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2025年10月13日至14日，由中國政府和聯合國婦女署合辦的“全球婦女峰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世界多國政要和婦女界名人出席峰會。而本次婦女峰會的提議和舉辦，很大程度在於紀念和致敬30年前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
1995年9月，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北京召開。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總理李鵬等政要，及聯合國與各國貴賓，都出席會議。也正是在那場會議上，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後來成為國務卿的希拉裏·克林頓發表演講，並說出那句聞名世界的女權宣言：“人權即女權，女權即人權（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鼓舞了世界的女權運動。
1995年世婦會還發表了《北京宣言》及附帶的《行動綱領》，中國和世界各國對婦女事業發展設定許多目標和做出相應承諾。這次大會也對中國和世界婦女事業產生深遠影響。
1995年北京世婦會的舉辦並非偶然。1990年代初的中國，因為多種原因陷入內外交困中。中國政府試圖打開局麵、爭取經貿和外交支持，包括得到主導國際的西方國家重新認可。而婦女議題成為突破口。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發展，都和婦女事業分不開。中共長期作為左翼政黨，將婦女解放作為黨的目標和重要議程。在土地革命、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抗日戰爭、國共鬥爭、統戰工作、國際宣傳中，中共都以婦女解放、反對對女性的束縛和壓迫、男女平等為旗號，爭取婦女和進步人士支持，也是中共得勢和勝利的重要原因。
中共早期女性骨幹成員蔡暢、向警予、何香凝等人，對中共發展壯大和中國婦女事業貢獻良多。中共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也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批判夫權族權壓迫，推動婦女解放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保障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等的《婚姻法》。雖然後來中共執政的中國一係列動亂和惡政，以及日漸保守化的政策轉向，嚴重損害了婦女權利和利益，但女性解放的曆史遺產仍然得到一定保留。
這樣的曆史淵源，成為中國成功申辦第四屆世婦會的重要有利條件。
而1990年代的中國，仍然處於相對貧困中，法治不健全、治安混亂，婦女權利被侵犯的情況普遍。販賣婦女兒童、婦女被家暴、強奸和性騷擾、女童失學、女工被剝削欺淩、農村婦女自殺等在當時中國相當普遍，法律和社會對女性的保障不足，女性權利亟待改善。
雖然1990年代的中國無論婦女處境還是國民生活，都較貧困落後，但當時的中國比現在更開放，也更渴望融入世界。當時又正值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的大潮，中國又頒布《婦女權益保護法》表現誠意。所以，聯合國、歐美國家、各國人權和女權力量，支持中國承辦第四屆世婦會，並希望借此與中國官方民間就婦女議題更多合作、向中國傳播女權主義，提高中國婦女問題能見度、促進中國婦女權利改善和世界女權事業。
1995年北京世婦會整體是成功的。不僅希拉裏進行頗為激進的演講，緬甸民主運動領袖昂山素季也在開幕式致辭，還有來自南非的黑人女同性戀者貝弗利·帕來薩·迪特西發表關於LGBT權利的演說。可見當時中國官方非常努力營造開明形象。中國的辦會能力和促進婦女權利的承諾也得到認可。經此會議，中國國際形象好轉、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也得到改善。
而之後30年至今，中國婦女權利、女性境遇、女權運動，卻並非一帆風順、不斷進展，而是一波三折，且從進步轉向倒退。
1995年後至21世紀初，中國官方確實推動了若幹保護女性權利的法律和政策，官方也宣傳婦女和女童的保護，默許民間婦女議題組織的發展。例如嚴厲打擊販賣婦女兒童犯罪，女童失學情況大幅減少，對強奸等犯罪的打擊大大加強，專門關注女工權利的組織也增多。隨著經濟發展，女性平均收入和工作選擇也更多。女性的安全、權利、收入，得到明顯改善。
但同時，中國官方對於有較強政治色彩和獨立性的非體製女權力量，一直是警惕和打壓的。官方隻允許沒有政治和權利運動色彩、僅僅局限於改善女性經濟、學業、生活條件等組織和公益人士活躍。
不過，在大約2010年之前，因為國民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以及相對寬鬆的政治、輿論環境，女性權益確有明顯提高。
但之後，中國婦女權利和女權事業卻陷入停滯，並逐漸倒退。如2010年前後發生的幾起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女性遭殘酷家暴求助無門後殺死丈夫案件，判決結果都偏向男方而不利於女方。這意味著女權議題中非常重要的反家庭暴力議程嚴重受挫。
2015年左右，中國官方對女權組織和女權人士發起猛烈打擊，一些街頭行動派、激進主義女權人士一度被捕，若幹女權組織被取締。這意味著官方進一步壓縮了民間獨立女權力量的生存空間，也不再容忍激進女權表達。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國已舉辦過一次“全球婦女峰會”，當時已明顯展露出官方壟斷婦女議題、排斥民間女權的態度。
2017年及之後橫掃世界的“Metoo”運動也延燒到中國，官方對此不予置評，實際上對“Metoo”議題和宣傳持明顯否定和打壓態度。對於弦子控訴朱軍等涉及體製內的案件，官方都壓製網絡討論和搜索，女性控訴者和支持者往往被刪帖封號。公檢法判決也傾向男方，且大陸媒體基本都不予報道、保持沉默。支持政府的“大V”和保守派人士則明確表達貶斥“Metoo”運動、批判甚至侮辱提出控訴的女性。
2020年，中國官方在巨大爭議中通過了設立“離婚冷靜期”的法律法規。這破壞了婚姻自由，也讓處於家暴等不幸狀態的婦女更難脫離男方糾纏。2021年上海“小紅樓”案件和2022年豐縣“鐵鏈女”事件，反映了似乎已禁絕販賣婦女犯罪的中國，實際上存在不少販賣和奴役婦女現象，尤其貧困、鄉村出身、殘障的女性仍易被控製人身自由和遭受侵犯。
而中國最高領導層在內各級官員中的女性也在減少和被邊緣化。曾經，中國有過宋慶齡、江青、陳慕華、吳儀等頗有中外影響力的女性領導人，且其中多數人負責過重要領域實權工作。但近年日益減少。作為中國實際上最高決策機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24名委員（包括7名常委）全部為男性，無一位女性。現今中國政治級別最高的女性諶貽琴，僅為專職於婦女兒童工作的國務委員（職級略低於副總理）。女性在中國決策機構尤其最高層本就弱勢，如今代表性和話語權再被削弱。
而近年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停滯、婦女權利的倒退，是有多種原因共同促成的。
第一，這是中國官方體製和政策日益保守化的必然，也是近年中國政治氣候轉冷的結果。在中共建立之初，作為革命政黨積極推動婦女解放，動員女性參與革命也能壯大其力量，還符合其“打倒舊世界”、推倒“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儒家農業專製模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總潮流。
但中共在1949年執政後，就變成建設和維護新秩序的力量，就更傾向維持現狀，對和諧穩定的要求壓倒革新和正義，並依賴在暴力、權力、資產上都處於優勢的男性一方。而女性一方則相對被犧牲，女性從被解放的角色變為被規訓的角色，在家庭、工作、社會上都被要求“服從大局”。
例如毛時代名義上講婦女解放，但現實中女性尋求離婚被法院判決往往不被準許，一些女性還被半強迫的嫁給軍人。本來是維護婦女權利的婦聯，則根本沒有獨立性，高度服從於黨和政權，更多成為“和稀泥”和安撫維穩的工具。即便所謂“婦女能頂半邊天”和婦女解放運動，也在於讓女性和男性一樣承擔為鞏固政權、建設社會的責任，而輕忽女性的權利和自主。
這樣的趨勢從1950年代即表現出來，中共從“革命黨”逐漸轉變為“保守黨”。之後中共執政集團的開明和保守經曆多次搖擺，而2015年之後則鍾擺明顯傾向保守。線下政治性抗議被徹底禁止，言論自由明顯收緊，以前被容忍的溫和公民組織被取締，還有不少人被捕。而女權人士和女權主義當然也在打擊之列。
官方恐懼女權主義在內各種進步思潮對統治的威脅，也憂慮民間女權組織在內各種公民自組織的存在損害權力的壟斷。執政集團天然傾向維持秩序，並壓製反叛秩序者。保守的體製和政策，就必然是壓製女權、壓製女性的反抗與控訴的。全世界保守傾向的政府皆是如此。
第二，女性權利的改善、女性事業發展進入了“瓶頸期”，越取得成果，再往後進一步發展越困難。以前，女性權利非常惡劣、侵害女性行為的犯罪特征明顯，如販賣婦女、強奸頻發、女童失學等。從官方到民間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共識較多、意願強烈，打擊相關犯罪阻力也較小。
但當這些嚴重和顯性的侵害女性權利問題得到解決，要進一步促進男女平等，讓女性在權利地位、經濟條件、話語權等方麵與男性平等，在國家、家庭、各行業更有影響力，就難以得到以前那麽多的支持，還麵對更多冷漠和阻撓。
而對於女權主義者從社會結構、權力和製度、意識形態、資源分配等方麵，係統性根本性質疑和挑戰男權社會，涉及更多人的既得利益和社會既有事實，就更加不被男性主導的官方和民間社會理解和接受。而改變這些複雜和根深蒂固的現實，也更加困難。這自然導致女權事業進入新的困難期。
第三，男性為主的反女權力量日益崛起，形成對女權的“反作用力”，阻礙了婦女權益的進一步拓展。近現代婦女解放事業如火如荼，打擊了傳統男權秩序、促進了性別平等，但也刺激了男性的不滿和反彈。
無論家暴、性騷擾、婚姻、男女就業就學的利益紛爭、社會資源分配等問題，當女性抱團維權、反抗男權同時，許多男性也會條件反射的反感，抱團反對女權。女性“身份政治”也刺激了男性的“身份政治”。而且近年反女權的男性也有明顯年輕化趨勢，年輕人在互聯網上更活躍、更懂話術，大大增強了民間反女權的聲音。 一些女性也確有過激言行和不實指控，這些案例也被男性放大和利用，讓更多男性參與反對女權。
另外，因為近年中國經濟下行、社會矛盾劇烈，也激化了性別矛盾。許多男性生活在困頓中，尤其中下層男性遭受壓迫無力反抗，又將矛頭轉向女性。而男性和女性也麵對一些相同問題，女權主義者則更關心女性（雖然這無可厚非），也讓男性不滿和加劇性別對立。
男性反女權力量也通過互聯網等渠道發聲，對鼓吹女權的女性加以羞辱誹謗，甚至舉報到其工作單位和學校等方式，打擊女性。而官方為社會穩定，考慮男性的立場和訴求，也更打壓女權。近年四川大學的疑似偷拍事件、武漢大學疑似性騷擾事件，官方都做出利於男方、不利於女方的處理決定。
第四，全球保守主義回潮、右翼民粹崛起、對女權不利的大環境，自然也影響到中國。自2016年特朗普擊敗希拉裏當選美國總統，全世界許多國家都迎來明確反女權的、右翼保守民粹崛起的風潮。這減輕了外部督促中國改善人權和女權的壓力，又助長了中國官方和民間反女權的傾向。
在多重因素影響下，中國官方對婦女權利問題從開明友善到保守冷峻，是必然的。相對於1995年中國貧困落後、有求於西方和世界的情況，2025年的中國富強的多，執政者也更加自主、自信，不需要取悅西方和融入世界，在婦女權利問題上也更加肆無忌憚的自行其是。
在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核心領導層看來，婦女問題是其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而女性則是建設國家、服務社會和家庭、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螺絲釘，女性必須服從大局。而凡是拒絕服從官方決策、追求獨立、自主表達，以及揭露女性遭遇的不公和黑暗麵，都是官方眼中的“破壞者”、應被打壓的對象。對於“Metoo”運動、民間女權活動，都是破壞和諧的錯亂音符，要加以禁製、消聲。
於是，2025年的全球婦女峰會，其立場、風格、目的，都與30年前的世界婦女大會大不相同。相對於世婦會很高的國際化程度，今日的峰會是濃重的“中國特色”，以符合近年中國官方鼓吹“文化自信”、“製度自信”、“以我（中國）為主”舉辦國際活動的原則。實際上，中共也並不真的從國家民族立場上捍衛中國婦女權利尊嚴，其所宣稱的國家民族話語隻是一種宣傳策略和幌子。而1995年世婦會的決議與遺產，也被今日中國政府選擇性、工具性的利用，而沒有真誠的對待和完整的繼承。
本次婦女峰會所展示和表彰的女性，如王浩澤、張桂梅、陳薇、華春瑩等體製內或被官方認可的人物，而獨立於官方和異見身份的中國女性完全不在列。這是意料之中的，也說明中國官方對婦女獎懲和宣傳的壟斷，女性也必須效忠於黨和體製。
本次婦女峰會上，習近平宣布將撥款1.1億美元支持全球婦女事業，並宣稱中國將加強國際合作，尤其幫助南方國家（欠發達國家）的婦女和女童。在合作與援助的具體說明中，也可看到中國強調婦女和女童經濟文化權益、淡化婦女政治權利和女性獨特訴求的特征。這是中國試圖將自身的婦女敘事和婦女事業模式推向更多國家，目的是與西方競爭。在特朗普切斷美國對各國婦女及弱勢群體權利議題的資金援助的當下，中國也在表達自己的國際化與開放性姿態，與美國競爭世界領袖地位。
而若“中國模式”在婦女領域也推向世界，對世界各國婦女事業都是喜憂參半的消息。喜的是獲得中國這個大國的資金、人員、政策支持，憂的是中國排斥自由民主的婦女事業模式，將借此向更多國家輸出和滲透，損害基於普世價值和現代女權主義的各國婦女事業。
就在中國政府操辦的“全球婦女峰會”召開之際，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斥責民間女權“受境外勢力支持、破壞中國穩定”。這也可見官方的婦女峰會不僅不鼓勵民間女權事業，還通過“官辦婦女會議”來壟斷中國婦女議題的代表性、解釋權、參與權。
這不僅阻礙了與官方不同的女性聲音，也導致中國婦女事業的參與力量和話語必然單薄與官僚化，女性缺乏自主、女性社區沒有活力，不利於婦女權利發展和女性利益維護。中國女性在國際上聲音和關注度往往還不如亞非拉一些小國，如BBC每年評選的百大女性鮮有中國麵孔（哪怕中國大陸女性占世界女性超過六分之一），就反映了中國民間和獨立女性聲音被抑製的負麵影響。
當然，為在國內外樹立自身代表中國女性、維護婦女權益的形象，中國官方對本次峰會及相關婦女議題投入巨大，今年的峰會對於中國和全球婦女事業，仍然會有一些成果，有它的正麵價值。但其與30年前的世婦會比起來，是黯然失色的。1995年北京世婦會也和中共早期婦女事業真實業績一樣，成了當今中國執政集團粉飾形象、拉攏關係的“招牌”，紀念其表而摒棄其裏，很多具體問題上甚至背道而馳。
時移世易，同一座城市的兩場婦女議題會議，有著不同的動機和影響。近現代的中國女性曆經苦難與榮光、命運跌宕起伏，今日又在身不由己的被時勢左右。中國婦女解放事業曾有過輝煌的進展，又經曆諸多挫折，未來的前途則更加嚴峻和不容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