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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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學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這“賢賢易色”四字有些令人費解。對“賢賢”兩字，大家意見相同：敬重賢人。對“易色”的解說則有些差異。
三國何晏《論語集解》，把“賢賢易色”理解為“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比較籠統，對“易”字模糊過去；且沒有根據地加上“好…之心”三個字。
北宋邢昺《論語注疏》：
“賢賢易色”者，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
這裏把“易”字理解為“改變”，這有相當的根據；同時把“色”理解為“女人”，也有一定道理。不過這樣一來，“易色”就該被理解為“改變女人”，於理不通。為了“通理”，隻好還是沒有根據地加上“好…之心”三個字。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對“易色”的解說是“易其好色之心”，照搬《論語注疏》。
《朱子語類》中提到有人認為“易色”應解說成“改變了臉色” - 對賢人肅然起敬，改變了臉上的表情。這樣就不用沒有根據地加上“好…之心”三個字了。 但朱熹認為這樣的解說讓“賢賢易色”四個字的份量輕了很多，跟後續的“事父母”、“事君”，不般配。在這一點上，朱熹有道理。
今人楊伯峻《論語譯注》認為“易”字不應解釋成“改變”，而應解釋成“輕視”。這見解極有根據和道理。《莊子·應帝王》：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兿。崔譔注：“易，相輕易也。” 其他“易”字應解釋成“輕視”的例子還很多。這樣解釋，“易色”就是“輕色”（跟“漢皇重色”相反），所以“賢賢易色”就是“重賢輕色”，即“敬重有德才的人，輕視相貌俊美的人”。這樣就不必牽強地加上“好…之心”三個字了。
不過楊伯峻又進一步認為這裏“敬重有德才的人，輕視相貌俊美的人”，不是泛論，而是專指“擇妻”。楊伯峻認為，古人極端重視夫妻關係，夫婦乃五倫之一，這樣說，才與下文的“事父母”、“事君”相稱。
我認為把“賢賢易色”局限於“夫妻關係”，過份了。甚至把“色”局限於“女色”也還是過份了。“輕賢”（輕視有德才的人）固然可能出於“重女色”，但也可能出於“重男色”。
《韓非子·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嚐矯駕吾車，又嚐啖我以餘桃。”
彌子瑕以色獲寵，但他是個男人而非女人。《論語注疏》以及後來的附和者，都把“色”局限於“女人”，如果被女權主義者責罵，就是自找的。
子夏說“賢賢易色”時，心裏想到的恐怕更多是衛靈君那樣的人君，所以才把這句置於“事父母”、“事君”之前。
儒家畢竟還是講“中庸”的，所以子夏隻說希望人“易色”，沒有像佛家那麽極端，要“戒色”。我們讀儒家文化中的詩文，如杜甫的”雲雨荒台豈夢思“，李商隱的“辜負香衾事早朝”，杜牧的“豆冠稍頭二月初”之類，無不見“色”。有分寸、有節製，不因“色”而誤大事國事，就是真君子了。
《荒涼山莊》的問題已回複了。我其實也隻有點很模糊的印像，所以翻開書核實了一遍，竟然沒記錯。（其實我認為這些部份、情節很沒意思，真像為了稿費勉強充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