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長期活躍於政商各界的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先生，在7月1日一場會議上說，“新加坡不想選邊站，但20年後若不得不選邊，可能會傾向中國（而非美國）”。楊先生還表達了對美國特朗普政府若幹內外政策的批評、對國際規則改變和動蕩的擔憂。這也並非隻是楊先生一人的看法，而代表相當一部分新加坡人包括許多精英人士的觀點。
筆者理解楊榮文先生的憂慮，以及新加坡麵對日益強大的中國而需要加強合作的需要、美國主導的秩序弱化下傾向中國的不得已。而筆者個人也長期非常支持新加坡與中國的友好合作、優勢互補。
無疑，新加坡和中國現在有著廣泛而密切的合作關係，未來還有更加廣闊的合作空間。新加坡不僅在經濟上高度需要中國的資源和市場，在外交和軍事上也必然與在東南亞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中國更多互動。新加坡不可能、也不應該拒絕和疏遠中國。
但同時，筆者也想對新加坡與中國建立更加密切合作關係、未來傾向甚至大幅倒向和依賴中國的方略，表達擔憂並做善意的提醒。
筆者想說的是，包括新加坡華人在內的新加坡人及國家政府，不應該對中國過度信任、過高估計中國（尤其執政者）的善意，更不要忽視中國對待其他國家地區態度轉變、驟變的可能性，以及許多掩蓋在表層幕布之下中國內政外交的隱秘原則和邏輯、重要而關乎各方命運的細節。
首先，1949年成立並維持至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者各項內政外交政策，核心目的和底線，都是保障政權的存續及穩定性，維護政權主導集團的利益，其他一切包括中國國家利益都要讓位於此。
這就意味著，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國與新加坡在內各國關係如何，不能以是否符合中國國家利益、國際關係的一般情況、道理和常規慣例等評價各國外交的慣常方式判斷。而更多應該看對執政者利弊如何，以及掌握權力的核心集團的價值觀、政策好惡、取向。
而中國執政集團高度重視自身利益及穩定性，也就讓其外交政策高度保守化、去道德化、去責任化、不循常規（如有時僵化滯後、有時迅疾變臉）、不求進步、不講人道。
例如中國一直堅持“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基本外交立場，這確實約束了中國不幹涉更不侵略他國，但同時意味著中國的盟友國家在內各國需要切實迅速幫助、麵臨衝突性人道危機（如外敵入侵、大屠殺）等情況時，中國仍然會袖手旁觀。而且即便該國、該國內一些派別，是顯著親近中國、對中共也持善意態度，中國仍然不會予以援助。
這樣的前例有很多。如1950年代朝鮮金日成政權，清洗黨內早年在中國參與革命、也較為親中的“延安派”，中國袖手旁觀，後來還認可了金日成的獨尊地位；1971年印巴戰爭，當時與中國對立的印度攻擊與中國友好的巴基斯坦，巴方向中國求援，中方拒絕出兵。而伊朗、敘利亞前巴沙爾政權等，也長期是中國合作夥伴，但他們遭受攻擊時，中國沒有任何實質幫助動作。而中國拒絕對其進行軍事幹預等重大支援，與這些國家政權的國際名聲較差無關（否則不會頂著惡名與其保持友好），而就是不希望因外務影響和衝擊到中國的政治穩定。
而新加坡人更不應因為中國是華人占大多數，而誤以為中國會親近和支援新加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對於海外華人包括東南亞華人，有拉攏和利用，但更多則是疏遠和切割，拉攏和拋棄不僅輪番上演，有時還同時發生。1965年和1998年印尼發生兩次排華屠殺事件，且1965年屠殺受害者包括大量親中共的左翼華人。但中共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部選擇不幹預，隻象征性發表個別輕描淡寫聲明，且1998年前後直至今日，中國還大幅加強了與印尼的友好合作關係。
而對於馬來西亞、柬埔寨、緬甸、泰國、越南等地的華人，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相同的態度，即並不幹涉內政、不管華人生死、不管華人遭受的不公平和歧視。這些國家華人的境遇，完全由這些國家自身及其國家主導勢力決定。
甚至還有更令人不安的情況。中國學者秦暉寫過文章《怎樣劃分中國真正的朋友和敵人》，文中提到，“對華人最壞的國家，我們認為是最友好的國家，對華人最好的國家我們認為是最敵對的國家”，即中國官方對待惡待華人的國家友好，對相對善待華人的國家卻選擇敵對。秦暉在此文及其他相關文章及著作中，寫了不少例子及做論述（篇幅原因就不更多摘錄）。這恐怕也不是巧合，而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待海外尤其東南亞華人的詭異又真實的情況。
即便不談人道主義危機下“見死不救”等情況，中國日常對待盟友、合作夥伴國家，也並不能像美國那樣提供全方位的（包括軍事、外交、情報等）、可靠的、堅定的支持和保護。中國極度厭惡他國幹涉中國內政，也同時高度忌諱自己幹預別國內政（特殊情況，如他國影響中國政治安全、涉及港台疆藏問題除外，這種情況中國會采取一些影響對方國家內政的行為，但本質同樣是為中國國內統治的安全穩定），並約束本國外交和軍事人員及平民不要參與他國事務。
正如楊先生在會上所說，中國無意“接管”東南亞。其實中國也無意真正接管任何其法理上不屬於其領土的國家、無意幹涉任何與中國統治者無關的他國事務。這看起來是好事，尊重了他國主權和自主性。但中國其實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缺乏對盟友的幫助意願、缺乏在衝突性事務上為盟友盡責的意識和能力。這就意味著，對於任何希望盟友協助其安全的國家及執政者，中國都是“靠不住的”。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的方式和程度保護盟友，主要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沒有意願。
但同時，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並非真正閉關自守，起碼近些年有強烈擴張勢力的傾向。但這卻並非基於中國國家及國民利益、符合民族國家常規的擴張主義，而是基於反美主義、輸出與西方迥異的“中國模式”的另類擴張主義。中國這種外交擴張主義，非常敵視親美和親西方的、自由民主體製的國家，並不吝代價打擊製裁對方。楊榮文先生在談話中，也談到中國將美國在新加坡的角色作為新中關係的重要變量，這正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強烈反美的事實。
因為新加坡經濟和科技實力強大、區域和國際影響力強，中國需要拉攏，所以新中關係尚且良好。但根本上，中國寧可更親近專製的柬埔寨、威權色彩的印尼、反美的馬來西亞，而對與美國友好、與西方親密的新加坡則抱有負麵看法。這些年新中之間若幹摩擦，如南海仲裁問題、對待國際規則問題等，已反映了雙方在若幹方麵包括價值觀上的不和睦，以及出現更大裂痕的潛在可能。
即便新加坡從官方到民間出於族群和語言文字相近等原因，對中國真誠善意，也不要指望中國執政者會對此在乎、真心感激。因為中國執政者考慮的並不是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而是其集團特殊利益，並會表麵“意外”、實則有跡可循的坑害對待中國國家和人民友好的國家和勢力。
對華友好的國家和個人，前期或被中國執政者善待，但若其認為有損其政權利益或喪失價值，就會突然翻臉敵對和製裁，絲毫不顧之前的善良和幫助，而受害者發覺這樣現實時已來不及轉向、無力反擊，徒然追悔莫及。
如果新加坡一些華族人士認為與中國人皆屬華人、天然親近，所以應信任中國，前麵我列舉的中國對待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的態度，以及中國大陸與港台之間的矛盾衝突，就可證偽這樣的判斷。
中共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包括與外交配套的經貿、軍事、文化政策）是複雜的、非常規的、外人極易誤解的，但同時又是有內在邏輯、可溯根源的。這些因篇幅問題無法展開討論。但無論如何、簡而言之，新加坡及其他許多國家，不應該對中國過於信任，更不要指望中國在其國家麵對重大危機時（尤其遇到衝突性事務時）提供有力幫助和保護。
雖然楊榮文先生所說的新加坡“傾向中國”是“20年後”，但若主導中國的勢力不變、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不變，那麽以上這些問題和危險性都繼續存在，與中國進行合作仍然麵臨巨大風險。即便那時中國國力超過美國、甚至足以壓倒整個西方陣營，新加坡不得不傾向中國，也隻能基於現實不得已，而不能無條件、無防備式的信任。
筆者向來支持新加坡與中國在各領域合作，也寫過若幹支持中國在國際上謀求合理合法權益的評論文章。但筆者同時也認為，中共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外政策、對待盟友和合作夥伴，是缺乏可靠性的。1949年之後的許多史實，尤其東南亞其他國家華人血的教訓，絕不可以忽視，更不應以為那些是“過去時”。越是對華人有同胞同族感情的人，越要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海外華人的真實立場，對其保持必要的警惕。
所以，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新加坡對待中共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可以合作卻不可依賴、可以建立互信卻必須加以防備。新加坡與中國在經濟、科教、社會治理等方麵合作多多益善，但新加坡絕不能指望在軍事和政治上依賴中國。尤其新加坡共和國的安危存亡，必須靠新加坡人自己。這也是既愛中國、又愛新加坡，希望全世界華人安全幸福的筆者，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及個人感受與直覺，寫的一些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