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勝於“能”

在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皇帝是封建專製統治的象征與代表。據統計，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稱皇帝始，到1912年清代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宣告退位止，加上南明、北元及其它諸如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父子等，這2132年中，中國共有皇帝407位。如果加上生前未做皇帝死後被追封為皇帝的，據說有494人之多。

在這麽多皇帝中，有英明神武統一天下的，有礪精圖治開拓盛世的，有雄才大略夷疆拓土的，也有暴戾殘虐身死國滅的，有驕奢淫逸朝綱頹廢的，有癡呆愚昧誤國苦民的……乃至於後世讚之頌之貶之罵之。然而，這數百位皇帝當中，卻有一位特殊的皇帝，他就是宋仁宗趙禎，其在位四十二年（史上在位四十年以上的皇帝僅四人），性情寬厚，不事奢華，嚴以律已，寬以待人，堪稱一代仁君。去世之日，朝野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其駕崩之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並表示要給仁宗建一個衣冠塚，以寄托哀思。

無論官民，無論敵我，對仁宗的逝世表現了同樣的悲傷，公道在人心，尤其是百姓心中有杆秤。如果用傳統的帝王之道來衡量，宋仁宗談不上雄才大略；他缺乏野心霸氣，更缺乏政治手腕，在國人的傳統認知中，根本算不上傑出的帝王。的確，宋仁宗不是雄君，卻是仁君；開拓霸業需要雄君，百姓幸福必需仁君。二千年中，不乏雄君，而真正稱得上仁君者，恐怕隻有趙禎一人而已。

說幾件小事，以見仁宗之“仁”，更見臣民之福。

一次，仁宗在散步，回宮後急著喊口渴死了；嬪妃奇怪，問仁宗為什麽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仁宗說自己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了。

又有一次，時值初秋，官員獻上蛤蜊。趙楨問從哪裏弄來的，臣下答說從遠道運來。又問要多少錢，答說共28枚，每枚錢若幹。趙楨說，吃幾枚蛤蜊就得花費那麽多錢，我吃不下，就沒有吃。以後臣下也不敢上貢時鮮了。

還有一次，趙禎早晨醒來對近侍說，昨天晚上我肚子餓得厲害，睡不著想吃燒羊；近侍問道陛下為何不降旨命臣下去采辦?仁宗說，如果一開口，下麵就因為這是皇上的命令，去大肆擾民，所以還是不開口為好。

又是一天晚上，仁宗處理事務到深夜，累且餓，很想吃碗羊肉熱湯，但他忍著沒有說出來。第二天，皇後知道了，就勸他，想吃羊肉湯，隨時吩咐禦廚就好了。仁宗對皇後說：“宮中一時隨便索取，會讓外邊看成慣例；一年下來要殺數百隻羊。為我一碗飲食，創此惡例，傷生害物，於心不忍。

趙禎節儉仁愛，於此可見一斑；更令人欽敬的是，他能虛心聽取臣下諫言，對提意見者絕不打擊報複，有時甚至會安撫有加。知人善用，一時名臣輩出，國家安定，經濟繁榮。

仁宗有些妃嬪，服侍多年。從未晉升，於是提出升名位；仁宗說：“無此先例，恐行不通。”即使我答應了，朝廷恐怕也通不過。眾妃嬪都不信，結果，朝廷中樞果真否決了聖旨。不久，又有妃嬪要求給她們晉升封官，仁宗這次取來彩箋，上書某人某官，可是到時有司依然不認賬，將禦書全部退回。

更讓人驚掉下巴的是，四川一窮秀才考不上功名，竟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在封建社會裏，這樣的反詩是要滿門抄斬的。然而仁宗卻道：“這老秀才是急於要做官卻始終當不上，這才寫詩泄泄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幹脆給他個官做做，說不定因為感激，他會做得很好。”就授其為司戶參軍。不得不說，這樣的事情隻能發生在仁宗朝。

宋仁宗還有許多另類的事，比如他反對戰爭，認為“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在宋仁宗看來，戰爭是“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戰爭是為了拯救國家，而不是給百姓帶來災難。故“帝王興師，必本仁義。”

仁宗的名臣範仲淹有“先憂後樂”之論，一直為後人所垂範；其實，宋仁宗就有這種高尚的情懷。史載，某日深夜，仁宗在宮中聽到絲竹之聲，問何處在作樂？宮人說：這是民間酒樓遊冶。宮人忍不住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這皇宮卻如此冷落。沒成想，仁宗說出一句驚天動地的話：正因為咱這裏冷落，才有他們這種快活；我要是想那麽快活，冷落的就是他們了。一個封建帝王有如此認識，千秋之下，無所匹儔。

觀夫仁宗一生，對內亦無重大革新，但對外亦無重大戰事；因其節儉、寬容，有私德，不折騰，踐行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仁政”。讓國家太平，民生幸福，也許這才是文明政治的真正內涵。一國之君，固然需要雄才大略，但更需要宅心仁厚；而對於百姓來說，“仁”遠勝於“能”。可以說，一個懼怕大臣的皇帝，一定會有弊絕風清的政治麵貌，也一定會贏得臣民們的熱愛和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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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位仁宗皇帝。仁宗一朝人才濟濟，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全在仁宗朝。這絕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