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那是1929年的英國倫敦，一個身材瘦弱、身高不足150cm、時年27歲的女傭，正積極參加內地會組織的神學和語言培訓班，希望借此實現去往東方的夢想。但遺憾的是，因為缺少教育經曆，年齡又偏大，成績很不理想，最終未被錄取。她很傷心、失望，但並未放棄。轉年，她忽然得知宣教士珍妮·勞森（Jeannie Lawson）即將退休，需要有人接替她的崗位，便在1932年10月15日，用自己辛苦積攢的工資買了船票和車票，從倫敦到荷蘭海牙，又踏上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因為護照上的職業被寫錯了，所以遭到蘇聯人的扣押。在一個中國人的建議下，她不得不逃脫，並轉車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又轉乘日本商船取道神戶才到了天津。她這一路，真是困難重重：被審訊、被勒索、遭搶劫、幾近被強奸，最終在口袋空空中抵達山西陽城。
這個沒有取得傳教士資格又毅然到東方大國傳福音的小女人，就是後來被山西陽城人都忘記卻又憑借好萊塢電影《六福客棧》而忽然走紅的傳教士艾偉德（Gladys Aylward）。
為什麽一個英國弱女子，不遠萬裏，孤身一人、不怕危險地跑到東方大國？是什麽動力或誘惑力，能讓她告別親人踏上這片有著古老曆史包袱的鹽堿地？
這樣的問題，精神黑暗的東方大國人，普遍地想不明白，頂多會自以為懂卻也隻能含含糊糊地說“為了傳教”。甚至那些很世故、聰明的人，還會譏諷這個女人是個大傻帽，放著好好的英國生活不過，非要發這神經地去自討苦吃。
是的，艾偉德的舉動，真不是號稱禮儀之邦的儒生和大談緣起與業力的沙門，能理解上去的，但對於這世界的另外一些人，不但心領神會，而且心向往之，因為他們都熟讀馬太福音28:18-20的經文：“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艾偉德就是領受了耶穌的號召，肩負起福音的大使命，所以能夠在語言不通、沒有資助的情況下，仍然不畏險阻地紮根於異國他鄉，幾乎將一生獻給這片遠離神而又需要拯救的國度。
與這一大使命相伴隨的是耶穌在死後複活對門徒們的指示：“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因為有這樣兩條使命，所以艾偉德最初在1925年與教友團契時，偶然從雜誌中看到東方有一大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之多，但那裏的人竟然不相信上帝，竟然普遍地沒聽說耶穌基督，她大為驚訝。於是從那時開始，她就篤定要去東方，甚至培訓不合格被淘汰時，還急著與負責人力爭說：我雖然不具備資格，可是“中國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啊”！
的確，東方大國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因為這個國度遠離神太久了，可考證的曆史也有三千年之久了，能夠被證實的大災難數不勝數，比如每一次改朝換代，人口非正常死亡常常是幾百萬、幾千萬、幾個億的數目。這裏的人們，在皇權專製之下，千百年來的生活就是少一輩重複老一輩的曆史周期律，伴隨的國民性特點就是冷漠、算計、精明，又習慣於被奴役，缺乏關愛也不會去愛人，連時間觀念也是農民式的，尤其是嚴重缺乏契約精神，連基本的自治、協作精神都沒有，卻喜歡像趙樹理的小說人物——李有才一樣，熱衷於在大槐樹下發表各種時事政治的高見，幻想著好製度、好社會從天而降。
艾偉德來了，帶著耶穌的愛和福音而來，然而等待她的卻是撒野的孩子張口就罵的“洋鬼子”，是不知何處冷不丁就投來的石塊，是文化戀母式的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自豪論，是隻想著占便宜而不想學習聖經的狡黠國民，是丟棄和買賣孩子就像菜市場隨手掰掉的菜葉子一樣的父母，也是女人裹小腳勸說都不願停而需要強迫執行的社會觀念，還有就是滿街的毫無生機的菜黃色麵孔和那些明暗相間的枯幹的靈魂。
真是讓人心寒，真是讓人絕望。我條件反射地就想到作家魯迅曾說過的一句憤恨話：“凡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為不幸的。”是的，即使是所謂的同文同種的同胞，即使是所謂的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鄉親，如此不識好歹、恩將仇報，誰還會繼續保持恒久的耐心和愛心呢？
艾偉德開始時很不適應，很是猶豫和害怕，甚至一度懷疑自己不能勝任在這裏的使命。但是，耶穌的大使命早已駐進她的心，從小到大，早已經化作她的血液和思維，她不能輕言放棄，她要迎難而上。於是，三十歲的她開始努力學習說山西的方言，盡可能地與那些趕大車的老板兒攀談；她換上山西當地人穿的抿襠褲，就是那種肥大、臃腫又土氣的褲子；她學著使用露天或半露天蹲坑，而此前她在英國一直習慣使用抽水馬桶；她不惜代價地開辦學校，使得那些窮苦的孩子也能夠接受好的教育；她不畏險阻地承擔起政府督導員，用政策和聖經教導去阻止山西女人繼續裹腳；她不顧風險地調節村民械鬥，也不吝犧牲地教化土匪，甚至不遺餘力地走進監獄；她不怕麻煩地收養孤兒，一個、兩個，幾十個、上百個，伺候他們的起居、陪伴他們學習；她為了能讓那些石心的百姓聽得進去福音，不得不把耶和華神用山西方言說成“老天爺”；她為了讓那些“貧窮”的草民能夠接近福音，不惜在救災中以高於普通救濟四倍的利益去吸引他們。
有些時候，每當我看到這類曆史，總是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心酸和難以掩飾的憤怒。這國的人，怎麽就這麽難睜開眼睛？怎麽就看不到人家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怎麽心腸就那麽剛硬如磐石一樣不開化？
然而，傳教士艾偉德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降卑自己、全身心地服侍了近20年，要不是那鼎革之際拒絕她再入境，她不得不經留香港又去台灣，那麽陽城縣將成為她寄居這世上的最後棲息之地。
也不止是艾偉德，與她差不多同一時期的女傳教士有四千多名，此外還有另外五千多名宣教士。他們或短則幾年，或長達幾十年，甚至老死在這不值得留戀的東方大國；他們創辦了眾多的醫院、藥房、麻風病院、孤兒院、女子學堂，構建了晚清民國的教育、醫學和慈善大廈；他們用先進的醫療、藥物、技術救治這國人的身體，也用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救治這國人的思想和觀念。
這一切實實在在的善行善舉，就是為了讓這國的人，真切地感受到基督的愛。
我看過統計數字，1935年的民國共有約有350萬基督徒。這個數字不能算多，但也真的不算少了。感謝神使用這些福音的使者，“在絕望之處播下”祂的“盼望”，“在幽暗之處播下”祂的“光明”（《聖法蘭西斯禱文》），也為祂的王國找到眾多失散的綿羊。然而，對於這片幾千年精神黑暗的國人來說，對於在苦難中掙紮不能生活在希望中的四萬萬五千萬可憐人來說，9000名的宣教士並不夠，再有9000、90000名也不夠用。
當年的需求大，當下的需求更大。如今的東方大國，雖距離那時已近100年的曆史，可以說鬥轉星移、物是人非，但不管是時間的緩慢流逝，還是空間的驟然變化，都不過是千年曆史循環的表麵文章，構成社會機理的內置和基本元素，絕對是鐵打的營盤不可催，或者是永遠的換湯不換藥。比如，在上掌權的，不管名頭如何變、口號如何創新，不變的甚至更糟的始終是顓頊強橫，巧取豪奪；各種搖筆杆的，不管是謝主隆恩的還是智庫顧問敲邊鼓，不變甚至更甚的，是那一套祖傳的逢迎諂媚，坐收漁利；光鮮亮麗的，不管是小康的提前實現，還是正奮鬥於人上人的初級階段，不變甚至更壞的，是那顆浮躁、壓抑和難以靜下來的心；為人父母的，不管是積極主動的還是被動無奈的，不變或更慘的，是永不停歇的忙忙碌碌和內卷、外卷的兼修並蓄；打工與求學的，不管是有目標的努力拚搏，還是機械地隨波逐流，雷打不變或更悲催的，是生命之重與弱小身軀之間的不成比例。
總之，這個國，一直徘徊在急性病與慢性病的相互交替中；這國的人，也一直擺脫不開古代傳統病和當下新鮮病的糾纏。於是，不管當官的還是普通職員，不管有錢的還是月光族，不管是已婚帶娃的還是未婚、單身主義者，不管是年老穩重的還是小小少年，不管是留洋出國的還是偏安一隅歲月靜好的，一個基本又普遍的國情和文化是：隻要活著就好，不管站著還是跪著。
可是這樣活著，真的很好嗎？如果真的很好，為什麽會有超過一個億的焦慮症、抑鬱症患者？為什麽眾多的家庭不是硝煙彌漫就是三句話說不完就開始爭吵？為什麽那麽多的孩子、青少年如此厭倦與這個世界擁抱？
我不得不又想到，如果魯迅活著，看到這樣的景象，又會說什麽？我猜想他會說：讓他們這樣下去好了，不值得同情！他會解釋說：這種生活狀態和境況，是他們主動選擇的結果，而選擇總要承擔代價，否則世界太不公平。
是的，我想魯迅會這樣說，我也沒有什麽理由反對，但是這世界還有艾偉德等神的眾多仆人，並不曾因為這國人的愚弱，就冷眼旁觀，就幸災樂禍，反而像耶穌被釘十字架那樣，為了不配的罪人而施行拯救。那麽，所有蒙恩得到拯救的人，尤其是出了埃及的歌珊人，應該沒有理由不接過接力棒，沒有借口不身體力行地、隨時隨地去傳福音，因為神的使命就在那裏——“要去，使萬民”做祂“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當然，說走就走、傳福音做仆人，哪裏有那麽簡單呢？這國與這國人，不是亂力怪神，就是卡爾（包含卡爾·洛貝爾圖斯）——弗拉基米爾的忠實信徒；不是自以為是的“博學”，就是不知文明為何物的“高深”。總之就如經上記著說：“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賽6:10）
這的確是個難題，也是所有基督的仆人們每時每刻遇到的難題，如何化解？我可能沒有什麽現成答案或是靈丹妙藥，但任何條件和挑戰下，隻要看看艾偉德，她那麽難都在做，而且做得很好，我們又怎麽可以喪失信心、降低意誌呢？
很難說，宗教是解藥。不要著急，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