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是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關於《西遊記》的話題很多，但胡適續寫的《西遊記》的軼事可能知道的人絕對不多。
據說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胡適幾次找到魯迅，商討要改寫《西遊記》的最後一回，胡適認為，社會與人生不隻是打打殺殺，妖魔也可以感化。193年，胡適終於改寫了《西遊記》最後一回，其回目名之曰“觀音點簿添一難，唐僧割肉度群魔”，一看回目，便可以知道胡適所寫的內容。觀音作為救世主，要求唐僧割肉施舍群魔，唐僧從之，舍身割肉，而妖魔都被唐僧的大慈大悲所感化，有的隻是啖一小口，便不忍再吃，有的幹脆不吃，最後等到東方天亮，唐僧身上肌肉複生，豐潤勝昔。而妖魔感化，合十向善，俱不魔矣。
很明顯，胡適如此改寫，根本不是在意於文學創作，而是借此作為社會學倫理學意識的訴求與宣教。我們知道，胡適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甚深，又受西方文化熏陶浸潤，學貫中西，卓然大家。所以，東方文化中的“中和”之道，西方文化中的“博愛”之旨，在他心中得到完美的統一。基於此，他才想要改寫《西遊記》的最後一回。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曆史沒有留下他與魯迅的討論具體內容，但從最後隻是他一人改寫的情況來看，魯迅是不讚成胡適意見的。魯迅和胡適，無論世人怎樣臧否褒貶，二人絕對是現代曆史上的雙子星座，是兩座後人無法逾越的高峰。他們二人出生於同樣的時代，又同時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但是二人的思想觀念乃至立身行事卻有著根本的差異。簡而言之，魯迅剛勝於柔，胡適柔勝於剛，魯狂狷，胡紳士，魯戰鬥強於妥協，胡妥協強於戰鬥；魯偏狹，提倡痛打落水狗，胡寬容，刻意踐行“費厄潑納”。在“五四”新舊文化交替之際，魯迅的戰鬥精神是應該肯定的；但是，胡適的中和之道也不容輕易否定。在任何社會中，寬容絕對是一種崇高的美德，因為隻有寬容，才會有愛。即使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也同樣有著愛的偉大與輝煌。
這是廣泛流傳於西方的一個耳熟能詳的真實故事，它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
聖誕節前幾周，在一邊的戰壕裏，是德國軍隊，另一邊是美國軍隊。在美德軍隊的中間，是一條狹窄的無人區。一個年輕的德國士兵在執行任務時被擊倒在靠近美軍的無人區裏，身體被帶刺的鐵絲網纏繞著，他先是痛苦地哭嚎著，漸漸地變成了令人揪心的嗚咽。戰壕裏的美軍士兵能清晰地聽到德國士兵痛苦不堪的哭叫聲。突然，一位美軍士兵爬出戰壕——向德國士兵爬去。他的戰友們驚詫之下，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圖，不約而同地停止了射擊。德國軍官也很快明白了這位美國士兵的意圖，於是他命令部下停止射擊。戰場上一片奇異的靜寂。美國士兵先是背負著德國受傷的士兵艱難地向德方戰壕爬著。待槍聲停息後，他站起身來，扶撐著德國士兵，一步一步向德國戰壕走去，在戰壕邊緣，幾個德軍士兵接下了他們的的同伴。德軍的戰地指揮官，一個德軍獎勵勇敢行為的最高榮譽鐵十字勳章獲得者，從自己的身上迅速摘下這枚勳章，將它別在了美國士兵的軍服上。美國士兵轉過身，向自己的戰壕走去。戰場上依然是令人心顫的寂靜，一直到美國士兵安然地進入戰壕，雙方激烈的槍聲幾乎同時驟然響起。寂靜的時刻雖然隻有短短的幾分鍾，但深深地震撼了交戰雙方的士兵，以及在這幾分鍾內所展現的可貴的永恒的人性。
這個不平凡的故事，向人昭示著愛的偉大！誠然，有時候，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向人民的犯罪，但是，對敵人的不可仁慈並非一定是要消滅其肉體，隻要靈魂能夠洗刷幹淨，敵人就絕對不是敵人了。孫子雲：“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自古攻戰，以攻心為上策，如是則聖人之道也。固然，壞人不乏花崗岩腦袋，但不是所有的“壞”都是如此；要知道，很多時候，英雄與罪犯往往隻是一念之差。
唐僧割肉飼群魔，未必每個魔鬼都可以能被感化，胡適如此寫來，也是他的理想的表現；但是，絕對有一些魔鬼可能被感化。如果從“教化”的角度看，哪怕有一個魔鬼受到感化而皈依善道，唐僧的肉就沒有白舍。況且，這些魔鬼，大多還是從天宮神府逃遁下界而成魔的，這似乎也說明了一個問題，成不成魔，與環境有著極大的關係。譬如在中國，處處髒亂差，所以隨地吐痰、丟紙屑都成習慣；但如果去了紐約，去了巴黎，四處幹淨得一塵不染，於是自我約束也不敢亂扔紙屑亂吐口水了。這就說明，環境的“惡”，能使人性中的“惡”極大的釋放。胡適要改寫《西遊記》的最後一回，其目的就在於告誡人們，心存善念，處事寬容，則柔能克剛，善可化惡。如果毎個人心裏都有一個天使，魔鬼也許就能變成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