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節選49) 山雨欲來

節選四十九    山雨欲來

 

雖然國軍在長城一線與日軍進行了大規模的戰鬥，但作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的博古，仍然執行著僵化的既定政策。

博古、王明等固執地反對毛澤東、朱德等人的軍事思想，並不是他們受過什麽軍事教育，更不是他們有軍事經驗，而是從一般的常識和革命的堅定性兩個方麵形成的教條主義理念。從常識上講，既然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那麽就有“國境線”，就有“國防”，必須保衛國境線內的“領土”不受侵略，才好建設“共和國”；如果讓敵人輕易就可進入“國土”內燒殺蹂躪，即使能保存一些軍隊實力，也是害怕敵人的表現，就是革命意誌不堅定的表現。

因此，博古在閱讀中央蘇區前三次反圍剿的報告時，特別重視蘇區被白軍破壞的情況，更加堅信“禦敵於國門之外”才是正確的軍事路線。而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位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支持，這就是德國人奧托·布勞恩，中文化名“李德”。

其實，李德從來沒有指揮過成建製軍隊的經驗，對中國的情況也才剛剛接觸，根本就沒有見過中共各根據地的情況，就要回答中共臨時中央的問題，隻能憑著學到的蘇軍教條來作答。博古、張聞天等人經常向李德請教各根據地發來的電報中的軍事術語，他不僅能用對方所習慣的馬列主義術語來解釋，而且發表自己的見解，令對方歎服。

1933年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鑒於上海險象環生的局勢，決定遷往中央蘇區。博古要求李德一同前往，但李德的上級是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弗雷德，在後者沒有到上海之前，前者不能離開共產國際駐上海的機關。

6月中旬，已經到達中央蘇區的博古等人，依照已到上海的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施特恩的意見，提出“紅軍分離作戰”的方針，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對此，身在前方的朱德、周恩來等提出不同意見，表示：“方麵軍主力一、三軍團目前絕對不應分開”。紅三軍團長彭德懷更是反對，認為這兩個主力軍團分開後就打不好仗。但博古、項英根本不聽這樣的意見，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名義再三重申，要實行“兩個拳頭打人”。

結果，硬把一方麵軍分成東方軍和中央軍兩路：東方軍以紅三軍團為基幹，冒著盛夏酷暑，遠征閩西北；中央軍以紅一軍團為基幹，在中央蘇區北線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域活動。這種分開兩個拳頭的戰法，實際上讓中央軍這個拳頭處於相對防禦的狀態，而東方軍這個拳頭大範圍主動出擊，在戰略上留下了後患。

1933年7月，彭德懷率東方軍進入福建作戰，在國軍兵力薄弱的清流、歸化、將樂、順昌四縣輕易得手，獲得縣城和相當大片的土地。然而，中革軍委不允許他們做群眾工作，結果像“猴子摘包穀，摘一個丟一個”，一片根據地也沒有鞏固起來。中革軍委命令他們接著進攻國軍第十九路軍一部駐守的連城。

再說第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後，原總指揮蔣光鼐轉任福建省長，原軍長蔡廷鍇升任總指揮，軍級編製撤銷，總部直轄原來的3個師。在這支抗日英雄部隊的內部，反對“攘外必先安內”的聲音一直沒有平息過，因此，他們對圍剿紅軍基本上是消極應付的態度。但紅軍方麵並不知內情，彭德懷還是準備進攻十九路軍。

東方軍不僅攻克了連城，而且連戰連捷。尤其是9月18日，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三六六團增援途中到達芹山，與東方軍的一個團遭遇，在紅軍官兵勇猛衝殺之下，這個從未打過敗仗的主力三六六團竟被全部殲滅，團長受傷被俘。整個十九路軍都震驚了！

蔡廷鍇痛苦地認識到：“歸根到底，兩條路變成一條路，‘剿’也敗，不‘剿’也敗；打也完，不打也完。……積極反共固然敗，消極反共也難於立足。”他於是找老搭檔蔣光鼐商量，兩人又找到老上級陳銘樞，討論出路。他們注意到了1月17日紅軍發出的抗日宣言，其中有“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的內容，於是下決心把反共變為聯共，與共產黨共同反蔣抗日。

蔣光鼐和蔡廷鍇派出代表陳公培前去紅軍方麵試探。9月22日，彭德懷在南平王台東方軍司令部接見了陳公培。陳挑明來意：他們要反蔣抗日，不反蔣就不能抗日。彭德懷馬上說：對！抗日必須反蔣，因為蔣執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隻有抗日才能停止內戰。

當晚，彭德懷給蔣光鼐、蔡廷鍇寫了信，告以反蔣抗日大計，請他們派代表到瑞金，同我們中央進行談判。蔣、蔡收到彭的回信後，十分高興，雙方的秘密談判隨後展開。

同時，彭德懷把上述情況電告中央，並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希望得到指示。中革軍委回電，提出了與十九路軍談判的先決條件：（一）十九路軍停止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我軍在將（樂）、順（昌）行動，彼方不能幹涉；（二）釋放在福建監獄中的政治犯，保證反帝組織的自由；（三）發表抗日和反蔣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條件後，才能考慮雙方訂立停戰協定。回電還指示說：“蔣蔡此種行動極有可能係求得一時緩和，等待援兵之計，我方得警戒，並須嚴加注意。”

可這些日子裏，“首都”瑞金最大的新聞卻是來了一個神秘的洋人，此人正是李德。掌握著中央根據地殺伐決斷大權的博古，進入蘇區幾個月來的日子並不好過，尤其在軍事問題上力不從心。軍隊領導人經常反對他的意見，陳述的理由充滿了軍事術語，說得他一愣一愣的。因此，他早就向共產國際請求李德前來中央蘇區協助他。

隻迷信理論知識的博古，同樣不認為軍事需要多少經驗。其實，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生在蘇區不少，總參謀長劉伯承就是一個。然而在博古看來，這些中國的軍事人才都有一個最大的問題，他們都有自己的政治觀點，不可避免地把其政治傾向性帶到軍事判斷中去，因此他一個都信不過。在這種背景下，他所最信任的軍事人才李德，終於從上海被派到中央蘇區，充任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

李德於1933年9月25日到達中央蘇區。在蘇區的軍事會議上，他起初說明自己的職務隻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但是博古一再強調，他是共產國際派遣過來的軍事顧問。從這個時候起，前線來的電報，都要經過李德批閱才送交他人。

在蔣介石這邊，國際國內形勢對他空前有利。長城爭奪戰之後，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日軍在華北活動告一段落，使蔣在北方的壓力頓減。中國同西方主要強國的政治、經濟聯係加強，可輕易得到貸款和購買軍火。

這樣，蔣介石從從容容地完成了軍官訓練、武器進口、聘請顧問、調集兵力等作戰準備，又在蘇區周圍地區實行保甲製度和“連坐法”，從經濟上封鎖根據地。最具有決定性的還是軍事策略，他采納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的主張，推行“堡壘主義”和逐步穩進的新戰術。說起來不免諷刺：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對壘雙方，背後竟然都是德國人充當的軍事顧問在謀劃。

按照德國軍事顧問團的計劃，國軍進攻時通過不斷建立稠密的碉堡體係來步步向前推進，軍隊與碉堡同步並進，逐步縮小根據地，最後圍殲紅軍主力。蔣介石確實有國民黨人中少見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他說：“匪區縱橫不過五百裏，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裏，則不到一年，可完全占領匪區。”這就是說，他立誌帶領國軍將士做“愚公”，每天挖紅軍根據地這座“大山”，挖一點就會少一點，最終會被徹底鏟平。

到1933年8月底，蔣介石從全國調集剿共的總兵力已達百萬，其進攻中央蘇區的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計33個師又3個旅；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指揮9個師又3個旅；東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

9月25日至28日，圍剿軍抓住彭德懷的東方軍還在福建未返回江西前線的時機，北路軍集中4個師的兵力出擊，一舉奪占中央蘇區東北部的重鎮黎川。

第五次圍剿的隆隆炮聲正式打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