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節選50) 五次圍剿(上)

節選五十   五次圍剿（上）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並沒有機械地死守“堡壘主義”，他抓住紅軍東方軍遠征閩西北的時機，突然發動躍進式的進攻，一舉奪取重鎮黎川。這樣，紅軍一方在開局的較量中，無論在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處於下風。

博古和李德震驚於黎川的失守，商量了應對的方案，於1933年10月初，在李德的住處“獨立房子”，召開了有黨和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出席的軍事會議。博古、張聞天、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人到會，隻有朱德、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未能參加。會上，李德提出作戰計劃，準備消滅硝石、資溪橋及黎川附近的敵軍。

這是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後頭一次正式提出軍事方案。到會的毛澤東才第一次見到他。大家對這個共產國際來的軍事專家寄予了厚望，以為他有辦法打破敵軍的圍剿，故尊重他的意見而沒有提出異議。於是通過決議，形成了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的戰略方針，這個方針明顯是“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思路。

會後，中革軍委致電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周恩來，命令東方軍兼程北上，消滅硝石、資溪橋及黎川附近的敵軍，並強調：“對於命令的執行，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請注意。”這個強調是因為博古等人有了底氣：我們不再是“外行指揮內行了”！

開始，朱德和周恩來沒有意識到中革軍委這種轉變，考慮到硝石有敵軍重兵扼守，並且處在敵軍各有三、四個師駐守的南城、南豐和黎川之間，認為不可貿然攻打。於是，由周恩來致電項英並轉中央局，說明：“目前敵既搶先著，我東方、中央兩軍主力必須首先靠攏，並派有力支隊加緊向贛敵兩翼活動，迷惑與分散敵人，以便主力決戰”。可想而知，中革軍委斷然拒絕，回電指示：“無論任何情況，中央軍不得過撫河”；“以後你們決須根據軍委企圖”。

於是，彭德懷同滕代遠奉命率東方軍回師江西，結果，東方軍先後攻打硝石、資溪橋、潭頭市、滸灣、八角亭等處，均不克。由於連續輾轉於敵軍的堡壘群中，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傷亡，完全陷入被動地位。與此同時，在撫河以東的中央軍奉命北上進攻，策應東方軍，被國軍以10個師的優勢兵力圍截，蒙受重大傷亡，被迫向蘇區腹地轉移。至1933年11月中旬，圍剿與反圍剿的第一階段戰事告一段落，紅軍在地盤和兵力上都損失不小。

失利自然引發了官兵們的不滿，紅軍指揮員都認為中革軍委的指揮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朱德更清楚問題所在，他對身邊的參謀人員說：“李德顧問來了以後，住在瑞金，不下去調查，靠著地圖、電報指揮前方的戰鬥，而我們在前方最了解情況的人，反而不能指揮，這就有問題嘛。”

說李德，李德就到了。11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來到前方建寧，進入紅軍總司令部。他們卻不是下來調查研究前線情況的，而是要進一步掌握直接指揮紅軍的權力。開始，朱德對中共中央請來的這位軍事顧問抱著尊重的態度，盡力想用以往紅軍取得勝利的成功經驗來影響他。他在談話中試圖爭取對方理解他和毛澤東的觀點，經常講述紅軍的發展和前幾次反圍剿的過程，顯然是想用過去的經驗啟發李德，說明第五次反圍剿不能打陣地戰，不能處處設防。然而，李德根本不理解，聽不進去。朱德這才明白問題嚴重了，但個人回天無力，從那以後就很少再跟李德談工作了。

李德和博古回到瑞金後，11月20日，項英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關於十月中戰役問題致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責“方麵軍首長”——也就是朱德和周恩來，對軍委的“意旨沒有了解”，貫徹是“動搖的”。這封信中硬性規定：“必須服從”他們的“一切命令”，“協調一致”。

就在中革軍委發信的同一天，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聯合一批反蔣勢力，發動了“福建事變”，宣布脫離國民黨，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樹起了反蔣獨立的大旗。他們推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11人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李濟深兼軍事委員會主席。這一舉震驚全國，圍剿和反圍剿的形勢也為之大變！

由於跟紅軍簽訂了協議，十九路軍將領和福建人士認為反蔣實力大增，於是毅然打出新“國名”，樹起新“國旗”，冀望一呼百應。他們搞得非常激進，甚至拋棄了孫中山，拋棄了“三民主義”。

這一路線在政治上非常失算，因為廣大國民黨黨員雖對蔣介石的政策不滿，但還不至於反對“中華民國”，他們對“青天白日旗”仍有象征式的感情，尤其不願意反對深得人心的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義”。這樣，不僅得不到其他地區國民黨實力人物的支持，就是在十九路軍的軍官和士兵當中，也造成了思想情緒的混亂，軍心不穩。

蔣介石不得不暫時對中央蘇區采取守勢，抽出十幾萬兵力轉向福建，進剿十九路軍。這對紅軍和中央蘇區來說，明顯是天大的好事，很多領導人都看到了借機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可能。

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直接促成同十九路軍簽訂協議的彭德懷，向中央提出了具體的軍事部署建議：留紅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紅一、三、七、九四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托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以此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

然而，10月25日，共產國際已經給瑞金來電，提出：“為著戰鬥的行動的目的，應該爭取下層統一戰略的策略，國民黨的廣東派（注：十九路軍源自廣東），以反日的武斷空話（護）符，隱蔽地為英帝國主義的奴仆，這種假象是應該揭穿的。”博古等人本來對於十九路軍態度矛盾，既希望聯合反蔣，又害怕中了對方的圈套而被利用，而共產國際這一電報幫自己下了決心，一下就轉向對十九路軍采取排斥態度。他們把發動“福建事變”這些中間派說成是“最危險的敵人”，製止紅軍在戰略上配合十九路軍，並將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的建議斥責成“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

於是，李德和中革軍委指望東邊的國軍去跟十九路軍相互殘殺，命令紅軍轉向西北方向進攻國軍。在戰術上，李德強調要以“堡壘對堡壘”，實行“短促突擊”。

12月初，紅一軍團正在南豐以南地區休整，剛剛在中路方向結束惡戰，奉令即將轉戰西北方向。這時，蔣鼎文率領國軍第三、第九兩個師從南豐以南向閩西開進，顯然是要脫離同中央紅軍的作戰，轉向進攻十九路軍。這個行進隊形正處在紅一軍團的側麵，軍團政委聶榮臻與軍團長林彪商量，真想讓部隊立即出擊。然而，他們從上級得到的回答是：蔣介石是大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小軍閥，不給小軍閥做擋箭牌。就這樣，白白放棄了殲敵良機，大家非常無奈。

12月25日開始，紅一軍團在永豐南麵的丁毛山和敵人開打，主力紅一師按照李德製定的戰術，麵對著國軍修築的堡壘線，也修築堡壘與之對抗。這是拚誰的“矛”利、誰的“盾”堅的戰法。國軍有德國普伏式野炮，還有102口徑的重迫擊炮，調動很靈活，飛機偵察到紅軍主力到了哪裏，就把它們調過來重點轟擊；而紅軍沒有重火器，在“矛”的對比中處於絕對劣勢。在“盾”的對比中，同國軍鋼筋混凝土的堡壘不同的是，紅軍的堡壘多是由木頭和稀泥構築而成，經不起炮火轟擊，反而將紅軍部隊固定成了受轟的靶子！

紅一師苦戰一個多星期，傷亡巨大，3個團共9個連，卻陣亡了13名連級幹部。聶榮臻站在激烈的一師陣地上，看到部隊英勇衝鋒，看到官兵們在敵人堡壘麵前遭到重大傷亡，心情十分沉重，為整個戰爭的前景深深地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