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27日,蔣介石與馮玉祥在裁軍問題上對立,為了抓住對方的把柄,蔣給張學良發了一封密電,大意是:察馮玉祥組織“護黨救國軍”叛亂,與蘇聯駐哈爾濱領事有關聯,請速派人搜查蘇領事館。在張學良的指使下,中國軍警搜查了蘇聯駐哈領館,搜走兩箱秘密資料,其中含有“俄人宣傳赤化,顯違奉俄協定”的內容。於是,他們將前來領事館的39名蘇聯官員逮捕,甚至抓走蘇聯駐哈總領事,並強迫中東路蘇方正、副局長停職。兩天後,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的蘇聯領事館都被封閉。
5月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同時宣布:“蘇聯政府從今日起,對於駐莫斯科中國代表處,及其駐蘇聯領土上之各領館,亦不問國際公法之約束,而不承認其享有國際公法所賦之治外法權。”
此時,蔣桂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南京政府對蘇聯政府的抗議基本無人理睬,張學良得以按自己的意願行事。盡管如此,各方的詢問令張學良感到事態比自己想象的要嚴重。6月6日,張學良密電張景惠及呂榮寰:“譯出蘇聯領事館所搜文件,不可輕於宣布,並不可使外人探明白,至要。”
1929年6月中旬,蘇聯方麵開始向中蘇邊界附近增派部分兵力。6月22日至25日,張學良在奉天召開對蘇策略會議,認為蘇聯隻是虛張聲勢;並決定改編我陸軍,屯兵吉蒙邊界;還討論了接收中東路的方法等問題。
隨著蔣桂戰爭結束,蔣介石開始過問中東路帶來的問題。通過電報約定,蔣介石乘列車北上,張學良乘列車南下,於7月7日在北平附近會麵,商談有關中東路的對策。蔣對張收回中東鐵路表示支持,但會談具體內容沒有對外公開。
7月10日,張學良下令在中東鐵路沿線各地配置軍隊,沒收鐵路電報、電話,查封蘇聯商船公司、貿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將中東鐵路管理局正、副局長等蘇方高級官員全部免職,解散蘇聯職工聯合會、共青團、婦女部、童子軍等團體,逮捕蘇聯人200餘名。同日,他通電全國,憤怒聲討紅白(蘇、日)兩大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進行瘋狂滲透,導致北患無休無止,表明東北政府決心奪回失去的主權,並切斷蘇聯對中共的支持。
作為報複,蘇聯政府在其領土上拘留了中國僑商1000餘人。7月13日,蘇聯政府就“中東路事件”向南京政府發出為期3日的最後通牒。
7月16日,南京政府複照蘇聯政府說:“近年中國境內,屢次發覺蘇聯方麵,有煽動中國人民,破壞中國國家社會,反對中國政府之各種有組織之宣傳及工作,致使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適當之措置,以維持中國國家社會之安寧。此次東省搜查哈埠領館,即對於中東鐵路之措置,純以防止騷亂治安事件之突發為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權宜之處置。”
1929年7月17日,蘇聯宣布與中國斷交,並聲明保留1924年《俄中協定》之一切權利。蘇方的飛機開始侵入中國境內綏芬河、滿洲裏等地偵察,還扣留華輪多艘。
8月6日,蘇聯決定成立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總兵力約4萬餘人,下轄3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蒙古騎兵營。該集團軍裝備精良,有大量飛機、坦克、重炮、戰艦等技術兵器。集團軍的司令員是瓦西裏·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元帥,也就是前些年北伐軍的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他對中國及其軍隊的情況非常了解。
張學良本以為蘇聯內外交困,決不能開戰,現在麵對現實,隻好硬著頭皮迎戰。8月18日,張學良發布了防俄動員令,派王樹常為防俄第一軍軍長,率一部東北軍開往東線,派胡毓坤為防俄第二軍軍長,率另一部東北軍進擊於西線。此時奉軍一線約10餘萬人,在兵力上占有優勢。然而,從人員素質到武器裝備,東北軍跟蘇軍的差距甚大。
從8月到10月,由蘇軍挑起的邊境附近團級以下的戰鬥不下10次,雙方都沒有退讓的姿態。可是,隨著蘇聯方麵對戰爭的準備完畢,戰局遂急轉直下。
11月17日,蘇軍步兵3個團在8輛坦克和戰機的配合下,向達賚諾爾數度發動總攻。守備達賚諾爾的東北軍第十七旅7千人經過一晝夜的激戰,於11月18日被殲滅,旅長韓光第戰死,蘇軍戰損1輛坦克。11月19日拂曉後,蘇軍乘勢轉攻滿洲裏,7輛坦克支援步兵1個團,在密集的炮火準備後發起攻擊。當地守備的東北軍第十五旅被蘇軍包圍,旅長梁忠甲帶軍官們逃進日本領事館,其餘士兵則向蘇軍投降。
至11月20日,中國軍隊損失已經相當慘重,累計戰死1690人,負傷2210人,被俘6900人,失蹤1800人。蘇軍則死亡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
此刻,張學良終於認識到東北軍承受不了蘇軍進攻,敗局已定。本來就反對同蘇聯作戰的“輔帥”張作相向張學良報告,南滿鐵路方麵日軍有異動情況,力勸少帥和平解決對蘇戰事。11月26日,蘇聯方麵收到張學良關於停戰談判的建議。蘇方堅持,和平解決爭端的先決條件,應當是恢複中東鐵路衝突前的原狀,釋放蘇聯公民等。
由於蘇聯方麵和東北方麵都無意擴大軍事衝突,所以從12月1日起,張學良的代表蔡運升與蘇聯代表在雙子城(尼科爾斯克-烏蘇裏斯克)開始談判。12月3日,雙方代表簽訂了東北政府與蘇聯政府間議定書。
12月6日,張學良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報告談判的結果。南京中央方麵發現此時處境十分不利,因為中俄斷交而失去了同蘇聯直接交涉的渠道,東北地方政府卻已先同對方達成議定書。幸運的是,議定書的內容並沒有比衝突前的狀況更損害我國的利益。
12月20日,張學良被迫在伯力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議定書恢複了蘇聯於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爾後蘇軍撤出中國東北,但繼續占領中國領土黑瞎子島等少數地區。
南京國民政府一方麵不承認《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另一方麵表彰東北軍為保衛國家進行的戰鬥,新設“青天白日勳章”,把第一到第六號勳章頒發給張學良、王樹常、胡毓坤、於學忠、鄒作華 、沈鴻烈6位將領。
這就是“中東路事件”,它對張學良的心理影響極大。此後他無法製止自己反複回味事件的前後過程,每想到最後的結局,就痛罵自己太傻!拍胸脯說為國家爭主權的是自己,對俄簽城下之盟還是自己,付出了東北上萬軍隊的損失,可中東鐵路的權益沒有爭回來一毛錢,還丟了黑瞎子島。他覺得這個世界太黑暗,太不公平!有時,他被這些念頭折騰得太難受,就靠抽鴉片來解脫,從此,鴉片和女人成了他躲避痛苦回憶的避風港,漸漸成癮。很快,他的精神和體力都垮了,住醫院成了常事,已經不是先前那個雄心大誌的少帥了。
在此事件中,受到共產國際影響的中共中央竟然幼稚地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國民黨武裝奪取中東鐵路,並組織白俄軍隊,攻入蘇聯邊境,蘇聯不得不先發製人。黨必須更要加緊發動群眾走上武裝鬥爭,會合工農一切武裝鬥爭的實際行動,來執行武裝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而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
中共中央的這一立場不但被黨外人士所反對,連黨內都有很多人不同意。前總書記陳獨秀為此專門寫信給中共中央,認為在這個時候片麵宣傳“擁護蘇聯”“於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中央執迷不悟,很快做出正式決議,批駁這些意見“是黨內一些動搖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立場的最露骨的表現”,並將陳獨秀和持同樣觀點的黨員開除黨籍。
隻有一方在中東路事件中暗中獲利,就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畑英太郎大將命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等組織“參謀旅行”,考察中、蘇兩軍的戰場表現。同時準備再從本土調集1萬兵力,待雙方兩敗俱傷後,趁機獨霸東北。
由於張學良及時認輸,入侵東北的蘇軍損失很小,兵力卻遠遠超過關東軍,所以畑英太郎沒有敢進一步行動。不過,在目睹了中國軍隊的不佳表現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們企圖吞並東北的野心更加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