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節選6) 初現裂痕

節選六    初現裂痕

 

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率北伐軍入江西後，與直係軍閥孫傳芳的精銳部隊大戰兩個月，幾番勝負。尤其是攻打南昌城，北伐軍前後共打了4次才完全占領。終於到1926年11月8日，北伐軍徹底摧垮強敵，完全肅清了孫傳芳在江西的兵力。

在此期間，被圍困已久的武昌守軍發生嘩變，幫助唐生智所部拿下了武昌城。另外，孫傳芳從福建策動進攻廣東弄巧成拙，反被何應欽率部擊敗。整個北伐的形勢大好。

對於蔣介石來說，身為北伐主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報刊上也天天充滿了歌功頌德的報道；可另一方麵，在這半年多的個人經曆中也體會到了太多的挫折。與唐生智的爭鬥，自己嫡係部隊的不爭氣，強攻武昌和南昌的沉重代價，非嫡係的不滿情緒，尤其是自身的錯誤，都使之難以釋懷。就在攻克南昌的當日，蔣在日記中竟然沒有勝利的喜悅，反而寫道：“晚後唏然曰：三年來酸辛淚時自暗吞。曆史無事實，事實絕不能記載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

非嫡係將領的不滿主要是因為蔣總司令對其嫡係第一軍的特殊照顧。蔣不僅在軍需分配上偏心，在治軍上對該軍更是不論軍法而好私情。三軍將佐對蔣總司令的道德作風留下了很差的評價。李宗仁說：“就這點說來，蔣氏最多隻可說是偏將之材，位居主帥之尊，其智慧、德性，涵養俱不逮遠甚。”

國民黨內外對蔣介石幾個月來的變化開始議論紛紛，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蔣介石正在成為新的軍閥，北伐的性質正在改變。於是，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中央委員和各省市代表聯席會議，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可歎國民黨在失去孫中山和廖仲愷之後，實在無領袖之良才，竟做出決議，要請回汪精衛主掌國民黨中央，以製衡蔣介石主掌的軍事大權。

另一方麵，在北伐軍攻克武昌之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北遷的問題就提上了議事日程。對於廣州大本營的人們來說，北遷的目標地自然而然就是武漢，這是目前北伐軍控製區域裏唯一比廣州更大的城市。由於武漢經濟發達，還是全國交通大樞紐，又非常靠近北方前線，對提升國民政府支援北伐的效率非常有利。

然而，當蔣介石進入南昌後，卻給中央執委發去一封電報，要求將黨和政府首腦機關遷到南昌而不是武漢，理由是總司令部在南昌前線，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應該跟總司令部在一起。

可以想見，這封“挾軍自重”的電報正好支持了質疑蔣介石的觀點，一時間，反蔣情緒就在國民革命陣營內部公開了。為了解決矛盾，廣州一方由宋慶齡出頭，組織了中央慰問代表團，前往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慰問北伐將士，並與蔣總司令等舉行聯席會議。

中央慰問代表團於12月2日到達南昌。12月7日，在風景勝地廬山上舉行了在南昌的中央委員聯席會議。蔣介石的目的很明確，希望代表們留下，支持他“遷都”南昌的動議。代表團成員們事先就知道蔣的立場，無不持反對意見，不過為了不使蔣主席難堪，大家均使用一些委婉的詞句來表達，希望軍方認識到武漢比南昌在政治、經濟和交通上的優越性，“遷都”武漢實為明智之選。這樣雙方你來我往，並沒有形成多少共識。

沒有實質性成果的廬山聯席會議結束後，廣州來的中央委員們一起轉道九江，乘船前往武漢。然後，在武漢聚集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一起開會，自稱“最高聯席會議”，在中央和政府未正式遷入武漢之前，行使最高職權。委員包括宋慶齡、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陳友仁、王法勤等，鮑羅廷作為顧問列席。推舉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這個“文官”最高聯席會議之後，在武漢的軍事將領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等紛紛表態，服從最高聯席會議的領導。

1926年12月底，廣州的留守大本營開始北遷，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副主席張靜江（張已經將主席之位讓給了蔣）帶人繞道訪問南昌，受到蔣介石極其熱烈的歡迎。但當蔣提出要他們留在南昌另起爐灶後，兩人都沒有馬上答複。經過幾周的觀望，譚延闓還是決定去了武漢；而張靜江兩邊都不想得罪，竟然選擇去了上海。

蔣介石看到張靜江和譚延闓都不敢支持自己，才正視自己唯有軍事上握有實權，而在黨、政兩個方麵都沒有爭鋒的實力。他忿忿難平：我領導的北伐節節勝利，可黨內和政府內對我卻越來越不尊重，這是對我和北伐軍的羞辱！

正在蔣介石生悶氣的時候，侍從來報：張群先生求見，說是總司令的同鄉和同學。他立時轉忿為喜，連忙出迎。張群是蔣介石留學日本振武學校時的同學，辛亥革命爆發後，兩人偷渡回上海，參加了陳其美領導的上海起義。起義成功後，陳其美被推舉為都督，蔣介石在二十三師師長黃郛手下任團長，張群就是團參謀長。

敘舊過後，蔣介石當即委任張群為總司令部總參議。這對蔣是一個提醒：為什麽不把自己的朋友圈組織起來呢？有了自己的團隊，就可以跟武漢分庭抗禮。於是，他馬上讓張群去找黃郛，前來加入自己的陣營。同時，他又從廣州招來了戴季陶、吳鐵城等過去的鐵哥們，加上張靜江和陳果夫、陳立夫等，一個以蔣為核心的政治小團體開始形成。

黃郛曾多年在北洋政府任要職，1924年一度出任內閣總理，因此，黃的到來引起了世人的關注。武漢、九江一帶的國民黨黨報對黃氏不遺餘力地攻擊，罵他是政學係北洋舊官僚和走狗，不應讓他混跡於我們革命陣營之內。蔣介石大發雷霆，在總理紀念周上說：“黃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也不要了嗎？”

黃郛沒有辜負蔣介石的仗義，很快就幫蔣找到了走出困局的出路。黃郛指出：要想擺脫武漢方麵的黨政領導，最重要的是掌握自己的財政命脈，沒有財源，養兵養臣都不可能。中國最大的財源就在東南地區，上海更是取之不盡的富礦，因此，當下並不是爭權的時機，等底定東南，籠絡紳商之後，再向武漢攤牌，還怕眾人不跟隨嗎？蔣介石聽罷，如茅塞頓開，拍案叫好！

從這時起，蔣介石一有機會，就召集所在地的江浙資本家和工商界的頭麵人物，進行秘密集會，向他們明確表達：我蔣某人反對武漢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也反對工人運動。這當然得到了與會者的大力讚賞。從此，身處各地的江浙資本家們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樣，願意出錢出力，盼望著蔣總司令早日打下東南。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此次全會已一再推遲，因為大家希望蔣介石能夠到會。蔣氏知道此會的目的是衝自己來的，絕不肯為了聽對自己的批評專門再跑到武漢來，就以前線戰事為由一再拒絕。因此，全會最後在沒有蔣參加的情況下召開。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之代表共33人，會議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和國民黨左派勢力主導。會議選出汪精衛（缺席）、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譚平山、宋子文等7人組成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汪精衛為主席團主席。全會的決議集中在三個方麵：一、重申擁護孫總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二、提高本黨黨權；三、實行集體領導，防止個人獨裁。

這三個方麵統統與蔣介石有關。首先，三大政策本來是既定路線，但是，蔣領導的北伐軍內的軍官中反對這一政策的聲音越來越高。其次，提高黨權意味著收回很多原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黨、政、財等方麵的權力。最後，實行集體領導的改變，使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均不設主席或委員長，蔣介石隻是這兩個委員會中的委員而已。很明顯，大家不願意打倒舊軍閥的同時又培養出一個新軍閥。

汪精衛再次被推舉到第一人的領導位置上。他不僅有蔣介石所有的兩個委員職務，而且是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和國民政府常務委員。這些任命和決議，很快就傳到在法國的汪精衛夫婦那裏，他們再次研究了國內形勢，認為東山再起的時機已到，於是興衝衝地由法國啟程，經德國、波蘭、莫斯科，日夜兼程，踏上了歸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