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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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80周年：戰後至今日的日本：官方與主流社會並未認罪悔罪，軍國主義與種族主義仍根深蒂固，國人更應紀念抗戰、捍衛正義

(2025-08-09 10:24:35) 下一個

日本戰爭罪行未有清算、戰犯和共犯未受懲罰，日本在二戰後根本未有真正悔罪、改過自新、“轉型正義”，而是在民主、自由、和平的外衣包裹下，保留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的內核和軀幹，混淆戰爭正邪、模糊曆史責任、國民從侵略中獲利並繼續傷害中國人民、對世界公正和平造成損害和長久潛在威脅；日本內部的文明、富裕、法治、民主，也並不惠及中國人，而更襯托侵略者得利與受害者不公。

許多中國人尤其自由派反對派人士，以及其他對日本缺乏深入了解的中國人、西方人、各國人士，以為日本早已不是1945年之前那個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擴張國家，而是自由民主體製下高度文明和平的國家。日本的治安和公共衛生優良、經濟文化發達，更讓很多人對此堅信不疑。這樣人們也更不願意追究日本曆史問題，或認為曆史問題早已解決，也不會警惕今日日本。

可事實與這些表象和假象完全不同。首先，日本法西斯在二戰後並沒有被清除，不僅最大戰犯裕仁天皇逃脫審判，其他日本軍政高層、直接參與作惡的基層軍人，大多數都逃脫了審判和懲罰。隻有東條英機等極少數人被判處死刑，而若幹被判處終身監禁和有期徒刑的戰犯，在1954年之前基本都被釋放。而更多參與發動戰爭、殺戮平民、強奸婦女、人體實驗等日本戰犯、戰爭參與者，連審判都沒有（如南京大屠殺首惡朝香宮鳩彥親王、製造新加坡大屠殺的辻政信、731部隊的石井四郎等人，以及許多殺人強奸的低級軍官和普通士兵）。

這些戰犯和戰爭參與者，後來紛紛成為日本軍事、政治、工商、文教、醫療等部門的骨幹成員，上至天皇和首相，中層包括各機構高官、地方要人，下層也在經濟騰飛中成為中產階級。這些沾滿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卻在戰後過得悠哉悠哉、健康長壽。而日本整個國家的繁榮、科技和醫療的發展，也都有從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掠奪受益。尤其日本醫療發達、國民長壽，直接受益於“731部隊”人體實驗和“1644”部隊”及其他類似部隊的生化和細菌武器使用和“戰果”采集研究的成果。日本大眾之所以參拜靖國神社、祭奠戰死日軍，也正是因為他們普遍認為（且其認為的也確實是事實），正是日本軍人的頑強奮戰、從天皇和官僚到士農工商的日本國民團結一心支持戰爭，才有了戰後的美好生活、得到尊重的國際地位。

而國際上，美國扶植日本對抗共產主義，蘇聯也拉攏日本策動其反美，中國的中共和國民黨同樣拉攏日本、朝韓和東南亞各國也有求於日本，日本也沒有了國際上迫使其認罪的壓力。

這樣的共犯體係和國際環境下，日本當然不會像德國那樣悔改，而是迅速走出東京審判時的服軟和懺悔態度，全力淡化、粉飾、美化其從明治維新直至1945年的對外侵略擴張之路。對於滅掉韓國、吞並朝鮮半島，日本稱為“日韓合並”；對中日甲午戰爭和殖民台灣，稱為“日清戰爭（雖這樣稱呼也有道理，但日方主觀上也有美化日本、醜化中方的目的）”並美化殖民；對占領東南亞，稱為“反抗白人殖民、解放亞洲”……

日本也未對中國做出正式、真摯、持續性的道歉。大多數日本人（包括天皇、首相、官員、平民）的疑似“道歉”言論都是非正式的、模糊責任的、淡化罪行的。如日本明仁天皇訪華時以“遺憾”評價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損害。日本一些道歉和反省，也並不明確以中國為對象，而往往是“對（日本在內）亞洲各國人民造成傷害”，混淆加害者和受害者、模糊道歉對象（如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對侵華問題的態度），並以日中“和平”/“友好”/“不再戰”等說辭模糊日本侵華和中國抵抗的正邪之別、逃避自身責任，還反過來借此規訓中國不可報複。

而且日本之前一些時期哪怕模糊的道歉，之後繼任者往往又將之冷藏、既不否認也不認可，也可見其道歉沒有誠意。如1993年日本時任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1995年日本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就侵略亞洲各國問題的“村山談話”，相對誠懇（哪怕仍有保留、不夠清晰）承認日本加害責任和對受害者歉意，以及反省責任、堅持和平的承諾。但之後日本的首相和外相，大都回避“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的內容和承諾。

而日本教科書對侵略中國問題，也充滿狡辯和反複，沒有真誠懺悔。1950-1970年代日本教科書一度稱為“日華事變”並隻字不提南京大屠殺等戰爭罪行，中國改革開放、中日交流密切下，日方才不得已正視和承認侵略，但仍淡化罪責、回避殺戮中國平民問題。雖然再後來不得已在教科書加上了南京大屠殺，但盡可能簡略、少算死亡人數，避免提及大規模強奸婦女和殺害兒童等罪行，通過文字遊戲淡化影響、推卸責任。

且在備受關注的教科書之外，日本官方和民間各界更加回避罪行和美化侵略。如日本各種曆史博物館、神社、曆史文化遺跡、戰爭紀念設施，都竭力回避日本罪行、美化侵略戰爭和日軍。如在衝繩（琉球）關於衝繩戰役的紀念設施，回避日軍迫使琉球平民充當人彈對抗美軍、逼迫平民自殺、強奸琉球婦女等，反而強調守衛琉球日軍的英勇。日本將二戰期間通過奴役中國和朝韓勞工建設的軍艦島、佐渡金山，成功申請世界遺產，卻規避強迫中韓勞工如奴隸般勞動、造成大量死亡傷殘的事實。

對於二戰遺留的“慰安婦（日本強征各國女性為性奴隸）”問題和強擄各國勞工問題，這兩大重要曆史遺留的、曾有相當多幸存者和維權者的問題，日本政府和參與罪惡的當事者都選擇回避責任，日本法院也以“國家無答責”等理由駁回“慰安婦”和勞工要求道歉和索賠請求。雖然同時日本爭取到美國政府為二戰期間拘留日裔美國人而道歉並獲得賠償，卻拒絕為自己更加殘酷的罪行道歉和賠償。

另外，日本各地國立和私人博物館還有數十萬至百萬件數量級的中國文物，包括數萬件極珍貴文物，如王羲之和朱熹等名家的書法真跡、殷商甲骨文、春秋戰國的青銅器，是被日本從甲午戰爭到全麵侵華期間（1895-1945）曆次侵略中從中國暴力掠奪、偷竊、強購而來。其中全麵侵華期間可證實的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就有超過10萬件，以及更多民間保留的中國文物，從未打算歸還中國，也同樣是曆史遺留、仍是現在進行時的問題。

備受關注的靖國神社問題，隻是日本美化戰爭、否認罪行的其中一個案例。其供奉的死者，包括數百萬死於二戰的日軍，且包括數十萬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日軍。而根據各方的信息包括日本軍人自己的回憶錄和供詞，起碼在中國等地的日軍普遍犯下殺人、強奸、放火、搶掠等罪行，如參與侵華的日本兵東史郎在日記中說“一個小隊10個日軍，10個人都參與強奸”。所以即便靖國神社並不供奉那12個甲級戰犯和一千多個次級戰犯，它仍然是供奉了至少上百萬犯下殺害平民、強奸婦女、摧毀民用設施的犯下戰爭罪的日軍、數百萬參與法西斯侵略戰爭日軍的罪惡之地。（其他一些沒有殺戮平民、強奸婦女的日軍，隻是在軍艦上、在太平洋無人島嶼等地，沒有機會和時間殺人強奸，而非善良）

靖國神社的“遊就館（類似於各國烈士紀念館的烈士事跡和曆史背景展廳）”有對日本侵華、太平洋戰爭若幹重大事件的很多描述以及日方觀點展示。其中將9.18事變和7.7事變歸咎於中國軍隊的挑釁，並否認南京大屠殺（將之稱為“南京事件”，並描述為“嚴厲肅清（中國）殘兵”），將二戰中日本軍人塑造為勇敢、有責任心、有犧牲精神的“英雄”。靖國神社門前和內部還有若幹雕塑，將日軍在中國東北、上海、朝鮮半島、東南亞等地的軍事行動刻成英雄形象展示。

靖國神社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參拜，不僅成年男性，還有許多日本的婦女兒童也參拜靖國神社，每天都大排長龍。

而在靖國神社之外、東京和各地的街道，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穿著二戰軍裝、攜帶二戰中的槍支和道具進行遊行、宣傳，還有更多打著“旭日旗”的日本人招搖過市。許多日本人包括老人、婦女、學生、兒童還與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合影和表達支持鼓勵。

當然，日本也並不是沒有承認戰爭罪行和反省懺悔者，但一直是日本的極少數。如日本共產黨一直堅持譴責日本二戰期間戰爭罪行，但其支持率長期不超過5%。另一較願意反省曆史的社會黨同樣支持率極低。主流政黨自由民主黨就是右翼保守政黨，一直淡化和美化日本侵略、回避戰爭罪行。在日本曆任首相中，隻有村山富市和鳩山由紀夫有限度的表達了悔過之意（且均非自民黨籍），其他首相和大多數高官要麽回避曆史問題，要麽還對日本侵略殖民行徑加以美化，並反過來攻擊中韓等國“煽動仇恨”、“破壞友好關係”。

至於有時媒體上看到的日本天皇、首相、官員、重要人物“反省”、“反思”二戰，細看內容就明白，他們隻是對日本民眾“反省”，強調廣島長崎遭原子彈攻擊、東京大轟炸、日裔人士在國際上被歧視等日本人受害情況，而非對中國、韓國、東南亞等受害國家做出“反省”。所謂“反戰”、“和平”，往往也隻是“反戰敗”，混淆是非、模糊正邪前提下的“和平”。

而日本右翼也並不是“一小撮”，根據日本民調、選舉、輿論情況，大多數日本人都持有美化侵略屠殺、否認戰爭罪行的觀點，以及和法西斯分子一體性的情況。如知名導演薑文在拍攝電影《鬼子來了》後接受采訪時就說：“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交往過程中我發現，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大有人在，並不像我們常說那樣是一小撮，隻不過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

而一些人認為“日本戰後是民主國家，不會是法西斯、早已放棄侵略擴張”，就更加荒謬。民主國家的日本，選舉出參拜靖國神社、美化戰爭罪行、強烈反中（並不隻是反共，甚至並不反中共而反中國和中國人）的首相和多數議員，更加反映日本多數民意就是否認罪行和反中的，而非“一小撮人”的把持和煽動。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中，在街頭、集會、媒體上的活躍分子雖然是少數，但其背後是多數沉默的支持者。許多日本法西斯極端分子在日本各地的活躍，基本未受政府和大眾積極阻止，反而是反法西斯和平人士處處受阻（如舉辦反映日本戰爭罪行的展覽會被拒批、被右翼死亡威脅等），也能看到民意偏向哪邊。

民主國家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是對的，它確實比專製國家更加代表民意，但民意並不就意味著真善美，還能體現和發揮人的狂熱、自私、排外、極端。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上台時也獲得民意支持、納粹黨獲得40%選票（隻是後來改成一黨獨裁了）、墨索裏尼的內外政策也獲多數意大利人認可（其戰後臭名昭著，隻是最後戰敗被清算而已，若不戰敗仍然很受歡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的侵略擴張，也都有民意的狂熱支持，如甲午戰爭時日本民眾捐款捐物、日俄戰爭時日人踴躍參軍、侵華時同樣日本大眾狂熱參軍和參加後勤。南京被日本攻陷時，東京街頭掛滿“祝南京陷落”的條幅。

而近年全世界不少民主國家紛紛選出極右翼、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的執政黨和領導人（如美國、匈牙利、波蘭、意大利、印度、土耳其），之前委內瑞拉等國也選出查韋斯等極左民粹領導人，也能反映出民主不意味著帶來和平包容，還可能帶來極端和暴戾。

民主國家也往往更在乎本國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這就意味著它往往比專製國家更加強硬和排外。為了滿足本國選民的訴求，民主政府更不願意犧牲和壓製本國公民。反倒是專製國家往往把統治階層利益作為核心利益，可以無視民意對內壓迫、對外妥協，以換取統治的維係和特權的保障。日本政府之所以拒絕悔罪道歉，正是民意壓力，即便高層政客相對明白事理，也不敢忤逆大眾和狂熱分子；而中共長期壓製紀念抗戰（尤其毛時代），也正是因為可以壓製民意獨斷專行，讓外交政策服務於政權而非國民。

正是日本民主體製下民意基礎，以及日本政軍商科文醫等精英階層廣泛由1945年及之前戰爭罪犯後人充實其中，所以日本才拒絕真誠、實際、徹底的悔罪和賠償，今日的日本是1945年及之前日本的繼承者而非替代者，隻是做了些打扮和偽裝。日本民主政權確實對待國民很好、日本國民之間相互親愛，但這反而是建立在對中國及其他國家和外族人更加蔑視、排斥基礎上、以犧牲他國和異族人尊嚴和利益為前提的。即便不談對他國損害問題，日本的自由民主、人權保障，也並不能惠及中國人，中國人可以學習日本的優點長處，但中國人出於利益並不必對民主的日本有什麽感激和尊奉。

日本不僅在國內保留和弘揚法西斯與軍國主義，還在國際上幹預其他國家、阻止展示日本戰爭罪行。如韓國民間團體推動在世界多國樹立紀念被日本強征為性奴隸“慰安婦”雕像，就遭到日本從官方到民間的強烈阻撓，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和岸田文雄等人都親自幹預和遊說他國，安置雕像的美德澳等國日裔人士也進行訴訟幹預“慰安婦”雕像樹立，有些擬樹立的雕像（如在德國弗萊堡）已失敗、還有已樹立的被拆除（如德國卡塞爾、台灣、菲律賓若幹“慰安婦”雕像”），以及有些在拆除與不拆除中拉鋸（如在德國柏林）。

而更早時，韓國聯合中國及其他多國將“慰安婦”曆史資料申請聯合國世界遺產，也被日方阻撓而申遺失敗。中國民間團體和人士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如著名僧人星雲大師在荷蘭進行為南京大屠殺亡靈哀悼的佛法畫作《屠·生·佛》等宗教與人道主義內容的展覽，就遭到日本駐荷蘭使館的各種阻撓幹預。日本還阻止加拿大等國華人申請將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作為國家官方認可紀念日的努力。（而同時，日本卻在全世界各地宣傳廣島和長崎核爆，且基本未受阻攔。日本還拍攝更多美化、浪漫化侵略戰爭的影片，如《男人們的大和》、《永遠的零》等，渲染日軍的勇敢、悲壯）

而寫下《The Rape of Nanking》、喚醒人們廣泛關注南京大屠殺的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女士，寫下這部書和進行若幹演講宣傳後，就遭到日本右翼勢力、日本政府、美國日裔人士包括親日美國人的攻擊和騷擾，包括侮辱謾罵、寄遞威脅信件、詆毀其道德、質疑其學術能力等。張純如女士最終自殺身亡，有多種原因促成，而日本方麵的騷擾攻擊是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曆史問題、侵略問題，日本當下還廣泛存在針對外國人、外族人尤其中國人的種族歧視和排斥。許多赴日旅遊的中國人都在小紅書等處訴說過在日本被日本人種族歧視的事件。還有不少日本人借助所謂“規矩”，如不能在地鐵打電話、阻止客人在店內吃外帶食物、把在公共場所為手機充電稱為“偷電”等，來特意欺負外國人的情況。

還有一些更加突出的案例，如日本一家名為“中華西太後”飯店，打著“反共”旗號行種族歧視之實。一個日本網紅“原田將大”長期在奈良鹿園以“保護鹿不被踢打”等名義騷擾和攻擊中國遊客，包括欺淩中國婦女兒童。而此人不僅未被日本警察和市民阻止，還有不少人在網上和現實中對其表達支持，今年7月他還選上了奈良市議員，可見其所作所為有深厚民意基礎。

而日本媒體往往也選擇性報道中國籍等外籍人士犯罪行為、鼓動反中情緒，日本議會排外政黨日益崛起、民眾抗議外國人得到“特權”、政府取消外國人留學生獎學金等。日本的警察、政府人員、機場管理人員等，也有不少針對中國人的歧視、刁難、選擇性執法、不作為等行為。這些都反映了日本的種族主義和排外的興盛。

這一切都證明，日本並未與1945年及之前法西斯主義、對外侵略擴張、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真正切割，而是充分繼承了1945年之前的邪惡。隻是由於塑造國際形象、中韓美等國一些壓力，用“和平”、“民主”、“人道”的表象掩蓋住了其累累罪行和不悔改的立場。當日本不僅不切割、還公開繼承1945年及之前曆史遺產、主動將侵略時代與當代進行深度連接，中國及其他二戰反法西斯國家更不應該將當今日本與曆史上的日本當成兩個完全不同的實體對待，而應正視並明確二戰及戰前日本與戰後至今日本存在的繼承性，包括其體製、成員、價值觀、利益、責任的多重繼承性。

而日本的高度發達、文明、繁榮，既建立在1945年及之前數十年侵略和掠奪，又通過戰後處於國力和經濟的相對優勢地位對弱勢國家的剝削，才得到的，踐踏、掠奪、剝削的是他國他族他人（雖然戰後日本的對外經貿和援助，客觀上對中國、韓國、東南亞經濟發展也確有一些促進和貢獻），發達、文明、繁榮，以及自由民主法治的得益者，是日本人自身。這樣緣由促成的發達文明繁榮的日本，不僅不必讚美（當然可以就事論事技術性稱讚，但不可從本質上崇拜尊奉之），還應當批判其殖民掠奪的罪惡、給其他國家人民帶來的苦難。日本侵略造成的中國和朝鮮等長期動蕩和內亂，日本也要承擔責任。

雖然目前日本沒有對外軍事擴張，但未來是否重現當年侵略朝鮮半島、中國、亞洲，甚至試圖“八紘一宇”征服世界的侵略行徑，是不確定的。日本本土狹小、地震災害頻發，讓其一直有侵略他國、占領本土之外區域的強烈企圖。而隨著世界各國右翼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興起，全球重新走向叢林化，以及氣候危機破壞生存環境，各國間戰爭增多，日本再次成為侵略擴張的帝國可能性很大。而且由於朝韓和東南亞國力較弱，難以抵抗日本，中國內部矛盾劇烈且很多親日派、俄羅斯也在衰敗、美國在收縮力量，都給日本再次擴張的機遇，且多數國家難以抵擋。這樣情況下，中國在內曾受日本侵略和傷害的國家，更應對日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