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三思，恐怕忙中有錯；氣能一忍，方知過後無憂；道理服人，那怕英雄是虎；律條不犯，甚麽官法如爐。”還是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告訴我這幾句話。說的時候，還有著十分的得意與自信，不知道是他自己總結出來的，還是前人的成句。總之，這是父親的處事準則，是他的座右銘，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當年，因為年紀太小，不諳世事，對此不甚理解；如今已過花甲，仔細揣摩，這幾句話真還是很有道理。人之一生要真正做到這四點，確非易事。比之如我，“氣能一忍”，便做不到，生性倔強（不敢自誇說耿直），腹中藏不住半句話，喜怒哀樂，率性而為，多少次不能忍下不可忍的一氣，吃夠了苦頭，可死不悔改，依然故我。
至於父親，對於他，我是非常佩服的，尤其是他雖然生性正直，嫉惡如仇。但麵對許多不良的的人與事，卻居然能做到一個“忍”字，是大智慧，是真本事，做兒子的永遠也做不到。然而，回憶父親幾十年的苦難曆程，他的處事原則又是荒唐的，是悲劇性的。
就說“事不三思，恐怕忙中有錯”吧，二千多年前的聖人就告誡人們，凡事要三思而後行，世人奉此為圭臬。父親以此行事，應該是對的，可在父親一生中，盡管遇事多思，可依然一再出錯，防不勝防。比如我家世代為醫，父親十六歲時便獨立行醫；其醫術醫德，為人景仰。吾家業醫，恪守一條重要祖訓，即為窮人看病，不取分文，所得醫酬，均為富豪及官宦家。我曾祖父為前期衡山縣縣令沈士登治愈獨生子，其醫酬是一百二十畝良田。父親為國民黨一團長治愈其姨太太，所奉醫金為一筐大洋。故此，家中地產頗豐。可等到土改時，父親成分是地主。
父親因為以醫為業，以善為本，鄉親父老，交口讚譽。所以，土改工作隊甚是惠顧，隻是將多餘地及房屋劃出，對父親禮敬有加。父親又在縣衛生局指導下，費盡周折，於1951年建立了一個基層衛生院。由於父親的努力，衛生院工作非常出色，幾次受到嘉獎，影響較大。這個時候，父親考慮再三，毅然辭去負責人的職責，當一名專業的醫師。這一次，父親的思考倒是正確的。正由於父親的讓賢，所以他在以後的“三反”“五反”中平安無事。但是，父親性格卻發生了變化，處處小心翼翼，事事謹小慎微，無論多大意見從不去申訴與表達；無論別人怎樣對他不公，都能默默地忍受。這時的父親，不是“氣能一忍”，而是“氣能百忍”了。然而，再“忍”也並非能“過後無憂”。診所有庸醫，嫉妒父的醫術，終於在1969年清整階級隊伍中，被勒令“滾出衛生隊伍”。父親孑然一身，淒涼地離開了自己一手創辦的衛生院，回到了鄉村，在那裏度過了他生命最後幾個年頭。
父親堅信“有理走遍天下”，可現實生活給了他沉重的打擊，多少次有理說不清，讓他徹底絕望了。個中細節，實在不想重述，我會專題記錄的。
在父親的座右銘中，他得意的是最後一條；也無數次地給我們念叨過“為人莫犯法，犯法最難當”，所以，要守法遵紀，不能越雷池半步，隻要你不犯律條，則“什麽官法”也隻“如爐”了。話的確說的不錯，道理也是如此。但天真的父親卻不知道，如果在一個沒有法製的社會，隨便可以象捏死一隻螞蟻一樣處置你。
一個烈日當空的上午，父親被推上了批鬥台，當文革主任要向父親行凶時，台下突然一聲嗬斥“住手”。大家一看，原來是當地名人康某。康氏其人，世代以乞討為生，是一個專業的乞丐。然為人善良厚道，又最不信邪。他是當時唯一的自由人，他不出集體工，常年在外，誰也奈不何他。今天，碰巧回家遇上了這場批鬥會；他一邊嗬斥，一邊往台上走去，指著造反派鼻子大罵：“劉先生是什麽壞人，專為人看病，積陰德的好人，你的良心喂狗了”。這個場景這樣做，遇上誰都是惹火燒身。可康氏不怕，他一拍胸脯：“我八代雇農，你敢怎樣。今後誰敢動劉先生一個指頭，我就把那指頭剁下來”。一場批鬥會，就被他攪黃了。回到家裏，父親感慨萬千，什麽王法，什麽真理，在無賴的麵前，都不如康老先生的訓斥。
我敢肯定，直到臨死前，父親都沒鬧清自己究竟錯在哪裏，自己終生奉行的處事準則是不是真的錯了。所以，在父親生命最後的日子裏，他再不念叨這些話了，甚至有幾次對我說：你們大了，怎麽做人處事，你們有自己的準則，我不管你們了。言下之意，他不反對我們背叛他的處事原則，對自己的這幾條，他幾乎沒有了一點自信與得意，生活對他的教訓太殘酷太深刻了。
父親處事原則錯了嗎？理性的看，一點也沒錯，錯的不是他的人生信條，而是變態的社會。在一個是非顛倒的時代中，真理自然成了謬誤。幾十年後的今天，再記起父親的座右銘，心中是百感交集。歸根到底，我們還是要牢記父親的教導，盡管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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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的對，錯的不是令尊，是那個社會。那個社會，基本上就沒有過對的時候。
但那個社會最後一定會讓所有人（包括令尊本人），都認為他是錯的。
中國人的腦子和人性，就是這樣被弄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