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慶功宴上的賓客和坐席

1911年的10月10日，作為武昌首義日，距今整整110年。不管學術界對包括這一曆史事件在內的辛亥革命有何評論和爭論，在我本人來說，還是要給予肯定，正像以前講座時我提過的一樣，兩千多年專製社會，每次改朝換代，都是大規模人口非正常死亡之時，中國人的人命，在這樣的曆史時期尤其不值錢，我也常因此而懷疑所謂的三千年或五千年文明是不是一種嘲諷的修辭？不過，這一次由王朝帝國而為民主共和，大體來說可以算是和平交接政權，雖然相比英國的光榮革命有些遜色，但是於中國自身來說，已經是破天荒的重大進步了。

正是基於這一點，10年前的今天，我就曾想表達一下心意，可是北京和台北同時在那紀念辛亥100周年，大有“上等貨”和“二等貨”握手言和、兩岸一家親之感。因為他們太熱鬧，我又不願湊熱鬧，所以就一直默默等到今天。

中國人吃比較正式的飯，講究個坐席，有個禮數，什麽主賓、主請、主陪的，這些我都不懂，屬於典型沒文化那種，所以今天的慶功宴，這個座次安排，由各位行家幫忙，我隻負責把列席名單拿出來。

今天的慶功宴，是私人宴會，我不準備大宴賓客，就一桌，十幾個人。接下來我就開始發請柬了，並且還要給出邀請的理由。

第一個要邀請的是武漢的日知會、文學社和共進會，包括吳兆麟、劉靜庵、曹亞伯、胡蘭亭，蔣翊武、詹大悲、劉複基、唐犧支以及熊炳坤、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很多人。之所以邀請這三個社團，是因為10月10日的兵變，從小範圍發生到大範圍響應，以及當天晚上就占領武昌城，他們此前的基礎性工作做得非常好。

不過，在辛亥革命進行之中，文學社和共進會因為領導人問題發生內訌，共進會擁戴黎元洪，文學社擁戴黃興，結果導致文學社力量大損，還造成湘鄂之間的矛盾。革命尚未成功之時，就發生這樣的內訌，實在是該打板子。鑒於這三個組織的人員太多，也兩個組織因為內訌影響大局，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選擇吳兆麟，因為他首先不屬於這兩個組織，其次他後來被黎元洪任命為鄂軍參謀總長兼第五鎮統製，級別也夠。

第二個要邀請的是湯化龍。作為湖北省谘議局局長，也就是省議會議長，湯化龍的地位可不一般，等於是體製內的高官。他11日，也就是武昌首義第二天，就主動去找起義者，聲明自己支持他們。這下那些群龍無首的聯排長級們可樂壞了，馬上推舉湯化龍做領軍的都督。可是湯化龍拒絕了，說自己不懂軍事，而此時起義部隊需要軍事專業人才。那些低級軍官們馬上匯報說已經邀請協統黎元洪出山，可是還沒談妥，於是湯化龍去找黎元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於促成黎元洪答應做起義的軍事領袖。

湯化龍接下來還做了很多直接影響戰局和政治局勢，包括國際政治局勢的舉動，比如以湖北谘議局的名義通電全國，請求各省響應；比如將谘議局當成軍政府；比如在10月14日深夜製定《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比如與黎元洪一起促成了海軍反正；比如命令漢口各團體聯合會負責協助維持武漢的社會秩序；比如與宋教仁一起擬定《鄂州約法》；比如陪同黎元洪接見國外記者，積極開展外交，成功地取得了各國的諒解，被視為交戰方。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晚清以來，尤其是偉大的義和團事件，各國隻要認定是暴力亂匪，是會武力介入的。這事，各位可能都沒有社會革命的經曆，不知道其中的厲害。

我個人認為，在辛亥革命前期階段，功勞最大的就是湯化龍，可是主流曆史學界一直說湯化龍的這些舉動是“竊取革命果實”、“兩麵派”。每當看到這種說法，我很是為這些學者和教授們悲哀，一輩子讀書、寫文章，無非是意識形態的注腳。可是他們甚至都不動腦想一想，在1911年10月11日那天，誰能確定武昌起義一定會成功？這是“竊取”還是冒著全家被殺頭、被株連九族的風險？曆史不是按照時間順序向前發展的嗎？這種站在後來曆史的角度去妄議曆史人物的劣習非常有害，直接害了幾代學者，以至於直到今天晚清民國史還不能恢複常態研究，非常令人痛心。

在邀請湯化龍的同時，我還想邀請一下同是湖北省議員的胡瑞霖。胡瑞霖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經科，時任湖北諮議局議員，1910年曾與湯化龍組織“漢口憲政同誌會”，並聯合各省諮議局派代表入京請願。邀請他的理由除了他參與剛才提到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製定外，還有他關鍵時刻提議諮議局先墊付一萬元（也有說5萬元）。各位肯定沒有起義的經曆，不知道起義、打仗這類事情，表麵上是軍事，背後就是錢和政治。因此，胡瑞霖的舉動對於起義人員來說，那就是雪中送炭，後來他也因此成為軍政府財政局長。所以我決定請他。

第四個要請的人必須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近幾十年來慢慢恢複了曆史本真麵目，很多主流學術界的教授們也承認他訓練軍隊有方，本人思想開明，是當時的名將，而且早在辛亥革命革命前，就已經被共進會和文學社內定為都督。至於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可以說沒有他的臨陣指揮和巨大號召力，起義能否維持成果，以時間換得幾個省獨立，以及辛亥革命能否成功，都得另說。但是因為此前被國民黨和曆史教科書以及一些混賬電影、電視劇醜化得太嚴重，一時間在公眾層麵，尤其是在那些看了幾本曆史書就自以為是的人那裏，這個彎還不那麽容易轉過來。至於那些粉紅和“國粉”，就更不用說了。我一個畫家朋友，是國粉，我告訴他真相，他不接受，然後跟我吵架。國粉罵粉紅的時候，都可能耐了，但是輪到自己時，就死活不肯轉換腦筋，非說我故意黑同盟會、國民黨，還舉出黃仁宇、辛灝年、唐德剛等一些名流幫忙站台。我忍不住地懟他說：這些人都是很優秀的作家，可是並不是曆史學家，老兄你需要有點專業精神。他當時被懟得沒話說了。因為他們是他的天，我卻說他們是看得見的天花板。我這個人修養太差，不應該當眾揭底的，中國人講究麵子，講究逢人隻說三分話，我太不中國了，應該檢討。不過，我不想改正這個缺點。

回到正題。黎元洪被醜化，用今天的網絡話說叫被黑，與“床下都督”一說有直接關係。意思就是黎元洪害怕革命，起義將領去找他時，他嚇得躲在床下，而且後來的版本是躲在小老婆的床下，結果被起義軍揪出來，用槍逼著參加了起義，成了領袖。

關於這個一看就是胡扯的歪理邪說（黎元洪健壯的身體根本不可能鑽進床底下），具體從何時產生，我沒有特別詳細地考證，但綜合此前的研究看，可能最早出自漢口英租界張振武出資創辦的《震旦民報》上，主筆蔡寄鷗在社評中斥責黎元洪時就使用了“床下都督”、“逃跑都督”的說法，後來他又寫了諷刺小說《床下英雄傳》《新空城計傳奇》。這本是民間寫手的泄憤或小說家言，不足為據，就像今天眾多的網絡寫手和自媒體主播人一樣，聽風就是雨，胡編亂造都不眨眼。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奉國民黨為正統思想的人，卻把小說當事實，寫進曆史著作，如1929年上海民智書局出版的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1935年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文公直的《中華民國革命史》，1981年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版的胡漢民的《胡漢民自傳》等，1949年後的曆史教科書、主流曆史著作和那些狗屁電影和電視劇，包括很多人看好的《走向共和》，都是以訛傳訛，眾口鑠金。

第五個要邀請的人，各位不但可能不熟悉，而且熟悉的也大多會反對我。這人就是第八鎮統製張彪，也就是協統黎元洪的頂頭上司。主流曆史學家和學者們，都認為此人就是滿清的權貴打手，甚至著名的馮天瑜教授也親口對我說：“張彪在湖北新軍將領中以貪腐著稱，首義交火間頑強抵抗民軍，民國後在天津恭迎宣統。此人沒有多少再作評價之處了。”可是，既然如此，他為什麽被民國政府聘為高等顧問，還授予陸軍中將銜呢？與我這個疑問相關的是，張彪在武昌起義前後，究竟是個什麽曆史麵孔？

這裏不是專門講張彪的地方，但是簡單普及一點重要信息是有必要的。一個是1906、1908年的兩次秋操，用今天話說就是閱兵演習，南、北新軍到一起競賽，張彪都得到朝廷的嘉獎。這表明在軍事業務素質方麵，張彪很優秀。那張彪何以這麽優秀呢？我隻說一點，各位可能就明白。張彪曾三次到日本考察學習，回國後組練“新軍”時，先後聘用了30多名外籍軍官擔任教練及顧問，其中有一戰時德國軍隊參謀長魯登道夫、日軍顧問寺西秀一等名將。尤其是他還辦理湖北武備學堂，等於說武昌起義的那些新軍，基本都是張彪的學生。中國有一句習語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話在今天自然沒人當回事，我也不讚同這樣的觀點，但是在當年，還是有一定分量的。看看袁世凱之於北洋新軍的地位就可以做參考。

第二個材料是張彪純粹是本土被提拔的，跟段祺瑞、馮國璋、吳祿真等留過學的人不能比，能做到第八鎮統製，除了自身素質高，還跟張之洞的慧眼識英才有關。當時有所謂張之洞最為倚重的文武雙臂之說，文是梁鼎芬，武是張彪。張彪自身學識不夠，當然對張之洞敬仰有加，難免不受影響。張之洞這個晚清重臣很值得研究，因為表麵給大家的感覺是一本正經地維護大清，但是在默默無聞地縱容革命黨方麵，又是一個思想開放、識大體的晚清掘墓人。

第三個材料是當年起義人許兆龍的一篇回憶文章《藍天蔚》，其中寫道：有一天深夜，張彪巡營時發現一個兵營宿舍燈火通明，走進去看大家正在學習，不但當場表揚，而且還撥了專款用於學習。許兆龍為此評說：“漢滿不兩立，是我們當時之主義，我們不能因私廢公，跟張氏走死路。但我們未忘張氏私情，當辛亥年武昌首義，率軍圍攻湖廣總督衙門時，曾令攻擊部隊，不得火攻張氏私宅（張氏之私宅在總督衙門右側之包頭堤）。及攻下總督衙門後，即派兵防守張宅，不準亂兵遊勇和壞分子侵擾，並給予張之家人衣食等等，以酬張氏昔日優待我們之情。”

列舉這幾個材料後，我想我有理由說：當新軍起義時，也就幾百人，後來增加到約4000人，一個材料說，當時連兵帶軍校的學生一共七八千人。維護大清的兵力也有三四千。另一個材料說，起義的滿打滿算也就5個營，武昌當時一共有22個營。對於具體戰史，我沒有專門研究，暫時就按照數據小的為標準。那麽，如果張彪當年真心想維護大清，站起來振臂一呼，那三四千士兵積極響應，起義的隊伍能否那麽輕易地占領武昌城，是不好說的。可是張彪當時就對手下說：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然後邊打就邊撤退了。

或者是不是可以說，作為體製內的軍事高官張彪，以退為進地協助了另一個體製高官湯化龍，並進而幫助了起義軍呢？盡管這個假設在主觀層麵能否成立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論證，但從客觀結果來說，是可能的。所以，今天我無論如何都要宴請張彪同誌。

第六個要請的人，可能還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那就是湖廣總督瑞澂。我要請他的理由是，那邊一起兵，這邊他就棄城逃走了。你說，張之洞、張彪、湯化龍、黎元洪等漢臣心猿意馬可以理解，但是瑞澂是滿洲正黃旗人，屬於黨內嫡係，說得更嚴重一點，大清是你們家族的呀，怎麽能不拋頭顱灑熱血呢？不是平時經常說“萬死不辭”嗎？怎麽一經考驗就節操碎了一地呢？恰恰是基於這一點，我今天要宴請這樣“從未真正樹立理想信念”、“陰陽兩違，欺上辱下”，且“情節特別嚴重，性質特別惡劣，影響極其惡劣”之徒，因為他們若不這樣，或者完全是相反的狀態，辛亥革命能否成功，還得劃個問號。從曆史的大義角度講，瑞澂總督是以犧牲自己一生名節成就辛亥革命的人，我認為不應該遺漏了這樣的有功之臣。當然，我這樣說有些小人之心的厚非，因為瑞澂到底為何不堅決抵抗，我並沒有深入研究，隻能基於現象做評論，就像那些大街小巷的曆史評論家們一樣。做這個補充性的說明，是因為我知道在晚清立憲上書時，瑞澂曾站在立憲派一邊的。

第七個要請的人是在湖南響應起義的共進會會員焦達峰。選擇他的理由是，辛亥革命前，他與湖北共進會孫武、居正等商議兩湖起義，訂下盟約：“長沙先發難，武漢立即響應；武漢先發難，長沙立即響應”。等得知武昌起義後，他與陳作新10月22日最先響應武昌起義，並攻占長沙，次日建立湖南軍政府，被推舉為都督。而且10月28日 ，他還派出支援湖北的軍隊。無論是焦達峰信守諾言響應武昌起義，還是顧全大局派兵前去武漢，都對壓力很大的武漢起義軍來說是莫大的安慰和幫助，也對其它省份的獨立和起義起了促進作用。基於此，我認為應該邀請他入席。

第八個要請的是張紹曾。理由是雖然已經有湖南、陝西、江西、雲南、陝西等省的幾處起義和獨立事件發生，但對京城的觸動還不是很大。10月27日，駐守灤州的陸軍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聯合盧永祥、藍天蔚等四個協協統發布通電，向清政府提出類似最後通牒的“十二條政綱”。具體內容我這裏不多說，大意就是逼著北京政府迅速立憲。兩天後，10月29日，張紹曾扣押了運往南方的軍火，包括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灤州兵諫”。要知道灤州事實上京城的北大門，戰略要地，“軍區司令”如此大膽妄為，京城自然要恐慌，於是皇室一麵趕緊電令剛剛南下的袁世凱速回北京，一麵派海軍大臣載洵去疏通，一計不成後又派吳祿貞去疏通，結果張、吳聯合，要一起起兵攻打北京。就在灤州兵諫之時，山西的閻錫山起義，宣布獨立。這一北一南，給北京的壓力可想而知。雖然後來張紹曾被南調、藍天蔚被免職、吳祿貞被暗殺，山西的起義軍被曹錕的部隊擊敗，局勢一度有所恢複，但是對北京政府所造成的壓力和影響，可以說間接促成了南北和談。

第9個要請的是一隊外國人，也就是各國駐守武漢、北京的公使，包括英、法、俄、德、日、美、意等十餘國。鑒於病毒流行，和我本人資金不是很充裕的情況，免於他們赴宴，但感謝牌或感謝辭，要以我個人名義向他們所在國駐華使館發去。邀請他們的理由是，在起兵之初，他們判斷不好形勢，以為義和團又來了，於是開始準備兵力介入，但是隨著湯化龍、黎元洪等軍政府要員的安民手段和宣傳，各國終於意識到這次兵變跟以往不一樣。這裏給兩個材料，一個是10月11日、12日，美國駐華代辦衛裏（E. T. Williams）向政府報告：“那裏的外國人被認為是安全的，因為革命黨人有意避免攻擊外國人”。13日，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Knox）向總統報告：這是“中國發生自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最嚴重的叛亂。迄今外國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這就將這次革命與以前的革命區別開來，並表明了領導層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國幹涉的危險”。另一個材料是，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國駐漢口領事推舉英國領事葛福向鄂軍都督府遞交會銜公文，承認起義軍為國際法上的交戰團體，各國將嚴守中立。後麵的南北和談，各國領事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其中，包括到底選擇君主立憲製還是民主共和製時，也都有他們的身影。可以說，辛亥革命能夠成功，沒有各國的中立和間接幫忙，也很難說那麽順利地成功。因為如果前幾天按照瑞澂的告誡，說亂匪鬧事，各國都很緊張，差點就炮轟起義軍了。

第十個要請的是同盟會。對於邀請同盟會，我有點犯難，因為教科書或主流曆史研究著作上所寫的，辛亥革命就是孫文等同盟會領導成功的，共進會、文學社都歸同盟會領導、湯化龍是“兩麵派”、黎元洪是床下拉出來的、灤州兵變隻是小插曲、各國領事都是大清的幫凶，那你說這慶功宴不就是同盟會大小領導的內部聚會了嗎？我不是否認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比如起初黃花崗等幾次起兵，比如10日晚何貫中、李濟深等試圖將漕河鐵橋炸毀以延遲清軍南下，比如黃興接受黎元洪委派成為前線總指揮，比如宋教仁與湯化龍一起研究草擬《鄂州約法》，比如陳其美等在上海發動起義，比如各省的同盟會會員響應武昌起義在本省、本市發起武裝起義等，不一而足，功勞也不可謂不大。按理說，請上黃興、宋教仁、譚人鳳、居正、孫文等幾個人也不多。

但是令人遺憾的事情也必須說，比如武昌起義第四天，譚人鳳與居正到達武昌首先想到的革命領導權問題，譚人鳳甚至鄙視“黎元洪一無用之庸劣懦夫也”；比如黃興和宋教仁得知武昌起義後，猶猶豫豫到10月28日才抵達武漢，一路上探討的是如何奪取革命領導權，他們的意思是讓黎元洪成為黃興的下屬。而且於11月2日秘密策劃推舉黃興為湖北湖南大都督，試圖淩駕於黎元洪之上。11月13日，宋教仁不辭而別去了南京；比如革命的關鍵時刻，同盟會人以“電報事件”等借口迫使湯化龍辭職隱居上海；比如陳其美同李燮和在上海爭奪滬軍都督；比如陳其美先在1911年12月12日殺害江浙聯軍司令部參謀長陶駿保，後在1912年1月刺殺光複會領袖陶成章；比如宋教仁、陳其美等在12月4日召集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開會，選舉出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製造鬧劇，等等。

所有以上行為，當年都造成極惡劣的影響，這是我犯難的原因所在。不過，比較權衡我也做了寬大處理後，決定給他們三個名額，即黃興、宋教仁、孫文。排名按先後順序。

第十一個要請的人是張謇、趙鳳昌。這兩個人中，張謇各位都比較熟悉，他是晚清最後一任狀元，晚清立憲派的重要推手，商界精英。本來武昌起義時，張謇憂心大清政府，10月30日之前還一直敦促各省長官出麵催促大清立憲。但是11月6日，他打電報給袁世凱，勸他尊重國內大多數人“趨於共和”的現實，回北京爭取盡快與南方達成協議，確立共和政體，“能做中國的華盛頓，行民主共和於中國”。11月8日，他又分別給鐵良和張人駿寫信，勸他們斷然放棄武裝反抗。在12月1日南京光複中，張謇功勞卓著。張謇不僅來這些虛的，還以江蘇省議會名義送革命軍牛50頭、酒千瓶，還以通海實業公司名義送6000元、麵粉千袋、布千匹，犒勞江浙聯軍。財神就是不一樣，支持革命實實在在。我也曾多次想過，什麽時候自己能這麽有錢呢？

趙鳳昌，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是專門做這段曆史的學者、教授們都不會漠視他的存在，而且也知道他是張謇的朋友。趙鳳昌不是叱吒風雲的人物，但絕對是晚清、民國初期的重要術士，辛亥之前的重要業績就是庚子事變時促成東南互保。對於武昌起義，他從10月10日當晚就開始關注起來。之後他得知北京政府派蔭昌、薩鎮冰前去鎮壓武昌起義軍，他急忙找鄭孝胥給薩鎮冰寫信勸他不要炮擊武昌。他聽說北京政府新任命唐紹儀為郵傳大臣，他趕緊寫信給唐紹儀建議他暫時不就任；他聽說大清政府正準備向外國銀行借款，他趕緊給外務大臣梁敦彥寫信勸他阻止借款。之後，他在上海的惜陰堂住宅，成了南北各界重要人物的聚集地，黃興、張謇、程德全、湯壽潛、陳其美、李平書、莊蘊寬、章太炎、蔡元培等悉數聚集在這裏。南北和談中，趙鳳昌更是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裏我引入個材料：當時北方代表團成員馮耿光在回憶文章裏寫道：他把北京發來的電報給唐紹儀後，唐紹儀興奮地說：“北京回電了，趕緊打電話給趙老頭子。”馮耿光覺得奇怪說：不是伍廷芳在談判嗎？為什麽先打電話給趙鳳昌？唐紹儀說：“秩老名義上是南方議和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麽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事實也確實如此，唐紹儀被任命為和談代表後，第二天致電趙鳳昌：“明日赴漢口開議，請公約東南人望如張季老、湯蟄老赴漢會議為幸。”了解了這一點，就知道為何黃興說：張謇和趙鳳昌等人為“締造共和，殫盡心力”。包括後來的南北和談進入僵局之後，也是趙鳳昌和張謇從中斡旋後，雙方繼續談判。

所以我請客，自然不能漏下他們倆，否則內行會笑話我連業餘選手都不是了。

第十二個要請的人自然非袁世凱莫屬。要說老袁實在不容易，從起先的堅決效命於大清皇室，到後來力主君主立憲，再到後來同意民主共和，這個過程中他要不停地調整思想，順應形勢，這實在是不容易。至於辛亥革命的功勞，我這裏不想多講，但我很負責任地說：沒有袁世凱的大智慧，從晚清到民國，不會那麽順利，代價也不會那麽小。

本來一桌十二個人，就可以了。但是我覺得很遺憾，因為放眼望去，座中一個女性都沒有，實在太男權中心主義了，所以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說，也應該加進去一個女性。這自然是玩笑話，這樣莊重的場合，我豈能為了點綴風景、湊人數而不講原則。我要邀請這個女性，實在是很重要，我甚至可以如果缺了她，這宴席就失去了三分之一意義。

這個女性就是大清國的隆裕太後。為什麽要請隆裕太後呢？我以為在大清向民國和平交接政權中，作為大清守江山的拍板人，隆裕太後最終選擇放棄，完全是無奈之舉，而不是沒做努力就輕言放棄。來看兩則材料：一個是10月20日的清廷上諭：“現將孝欽顯皇後所遺宮中內帑內撥銀二十萬兩，由內務府發交袁世凱派委員在湖北一帶核實振濟，以惠災民”；一個1912年2月9日《大公報》：“皇太後屢頒內帑，經袁內閣知會度支部，作為購買愛國公債款，並填給收單進呈。茲查所收之款，第一次內帑黃金七萬九千九兩五錢，第二次內帑銀一百萬兩，第三次內帑銀二十萬兩、金八萬兩，共計折合銀元一千零十六萬二千九百十元。”

打仗要花錢，國庫沒有錢了，自己把自己的家當全拿出來了，沒有私心，她對得起大清的列祖列宗和活著的八旗子弟。即使是努爾哈赤、皇太極看到此情此景，也會原諒隆裕太後的。同時，隆裕太後也對得起四萬萬中國人，因為如果她強令搜刮民財，尤其是來個“打黑除惡”，查沒大戶的財產，再選派那些對大清忠心耿耿的將領殺赴前線，與裝備很差的各省起義軍一決雌雄，曆史也許就會改寫。

我想可能不僅我這樣認為，當年隆裕太後抑鬱而終時，袁世凱親自舉哀致祭，副總統黎元洪更是在唁電中稱讚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堯舜”。

我想這時引用一下正式退位詔書的一個底本，就當是草稿好了。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值得一看：“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現將新定國體，無非欲先弭大亂，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啟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必演成種族之慘痛。將至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複言。兩害相形，取其輕者。此正朝廷審時觀變，恫吾民之苦衷。凡爾京、外臣民，務當善體此意，為全局熟權利害，勿得挾虛矯之意氣，逞偏激之空言，致國與民兩受其害。”

這樣的話，雖然未必是出自隆裕太後之口，雖然也難免會有人說：這不過是做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不敢反對這種觀點，但是我總是想，如果當政者哪怕假意說出這樣的話來，也還是挺讓人欣慰的，總比什麽“不惜一切代價”“永葆江山”之類的野蠻話要好很多。

好了，今晚我要請的民國功勳就這些。至於如何安排座次，就看各位的了。安排好後，告訴我一下，讓我學學傳統文化。同時，也辛苦草擬一個邀請函，給上述被邀請的人快遞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