口淨流出有重要關係，那就是假學問、偽問題了。疫情影響的原因，也幾乎就是假問題，因為就加州一個州受影響嗎？美國的哪個城市不受疫情影響呢？片麵強調這一點並大作文章，實在是思維偏執的表現。此前我一直以為隻有中國學者常有這樣的偏執表現，現在來看大多數的美國學者、媒體和政界也好不到哪去。
顯然，加州人口淨流出的問題，還有其他更重要、更複雜的原因。我注意到無黨派背景的PPIC（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中的2024年1月的加州人口情況說明書，其中的一個調查顯示：傾向保守的美國人更有可能表達離開該州的願望。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麽傾向保守的美國人更願意離開加州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明確一下傾向保守的美國人具有什麽思想或觀念特點？以我粗略瀏覽各類政治哲學書籍和現實觀察來看，從政治層麵來說，傾向保守的美國人更符合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通俗概括來說就是主張小政府大社會、自由市場、最低限度的社會福利，反對政府幹預，反對高福利，反對政治正確；從思想、文化和社會理念來說，傾向保守的美國人更主張自由優先於平等、重視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擁抱基督信仰，反對激進社會變革、反對墮胎和變性，反對覺醒主義、多元主義和全球主義，包括全球氣候變暖等話題。
這個概括雖然未必全麵，但可以說明一定問題，尤其是對比加州這些年的政治舉措，比如大搞政府監管、福利社會、幹預經濟、大肆開放邊境、大力接收和資助非法移民，同時強調身份政治、倡導取消文化、公立學校推行違背人倫的教育，一副激進自由主義的姿態。如果以專業術語來表達，我覺得可以是使用民主社會主義+後現代文化思潮。而這兩個術語所體現的內涵和外延，對於保守的美國人來說，已經突破了他們能夠承受的思想底線，結果隻能是用腳投票搬離加州。
那麽，這些逃離的保守的美國人，是不是都如名流教授們所說的屬於貧民或底層呢？
根據PPIC的數據統計，遷出者中的確不乏低收入者，但也絕不僅僅是低收入者，甚至包含更多的高收入者，比如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依據美國國稅局的移民數據發現，在2020至2021年期間，加州總收入至少為20萬美元的納稅申報單淨減少了27300多份。對此，稅務基金會國家項目副總裁沃爾查克（Jared Walczak）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采訪時表示，2023年美國大多數州的稅收收入繼續增加，而加州是少數幾個麵臨預算赤字的州之一，也是過去一年中稅收出現逆轉的少數幾個州之一。沃爾紮克同時指出，加州稅收收入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一些最富有、最重要的納稅人離開了該州”。這一點PPIC的調查文章中可以佐證，就是相對於低收入的加州人，高收入者、高技能者、受教育程度高者，更願意搬離。
補充一點，加州人，當然也包括紐約州等，也有經濟條件不好的願意留在那裏，也會投民主黨的票，因為他們離不開或更喜歡那裏的高福利。而且事實上，在反映問題的方麵，加州的低收入者一直被無視。比如根據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2021-23年的數據，加州的官方貧困人口比例為11.7%，與全國11.4%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而根據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計算，到2023年，31.1%的加州人處於或接近貧困。根據加州醫療計劃看，約三分之一以上的低收入加州居民得到補助。這些人，也是一人一票地被計算在加州的選票中。
稅收下降的同時，加州的支出一點也不吝嗇。比如加州的醫療計劃，2025年預算已麵臨62億美元的缺口。斯坦福大學公共政策講師大衛·克蘭（David Crane）在接受《聖荷西水星報》采訪時說：“自紐森上任加州州長以來，人均普通資金支出已經攀升了63.9%，是布朗州長時期人均支出年增長率的兩倍（10.4% VS 4.7%）多。”“過去五年，他們的普通資金和特別資金支出，高達1.3萬億美元。然而，居民難以感受到公共服務有何改善，官員也難以解釋這些支出的績效。”克蘭還說：“自紐森先生上任以來，行政部門增加了4萬名員工[4]，每年的工資和福利支出增至420億美元。”最後這一點，再次驗證了帕金森定律，也是所有大政府的必然結果，看看與其類似的歐盟、加拿大，相信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會明白。
在這樣的數據及其帶來的災難結果麵前，不僅是逃離者對加州失望，就是留在那裏的很多人也有很大意見，隻是搬離的代價太大不能成行。比如PPIC在2024年2月份的調查中，一些民眾對國家的政治靈魂做出了非常悲觀的評估，人們擔心美國的民主似乎正在偏離軌道。一篇題名為《加州潛在選民普遍對政治不滿》的調查文章中寫道：許多加州人曾希望在川普總統任期的分裂和混亂時期之後，國家會發生積極的變化，結果他們灰心到開始懷疑民主製本身。其中，51%的民主黨人、88%的共和黨人、77%的獨立人士表示，民主黨執政下的美國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這些數據與Blue Rose Research所做的全國選民數據分析基本一致，比如針對選項“目前最重要的，是維護製度，還是改革”，78%的選民回答“改革”；針對選項“（現狀）可以更好，需要改進，以回到從前”還是“太糟了，需要對係統進行衝擊”，53%的選民選擇後者，選擇前者的僅占37%。
深藍的加州人也開始質疑民主黨，問題當然就更嚴重一些，比如其中一些具體案例也值得說：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拜登在愛荷華、新罕布什爾隻排在第4、5位，但在南卡一個州勝出後，2個尚有競爭力的候選人適時退出，好像長跑比賽中領跑者一樣；類似的情形，在2016年的初選中桑德斯的支持者就曾質疑黨內偏袒希拉裏；2024年大選首場辯論會後拜登退選，民主黨匆匆搞了個網絡投票後就宣布由哈裏斯頂替；至於民主黨政府脅迫Facebook、被收購前的推特等公共媒介壓製言論自由，已經不再是秘密；就我個人更在意的感受來說，大學教授都要顧忌身份政治，而不能正常學術研究，批評稍有不慎就被扣上種族主義、歧視少數等罪名，然後就是停職或不再錄用。這一點，對於始終標榜民主自由並為此贏得眾多掌聲的民主黨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令人失望的。因為我知道，若學術不自由，則社會必然是倒退的，這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普遍公理。
或者不妨來聽一下那些背棄民主黨的人的觀點。比如前民主黨女議員蒂埃裏反水後公開說：“我之所以轉投共和黨，是因為民主黨已經向左轉得太遠，陷入了進步的深淵，現在我無法憑良心去支持民主黨所支持的政策。”前民主黨女議員、也是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圖爾西·加巴德因為在社交媒體批評民主黨大搞極左和逆向種族主義（anti-white racism），結果被國土安全部以“具有潛在威脅”為借口列為“恐怖分子觀察者名單”中。比如美國國務院的“反製外國信息操縱與幹預辦公室”，曾向數十家媒體施壓管製言論，比如曾向倫敦的“全球虛假信息指數”提供10萬美元，讓他們指控《紐約郵報》等保守派媒體是“假信息”散布者。甚至連民主黨籌款委員會成員Lindi Li，對民主黨選舉委員會100天花費35億美元不允許質疑和批評憤而出走，說自己離開民主黨“像離開一個邪教”（like leaving a cult）。還有就是此前始終是民主黨的支持者馬斯克和他的媽媽梅耶·馬斯克一起公開聲討民主黨利用公權力壓製和影響言論自由。這些批評和聲討，固然有個人原因，有些言辭也可能過於激烈，但就所指出的問題來說也不是空穴來風。
也不僅這些公眾人物開始反思，就是睡眼朦朧的美國民眾也開始有所醒悟，比如民主黨的鐵票州的紐約，由2020年支持拜登的60.9%降為2024年支持哈裏斯的55.9%，而支持川普的得票率由2020年的37.7%上升到2024年43.3%。其他傳統藍州，比如新澤西州、弗吉尼亞州、馬薩諸塞州等也都出現這類情況，這裏就不一一列出了。就是加州選民也發生了變化，他們由2020年大選時支持拜登的63.48%，降為2024年支持哈裏斯的58.5%，支持川普的由34.3%上升為38.3%。
與這些數據相關聯的是，本傑明·阿普爾鮑姆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文中搜尋了20年來美國國內人口遷移的數據，其中從加州、紐約州、伊利諾伊州等民主藍州搬往德州、佛州、北卡、喬治亞和亞利桑那等紅州的人，大於從紅州搬到藍州900萬人。文章也說，搬遷的人員主要是教師、警察、科技人員、牙醫、商人。這些人，應該不是受教育層次低或是底層窮人。另外這篇文章還給出了一個數據，就是2023年一共超過700萬人從一個州搬到另外一個州。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大遷徙，已經超越了正常的人口流動，背後那相當嚴肅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2024年或今後的美國大選。
麵對這樣的數據，也就能夠理解加州河濱縣警長查德?比安科（Chad Bianco）2024年5月15日在國會大廈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的講話：“如果你聽信州長的理論，執法部門顯然成了‘係統性的種族主義者’；如果你聽信了我們的立法機構，我們的法律也是‘係統性的種族主義’，我們的司法係統也是係統性的種族主義。所有這些被關進監獄的人都是因為執法者與檢方的偏見等。”這種以下犯上的言論，如果不是因為問題確實嚴重，如果不是出於對於本地的負責態度，是不大可能出現的。
三
相比民主黨常年執政的加州，共和黨常年執政的德州卻是另一番風景。比如德州長年以財政緊縮而聞名，2023年的公共財政收入2697億美元，支出2588億美元，盈餘100多億，同期加州則赤字320億美元。比如稅務基金會的數據，德克薩斯州的州稅和地方稅負擔是全國最低的，也是全美7個沒有州所得稅的州之一。德州是美國經濟自由度的頂級競爭者，在最新的2024年北美經濟自由度(EFNA)報告中位居美國第五位，得分為8.0（加州是倒數第三，得分為4.44，紐約州是倒數第二，得分為4.25。前四名的得分：8.12、8.05、8.03、8.01）。這個數據以及數據對比，完全可以看出加州與德州之間的巨大差異。或者從經濟理論來說，德州更遵循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以及以米賽斯、哈耶克領銜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以小羅伯特·盧卡斯和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而加州的經濟學基本可以說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凱恩斯主義的天下。
德州這些硬件與每個投資人和公民都息息相關，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該州成為人口淨流入州，尤其是相比高稅收、經濟自由度低的加州而言，優勢是明顯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何2010-2020年德克薩斯州淨新增人口超過400萬，並在2023年常住總人口達到3050萬，與加州的3897萬更加縮短了距離。
硬件條件外，德州還有一些軟件具有吸引力。
今天時間關係，我隻能講其中重要的一點，也是中國人不看重而且可能也看不懂的一點，就是作為美國立國傳統的基督教。寬口徑統計，美國當下基督徒的比例占全國人口的60%，這個數據雖然遠低於美國建國至1910年間的90%左右，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仍然不能低估。而且從美國的共和製和代議製角度來說，2023-2024年第118屆的國會議員的基督徒比例是88%（皮尤研究中心的寬口徑統計），這個數據與1970年的91%相比，隻是降低了3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意味著什麽？我此前已經講了很多，今天時間關係不多講，有一句名言說：不懂基督教，不懂西方。我稍微改動一點：不懂基督教，就不懂美國。我自己這兩年也常說：埃及人如果不出埃及，是理解不了應許之地的意義。這句話換成通俗的表達就是，劉姥姥即使進了大觀園也不會明白賈府。
在這一不可忽視的大曆史背景下，德州基督徒的寬口徑統計是約有75%的人是基督徒，無宗教信仰的約占20%。同比加州的數據約為50%和27%。這兩個數據的對比，可能在中國人眼裏沒有什麽，但在保守的美國人那裏是重要的，因為這涉及很多與數據相關的社會內容，比如基督徒父母都懂得不把孩子交給上帝就等於把孩子交給撒旦的道理，所以在每個周日的主日教育外，還希望孩子在學校日常學習中繼續接受聖經的教導，希望孩子們與同樣有信仰的孩子多交流，就像他們青少年時期一樣。尤其是2023年德州議會通過一項曆史性法案，允許牧師在公立學校受雇或擔任誌願者，“為學生提供支持、服務和項目”。對此，德州副州長Dan Patrick在一份書麵聲明中說，“將十誡和祈禱帶回我們的公立學校，將使我們的學生成為更好的德州人。”“我相信，除非你改變人類的文化，否則你無法改變這個國家的文化”。
德州此舉，在2024年的俄亥俄州、路易斯安娜州、佛羅裏達州、猶他州那裏得到呼應。對於大洋彼岸的中文圈來說，這種回歸美國傳統的舉措，到底該做出怎樣的價值判斷，進步還是倒退？
我想在此引用1928年《美國公禱書》中的“全國和平祈禱”（據傳出自托馬斯·傑弗遜，但尚未查到原文）：“全能的上帝，您賜予我們這片美好的土地作為我們的遺產。我們謙卑地懇求禰，讓我們永遠證明自己是銘記禰的恩惠、樂於遵行禰的旨意的子民。求禰賜福我們的土地，使我們有尊貴的牧師、良好的學識和純正的禮儀。求禰拯救我們，使我們遠離暴力、不和與混亂，遠離驕傲自大，遠離一切惡行。捍衛我們的自由，將從許多種族和方言中來到這裏的人們塑造成一個團結的民族。將禰的智慧之靈，賜予那些以你的名義將政府的權力托付給他們的人，使國內能有正義與和平，並通過遵守禰的律法，在世界各國中彰顯禰的讚美。在繁榮的時候，讓我們的心充滿感恩；在困難的日子，不要讓我們對禰的信任失敗。我們通過主耶穌基督祈求這一切，阿門。”（Almighty God, Who has given us this good land for our heritage; We humbly beseech Thee that we may always prove ourselves a people mindful of Thy favor and glad to do Thy will. Bless our land with honorable ministry, sound learning, and pure manners. Save us from violence, discord, and confusion, from pride and arrogance, and from every evil way. Defend our liberties, and fashion into one united people the multitude brought hither out of many kindreds and tongues. Endow with Thy spirit of wisdom those to whom in Thy Name we entrust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that there may be justice and peace at home, and that through obedience to Thy law, we may show forth Thy praise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In time of prosperity fill our hearts with thankfulness, and in the day of trouble, suffer not our trust in Thee to fail; all of which we ask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再來看托馬斯·傑弗遜1805年第二次就職總統時的禱告：“[當]我......開始履行同胞們再次召喚我履行的職責...... 我需要祂帶領我們的祖先，就像當年的以色列人一樣，離開故土，將他們安置在一個生活必需品應有盡有的國度；我請求你們和我一起祈求祂的仁慈，希望祂能啟發你們仆人的思想，指導他們的會議，使他們的措施順利進行，無論他們做什麽，都能給你們帶來好處，使你們得到和平、友誼和各國的讚許。 ”（[As] I ... enter on the duties to which my fellow-citizens have again called me... I shall need... the favor of that Being in whose hands we are, who led our fathers, as Israel of old, from their native land and planted them in a country flowing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mforts of life; who has covered our infancy with His providence and our riper years with His wisdom and power, and to whose goodness I ask you to join in supplications with me that He will so enlighten the minds of your servants, guide their councils, and prosper their measures that whatsoever they do shall result in your good, and shall secure to you the peace, friendship, and approbation of all nations.）
不管中國的名流教授和微信界如何做價值判斷，德州的舉動顯然符合這樣的公禱書的精神，也屬於曆史和傳統的傳承，而且某種程度上也是對1962年美國聯邦法院判決從公立學校將聖經中的“十誡”移除的正麵挑戰。從更深意義上來說，德州的舉動是某種程度的回歸和保守美國的傳統，而如果中文圈的精英們不能理解這一點，還說什麽契約破裂、納粹和民粹之類的話，那就是對於美國的曆史和現在以及美國大選的隔膜和無知。或者說，當他們一方麵讚美美國的三權分立、憲法以及憲法修正案和為建國做出巨大貢獻的建國之父們的偉大人格時，另一方麵又反對共和黨及其回歸美國傳統的各種舉措時，其實正在上演著以及之矛戳己之盾的思想遊戲，隻是他們不自知而已。
四
加州與德州的情形不需要再比下去了，稍微有些思考能力並且願意接受真相和放棄成見的人，都可以得出客觀結論，那就是民主藍的加州的執政理念和政策，嚴重背離了美國傳統，已經走在慢性自殺的歧途中，而共和紅的德州，則在一定程度上持守了美國傳統，所以吸引了那些民主藍州中的人不惜背井離鄉地投奔而來。
以加州和德州為參照，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檢視2024年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美國大選，而且結論應該也不大會跑偏，也就是民主黨的一係列執政理念和具體政策，比如大政府的集權主義、高福利的平等主義、放鬆邊境管控的無國界主義、LGBTQ的身份政治、激進反傳統的進步覺醒主義、取消基督文化的多元主義，都是背離美國傳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習俗的大革命，都是英國二戰後工黨執政造成的“英國病”（the British Disease）、“阿根廷病”（貝隆社會主義）的2.0再現，多數美國人，哪怕就是底層貧窮的人、“紅脖子”，也已經不能忍受，並且不再受歐美著名大學、主流媒體以及演藝圈的左翼精英們的誘惑，迫不及待地選擇回歸常識和傳統，哪怕是麵對一個非標準的政治家——川普，也毅然地用毫無爭議的選票向一左再左的民主黨說了不。或者某種程度上可以說，2024年大選（也包括2016年），不是川普和共和黨打敗了民主黨，而是民主黨自作孽葬送了自己。當然，左翼知識精英們同樣被僅具常識的普通民眾打敗，也真是知識界的悲哀，因為他們本來是這個世界的眼睛，卻因為自以為是的睜眼瞎將眾多的粉絲帶進溝裏。
引申的一個問題是，從人口流動和選舉人票變化的時間看，2024年顯然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開始，而開始的時間最晚也是從2016年算起，這個態勢是個始終持續的過程，那作為中間站的2020年，拜登和民主黨有多大的概率會逆潮流而勝利？這個問題，留給各位去思考和研究，也留到2028年大選進一步驗證。
當然，我個人對於德州以及美國是否能夠真正回歸傳統，並不抱有太樂觀的期待，因為追求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和文化馬克思主義以及解構一切的後現代思潮相結合，不但符合人的先天本性，而且還有社會正義和絕對自由的招牌加持，再加上他們韌性的費邊主義策略，以致於政治界、法律界、教育界或媒體界的社會精英，就像1920年代以來的海德格爾、羅素、蕭伯納、羅曼·羅蘭、拉斯基、卡爾·施密特、杜威、薩特、波伏娃、羅爾斯、本雅明、德裏達、薩義德等各色“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普遍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和（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最終成為大眾媒體和公眾視野裏的長期寵兒，在征服歐洲、澳洲、加拿大後，又深度影響著美國的社會生態，並且讓捍衛歐美傳統的卡爾·波蘭尼、卡爾·波普爾、雷蒙·阿隆、拉塞爾·柯克、諾奇克、托馬斯·索維爾則等相形見絀、靠邊而站。
中文圈的名流教授們，從民國開始直到今天，多被歐美社會的這股強勁“左風”裹挾，所以不管是民國時期胡適、羅隆基、儲安平、蕭乾等，還是當下中國思想界的秦暉、賀衛方、張千帆、周廉等名流，雖然掛出來的招牌都是自由主義，但實質不過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伯恩斯坦—費邊—拉斯基等先賢的粉絲。至於媒體人程益中、方舟子等大眾意見領袖，不過是民國時期既變又不變的陳獨秀、邵飄萍的2.0版，留給這世界的也就是陣陣的喧鬧而已。
曆史真是何其相似！
講座的最後，我想對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備受傷害的名流人士說：大可不必傷心和憤怒，因為一方麵既然大家都是製度決定論者，就應該相信製度具有糾錯的能力，不能輸了一次就放下狠話否定製度和選民；另一方麵，歐美世界的社會主義化長久來說是必然的，美國隻是最後一塊保守或頑固之地，早晚也會步歐洲後塵而淪陷或被攻克的；第三就是不管是國會還是整個美國，自由派的基督徒占比都很高，而他們多數此前都支持民主黨，所以隻要適當做些修正，口號再漂亮一些，勝利還是會屬於民主黨。
往期文章：
3、限製王權有學問：從美國的No Kings運動看英國的《權利法案》
6、為什麽說納粹不是“極右”而是“極左” ——與張千帆教授再商榷
8、為何說胡適是半吊子 ——以《自由主義》為例兼於自由主義者們商
[1] 庫蘭在 1995 年出版的《私人真相，公眾謊言》一書中認為，偏好偽造不僅無處不在，而且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它提供了一種理論，說明偏好造假，如何塑造集體幻覺（或錯覺）、維持社會穩定、扭曲人類知識以及掩蓋政治可能性。集體錯覺是指，當一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錯誤地認為群體中的大多數人都同意他們不同意的想法或偏好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2] 同期，加拿大的安大略省、BC省也出現人口淨流出的情況，相對保守的阿爾伯塔成為人口淨流入的大省。另外，在特魯多執政的9年裏，就有5000億美元從加拿大淨流出到美國。
[3] 萬斯副總統說：美國國會多出了5個“假”席位。
[4] 加拿大在特魯多自由黨執政的九年間，公務員人數激增了10萬人，增長43%以上，工資支出增長了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