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我朝不殺一個文人”的誓碑傳說，首見於宋人葉夢得的《避暑漫抄》：“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餘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複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勳自金回，太上寄語，祖上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盡管曆代統治者都是崇尚儒家，因為儒家的思想符合統治者的意願，需要儒家的思想來鞏固統治；但是，中國文人，在統治階級心中卻從來沒有被真正重視過。乾隆臭罵紀曉嵐：“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全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視文人為戲子，是統治者最典型的心態。趙宋之前，秦始皇焚書坑儒，漢劉季以儒冠為尿壺；趙宋之後，明朱棣誅方孝孺十族，清王朝文字案更是登峰造極，動輒誅殺數百人，流徙無數。
有過三百多個皇帝的中國封建社會，隻有趙匡胤發下不殺士人的誓願；而且，兩宋三百年，勉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也一直優待周世宗後人，這都是有史可查的。所以，趙匡胤真是很了不起。
對於趙匡胤立碑不殺士人的偉績，後世都認為是出於對萬世基業的考慮；不願他篡政奪來趙家的江山的曆史重演，所以他必須終結軍人對政治的幹預，實行抑武重文的基本國策，確立文官製度。這種認識是對的，但如果深入考察，便會發現不完全如是，趙匡胤這種以文官政治家治國的理念，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趙匡胤生活在中國最黑暗最殘暴的年代，即唐代滅亡以後的五代十國，這個時代，其暴虐殘酷，遠勝五胡亂華，漢末紛爭。在這短短53年時間裏，中原換了五個朝代，九個姓，14個皇帝，平均一個皇帝在位時間不超過四年。政治的黑暗，百姓的痛苦，一個最殘酷的特征就是普遍的大肆吃人。誠然，其他曆史時期也出現過人吃人現象，但那大都是大災後的饑荒。而在五代十國，吃人是常態，吃的毫無人性，喪盡良知。這個時期是兵荒馬亂，但統治者並不缺山珍海味，可他們是以吃人為樂。南漢皇帝劉衍最喜歡看人承受酷刑，經常把人從腰部鋸開，或者用刨烙活活弄死，自己饞涎欲滴；湖州刺史高峰曾經想把湖州和附近百姓全部殺光吃光。還有許多變態的食人者，比如喜歡吃幼童，喜歡吃人肝，喜歡和著酒生吞人膽等等，不忍卒聞。
自唐末黃巢始，以人肉當軍糧是常態，其率軍圍陳州，數百巨碓，日夜不輟，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將大批鄉民、俘虜，無論男女老幼，活生生納入巨舂，頃刻磨成肉糜。陳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鹹被其毒”。叛唐而自立為帝的秦宗權，行軍打仗也從來不帶軍糧，四處擄掠百姓，隻要是活人，除了能當兵的，其餘都用來當糧食，吃不完的屍體用鹽醃幹，以備缺糧之需。
南吳太祖楊行密駐屯揚州期間，讓士兵公然在大街上宰殺百姓，公開販賣；恒海軍節度判官呂琰專門成立了一個加工人肉的機構，叫做宰殺物，把老百姓抓來屠宰醃製後當做軍糧賣。這些可怕的反人類的行為，是人性的淪喪，是對生命的漠視。
曆史本來是治亂交替，為什麽在五代十國這個時期，人性會坍塌到如此地步？個中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但與唐末這個特定的時勢有著極大的關係。因為到了唐末，由士大夫階層組成的文官體係徹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地藩鎮軍頭們擁兵自立，他們掌握了地方大權，邈視文化，信奉拳頭。曆史上出現的其他亂世，中央朝廷也一樣失控，全國也是一盤散沙；但是，文官的體係卻依然存在。盡管也是弱肉強食，但無論大小強弱，在追逐武功的同時，都還崇尚文治。三國期間，軍閥混戰，全憑拳頭說話；但大小山頭，都有自己的文官係統。不要說魏蜀吳，就是二袁劉表，韓遂劉璋，誰都有文武兩套體係，有武將逐鹿中原，有文官治策理政。所以，董卓遭誅拋屍街頭，有蔡邕發乎人性的哭屍；劉璋邀請劉備入川，有忠於故主的王累死諫。而五代十國，卻一反常態，完全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赳赳武夫，思維簡單，弱肉強食，勝者為王。什麽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廢話；誰更狠毒，誰就活著，良知盡喪，底線全無。為什麽說“厓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就是指中華文明斷絕，賡續無望也。
趙匡胤正是因為親曆了這段慘痛的曆史，所以在建宋以後，堅決執行重文輕武的治國策略，優裕厚待文人，嚴格限製武將權力，哪怕外患猖獗，也不改揚文抑武的初衷。就這一點來說，趙匡胤是睿智而偉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