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之楚地，湘水洞庭，衡山嶽峰，一方的山水孕育了一方的人，不同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不同的人文環境，古人所謂“秋風胡馬塞北，春雨杏花江南”，蓋即此之謂也。吾為地道湖南土著，祖輩生於斯，死於斯，身邊的人，多為湖南老鄉，身邊的事，多有湖南特性，故不揣愚陋，對“湖南精神”作些解說，如有對湖南老鄉之不恭，萬望諒鑒。
湖南精神是什麽，四字可概之也，即一曰“霸蠻”，二曰“結筋”， 霸蠻、結筋，湖南之精神是也。
何謂霸蠻？霸蠻為正宗湘方言，其意為執著、堅決，吃得苦，認死理，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思，所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種性格，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突出表現在幾個方麵。
一是勇敢無畏，不怕犧牲；二是敢為人先，不避艱險；三是吃苦耐勞，敢於冒險。這些個性特點，無疑是成就人生與事業的優秀品質。
何謂結筋，這是一個不見於辭書的湘方言詞，隻要是湖南人，都知道這個詞的內涵。結筋與霸蠻有某些相同的含義，但二者又絕然不同，霸蠻著重指行動，結筋著重所指思考，有較真、執拗的意思，不服氣，不服輸，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認準了的路，就一定會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表現亦是三個方麵，其一是堅韌頑強，不屈不撓；其二是堅持真理，九死不悔；其三是鬥誌昂揚，從不服輸。毫無疑問，“結筋”與“霸蠻”一樣，也是成就人生與事業必不可缺的品質。也正是“霸蠻”與“結筋”，幾千年來，湖南人做出了世人矚目的成績，也贏得了湖南人自己的驕傲與自豪！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任何東西，包括優秀的品質，無疑都是一把雙刃劍，湖南精神亦然，“霸蠻”與“結筋”，固然有如以上多方麵的優秀的因素，但同時也有著致命的缺陷：
一是倔強，導致聽不進不同意見，容易剛愎自用；二是好強，故鬥爭多於中庸，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時有急躁，甚至莽撞，遇事缺乏冷靜，有時不計後果；三是固執，有時不講道理，尤不善圓通，一條路走到底，一根筋憋到死。
決定了去做一件事，就是九頭牛也拉不回，有時甚至不顧及這件事的利與弊，湖南人需要的是這個過程。這樣的性格，的確能讓事業成功；但是，並不是任何時候的決策都是對的，如果目標是錯誤的，則往歧路走得更遠。尤其是成就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著主客觀諸多因素的影響，不顧客觀條件，單純憑主觀努力，很難成就大事，故“圓通”之道，萬勿缺失。湖南人有一句俗話，叫做“寧肯死崽，不可立廟”。意即寧願遭受滅頂之災，也不會向他人屈服，誠哉偉丈夫也。隻是在某些時候，立個廟，少些損失，也未嚐不可，古人謂“大丈夫能屈能伸”，蓋即此理也。有時候，立廟也是一種策略與智慧。
正因為湖南人性格有著鮮明的性格，所以，在不同的社會曆史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者說所成就的事業是不盡相同的。簡言之，湖南人的性格精神較適合於亂世，而不太適宜於治世，亂世多要霸蠻的精神，要冒險的精神，要有勇往直前、不計後果的勇氣，要有不折不撓，死不回頭的堅韌。而在治世，因為少了些許慎重，缺了許多圓通，尤其是自我意識太濃，逆耳之言難進，更容易造成人際關係緊張，給成功帶來許多阻力。
說幾個湖南人的例子吧，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湖南最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愛國主義者。成就他輝煌人生業績聲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湖南人霸蠻、結筋的性格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王夫之生活於明亡清興的動蕩時代，清兵南下，勢如破竹，大明滅亡已成定局，在那個政治舞台上，當然也有史可法以身殉國的士大夫，但於平民而言，即使心有反抗，然屈於淫威，也隻有雉發改裝，做了大清的順民。然而，王船山則不然，他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順治三年，夫之先是赴湘陰上書湖北巡撫章曠，提出調和南北督軍矛盾，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的建議，未被采納。後又與他人在衡山組織武裝抗清失敗，最後赴肇慶，任南明永曆政權行人司行人。連續三次上疏彈劾東閣大學士王化澄等貪贓枉法、結奸誤國，幾陷大獄。順治八年，回原籍，誓不剃發，輾轉流徒，四處隱藏，1660年，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其黨強命夫之寫《勸進表》，遭到憤然拒絕，逃入深山。他曾自題“六經則我開生麵，七尺從天乞活埋”， 就是他的“霸蠻”精神的生動寫照。
再說第二個例子，“戊戌變法”是國人最熟知的近代史上一件大事，變法失敗之後，慈禧下令輯捕逃亡的康有為、梁啟超，並逮捕了譚嗣同、楊深秀等六人，殺害於菜市口，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然而，事發之前，譚嗣同是完全可以出逃的。但他置自己安危不顧，明確以死來殉變法，他慷慨道：“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照後起。”重義輕生，慷慨赴節，這就是真正的湖南人。我們決不可責備譚氏是舉之不妥，但暫時出逃，留得的青山在，亦未嚐不可。
再說曾國藩，在近代史上，這個湖南人把事業做到了極致；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曾國藩的成功，時勢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以曾國藩這湖南人的性格，若是治世，恐怕難以有此成就。1841年，時年三十一歲，便作《裏胥》，直道民間疾苦，鞭笞吏治腐敗。1850年，上《應詔陳言疏》，直揭官場弊政 ，引起當局者不滿。到1851年；洪秀全已在金田起事，作為吏部侍郎的他，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使得鹹豐皇帝“怒擲其折於地”，欲斬之。隻是後來太平天國如洪水猛獸，清統治岌岌可危，賴曾氏“湘軍”殊死作戰，最終保住了大清的江山。若太平天國不起，曾氏別說升遷，連身家性命也難保。當時之勢，無曾氏則無湘軍，無湘軍則無人敢抗太平天國，所以，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給了曾國藩許多殊榮，倘若不是那個亂世，曾氏處在乾雍之世，恐怕早已成為刀下魚肉。
當然，曾國藩最後能全身以退，天壽而終，關鍵還在於他思想上的儒道互補；對於湖南人的性格而言，儒道互補是非常重要的。道家的清靜無為、忍隱身退是修正湖南人性格缺陷的最佳選擇，曾氏就是時時以道家思想融注於自己立身行事之中，儒道相參，儒道互補，才使自己履險而安，全身以成。
以上三例，頗有代表性，王夫之“霸蠻” 之士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時士大夫為遺民者眾，大多是隱居山林，潛心著述，誓不仕清，以全名節，而不是如王氏之強而為之反清複明。譚嗣同“結筋” 之舉也，能不死而自赴死，固然驚天地、泣鬼神，但“六君子”作“五君子”，似乎也可，作無謂犧牲，勇敢但不智慧。曾國藩氏則足以說明亂世成就湖南人也。
當地潮濕，要吃辣椒，可能影響了性格，
湖南人的智商在國內是比較高的，但經濟不是太好，
原因就是每個人都有頭腦，執行力可能就差一些。
我的幾個湖南朋友真是能吃苦，有毅力。
曾國藩是儒家人物的典範，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其遺囑值得每個人去背誦，至少保證不會犯大錯。
在大家都有理性-有共同的科學基礎（比如牛頓定律，科學係統）的前提下，個性可能能顯出優劣。
但是如果一方有科學，另一方沒科學基礎。大基礎就比個性重要得多了。
這就是無論洋鬼子怎麽沒個性，義和團怎麽有個性，那科學係統還是打敗非科學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