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裏頭遺址中發掘出的“中華第一龍”

二裏頭遺址中發掘出的“中華第一龍”

 

       我對考古類的博物館一直有特殊的興趣，因此參觀了世界各地不少考古博物館。 前月回國探親，與老友同遊河南； 這裏是博物館之鄉，如河南省博物館，鄭州博物館，洛陽博物館，安陽殷墟博物館等，而二裏頭博物館則是重中之重，必去的一站。 我們從洛陽打車去位於偃師的二裏頭遺址，由在田野裏的遺址公園和室內的博物館兩部分組成。博物館九點開門，我們早到了約二十分鍾，大門口隻有五六位觀眾在等候開門。周圍一大片田野，我們得以在安安靜靜的氣氛感受了一會那沉睡了千年的曆史。

 

    著名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1888—1976）是河南唐河人，幼年就讀私塾，18歲入河南公立豫京學堂，25歲時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哲學，1919年歸國後曆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務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等職。他在1932年主持陝西寶雞鬥雞台遺址發掘，被譽為陝西現代田野考古奠基。1939年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係統地提出其考古理論。1959年他率隊赴豫西調查“夏墟”時發現此遺址，由此揭開了二裏頭考古的序幕。

      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裏頭文化為當時東亞地區最早形成的核心文化。曆代考古工作者在曆時60多年的發掘中，獲得了許多開創性的成就：此地有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具備中軸線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宮室建築群、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區和祭祀遺存、最早的大型圍垣官營作坊區、最早的青銅鑄造作坊及青銅禮器群等諸多“中國之最”。如此嚴謹、清晰、規整的規劃布局，顯示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統治格局秩序井然，顯示當時已有成熟發達的規劃思想、統治製度和模式，這就是進入王權國家的最重要標誌。 考古學家們由此確認，從區域地理位置到一係列史無前例的“王朝氣象”，充分證明二裏頭遺址就是“最早的中國”，是中華文化的正統源頭。

       博物館的展廳裏係統地展示了六十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 陳列了諸多的出土文物。我在此觀賞了幾件鎮館之寶，如被譽為“華夏第一鼎”的網格紋青銅鼎。此鼎證明當時已脫離單純的炊具屬性，成為“明貴賤，辨等列”的核心禮器，隻有最高等級的貴族才能使用，這是王權集中的直接物證。

      被譽為“中華第一爵”的寶乳釘紋青銅爵，則以精巧姿態詮釋著那時精湛的青銅製作水平。爵在當時是貴族宴飲、祭祀時的專用酒器。這件乳釘紋青銅爵不僅是酒器中的珍品，更見證了早期酒禮文化的形成，遺址博物館的館徽使用的就是這件青銅爵。

        相較於青銅禮器的威嚴，陶器展區的白陶鬶胎質細膩潔白，幾乎不含雜質，它的造型堪稱“仿生藝術的先河”，整體形似一隻昂首翹尾的飛鳥，器身雖無繁複紋飾，卻以簡潔的線條勾勒出靈動的姿態。 當時的白陶鬶並非平民日常用具，而是貴族祭祀或宴飲時盛放酒水的禮器，它的出現說明當時已形成了“陶禮器”與“青銅禮器”並行的禮製體係。

    鑲嵌綠鬆石獸麵銅牌飾則是以青銅鑄出主體框襯，其上飾有獸麵紋，鑲嵌了600多塊綠鬆石，設計精美，鑄工精湛，鑲工精致，圖案精妙，觀者無不讚歎。曆經3000餘年而無一鬆動脫落。這件牌飾出土時安放在墓主人胸部，兩側有對稱的穿孔鈕，可見此器應為溝通天、地、神、人的重要載體。

            展廳中的微型骨猴更是奇妙，它高僅2.2厘米、寬0.75-0.95厘米，使用動物骨骼雕刻製作，通體拋光，製作精巧，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微雕精品。這個微雕骨猴隻有小指頭肚大小，猴臉人身，抱膝蹲坐，透過放大鏡才能看清。我實在無法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先人是如何在塊微小的的骨頭上雕刻出如此精美的作品。

                   但對我來說，此行最重要的是觀賞那條“綠鬆石龍形器”，它由兩千多片綠鬆石組成，全長七十厘米，證明當時的先民們已經把龍作為圖騰來崇拜。這條龍是華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是華夏兒女作為“龍的傳人”的最初起源和有力實證，由此被譽為“華夏第一龍”、“中華第一龍”或“中國第一龍“。 當時的考古隊員們在遺址的一座貴族墓葬中發現此物，並立即意識到這絕非尋常文物，隨即暫停常規發掘，改用更精細的“實驗室考古”方法——在現場搭建保護棚，用石膏整體打包含文物的土層，運回實驗室進行二次清理。經過數月的細致工作，這條沉睡了三千多年的“綠鬆石龍”終於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麵前，出土時它緊貼墓主人骨架，龍首高昂朝向墓主頭部，仿佛仍在履行著守護的使命。 但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隻是複製品，工作人員說，原件在北京的中國考古博物館中展示，那是他們的鎮館之寶。

             參觀完博物館，我和老友特地到遺址現場去觀了看當年的出土位置。在一大片的田野中，要發現這條“中華第一龍“，既需要考古的知識和經驗，當然也需要一些運氣， 由此我還特地請老友在發掘現場為我拍照留念。

      一周後，我到北京參觀中國考古博物館，這是我國第一座以考古命名的博物館，坐落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旁，鳥巢體育場對麵。它的外形如 “尊”，外牆高懸碩大的篆書 “史” 字。 由於地處郊區，又是專業類博物館，比起國家博物館來，這裏的觀眾不算多，我得以安安靜靜地參觀了整個下午。對我這個考古愛好者來說，這裏的展品件件都值得細品，但最重要的就是這條“中華第一龍”； 在一長列的鎮館之寶中，二裏頭發掘的“中華第一龍”名列首位，這不僅是“鎮館之寶”，而且還是“鎮國之寶”， 難怪原件要在這裏保存和展出。 這條“綠鬆石龍形器”連同精心製作的木框被單獨成列在一間光線較暗的展室中，還有一名工作人員站在展櫃旁，隨時提醒觀眾保持一定距離觀賞，可見其珍貴屬性。對我來說，當然要和“它”合影留念，由此得到滿足感。

      我曾參觀過世界各地不少考古遺址，如希臘的帕特農神廟遺址博物館，秘魯的馬丘比丘遺址等，這些博物館在藏品上沒有可比性，因為都是“當地特產”； 可以比較的是它們的硬件，我認為二裏頭遺址博物館和遺址公園，絕對是世界一流的硬件設施。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考古遺址一般都樹立著首位考古專家的雕像，但二裏頭考古博物館裏，卻還列出了六十多年來主持和參與考古的工作人員名單，這也是最重要的“軟件”之一。

     我有個習慣 （應該說是好習慣），就是在參觀完博物館後，回家再整理一下拍攝的照片，重溫參觀的過程，加深印象。 有時還查閱相關資料，由此會發現一些問題，並求得解決。 如這次就發現一個問題：博物館的全名是“二裏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但經過六十多年的發掘，二裏頭遺址至今未能發現文字；換句話說，沒有發現能證明這裏就是夏朝或夏朝都城的文字：“既然沒發現夏代文字，憑什麽說這裏是夏都？”有意思的是，二裏頭的遺址公園中矗立著“中國”二字，它們的字體來自陝西寶雞博物館珍藏的青銅器“何尊”上刻著的文字。 二裏頭遺址的年代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而“何尊”製作的年代距今兩千年左右。也就是說，二裏頭文明的年代，比製作“何尊”的年代早了一千多年；引用後者上刻有的文字來為自己”站台“，似乎有點說不通。

          二裏頭遺址當然是“中國”的，這沒有問題，但又憑什麽說這裏就是“夏都”？ 盡管二裏頭遺址的地點，時間，城市規模和祭祀規模等， 與”史書的記載”高度一致“，但“一致”並不證明“就是”。 這裏提到的“史書”，主要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它的成書年代在公元前 90年，司馬遷在《史記》記載了大禹治水的事跡，並在史記·夏本紀》中詳細記錄了夏朝17代帝王年係表。 但司馬遷記載的夏朝與他撰寫的《史記》之間相隔了大約兩千年，他的《史記》當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也就是說迄今為止，二裏頭的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的夏朝之間，仍未建立絕對意義上的關聯。

        二裏頭遺址中經過六十年的考古，發掘的麵積隻占遺址總麵積的1.5%， 這就再一次證明考古真不是什麽風花雪月浪漫的事，而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磨洋工”。或許，夏朝的文字典籍，就藏在二裏頭遺址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靜靜的等待重現天日。將二裏頭遺址和“夏都”關聯，看來一是要“占領考古高地”， 二是經濟和宣傳因素。國家文物局曾在2023年的發布會上說明：“學術界大概率認為二裏頭遺址很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  這絕對是標準的學術口徑，非常嚴謹。由此可見，“夏都“的冠名是否太早了？像“夏都”，不等於“是”夏都，是否可以等到發現了文字再冠名？

        二裏頭博物館裏的結語裏引用了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盡管因眾所周知的原因，這裏沒有寫上先生的名字。考古學和其他文科學科的重大區別在於，它是可以用考古證據來說明問題的，而不僅僅是理論討論。希望以後有機會重遊此地，對“夏都”有一個明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