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主義者”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美國“紅色恐懼症”的消退和激進左翼的崛起

   11月4日，美國紐約市舉行市長選舉。結果顯示，持“民主社會主義”立場、印裔穆斯林身份、代表民主黨參選的佐蘭·馬姆達尼以逾50%得票率當選市長。前民主黨籍的紐約州長、獨立參選人安德魯·科莫得票41.6%、共和黨參選人柯蒂斯·斯利瓦得票6.1%。

 

   本次選舉之所以被廣泛關注和議論，不僅在於這是美國最大城市紐約的市長選舉，還在於熱門參選者及當選者馬姆達尼“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立場。馬姆達尼可謂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當選大城市市長的、公開的社會主義信仰人士。

 

   在美國曆史上，尤其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紅色”意識形態與相關物事，長期是政治禁忌、汙名化標簽，持相關立場的人士不僅被美國政府打壓和監視，也被主流社會所排斥。最突出的是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興盛、對左翼人士的迫害。即便“麥卡錫主義”退潮後，在美蘇爭霸、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的冷戰背景下，防共反共仍然是美國的長期國策。美國恐懼蘇聯和毛時代“紅色中國”對美輸出革命、顛覆美國，也更加對極左翼意識形態嚴防死守。不僅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接近和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在被限製和敵對之列。

 

   美國的反共傳統不僅源於政治和國際關係，也在於其深厚的基督教保守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傳統。這兩種意識形態都高度排斥社會主義、敵視共產主義。美國建國時就有濃厚基督教色彩，大多數政要都是虔誠基督徒，延續200多年而沒有大幅衰減。美國廣闊的地理環境和粗獷的人文環境，也讓美國人更強調自由競爭，反對大政府和國家幹預。

 

  雖然在冷戰期間，美國國內也有強大的民間左翼力量，如越戰期間反戰份子中頗多極左人士，知識分子也有不少親近蘇聯和中國。但激進左翼“雷聲大雨點小”，隻在街頭熱鬧，在高校有影響力，而基本被排除在美國政治和權力體係外。

 

   美國壟斷政壇的兩大黨中較左傾的民主黨，隻是相較重視傳統和秩序的共和黨更主張自由與人權，與社會主義相去甚遠。如開啟冷戰的哈裏·杜魯門、強硬對抗蘇聯和激烈反共的約翰·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都是民主黨籍總統。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羅納德·裏根則是共和黨中更加反共、為反共不擇手段的總統，千方百計打壓包括但不限於共產主義者的泛左翼人士。

 

   19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對激進左翼的管製大幅放鬆，主流社會也更客觀看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激進左翼意識形態。冷戰時代的”紅色恐懼症”逐漸消失。但由於冷戰期間對左翼的壓製、美國強大的右翼保守主義傳統，中間略偏左的民主黨也吸納了偏左的支持者，再加上蘇東劇變對激進左翼的打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美國仍然式微。

 

   直到最近十多年，隨著美國建製派走向低穀、民粹主義和各種新興勢力崛起，“社會主義”才在美國明顯抬頭。如激進左翼民粹立場的民主黨籍議員AOC（亞曆山德莉亞·奧卡西奧·柯爾特斯）的崛起和贏得很大聲望，就是典型例子。以前邊緣化的社會主義傾向的參議員伯尼·桑德斯也多次參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決選、與希拉裏、拜登分庭抗禮，反映其代表的意識形態頗受歡迎。而馬姆達尼則是最新一例。

 

   以“民主社會主義者”立場出現的激進左翼在美國越來越受歡迎，從美國邊緣走向政治中心，是多種原因共同促成的。

 

    美國是世界最發達國家之一，政治成熟度也極高，被世界許多人當成“民主燈塔”，可謂民主國家的典範。但在這光鮮亮麗的背後，是美國各種沉屙痼疾長期得不到解決，平民生活不易。巨大的貧富差距、醫療和養老保障差、種族差異和族群矛盾難以消解、製造業衰退和失業嚴重、治安敗壞和高犯罪率等，都無法以“民主”作為萬能藥加以解決。即便最發達的城市紐約，這些問題也頗為嚴重。尤其高昂的房價讓年輕人難以安家落戶、生活壓力巨大。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無力也無法根治這些問題，兩黨長期壟斷政壇、建製派政客各種虛偽圓滑、陳詞濫調，也讓許多人厭煩。

 

   在生活痛苦中日漸絕望、對建製派強烈不滿的中下層民眾，逐漸轉向民粹主義色彩強烈的其他非建製路線。一部分人走向激進右翼，如唐納德·特朗普支持者、“MAGA”份子、“茶黨”成員。他們主張極端民族主義、排外、白人優先主義路線，以對外強硬、對內排斥少數族群、高度自由主義、宗教保守主義吸引中下層白人支持。

 

  另一部分則走向激進左翼，將長期在美國被邊緣化的“社會主義”大旗拉起、走入主流政治舞台。這些人主張大幅提高公共福利，增加稅收、“劫富濟貧”，並推動全民的免費教育、醫療、養老體係。他們也非常強調少數族群和非白人的權利，也因此在非白人和非基督徒等少數族群中得到更多支持。

 

   激進左翼和激進右翼具體主張是高度對立的，但也都是不滿民主黨和共和黨建製派壟斷政治、不能根治民生問題的不滿而造就，雙方也相互刺激、相互成就。如正是巴拉克·奧巴馬-希拉裏·克林頓時代激進左翼的活躍，讓右翼感到威脅和推出特朗普，傳統右翼和極右翼合流。而特朗普和MAGA的壯大、當權，又讓激進左翼更不滿、更多左傾年輕人從支持民主黨建製派轉向支持極左。民主黨建製派在不敵特朗普、威信大損情況下也隻好對激進左翼從保持距離到拉攏和支持。

 

   本次馬姆達尼勝選，也在於民主黨動用資源支持、奧巴馬等民主黨大佬公開“背書”，並拋棄前民主黨人、從政經驗豐富的前紐約州長科莫。若無民主黨的資源，參選前知名度並不高的馬姆達尼恐怕和之前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一樣，即便在誌同道合者那裏受到歡迎，但缺乏輿論曝光和競選資源，無法獲得更多民眾了解和支持，根本無力匹敵主流政治人物。在過去即使參選，也要摒棄“社會主義者”的標簽，被建製派“收編”。

 

  而如今馬姆達尼則以“民主社會主義者”作為招牌，得到民主黨接受、半數選民支持、成功當選，反映美國社會起碼半數人民不再有“紅色恐懼症”，對激進左翼有更高接受度。

 

   馬姆達尼當選美國最大城市紐約的市長，也頗有標誌意義。與2016年特朗普擊敗共和黨建製派候選人、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反映了美國極右翼崛起和共和黨進一步“右轉”類似，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也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者”在內激進左翼成為民主黨和美國政治重要組成部分，各方都不能忽視而必須正視的存在，及未來更大的潛力。

 

   不過，馬姆達尼當選並不意味著美國整體的“左轉”和”紅色恐懼症”的徹底消失。還有另一半美國人顯著的反感馬姆達尼及其代表的意識形態、政策主張、政治力量。馬姆達尼之所以當選紐約市長，也在於紐約是美國最左傾的地區之一，沿海大城市選民並不能代表美國全體，美國內陸和鄉村選民明顯不喜歡左翼，而更青睞特朗普及其同路人。

 

   而本次選舉及馬姆達尼當選之所以引發熱議，也正證明美國人並未將社會主義者當選要職視為平常，相反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是驚訝的。美國的保守反共傳統也根深蒂固，馬姆達尼的當選並不能撼動這一強固的國情。

 

   而筆者個人對馬姆達尼的當選，是持較為積極的看法。相對於西歐各國在內世界發達國家，美國明顯是偏右的、過於保守的，社會保障和民生政策較差的，甚至還不如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福利保障和平等程度。這與美國高度發達的經濟、被部分人認為是“文明燈塔”和“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不匹配。

 

   至於因為恐懼蘇聯-東歐-中國“社會主義”模式而反感馬姆達尼的人，顯然沒有注意或有意無視二者的巨大差別。馬姆達尼及美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在美國民主框架下、以合法方式參選當選，並非列寧斯大林式踐踏民主、壟斷政治權力的蘇式“社會主義者”，美國又有強大的權力製衡體製和多元的意識形態，並不會損害美國民主和人民自由。何況“民主社會主義者”即便近年有所斬獲，也仍算弱小，根本不可能顛覆美國體製。

 

   而那些將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共產黨現體製混為一談者，就更加荒唐。二者不僅所處製度不同，政策也大相徑庭。中國的“低人權”、低福利、貧富差距懸殊、種種製度性不公、高度叢林競爭社會，反而是與極右翼頗為類似，並非掛著“共產黨”名號就是左翼。相對於中國的虛假社會主義者，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也是真誠主張幫助弱者、促進公平的。無論未來如何，起碼現在美國的社會主義們是可以支持、不應該汙名化的。

 

  當然，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等激進左翼崛起、馬姆達尼當選，也確實反映了美國政治極化的加劇、民粹主義的興盛，以及美國政治更加不穩定、未來更多不確定性，人們也應對此有充分認識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