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爾茨訪華：肅殺境況下的和煦陽光

 

  （2024年4月，德國總理朔爾茨再次訪華。我仍然是舊文的觀點，認為接觸和對話是必要且有益的。不僅經濟問題，即便出於民主人權，也應該更多接觸而非“脫鉤”）

   2022年11月4日，德國社會民主黨籍總理朔爾茨率領龐大的政商代表團赴華訪問，並得到中方高規格的歡迎和接待。朔爾茨也成為中共二十大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世界大國和西方國家領導人。

   朔爾茨在11個小時的短暫訪問期間，與中方就中德經貿問題、中國人權問題、台灣問題、國際局勢尤其俄烏衝突問題等進行了交流並向外界公開，表達了德國政府及朔爾茨本人對以上問題的立場和意見。

    對於朔爾茨的訪華，在國際上引發了不同的評論，中國兩岸三地的群體和個人，更是因不同身份和立場有著迥異的反應。中國大陸官方高度評價了朔爾茨訪華，認為這有利於中德、中歐的經貿交流，讓雙方務實合作邁上新台階。而歐盟各國及歐盟中央也對此予以積極評價。

    但也有激烈批評的聲音。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對於中共及中國有敵視心態或起碼保持警惕的政治勢力，一直致力於歐美與中國“脫鉤”，自然反對朔爾茨對華積極接觸。另有一些勢力不讚同“脫鉤”，但認為應高度關注中國人權問題尤其香港和新疆的人權議題，反對朔爾茨的“妥協”。

   而台灣方麵、居於海外的大陸和香港政治反對派人士，則普遍激烈批評朔爾茨的訪華，認為這是對中共的綏靖，會助長中國大陸“專製極權統治”和侵害人權的行為、導致香港和新疆人權繼續惡化、台灣更受大陸霸淩和威脅。他們甚至將朔爾茨訪華比作二戰前張伯倫對希特勒的妥協退讓，並對朔爾茨乃至社民黨政府大加撻伐。在他們看來，隻有完全與中國“脫鉤”，切斷各種經貿、外交、政治往來，並且全力製裁中國、援助台灣，乃至與日韓印等各國打造反華包圍網，才是最佳對華措施。

    顯然，起碼在涉及中國問題的輿論圈子中，反對、譏諷、唱衰朔爾茨訪華的聲音更加響亮刺耳，而讚譽的聲音相對單薄和乏力。這很大程度在於中國大陸在國際輿論與文宣方麵的弱勢與陳舊，而非事情本身的曲直所決定。

    首先，無論是出於德國國家利益，還是歐洲、亞太及世界利益，德國都需要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及密切往來。當今的世界，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各國尤其各大經濟體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口第一大國、製造業第一大國，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是全球化進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和關鍵環節。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歐美是否應該與中國“脫鉤”、是否實行“脫鉤”，現實中都不可能真正“脫鉤”。

   《經濟學人》曾在特朗普時期“中美貿易戰”時刊登了一副漫畫，畫中中美兩國都在向對方喊話，以與對方脫離關係為要挾逼迫對方讓步，但雙方兩條龍一般的身體卻越纏越緊。這生動的描繪了中美兩國經濟社會聯係、人員交流的緊密與難以切斷。雖然具體說來，一些領域的確有凍結關係、停止交流的情況，但整體上是無法“脫鉤”的。而相對中美關係的緊張，相對和緩的中歐、中德關係，就更不可能斷絕了。

   何況，德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它的外交當然要以本國利益為優先，兼顧歐洲利益與世界利益，而不可能為了一些相對次要的或他者的關切，而放棄對主要的自身的利益的維護。在俄烏戰爭打擊德國經濟和能源供應，國家麵臨困境的情況下，德國當然需要首先考慮當前國家的危機，而非其他並不緊急的問題和域外事務。

    第二，對於人權問題，無論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還是香港問題、新疆問題，接觸、對話、合作，都比切斷往來、嚴辭譴責、全麵對抗要更利於解決問題，更能夠改善人權。

    關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製和人權問題，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歐美發達國家無論出於本國利益，還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與責任心，的確有必要積極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及政治運作，促進中國的民主法治、民權進步、民生改善。

   而具體的促進方式，無論是人權對話，還是將經貿與人權掛鉤，以及引導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接受普世價值，都要建立在與中國現政府接觸與合作的基礎上。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相對於改開之前的民權民生有頗大改善，科教文衛事業大有進展，就是得益於和世界互相擁抱。“歐風美雨”的思想文化浸染、對外貿易的繁榮、中外人員交流的頻密（尤其大量中國青年學生的留學與歸來），都讓中國和中國人民受益匪淺。在物質豐富、文教興盛、國民素質得到提高的基礎上，才能萌發更普遍的人權覺醒，以及對民主法治的向往和追求。這樣基礎上的民主才更穩健、自由才更有序。這也正是以克林頓政府為代表的“擁抱熊貓派”選擇對華友好合作的邏輯和根源。

   雖然數十年來中國的發展變化頗有波折，民主法治命運多舛，近年來中國政治也出現了許多令人不安的變化。但即便如此，國際社會與中共領導的中國進行的一係列接觸合作，無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還是對於世界，都是利遠大於弊的。即便近年中國政治方麵的一些情形令人擔憂，但這恰恰更需要國際社會尤其歐美發達國家增加對華接觸、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參與，避免中國走向封閉和孤立乃至戰爭冒險，讓中國不至於脫離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陽光大道。

   而對於香港問題、新疆問題，本質上也是如此。簡單的封鎖製裁，不可能對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國家有太多實質性影響，以敵對態度批判相關人權問題，也換不來相關地區和人群的人權改善。相反，如果能夠通過外交接觸，並將各種經濟文化交流的存廢緩急與人權問題掛鉤，兼用多種手段，起碼可以緩解一些人權危機，改善處於不利境地群體和個人的處境，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鋪設路徑。

   以接觸、對話、合作等方式解決中國人權問題，不僅是最有利的，也是現實中最可行的。許多鼓吹顛覆中國現政權的，無論是非如何，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可行，或代價極大而令各方望而卻步。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承認中共對中國的治權前提下，想方設法抑製中國人權危機的加劇和蔓延，徐圖改善，是“最不差的選擇”。

   第三，關於台海局勢和其他國際爭端與衝突，以及各種世界性議題，同樣需要中國大陸的參與，且需尊重和理解其利益與關切。

   俄烏戰爭中俄方的連續失敗，鼓舞了許多台灣人和其他支持自由民主人士的信心，認為可以在台灣海峽擊敗大陸的軍事“入侵”。但他們忽視了俄烏戰爭已帶來巨大傷亡，且迄今未有結束，這已經讓烏克蘭受到巨大損害，許多軍民死亡和傷殘，俄羅斯也有許多被迫參戰的軍人及平民死去。顯然，戰爭並非益事，和平最為可貴。對台海問題而言，還是要避免戰爭，而非故意火上澆油、製造不必要的衝突。如果真的發生戰爭，歐美在已經陷入俄烏戰爭的情況下，是否還有足夠力量支持台灣，顯然是未知數。

    從法理上講，台灣並非國際普遍承認的國家，中國大陸及大陸政權當然有權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社會介入並支持其中一方，並不合適。即便出於“捍衛民主”的價值觀，也不應過於侵害主權至上的現代通行國際準則。對於台灣來說，保持和平也十分重要，如果開戰即便台灣和美國等支持方勝利，兩岸包括台灣方麵也會生靈塗炭、經濟民生也將受到巨大破壞。這樣的悲劇結果，是一定要想方設法避免的。朔爾茨的訪問和對話，可以一定程度緩解幾年來兩岸的緊張局勢，讓台海繼續保持和平。

   而俄烏戰爭的久拖不決、對歐洲及世界的傷害，也需要中國有所作為，起碼不支持俄羅斯的侵略行徑，以早日實現和平。這也需要與中國對話和合作。本次訪問中朔爾茨得到中方反對在俄烏戰爭中使用核武器的聲明，就是一個重大勝利（雖然象征大於實際）。

   而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結束，氣候危機的危害越發明顯，全球恐怖主義、貧困、跨國犯罪等問題也都很嚴重。解決這些問題，都離不開中國的合作與參與。

   基於以上原因，朔爾茨訪華及其作為，無論從對德國、歐洲、中國、世界的現實利益，還是中國的人權改善、香港和新疆人權危機的緩解，台海的和平，以及其他需中國參與的國際事務的解決，都是明顯有利的。

   最近數年，無論中國大陸還是世界局勢，都不能令人樂觀。冷戰結束後至21世紀初，全球化高歌猛進、世界民主和人權快速進步；中國經濟也高速發展、製度改革和公民啟蒙有所成就、社會輿論相對寬鬆。而最近數年，世界保守民粹泛起、孤立主義回潮、各國強人政治和極端主義政策橫行；中國的各項改革皆停滯不前、經濟乏力、言論收緊，輿論風氣惡劣極端，可謂一片肅殺。而最近過激的封城隔離措施，在中國更是造成了許多痛苦和悲劇，中國日趨封閉、國人孤立無援。

   在這樣的情況下，朔爾茨的訪華為處於困境的中國帶來許多希望與溫暖。德國作為經濟和製造業強國，本次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帶來大量訂單，對於刺激疫後的中國經濟頗有幫助。而其答應向中國外籍人員提供德國研製的BioNTECH疫苗，並準備逐步讓中國國民也獲取和接種，也有利於中國的防疫和國民健康。對德國而言，向中國出口飛機和疫苗等高附加值產品，也讓本國處於困境的經濟得到改善。

     而朔爾茨在與習近平、李克強會見中明確提出並強調的人權關切，也不是停留在口頭，而是與中德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外交友好有著潛在的掛鉤。中方既然收到朔爾茨訪華的“大禮”，當然也會在相關問題上有些作為，起碼不至於讓情況惡化。自1999年起，中德兩國就開始進行長期的人權對話，對中國人權的改善起到重大作用。朔爾茨的本次訪華，也是人權對話的延續和拓展。

   而對於香港、新疆問題，朔爾茨的關切或許難以有立竿見影的成效，但國際社會能夠增加一個與中國就這兩個地區及民眾人權問題的觀察、對話、參與路徑，顯然勝於強硬敵對卻無所作為的方式。台灣問題同樣如此，火上澆油不如居中調和。假設站在中國大陸之外的立場看，即便對話和調和失敗，對各方也並沒有損失，也不會讓港疆藏問題更加惡化。

    而在氣候危機越發嚴重，中國和德國均發生因氣候變暖引發的劇烈洪災和極端高溫災害的情形下，朔爾茨政府更需要與中國合作對抗氣候危機，促使作為世界最大碳排放國的中國履行“碳中和”的承諾，保護兩國人民生命健康和環境安全。

     因此，朔爾茨政府及此前默克爾政府（乃至更早的施羅德政府）對華親近和合作的政策，雖備受批評，卻是最有利於改善中國人權、緩解港疆台問題的。

    中國不僅是當今世界大國、“一超多強”格局下的重要一極，也有著悠久而輝煌燦爛的文明史，從古至今都為世界的物質繁榮與精神進步起到巨大促進作用。而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飽經磨難，遭受數次殘酷的外敵入侵和內部破壞，不僅讓中國人民受創，也是世界的大不幸。因此，中華民族值得尊重，中國人民堪得同情，世界各國都有責任幫助中國的人權改善與民族複興，中國的繼續和平崛起也利於世界文明。

    德國經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創傷，無論是被納粹主導，還是被美蘇分割，都受害頗深（當然一定程度也是加害者）。所幸，德國戰後的反思也極為深入，德國人民充分領會到了戰爭、暴力、以鄰為壑、踐踏人權的惡果，也深刻認識到了和平、合作、發揚人權、尊重多元的可貴。正是在這樣的曆史和認知基礎上，德國積極與法國和解、創建歐共體，促成歐洲聯合；承認納粹罪惡曆史、對猶太人積極賠償、追責戰犯罪犯、訂立法律嚴禁否認曆史和美化納粹、抑製極端民族主義並提倡多元族群與文化；新世紀敞開懷抱接納數百萬難民，將尊重多元和保護人權落實。而兩德的分離與統一，也讓德國人明白民族情感的血濃於水、同音同文的心靈相通，是不能也不應因製度差異而抹除的。

   推己及人，德國自然對輝煌偉大又多災多難的中國頗有同情，對在二戰中被納粹盟國日本蹂躪而有所不安。而且德國在二戰期間和之後遭受和接受了巨大懲罰，也通過自我革新清除納粹餘孽、補償受害各方（猶太人、波蘭人、希臘人、吉普賽人等），以及通過立法、發表國家宣言、領導人演講等方式明確對納粹之惡蓋棺定論和不斷批判，實現民族救贖與重生。而日本則是千方百計逃避曆史罪行，不僅戰爭中絕大多數作惡者未受懲罰（隻有極少量日人被定為戰犯和被處決），且某種程度反而因侵略戰爭受益，戰後利用冷戰、依靠美國，讓經濟高速發展。幾乎全民族一致支持侵略戰爭的日本國民，數十年來過著全世界幾乎最為富裕舒適安全的生活，這對受難的各國尤其中國、韓國、朝鮮人民何其不公。而如今日本從官方到民間還普遍粉飾曆史罪行、以紀念烈士方式對待侵略戰爭中死亡的日軍，部分人甚至試圖複活軍國主義。日本政治人物還時常拿納粹德國對比中國威脅，毫不顧忌也不提及自己也和納粹同盟作惡，絲毫不知羞恥。這些當然讓知史明理的德國人憤怒。

    不像在曆史問題上不斷回避、粉飾、美化的日本，德國對戰爭罪行的反思與批判是深入骨髓，令大多數德國人都擁有充分同理心的。無論是相對強調發揚基督教博愛傳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還是更重視多元包容、傾向革新的社會民主黨，對華政策雖主要是利益考量，但也都真心關切中國的發展和進步。他們對創造了輝煌燦爛文明、堅韌頑強生存，卻總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有著真誠的敬意與真摯的同情。

   經曆劇烈現實洗禮和深徹思想反思的德國政治家和人民也明白，敵視和製裁中國，隻會如凜冽寒風般讓中國裹緊閉關鎖國的布衾；隻有讓接觸與合作的和煦陽光灑下，讓法治與人權涓滴般滲入，中國才會有更多自由民主。如在俄羅斯問題上，德國許多政治人物如默克爾表現出的被認為“親俄”立場（實際上當然不是綏靖和諂媚式的“親俄”），其實就是出於理性與人道做出的最佳選擇。在對華問題上的決策，自然是基於相似的價值動因和現實考量。

    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中，滿清政府和中國民眾曾殘酷殺害約200名西方國家的教士與修女，但西方許多國家在要求嚴懲主要作惡者和獲得賠款同時，在戰後又“以德報怨”，利用賠款在中國興建大學、資助中國青年乃至兒童赴外留學，一定程度改變了中國愚昧落後的境況，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社會現代化和政治革命成功。此後的中國雖曆經動蕩，但也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出力甚多，與美蘇英荷等國共抗殘暴日軍（甚至納粹德國都曾出於利益和同情援助中國國民政府），中國的抗戰成為國際合作反抗霸權入侵和人權侵害的典範。再後來中國與西方因種種不必要的衝突陷入對立，但曆史友誼並不磨滅。改革開放後中西方的再次交融，讓全球化得以擴展和加速，世界各國都受益匪淺。

   麵對中國大陸的相對封閉和改革停滯，國際社會應該更多同情和改變，而非敵視孤立。如今各國非常關心香港、新疆、台灣問題。新疆的人權狀況的確有嚴重問題，但香港和台灣即便受到大陸一些侵蝕和威脅，其民主法治水平、個人自由度、人權保障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準，仍然遠高於中國大陸平均。因此，難道國際社會不是應該更多關注中國大陸/中國本部的人權狀況、更加幫助處境更糟的中國大陸人民嗎？

   至於新疆維族穆斯林的確麵臨各種壓製，但詳情及來龍去脈也並不是像西方先入為主的那樣簡單。新疆頻繁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及造成的大量人員傷亡和嚴重社會恐慌，顯然是導致“再教育營”政策的直接原因。最近幾年中國政府的確加大了對新疆尤其維族穆斯林的控製，但並沒有實行狹義的種族滅絕。而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中，對待各少數民族的態度和行為及與對待主體民族漢族相比較，其實是世界各發展中國家中對待少數民族較好的，甚至個別時期存在對漢族的某些“逆向歧視（如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當政期間）”。即便最近多年對部分民族存在歧視和壓製，其程度在各發展中國家並不十分突出。

   而中共領導的中國，雖然相對世界尤其西方較為自行其是，但很少參與戰爭，近三十年更是對外毫無熱戰（與印軍在邊境的冷兵器衝突已是最嚴重的情形了），是世界各大國中除巴西外最為和平的國家，在許多國際爭端中頗為克製，並非許多人認為的“戰狼”國家。很多時候，中共主導的中國官方寧可犧牲本國國家和國民利益，也堅持對外的和平與妥協，世界各國均不能及。中國長期處於貧困狀態、國民生活艱難，但中國並未對外擴張而是自強奮鬥和自我消化痛苦，還成為“世界工廠”為世界各國人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和消費品。中國還強力推行計劃生育，為世界人口控製、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汙染、弱化地球生態危機，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如“房間裏的大象”般的貢獻和隱忍，都被國際社會忽視了。這是不應該的。國際社會應對中國問題有全麵客觀合理的認知，而不是因為一些偏見就孤立敵視中國，乃至逼迫中國走入戰爭泥潭。

   一個封閉、貧困、與世界脫節的中國，是14億中國人民的災難，也會讓世界更加危險。隻有讓中國更加開放、富足、與國際接軌和融合，才能讓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得到幸福，世界也得以和平安定，並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危機與挑戰。各國各身份各立場的人們，不要被一時的衝突和對立衝昏頭腦和蒙蔽視野，要體察中國人民的情感與需求，要從全人類的立場看待對華合作。

   無論德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應當將經貿合作與人權相連，在思想文化交流中滲入普世價值，積極關心中國勞工、婦女、LGBT群體、殘疾人、農村和邊遠地區居民的境況，將本國發達成熟的權利保障和公共服務機製引入中國，切切實實的改善中國人權。歐美各國也應該對中國大陸留學生及其他在地中國國民進行一定的公民教育和普世價值宣傳，乃至一些更加直接有力的手段，讓這些人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理念，並成為中國公民社會建設和民主化的先導。

    各國不應總是將少數族裔及港台問題放在優先，中國大陸漢族居民往往同樣需要了解、同情、幫助，也隻有主體民族漢族廣泛的人權覺醒和公民行動，才能有力促進中國民主進程。

    當然，在對話合作的過程中，也的確有必要對中共政權的邪惡一麵有深刻的認知，在敞開懷抱同時保持警惕，尤其對那些表麵和善禮貌、遵守規則、對西方友好，但是缺乏人道主義理念與正義精神、對內殘暴對外隱忍、內心敵視西方人權和多元主義、時刻積蓄力量試圖重走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舊路、極具社會達爾文主義內質的統治階層及其他群體和個人，要知其心觀其行，避免自己變成“東郭先生”，隨時準備像《一千零一夜》中善良又智慧的漁夫那樣，在受騙後重新將“魔鬼”關進“瓶子”。

    對於中共中國，在經貿和人文上要密切交流，尤其人文社科領域上要盡心幫助，促成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在中國的播散。民生科學和環保技術也要傾囊相授，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生態健康；但軍事科技和具破壞性的技術和手段，當然不能授予，還要對中共的相關技術和手段予以防範和製裁，確保民主世界對專製中國在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但另一方麵，各國也要尊重中國增強其軍事實力的舉措，允許中國在亞太和世界保持與其國力及國際作為相匹配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並借此促使中國融入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秩序，最終和平解除西方與中國的壁壘與猜忌，讓中國能夠維護利益與尊嚴的同時，實現亞太穩定與世界和平。

    即便德國及歐盟各國對華接觸並不能迅速的有效改變現狀，甚至被中共政權和權貴利用，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失敗也要鍥而不舍，哪怕堅持對話一百年、嚐試和平促變一千次，中國終有完全對外開放、清除一切壁壘，走向世界融合的一天。即便將中國設想為如朝鮮般封閉殘酷，那世界各國尤其歐美發達國家，也應該永遠向中國敞開大門、隨時歡迎中國回歸世界大家庭。

   朔爾茨的訪華如和煦陽光，使肅殺的中國與世界，有了一些溫暖與希望。但願這陽光能驅散敵意、冷漠、固執、仇恨，讓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族群平等享受繁榮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