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中國的皇帝權力太大了，想幹什麽就幹什麽，誰也奈何不了他。平時我們說誰誰獨斷專行，說一不二，“就象皇帝頒了聖旨一樣”，是必須照此辦理的。古代戲曲裏說，皇帝說話是“開金口，露銀牙”，說啥是啥，任何人都無法改變，所以才有了“桐葉封弟”等無數荒唐。尤其是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傳統的帝王社會就被一些文人打上了“專製”的標簽，把中國傳統社會描繪成一幅帝王在上、為所欲為，群臣戰兢、唯命是從的“奴才”式畫麵。事實上，古代帝王並不是想做什麽就可以做什麽的，也有著太多的約束與無奈。
古代帝王不能隨心所欲，主要是有著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麵的製約。主觀上的製約是傳統的“天命不可違”的文化道德體係，令其不敢胡作非為；客觀上的製約是傳統的“三省分立”的政治製度體係，令其不能隨心所欲。
古代皇帝乃萬乘之尊，他誰都不怕，但他怕天怕地怕鬼神怕因果報應，而且還害怕違背禮法的指控，害怕史上留下惡名。有了畏懼，就有了收斂，所以在中國古代，有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那就是曆代帝王都有“罪己詔”，說通俗點，就是今天的檢討書。 相傳最早始於夏禹、商湯，此後,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宋徽宗和明、清諸帝, 都曾經頒發過罪己詔。罪己詔大多是在社會矛盾尖銳、內外交困，國家危難，天降凶兆之時頒發的 ，是帝王對自身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因此 史稱：“禹、湯罪己 ,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所以，“罪己詔”成了帝王認錯悔悟的經典模式。
據學者統計,曆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當然也有死不認罪的，如秦始皇就是，不過這些皇帝的下場都很慘。
史上最著名的罪己詔，要算漢武帝在晚年作的《輪台罪己詔》了，漢武好功好戰，使得“海內虛耗，人口減半”；加上自己驕奢淫逸，鹽鐵壟斷，使得民怨沸騰，怨聲載道。晚年，他深知再不改弦易轍，漢王朝將會成為亡秦之續。於是下《輪台罪己詔》，公開承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反省自己的錯誤，懸崖勒馬，調整政策，宣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誠為亡羊補牢，尚未為晚，隻是苦了百姓好幾十年。唐德宗李適生性自負而貪婪，興宮市與民爭利，猜忌功臣，使得藩鎮紛紛割據，天下危困。他兩位賢臣李泌、陸贄叫他認錯。於是由陸贄執筆起草罪己詔。這道詔書一開頭就說：“致治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民，不吝改過。”其言詞懇切，據說竟令“士卒皆感泣”。北宋末年,金兵進逼，在此緊要關頭，徽宗聽從大臣的建議，下罪己詔 ,在詔書中列數了自己的罪過：“言路蔽塞,諂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誌。賦稅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追思己過 , 悔之何及！”盡管斯時北宋王朝大勢已去，裝模作樣的“罪己詔”已無濟於事，可這檢討還是夠具體而深刻的。曆史上頒“罪己詔”最多的皇帝是清世祖順治，他在位時,自然災害多,“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自然現象都歸罪於自己的“不德,上幹天咎”,所以屢下罪己詔。臨終時還留下了一道罪己遺詔,淋漓盡致地為自己列舉了十四條罪狀，那決不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藏藏掖掖推卸責任，而是痛徹靈府，了無虛語。
除了畏天命，古代帝王還怕史官，他們一般不想在青史上留下罵名，所以對自己行為多了些檢點。那唐太宗何等功業，但也還怕史官給他留下什麽汙點，所以貞觀十六年四月的一天，他對史官褚遂良說想看看他的《起居注》：“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褚遂良說：“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見，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褚遂良堅決拒絕了他。太宗還是不死心，進而打探：“朕有不善，卿必記耶？”褚遂良答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唐太宗最終也沒有看成《起居錄》。北宋司馬光《涑水紀聞》記，一次，宋太祖趙匡胤正在花園彈鳥，有臣說有要事相報，結果報告的是平常事，趙匡胤很生氣，對方卻說總比彈鳥重要。趙匡胤大怒，用斧柄撞掉來者兩顆門牙。來人將牙拾起來放到懷中。趙問他是想去告我嗎？來人答：臣沒地方告你去，但史官會把這事記下來的。聽罷是語，這趙匡胤立馬陪上笑臉，並賞賜了來人。
不管今天我們怎麽看，九五之尊的皇帝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自己的錯誤，並能公開做出深刻檢討，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正之，這完全應給以肯定的。說句不中聽的話，今天有些共產黨人還真沒有這種胸襟與勇氣，究其原因，根本一點恐怕就是錯誤理解了“共產黨人是無所畏懼的”這條“語錄”，如果一個人什麽都不怕了，就什麽事都可以做出來。
另一方麵，皇帝做事，也還有著製度的約束，不是隨心所欲任其胡來的；當然，曆代如商紂、秦皇、隋煬等許多暴君是不受任何約束管製的，但無一例外都是亡國之君（秦亡在二世，究其本原，實亡於嬴政也）。當然，這種製度有一個完善的過程，概言之，唐初確立的“三省分設、三權分立”是古代政府政治結構最成熟的模式。唐朝承襲隋代的三省六部製，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分擔秦漢以來的丞相職權，錢穆先生《國史新論》有個形象的比喻：“漢代宰相是首長製，唐代宰相是委員製”。中書省負責草擬政府的最高命令，稱為“定旨出命”。草擬詔令的官員是“中書舍人”，《資治通鑒》中記載，中書省有六位中書舍人，多是富有文學資望的人。遇到有政事，他們先開會討論研究後，確定基本原則，然後各自起草詔書，稱之為“五花判事”。草詔完成後，交由中書令選定修改，再交給皇帝，如果皇帝認可，則在詔書上畫一個“敕”字，但是，這樣的詔書還不能成為政府合法命令。這封畫了“敕”字的詔書，要送到門下省審查複核。門下省設給事中四人，通過認真研究，如果他們認為詔書有問題，便可將詔書駁回，稱為“塗歸”。所以，即使皇帝畫了“敕”的詔書，如果沒有門下省蓋章，就不能生效，那聖旨也就等於廢紙。隻有通過了門下省審核同意簽發了的詔書，才能交到負責執行的尚書省，由尚書省發給吏、禮、戶、兵、刑、工六部執行。這樣三省權力平等，達成決策、審議和行政權的互相製衡。唐太宗為了避免中書和門下省在詔令的草擬和駁回之間，造成不必要的延誤和麻煩，在門下省內設立了政事堂，即“中書、門下省聯席會議”，兩省長官、侍郎都要出席。詔書要蓋上“中書門下之印”，才算合法，否則就是亂命，不必遵從。曆史學家都承認，唐王朝是封建社會鼎盛期，何以至此，製度的科學是重要的原因。
正因為如此，古代社會的皇帝也有說了不算的情況，比如《舊唐書·劉禕之傳》載，唐睿宗垂拱三年，劉禕之被誣告收受賄賂，並與別人的妾私通。劉禕之雖是武則天提拔的，，但反對武則天攝政，武氏認為劉忘恩負義：“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複顧我恩也!”因此對劉懷恨在心。這次，武後抓到了整肅劉禕之的機會，於是她命肅州刺史王本立審查此案。王本立向劉禕之出示敕命，沒料到劉禕之看了文書，駁斥道：“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因為武後是挾私報怨，沒經過中書省、門下省審批，劉禕之根本不把這聖旨當作回事。
北宋仁宗年間，杜衍任宰相。據《宋史·杜衍傳》記，當時一些皇親國戚，想沾皇帝的光，謀個官職，仁宗有時候礙於情麵，隻好發詔書封官；可是宰相杜衍審核一概不批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仁宗也無法，隻有向歐陽修訴苦：“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而宋真宗朝的宰相李沆則更不給皇帝麵子。真宗甚寵妃子劉氏，想封她做貴妃，於是，寫了一道詔書，派人送給宰相李沆審批；但按宋朝的規定，劉氏沒有做貴妃的資格，李沆竟當著使者的麵，把宋真宗親手寫的詔書給燒了，宋真宗無奈，隻能打消這個想法。據《宋史·李沆傳》雲：“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史書言之鑿鑿，白紙黑字，這些事兒應該還是真實的。
可見，道德的規範，製度的約束，是政治清明的重要法寶，沒有道德抑製人性中的惡念，沒有製度管束住手中的權力，潘拉多盒子中的邪惡就會全部釋放，咱們老百姓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同時，我們也不要錯誤地認為，古代帝王真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他們有著道德與製度的雙重製約，很多時候、很多事情還是不能胡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