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為什麽就能敗訴了？在中國把人殺了，牲口吃了，房子點了...”“咱們這個國家有問題”“如果國家和我們民間一起來對付他們，他們敢不接受嗎？
《渴望陽光》是旅日華人班忠義用近20年時間拍攝的一部有關中國慰安婦製度受害者的紀錄片。該片於2015年8月在日本上映，不過一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難以登上國內熒幕。
1992年，“日本戰後賠償國際聽證會”（「日本の戦後補償に関する國際公聴會」）於東京召開。當時還是一名留學生的導演班忠義，在這次聽證會上知曉了中國慰安婦製度受害者群體的存在。他被受害者萬愛花的證言與控訴所觸動，於是決定實地探訪這些受害者們。
慰安婦製度的受害者遍布全國各地，而班忠義主要進行探訪的地方是位於山西省陽泉市孟縣的進圭村與河東村，這裏曾經是抗戰時期八路軍與日軍進行遊擊作戰地方，也是首先將中國慰安婦製度受害者的存在公之於世之處。
當時，進圭村等地沒有日軍正式的慰安所，日軍把當地婦女抓到哪家的窯洞，這個窯洞就成了他們的“慰安所”。最早開始調查慰安婦製度受害者的是當地的一名小學教師。他叫張雙兵。一次偶然的機會，張雙兵得知了一位老婦人曾經的不幸遭遇，於是便開始著手調查慰安婦製度受害者，並聯係了媒體進行報道。這位老婦人叫蓋山西，她無兒無女，受害後身心換上多種疾病，卻無錢醫治，最終無法忍受病痛折磨，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班忠義實地探訪的第一位受害者就是萬愛花。萬愛花被稱為“第一個站起來的中國慰安婦”，但她一直否認自己是慰安婦。她的想法不難理解，因為這一切都是日軍強迫她所做的。
萬愛花在被迫成為慰安婦期間，不僅身心受到侵犯，還遭受了日軍的種種暴力，她的“耳朵被打豁、牙齒被打掉、兩支胳膊是壞的（胳膊受傷不能舉高）”，腰骨受傷導致身體變形。戰爭結束後，她離開家鄉，隱姓埋名生活在太原的一個髒亂巷子裏。
劉麵換被囚禁40多天，同樣遭受暴力，事後還染上了性病。她透露，對她實施侵犯的不隻是日本士兵，還有同為中國人的偽軍。
有一次，劉麵換被折磨得站不起身。她假借方便之時從窯洞爬出去了片刻。她回憶說：“為啥還想出去呢？就是想見見老天爺，見見陽光。”劉麵換的這句話或許就成為了紀錄片標題的靈感來源吧。
受過日軍侮辱的劉麵換在戰爭結束後也備受村民歧視，她也因此失去了戀愛擇偶的資格，被迫成為他人的“二老婆”。隨著探訪的進行，班忠義愈發深感受害者們需要經濟和醫療救助。但是，當時的他作為一個留學生，既無法希求當地政府，又尋找不到相關的民間組織。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班忠義隻好回到日本，向日本社會呼籲幫助這些老人。幸運的是，他在日本籌集到了不少善款。
班忠義還探訪了許多位其她受害者......
河東村的高銀娥被抓十多天，最後是家人拿錢贖回的。她晚年患重病無錢醫治，幸虧有班忠義等人送來的善款才得以手術。尹玉林在受害50年後，仍遺留有很強的、由於性暴力所導致的“心理外傷遺患”。尹玉林的姐姐尹林香也是受害者之一，她的晚年十分貧困，一直重病臥床。郭喜翠在班忠義等人的幫助下前往就醫，被診斷為“陳舊型、會陰體二度裂傷”，她後來和、受害前曾與她訂婚的丈夫結婚，兩人雖育有5個子女，但“由於工作原因”兩人一直分居，她隻好獨自撫育孩子。晚年丈夫也一直不在身邊。
另外本片提到的受害者還有楊明珍，她的父母被日軍打死，自己也遭到了日軍強暴。
紀錄片中指出，當時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善後這些慰安婦受害者們的晚年：“失去生育能力的（受害）婦女多數收養了子女。雖說中國傳統觀念是養兒防老，但是因為她們養子（女）的生活也不寬裕，很多養子養女放棄了看護老人的義務。這些老人大都承受著精神或身體上的遺患，她們的晚景更顯得異常艱難。”
1998年，萬愛花與其他9名河東炮台的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並給予賠償。但結果是，十幾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慰安婦受害者們的訴訟都被日本法院所駁回。
受害者郭喜翠的律師大森典子這樣評價這個結果：“（日本的）法官也是在事實認定部分明確站在受害者一邊，認定對照當時的國際法國內法都違法。但是作為結論，讓他判決當下的政府賠償謝罪，（恐怕）他還是缺少了這個勇氣。最後這堵牆，似乎還是高了些。日本的法官知曉了這些，他們也想摸索出個解決辦法。”
萬愛花在敗訴後表示不能理解與接受：“為什麽就能敗訴了？在中國把人殺了，牲口吃了，房子點了...”“咱們這個國家有問題”“如果國家和我們民間一起來對付他們，他們敢不接受嗎？”紀錄片不僅追蹤了慰安婦製度受害者們的不幸遭遇與晚年境地，也表現了日本社會對於慰安婦製度以及侵略戰爭的不同態度。
一批日本老兵選擇直麵自己作為侵略者的一員所曾經犯下的罪惡。近藤一是轉戰山西與衝繩戰役的日本老兵，戰後一直致力於反戰運動。他曾坦白自己在新兵時被上司要求用活人做刺殺訓練；他還證實了在山西駐紮時，日軍將當地婦女綁架並強作慰安婦的事實。山本榮好曾經駐紮於山西孟縣。他坦白道：“隻要是個女人，一旦被我們抓住，按倒就強奸了。這是我們，也是我做過的事情，在中國、在山西、在孟縣的上社鎮”。
鈴木良雄在采訪中這樣說：“提到戰場強奸的事，老兵們都會回避的，但這是當時日軍幹的一連串壞事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於審查的存在，當時）自己在那裏的所作所為是一點不能流露出去的”“不能殺人在軍隊裏是永遠不會出人頭地的。那個年代的人，至少要當個上等兵回鄉是一般人的理想吧”“為了出人頭地，什麽殘忍的事情都必須幹”“良心這種東西早已拋得一幹二淨了”
在國際婦女模擬法庭上，他坦白了自己曾經強暴一名中國婦女的經曆。
金子安次目睹並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長官殺死了一對中國母子。戰後他決心向中國贖罪，據稱他的女兒在北京留學五年，家中還收留了三名中國留學生。
在一次大學裏的演講會過後，金子安次向同樣在場的受害者劉麵換當麵鞠躬道歉，並執意要給她一筆錢表示贖罪。劉麵換老人選擇了原諒。
一批日本的民間組織試圖幫助慰安婦製度受害者們討回公道。
日本民間團體“‘戰爭中針對女性的暴力’研究活動中心”（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War Research Action Center）組織了國際婦女模擬法庭（「女性國際戦犯法廷」）以審判戰爭罪犯。
又如街頭一個民間組織通過遊行，呼籲設立“國際慰安婦紀念日”
紀錄片中，還有一個關注戰爭問題的基督教團體來到山西，他們找到了萬愛花，要代表日本人向她當麵道歉。在萬愛花家中，他們的代表不停地用略顯生澀的中文向萬愛花表達歉意：“我們來晚了，請原諒我們”，一隻手緊握著萬愛花的手。
萬愛花說：“你們給中國人道歉了。我心裏過意不去，我癱在炕上起不來。可憐你們這些下一代了。”
眾人與萬愛花都哭了。
片刻過後，萬愛花接著說道：“對不起就完了？請日本政府來中國，叫他犯了罪的人來賠禮道歉，低頭認罪，接受錯誤。給中國賠禮來，我要求的不對嗎？”
當然，日本右翼對於慰安婦問題的態度則是完全不同的。就如這個名叫“大日本愛國黨”的黨派就在國際婦女模擬法庭的會場外進行“抗議”。
一些右翼團體在街頭與日本民間的善良力量進行對峙，試圖否認慰安婦製度的強迫性質。
（關於日本右翼，筆者不久前曾寫過一篇文章，但文章的下半部分被平台多次封禁）
影片已至尾聲。2013年，班忠義導演等人拜訪了彌留之際的萬愛花。萬愛花等慰安婦製度的受害者們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未能在日本獲得勝訴。
“我不能讓了他們，一定要他們賠禮道歉低頭認罪，還要跟他們要賠償”“我就是死了，鬼魂也要跟他們作鬥爭。我死了化為鬼魂也要幫你們要這個真理。中國的這個真理，一定要回來。就是中國政府不出麵，還是相信那些日本人，死了沒辦法，不死了就要他給我個證據。我還是要去日本打官司。特別要中國的這個真理。”這些話是萬愛花留給世人最後言語。
萬愛花的葬禮過後，導演采訪了萬愛花的兒子。他說，母親“一生沒過過好日子”“我認為我孤立無援”。
花了那麽多功夫介紹了《渴望陽光》這部紀錄片的主要內容後，有幾個問題擺在我們的麵前：
為什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為什麽到了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中國在內的受害國的民間索賠運動才噴湧而出？《渴望陽光》這部影片為什麽無法、也不可能在國內上映？
1951年舊金山和會，由於各種因素，美國在對日媾和條約的談判中沒有邀請台灣和大陸中的任何一方。與哪個“中國”建交、並與之解決中日戰爭的遺留問題，將由恢複主權後的日本自行決定。
1952年，日本與台灣方麵簽訂了“日華和約”。台灣當局為了獲得日本的承認，維持自己“正統政府”的形象，經過談判後放棄了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權利。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雙方經談判後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標誌著兩國實現了關係的正常化。在《聯合聲明》的第五條中，中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放棄賠償的方針是由周、毛為首的中央領導層所決定的。
一般認為，中國放棄對日賠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是出於對日“兩分法”原則的考量——即“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將軍國主義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員區別開來”。當時的領導人認為，對日索賠的重擔最終還是要由日本人民來承擔，因此不應再向日本索要賠償。
其次，賠償問題會成為中日實現關係正常化談判的較大阻礙。在中蘇對立的大背景下，中國有需求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
第三，由於台灣方麵已經放棄了對日賠償的索求，出於同樣的理由，中國大陸方麵也選擇放棄賠償。另外，放棄賠償將緩解日本自民黨內部“親台派”對於“親中派”的壓力，這也是對於田中角榮等人的一種支持。中日兩國之間雖然實現了邦交的正常化，但也遺留下許多問題。到了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運動開始不斷湧現。
放棄對日賠償的要求，體現了那一代領導人們對於現實的考量以及對未來的美好願望。然而，當時的政治完全是一種“卡裏斯瑪型權威”的統治，普通民眾的聲音在中日兩國政府邁向和解的進程中幾乎沒有任何的存在可言。
當那個時代漸行漸遠，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社會氛圍也變得相對開放。因此，中國人民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很多人已不僅僅滿足於簡單的溫飽，從而開始關注與自身並非直接相關的問題，民間的各種力量開始不斷發聲；同時，許多曾經被壓抑或沒有途徑表達的訴求也噴湧而出，這其中就包括了要求日本政府向民間受害者直接進行道歉與賠償的呼聲。
對於來自中國等國的民間索賠，94年組建的村山內閣製定了“和平友好交流計劃”，支持中日韓等國的曆史共同研究，推動民間交流；村山內閣還組織設立了“亞洲女性和平基金會”，通過向民間募集資金為慰安婦製度受害者發送道歉信與提供補償（不過很多受害者並未接受）。1995年，日本內閣府和外務省聯合發表了《慰安婦問題調查報告》；同年，村山富士首相發表了著名的“村山談話”，表達了對侵略戰爭的反省與歉意。
不過，日本政府對於民間索賠的基本原則一直沒有發生改變，那就是國家賠償與民間賠償“一攬子”處理，即日本政府對於受害者個人的賠償已經隨國家賠償一同解決。按照這個原則，既然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了對日索賠，那麽也意味著中國已不能向日本再次進行索賠，無論該索賠的要求是來自政府還是民間。
關於中國民間個人是否有權利向日本政府進行索賠的問題，雙方各執己見，但可以確定的是，幾十年後，“兩分法”原則受到了民間社會的廣泛質疑，“卡裏斯瑪型權威”留下的問題直至今日仍有待解決。
在《渴望陽光》這部紀錄片中，中國慰安婦製度的受害者們在此後的一生裏大都貧病交加。與此同時，她們還要忍受農村封建思想的歧視。然而，在影片中，真正向她們伸出援手的也隻有中日兩國民間社會中的善良力量。或許這部紀錄片揭露的一個事實就是，對於肉食者們來說，這些受害者個人隻是一件稱手的工具，是外交內政中的一張張“紙牌”；至於受害者們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其實並不關心。
如今，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過去近80年，這些老人們大都已經離開人世。當再也沒有人曾經經曆親身過那場戰爭之時，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它？
我想，應當不忘曆史，反思曆史，做到真正的以史為鑒。然後，向前走，向前看。
“（關於日本右翼，筆者不久前曾寫過一篇文章，但文章的下半部分被平台多次封禁）”這段話改為：“（關於日本右翼，筆者曾作一文：《憶知覽之行，談右翼史觀與民族主義》，該文發表於同名微信公眾號）。
（本文原標題為：《渴望陽光》的她們--慰安婦製度受害者與中日戰爭賠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