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這是舉世公認的偉大。這所隻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隻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這個奇跡的創造，原因固然複雜，但西南聯大有一大批優秀的教授，卻是最為關鍵的因素。他們不僅僅是博古通今、學富五車的鴻儒碩學，而且是懷瑾握瑜、德厚流光的謙謙君子；他們是五千年士人風骨的絕響，是後人不可企及的高峰。
西南聯大的領頭羊梅貽琦教授，其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但他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他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後來，梅家常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偶爾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為維持一家生計，梅夫人韓詠華變賣了自己所有的首飾，甚至上街去擺攤賣米糕。
物理係教授吳大猷為給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後來，小茅屋遭日機轟炸，瓦缸裏的麵粉摻滿了碎瓦片和泥沙，吳大猷隻好把碎缸裏的麵粉捧起來，用洗麵筋的方法把泥沙與澱粉洗掉，把僅剩的麵筋留下來作為半月口糧。
費孝通的女兒是在淩晨寒風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飛機埋葬了他所有的家產。身無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裝裹著孩子，從農民家裏乞來了一件件小破衣褂，自嘲“孩子是穿百家衣長大的”。
那時候，聯大的教授們是這樣清苦，但教授們都不在乎苦，反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為樂。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裏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劉文典教授說:“我寧願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後，隻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每天很早，華羅庚就拖著瘸腿，步行十幾裏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伏案於牛棚潛心研究學術。
尤其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是，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兼行政職務的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但25位名教授聯名致函拒絕：“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嚐，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台，故雖啼饑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教授們堅決拒領。於是，政府改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辦學條件，但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這就是剛毅堅卓，這就是文人風骨。
百年光陰，倏忽一瞬，按常理，我們這些徒子徒孫們，應該是青出藍而勝於藍；可令人汗顏的是，大多應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口頭禪。
說句得罪人的話，當下一些所謂的精英階層，除了金錢地位上的“精英”外，人格精神已普遍墮落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與社會割裂，與人民斷聯，崇拜權力，跪舔資本，一個個成為了精致利己主義者。
疫情過後，各種經濟學者粉墨登場，各種研究結論和建議讓人民群眾大跌眼鏡，這些所謂的專家學者根本不是從普通老百姓立場考慮問題，隻是從他們的精英階層利益考慮，狗屁專家們的卑劣與下作，讓咱們百姓無不反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說人話”的專家教授已由個體化向群體化蔓延。比如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了幾代國人，整個民族對此都記憶尤深。可近日有人曝料，說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某官員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聲稱我國的計劃生育沒有強製性。瞬間點燃了所有人的情緒，於是評論區成為眾人宣泄情緒的化糞池。
再比如山東大學“1個留學生配3個學伴，學伴以女生為主”的留學生“學伴”項目，已被國人痛批多年；可7月20日，頂端新聞記者從山東大學校長辦公室相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山東大學自始至終從未出現上述製度，未來也不會有關於留學生學伴的製度，“請大家不信謠，不傳謠”，完全否認有過“學伴”製度的存在。
舉世盡知的事情可以信口雌黃予以否定，這也太侮辱國人智商了。事情的對與錯，可以討論研究，對了的繼續堅持，錯了的改進便是；但絕對不可顛倒黑白，歪曲真相，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
知識分子是囯家的精英，民族的脊梁，有責任檢討曆史，研究當下，對社會有所擔當，對發展有所思考，對民族負有引導使其走向現代人類先進文明道路上的責任。今天的一些專家教授究竟在做什麽？真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對比西南聯大時代的教授，我們這些不肖子孫真是天差地遠，判若雲泥。退一萬步講，生活在舉世浮躁的當下，我們學不了剛毅堅卓，但絕不可卑劣怯懦，甘心去做一條狗；我們可以喪失風骨，但絕不可甘入風塵，至少還要做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