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0年前的晉侯鳥尊

           曆史悠久的山西省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上古帝王活動的核心區域就在“堯都平陽（今臨汾）”，“舜都蒲阪（今永濟）”和“禹都安邑（今夏縣）”地區。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弟弟叔虞於唐，後叔虞之子燮父改國號為 “晉”。春秋時期的晉文公重耳通過 “城濮之戰” 大敗楚國，成為 “春秋五霸” 之一。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 “三晉大地” 由此成為山西的代稱。在全國博物館格局中的定位上，山西省博物院與陝西曆史博物館和河南博物院等齊名，共同構成了展示中國北方古代文明的主要場館。相較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等館藏體量更大、品類更全的博物館，山西省博物院勝在主題聚焦—— 以 “晉地文明” 為核心，它不追求麵麵俱到，而是依托山西獨特的曆史文化底蘊，展示其藏品的深度與極高的研究價值。山西博物院館藏文物共計六十五萬餘件，其中珍貴文物四萬多件，包括國家一級文物 1650 件（組）。

      這裏的幾件鎮館之寶當然是我必須認真觀賞的：首先是龍形觥，高 19 厘米，長 43 厘米，寬 13.4 厘米。整體呈龍形，前端為昂首的龍首，雙目圓睜，張角齜牙；長腹弧鼓，後端截平，背部為弧曲形長蓋，蓋麵中央有一蘑菇形鈕。器身口沿外附有兩對貫耳，用於懸掛或加熱酒水，底部為長方形矮圈足。蓋麵飾有逶迤的龍身紋，與前端的立體龍頭相銜接，兩側襯以渦紋和雲紋。尤為獨特的是，器身兩側裝飾有鼉紋和夔龍紋，鼉即鱷魚，這種鱷魚紋飾在青銅器中極為罕見。

       其次是玉組佩：由玉璜、玉珩、玉管、料珠、瑪瑙管等 204 件組成，工藝極其精湛，代表了當時最高超的製玉水平。它是晉侯墓地出土的最大玉禮器組合，也是目前全國同期墓葬中發現的規模最大的玉組佩。

         再次是侯馬盟書：這是春秋時期晉國以趙氏家族為首舉行的盟誓活動記錄，內容多用朱筆寫在圭形玉石片上，字體為春秋戰國時代的晉國古文。此時期禮崩樂壞，傳統宗法約束失效，諸侯與卿大夫間常以盟誓（載書）作為政治互信的 “契約”，通過殺牲歃血和埋書告神的儀式，以神明與性命擔保誓約，形成兼具宗教威懾與政治約束的文書檔案。盟書要求盟人 “委質” 效忠，斷絕與舊主的關係； 禁止盟人 “納室”（非法侵占他人土地、奴隸與財產），穩定內部秩序；並以詛咒與卜筮的方式強化誓約的神聖性，震懾背盟者。 “侯馬盟書”是1949年以來中國考古發現的十大成果之一。

           還有就是龍耳人足方盒，整體為長方箱式，頂部是雙翻蓋，其中一蓋裝飾有臥虎形鈕；方盒四麵各攀附一條回首吐舌的龍形耳，四角有勾曲棱脊；最具特色的是底部由四個裸身跽坐的人形支撐（人形背向方盒、雙手後擺，仿佛在 “抬盒”）； 器身飾有變形龍紋、波曲紋等，工藝精巧且充滿藝術感。它出土於晉國女性貴族墓中，推測是盛放化妝品或飾品的 “奩盒”（古代女性的梳妝盒），也體現了當時晉國青銅工藝的高超水平。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陳列於展廳最醒目位置的“晉侯鳥尊”： 2000 年在山西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的發掘現場，考古工作者在被盜賊爆破後的殘墓中，發現了這件已碎裂成百餘片的文物。彼時的它，鳳鳥的尾部殘缺不全，象首支撐也散落各處，如同一位曆經劫難的老者，滿身傷痕卻依舊難掩風骨。幸運的是，北京大學文物修複專家耗時數年，以精湛的技藝將碎片一一拚接，讓這尊國寶重獲新生。

         這座鳥尊的主人是第一代晉侯燮父，距今已有2700多年。它通高 39 厘米，長 30.5 厘米，寬 17.5 厘米，體量雖不算碩大，卻在有限的空間裏將 “巧思” 二字演繹到極致。主體是一隻鳳鳥，頭部微微上揚，尖喙如鉤，似在鳴叫；頭頂的高冠層層疊起，紋路細密，宛如風中飄動的羽飾；圓睜的鳳眼鑲嵌著綠鬆石，雖曆經千年，仍能想見當年的靈動。鳳鳥的身軀豐滿圓潤，兩翼向上卷曲，羽紋層層疊疊，既有青銅器的厚重感，又透著鳥類羽翼的輕盈。最令人稱奇的是它的支撐設計：鳳鳥的雙腿粗壯有力，雙爪緊扣地麵，而尾部則巧妙地化作一頭小象 —— 象首低垂，鼻子內卷上揚，與雙腿形成穩定的三點支撐。鳥與象的結合，並非生硬拚接，而是渾然一體：鳳鳥的尾羽自然過渡為象的背部，象鼻的曲線與鳥身的弧度完美契合，仿佛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動物本就該如此共生。這種 “鳥象共生” 的造型，在西周青銅器中極為罕見，既體現了工匠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也暗含著古人對自然生靈的敬畏與融合思維。

        最具曆史價值的當屬鳥尊蓋內和腹底的九字銘文 ——“晉侯作向太室寶尊彝”，字體為西周時期的金文，筆畫遒勁有力，不僅明確了器物的主人（晉侯）、用途（宗廟祭祀），更印證了晉國早期的曆史脈絡。在晉侯墓地發掘之前，關於晉國始封的記載多來自文獻，而這尊鳥尊的銘文，無疑讓傳說中的 “晉國霸業” 有了可觸可感的物證。

       從文化層麵來看，晉侯鳥尊更是西周禮製與審美觀念的縮影。青銅禮器在當時是 “明貴賤，辨等列” 的重要象征，不同等級的貴族使用的禮器形製、數量都有嚴格規定。晉侯作為周天子分封的諸侯，用鳥尊作為宗廟禮器，既體現了他對周天子的臣服，也彰顯了晉國的地位。鳳鳥在商周時期是神鳥的象征，代表著吉祥與威嚴；大象雖非中原原生動物，卻因與 “祥” 諧音，且象征著力量與祥瑞，成為貴族喜愛的裝飾元素。二者的結合，不僅是工藝的創新，更反映了西周時期多元文化的交融 —— 中原的禮樂文明與南方的象文化、東方的鳥崇拜在此碰撞，最終凝結成這尊獨一無二的國寶。

       在展廳中與鳥尊對視，總能感受到一種跨越千年的共鳴：那是古人對美的追求，對信仰的堅守，對文明的傳承。它不僅僅是一件冰冷的青銅器，而是一段活的曆史，一曲無聲的樂章，訴說著晉國的興衰，見證著華夏文明的璀璨。它是西周青銅藝術的珍品，見證了晉國的曆史，具有極高的文化、考古和藝術價值。如今的這座鳥尊不僅是山西博物院的院徽，更是山西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