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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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過去了，中國人民為什麽仍然應當紀念抗日戰爭？（對若幹淡漠、質疑、反對紀念抗戰者及其言論的批駁）

(2025-08-04 13:01:17) 下一個

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者的若幹理由 2

對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的各種理由/借口的批駁 3

第一，紀念抗日戰爭，緬懷抗日戰爭的英雄烈士、紀念日本侵華中被殺害和遭受巨大苦難的中國同胞和國際友人，無論是出於對抗戰犧牲者的敬意，還是作為人對先人和逝者起碼的責任，本身就是極為必要的、理所應當的。它自身的重大意義和必要性，並不因是否被中共利用而有改變。 3

第二，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者、“731”部隊受難者、“慰安婦”、其他抗日戰爭中被日軍殺害和淩虐的中國人，並不是宣揚仇恨、煽動民族主義，而是對曆史的記憶、對受難者的緬懷和告慰。而這些紀念不可避免要講述和展示日軍暴行，且日本暴行有許多極為突出和惡劣的特別情形，引發的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對當今日本法西斯繼承者/右翼分子的痛恨，是正常的人類情感，不應以“反對仇恨”為由禁製和抹殺，更不應借口“反對仇恨”、“支持和平”、“中日友好”來規訓和責備受害者及其後人。反映日本侵華的影視劇和文化藝術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4

第三，之所以過去80年了，還要紀念抗日戰爭，既是因為曆史不應因時間推移而淡忘，還是因為1949年後數十年（尤其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對抗日戰爭的遺忘、淡化，對抗戰英雄的殺戮、迫害，對侵華受難者的壓製、貶損，長期的記憶與紀念空白，巨大的不公與遺憾，而應做的矯正、彌補。且日本幾十年堅持紀念和宣傳廣島長崎核爆、塑造“受害者”身份，中國更不可遺忘曆史、放棄宣傳，必須爭奪對抗日戰爭及二戰的話語權。 6

第四，紀念抗日戰爭、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紀念抗戰犧牲者受難者，與紀念中共專製暴政下的受難者、大饑荒/文革/六四等悲劇死難者，以及關注當下養老金、爛尾樓、政治犯等人權問題，並不矛盾，並非二選一的關係，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士應當對抗戰和人權同樣關心、紀念、抗爭。且正是日本侵華促成中共奪權和製造一係列慘禍，1949年之後日本與中共多有合作，中共每樁罪惡皆有日本重大責任。日本也利用中共言論禁製和新聞審查，勾結和施壓中共彈壓抗日言行。而日本侵華殺戮破壞的酷烈程度、對民族極重要影響，也都應優先於國內矛盾加以銘記宣傳。 10

第五，俄羅斯及其他所有國家/列強對中國的傷害、對待中國人民的殘暴程度、造成的長久負麵影響，都遠不及日本，根本不能與日本侵華和屠殺相提並論。而且俄羅斯及蘇聯還對中國及漢族有不少主觀客觀的幫助和益處。當今中國自由派反對派一些反俄說辭，恰恰源於毛時代中蘇交惡時宣傳辭令。 12

第六，日本戰爭罪行未有清算、戰犯和共犯未受懲罰，日本在二戰後根本未有真正悔罪、改過自新、“轉型正義”，而是在民主、自由、和平的外衣包裹下，保留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的內核和軀幹，混淆戰爭正邪、模糊曆史責任、國民從侵略中獲利並繼續傷害中國人民、對世界公正和平造成損害和長久潛在威脅；日本內部的文明、富裕、法治、民主，也並不惠及中國人，而更襯托侵略者得利與受害者不公。 14

第七，日本並不關心中國人權、並不積極支持中國自由民主，其反中反華反漢遠勝於反共，以反中共為名掩飾反中之實，參與打壓中國也並不能為中國帶來自由民主，隻是更加損害中國國家和人民利益，讓中國人遭受多重壓迫。中共反對派親日不能換來日本有力支持中國民主事業，隻是重演百年曆史上日本操縱中國各黨各派對立互害、內部互耗，被日本利用、讓日本漁翁得利。中共和反對派對立、相互攻訐，不惜在抗戰紀念上撕扯、以國家利益為代價犧牲，受害的是中國人民。 18

第八，中國國內矛盾激烈、充滿不公平，許多國人遭受政權剝削壓迫、蒙冤受屈，被國人同胞虐待、生活痛苦，國家政權利益與人民利益不一致且高度背離，國民身份認同混亂/缺失、民族意識淡漠或錯位、價值觀扭曲、思想迷惘、缺乏真實共同體和“共同底線”，不同身份、政治派別、立場、觀念、利益取向者相互對立、社會高度撕裂，這些人發自內心抗拒紀念民族苦難與輝煌史，更多人缺乏自發、自覺、自主紀念抗戰的意願和勇氣，是紀念抗日戰爭及其他許多事情上遭遇阻力、破壞、扭曲，無法團結同心記憶民族曆史、緬懷受難同胞的深層原因。 20

第九，如今中國現實確實不利於紀念抗日戰爭，內憂外患、社會撕裂下必然諸多阻撓和種種離心。但紀念曆史、銘記國殤、吊唁先人，是國人應有情感，也是應盡之責。作為中國人、漢族人、中華認同者一員，無論現實風向潮流如何，都應從心到行紀念抗戰、告慰逝者。 23

參考資料 24

今年（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戰爭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結束。而如果從1937年日本全麵侵華算起，抗日戰爭已過去80多年，918事變已過去90多年。這距當今確實是較久遠的曆史時期了。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麵中國官方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許多民眾也積極的以各種形式參與紀念抗戰和犧牲者。但另一方麵，也有不少人（包括中國人和海外人士）對紀念抗日戰爭態度冷淡，其中一些人質疑紀念抗戰的必要性、反對紀念抗戰，甚至有些發展到對抗日戰爭本身的汙名化、對日本侵華的洗白、混淆善惡正邪、對日本侵華受害國人侮辱誹謗、對紀念抗戰的今日中國人冷嘲熱諷。

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者的若幹理由

這些態度冷淡甚至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的人，有許多理由。整理和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理由（以下皆是他們所認為、聲稱、主張，並不符合事實，或陳述的事實部分對，但得出的結論錯誤，筆者對這些觀點是反對的）：

1.“紀念抗日戰爭，是中共為政權統治而拉攏民心、凝聚人心、轉移矛盾而為，抗日戰爭紀念被利用。中共紀念抗戰是在統戰、迷惑人心。所以他們主張不要跟著中共紀念抗戰，以免為中共利用”；

2.“紀念抗日戰爭，尤其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者、731部隊受難者等日本侵略受害者，是在宣揚仇恨、鼓動仇日，不利於和平、和諧，不利於中國人尤其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仇恨教育、毒害人心”；

3.“抗日戰爭已經過去那麽久，當事人都去世了，當今的人都與抗戰無關了，現在還紀念，是在翻舊賬，不必要、不應該，應該向前看”；

4.“為什麽不紀念六四？為什麽不紀念反右/大饑荒/文革受害者、被中共迫害而死的死難者？為什麽不關心當下中國人的苦難？為什麽不在乎中共迫害人權律師、抓政治犯？為什麽不關心香港/新疆/西藏人權？為什麽不關心農民一個月120養老金、老百姓看病難、爛尾樓？不紀念/不關心這些，有什麽資格紀念抗日戰爭？紀念抗日戰爭就是掩蓋中共罪惡、轉移矛盾”；

5.“俄羅斯侵占中國那麽多領土，殺了很多中國人，為什麽不紀念？為什麽煽動仇日而親近俄羅斯？是不是雙標？是不是認俄羅斯為爹？”；

6.“日本是民主國家，文明國家，早已不是二戰昭和時期那樣，是和平文明的，應該學習、親近，中日關係好對中國好。日本早就和過去一刀兩斷，中國人揪著不放、鼓吹報複，不斷侵略日本，中國才是法西斯、中國人才是日本鬼子繼承人”；

7.“中共統治的中國是專製的，日本是民主國家，專製中國幹的事當然是錯的，民主的日本什麽都是對的，所以應該支持日本打壓中國，才有利於中國民主化”；

……

以上隻是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者的部分理由，還有很多，難以全部列舉，但大致也在上麵列舉的範圍和方向。這些理由，有些乍一看似乎有道理，還有的即便很難站住腳，但仍然在立場決定態度的許多人那裏得到認可。可以說，在中國人、海外華人、關注中國問題的外國人等各群體中，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者，占了相當一部分比例，且無論在牆外還是中國國內網絡平台都頗有聲量。

對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的各種理由/借口的批駁

那麽這些反對紀念抗日戰爭的人及其理由，是對的嗎？中國人是沒必要紀念已過去了80年的抗日戰爭了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筆者也將對各種否定、質疑、反對紀念抗日戰爭的各種人及其各種理由。一一的加以評論和駁斥。

第一，紀念抗日戰爭，緬懷抗日戰爭的英雄烈士、紀念日本侵華中被殺害和遭受巨大苦難的中國同胞和國際友人，無論是出於對抗戰犧牲者的敬意，還是作為人對先人和逝者起碼的責任，本身就是極為必要的、理所應當的。它自身的重大意義和必要性，並不因是否被中共利用而有改變。

抗日戰爭作為中國近現代至今規模最大、受害最深、犧牲和抗爭最勇敢、影響最深遠的戰爭和曆史事件，涉及億萬中國人的生死與命運、國家興衰民族存亡。超過2000萬中國人因戰爭死亡，加上傷殘者超過3500萬人，其他幾億人口也卷入其中、遭受各種各樣的傷害，以及巨量的財產損失、物質和非物質損害，並直接和間接影響到之後至今數代數十億中國人的命運。

中國抗日戰爭也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劃時代的曆史轉折，是決定全球命運的正邪之戰，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相較於1945年之前的幾百、幾千、幾十萬年，戰後至今幾十年全球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都有中國抗日戰爭烈士的功勞。在抗日戰爭中受難和犧牲的中國人民，當然應該被銘記、被悼念、被追授榮譽。

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人，有些中國人是冒著日軍強大炮火視死如歸、屍骨無存的戰士；有些是老老實實在做工務農，卻把侵略和泄憤的日軍刺刀穿胸和活埋在地的平民；有些中國人是慘遭集體強暴並事後被虐殺的婦女；有些中國人是尚未成年而純真無知卻被奪去人生所有可能的兒童；有些是因為日軍入侵而加劇的天災匪禍中不明不白浮屍田野的農民；有些是遭受難以想象酷刑折磨和細菌實驗而死的無名同胞……他/她們被殘忍殺害，很多人名字也沒有留下。但那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不應被同胞和世人遺忘。還有許多屠殺幸存者、強奸幸存者，伴隨一生陰影，在壓製紀念抗日戰爭的幾十年裏、未能得到關懷下紛紛去世。

今日的中國人，紀念80多年前的他/她們，不能讓他/她們複生，但通過種種紀念，讓這些曾經來到世間又飽經苦難的生命，得到尊重和某種告慰，而不是如草芥、昆蟲、水蒸氣般沒有痕跡的消逝。

在抗日戰爭這一主題之外，紀念死難者、曆史親曆者，也是作為他們子孫後代、同族同胞應盡的義務。“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紀念先人、緬懷逝者、傳承記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道德要求和社會範式，也是世界各文明、各族群普遍的信仰和行為，是天經地義的。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社會秩序的維係，很大程度基於生者與逝者的連接，讓人有所寄托，生能所安、逝有所歸，並世代相傳。

所以，無論是作為人對先人和逝者起碼的責任和義務，還是出於對抗日戰爭犧牲同胞（及國際友人）的尊重和敬意，紀念抗日戰爭及犧牲者們，都是理所應當而無可指摘的。當然，作為中國人、漢族人，對於紀念抗戰犧牲者有著格外重要的責任。

而在如此重要的意義麵前，無論什麽政權、哪類政治身份、出於何種目的，去紀念抗日戰爭及死難者，本身都是正確的、應該的、值得稱讚的。即便中共有各種目的，也不應因此否定其紀念抗戰的正確性，更不應該因此否定抗日戰爭本身的意義、遺忘犧牲的先烈和受難的同胞。這就像中共改革開放、取消農業稅、抗震救災、扶貧開發等，當然都有籠絡人心、維護統治的目的，但難道對這些有益的政策、從完全壞向部分好的轉變，也要加以否定甚至阻撓嗎？中共暴力機關（軍隊、公檢法）既鎮壓老百姓、抓政治犯，也打擊戀童癖和毒販，那麽反中共的人也要反對抓戀童癖和毒販、甚至為侵害兒童和販毒行為洗白嗎？

更廣泛的說，不僅專製政權，民主政權各種政治勢力、國家與國家之間（當然包括民主國家之間），到處都是相互利用，各種政策主張也都有拉攏人心、壯大自己的目的，甚至這世界的人際關係、國際關係，就是人與人相互利用、國與國為利相交而存在的。歐美國家各政黨的福利、減稅、治安等政策，也都為了獲得選民歡心、讓自己得票更多。即便很真誠的主張和行為，也免不了利益考量。一個政權出於利用目的來紀念一件事，確實影響事情本身的純潔，但並不應該因此否定其意義，而要看其本身是否正確、是否有價值。對中國而言，紀念抗日戰爭意義極為重大，中共如何利用，包括反對派在內其他人都不應否定其本身的價值和必要性。

第二，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者、“731”部隊受難者、“慰安婦”、其他抗日戰爭中被日軍殺害和淩虐的中國人，並不是宣揚仇恨、煽動民族主義，而是對曆史的記憶、對受難者的緬懷和告慰。而這些紀念不可避免要講述和展示日軍暴行，且日本暴行有許多極為突出、格外惡劣的特別情形，引發的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對當今日本法西斯繼承者/右翼分子的痛恨，是正常的人類情感，不應以“反對仇恨”為由禁製和抹殺，更不應借口“反對仇恨”、“支持和平”、“中日友好”來規訓和責備受害者及其後人。反映日本侵華的影視劇和文化藝術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之所以在展示日本侵華/抗日戰爭曆史過程中，引發許多中國人對日本的強烈憤恨情緒，原因當然是在於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過於惡劣（如活體細菌實驗、剖腹孕婦、集體強奸、火燒平民）、實在令人發指，而戰後幾十年又沒有真誠、廣泛、深刻的認罪悔罪及做出足夠賠償補償，法西斯和軍國主義仍然無處不在。

即便展示日本戰爭罪行而引發仇恨和激進行為，責任也在於日本方麵，包括當年的侵略者、作惡者、脅從者，以及當今的繼承者，而不是歸咎中國人“民族主義”、“仇日”、“被洗腦”，不應該責備因日軍暴行而憤慨和產生恨意的中國人。

愛恨情仇、喜怒哀樂，是人類固有的情感。紀念先人、抒發情感、勿忘國仇家恨，也是人之常情、世間常理。不去指責日本的奸淫殺戮、這些暴行導致的家破人亡悲劇，卻反過來不要受害的中國人表達正常情感反應，不分青紅皂白扣上“仇恨”的帽子，本身就是荒誕、無恥、違反人性的，是又一次的屠殺、精神上的屠殺。而有些人打著“反對仇恨”的口號阻止紀念抗戰和展示日本戰爭罪行，也是一種狡猾的、規訓受害者的手段，是日本右翼及中國追隨者破壞記憶曆史的惡毒招數。

對於殘酷的曆史，如不直麵和呈現，選擇回避和淡化，既是對死難者的不公，也阻礙了對罪行的譴責、不利於對後人的警示。事實上，出於各種原因如維係中日和平、經貿往來、避免發生暴力等，中共執政的中國政府和各界，已大大淡化和減少了對日本戰爭罪行的展示和批判。如731人體實驗和化武使用、南京大屠殺中的強奸和虐殺、奴役“慰安婦”和勞工等重大罪行，中國很少有相關影片，且即便提及往往也頗為隱晦。隻有香港人拍攝的《黑太陽731》較直白激烈的呈現過，而中國大陸拍攝往往受到各種審查和壓製。

但這些淡化反而妨礙了中國人和世人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揭露、影響了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殘酷性的認識、壓製了受難者的訴說、阻止了正義的伸張。而猶太人被納粹屠殺，之所以引發世界廣泛關心和同情，不僅在於猶太人積極紀念和追責，還在於非常直接有力的呈現納粹的迫害罪惡，如展示猶太人被集體送進毒氣室、屍體層層疊疊堆積如山、人體毛發被做成紡織品等殘酷事實。真實最能打動人心，也是得到同情、伸張正義的前提。而如波黑內戰、盧旺達屠殺、歐洲難民危機、非洲若幹戰亂和饑荒等，也都是通過影像等方式直白展示慘狀，以及文字和藝術加工渲染，引發廣泛關注和強烈同情，才促使國際幹預和救援。

而且日本的戰爭罪行，有很多極為惡劣和嚴重之處，更需特別紀念。如南京大屠殺，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高度工業化時代、出現現代生活大都市）以來，對一個現代化大城市的毀滅性屠殺和強奸，從事各行各業的市民和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被虐殺、許多現代職業女性和女學生被強奸和輪奸、無數或傳統或新式的家庭被精神和肉體雙重的毀滅，建設現代中國的中國各領域精英人才被集體屠戮。許多本來是中國未來國家建設骨幹的人，慘死於虐殺中。

著名科學家、物理學巨匠吳健雄女士，就在1929-1936年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讀書，1936年8月赴美留學，僥幸躲過屠殺。而那些與她才華相近的同學、好友，許多就死在大屠殺中，女性更遭受無比殘酷對待。本來這些死難者，也可能出現許多吳健雄那樣的人、甚至更加驕人成就的人。

而731部隊人體實驗、“1644部隊”在江南多地的細菌戰等，也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獲取高等科學技術之後，使用科技手段製造駭人聽聞之惡的典型，受害者在死前飽受非人折磨。這些慘烈、特殊、令人格外震驚和憤慨的罪行，當然應當格外的銘記，並宣傳其罪惡，告慰死難者和警示後人。

更要提及的，是日本作為戰爭發起國、加害者，卻長期紀念和宣傳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襲擊的悲慘情況，並不避諱還大肆宣揚核爆受害者慘狀，包括兒童、孕婦、老人在核爆中的慘況，以抒發日本人立場的情感、博得全世界廣泛關注和同情、讓日本在世界尤其歐美更受歡迎和尊重，並借此淡化甚至掩蓋了其在中國和亞洲殘暴的戰爭罪行。對於東京遭到轟炸、日本開拓團在中國東北（滿洲）被蘇軍殺戮、日裔美國人在美國參戰後被囚禁等，日本官方和民間也都濃墨重彩的宣揚。

日本人對自己的“受害者”的塑造和宣傳，取得了很大效果，不僅讓這些日本“受害者”得到許多“告慰”，還在世界上塑造了日本國家民族的受害者身份、擺脫了1950年之前麵對的殘暴法西斯的道德枷鎖和追責壓力，爭得了許多有形無形的現實利益。哪怕日本殺戮的中國人和亞洲人數量遠超日本在戰爭中死傷數（日本侵略共造成中國、朝韓、東南亞等國共計6000萬至一億人死亡（如果估算上戰後各種原因無法統計的，有更多間接死亡，那麽數量更大），且大多數為平民，還有大量被日軍強奸和欺辱者無法計入數字；日本國民僅死亡不到300萬人，且大部分為軍人，隻有約50萬平民死亡，且本土沒有經過地麵戰。而另一法西斯軸心國德國有約700萬人死亡，其中有至少200萬平民），日本國民包括平民也廣泛參與了對侵略戰爭的支援。而日本人對待盟軍戰俘（例如“巴丹死亡行軍”）和平民，以及強征的中韓等國勞工，殘酷程度都遠超日裔被囚禁時僅僅失去自由而沒有被虐待的狀態。

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中國等二戰受害國不對南京大屠殺等悲劇加以紀念，不清晰直白、以有感染力的方式展示日本殘酷暴行，就更加讓日本顛倒黑白、扭轉加害者和受害者身份、讓世界上的人們對反法西斯戰爭正邪的認知錯位、抗戰受害者沒有得到公正對待的情況仍然持續。在“沒有硝煙的戰場”輿論攻防戰中，不去搶占輿論陣地，就會被對方占領，黑白就可能顛倒，是非就容易混淆，且現實已經有部分顛倒和混淆。隻有持久堅定的發聲、不瞻前顧後的勇敢展示，才可能在殘酷的輿論對抗中，讓曆史最大限度接近真相、死難者得到告慰、國人情感得以抒發、正義不被扭曲和顛覆。通過非暴力的方式，如紀念活動、文化藝術展覽、研討會、媒體報道等方式，也正是同態複仇的替代方式，是為了不再以暴製暴，以發聲和記憶化解怨憤、展示正義與和平的力量。

相對於抗日戰爭的巨大規模、日本戰爭罪行的惡劣和廣泛程度，中國相關的影視劇和文化藝術作品，尤其直白反映日本惡行和罪責問題的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雖然抗日影視劇看似不少，但大多數是粗製濫造、不僅沒有正麵意義，還娛樂化低俗化、侮辱了抗戰犧牲者的抗日神劇，還有的是平鋪直敘講戰爭中軍人對壘，而對日軍戕害中國平民、造成的持久創傷、戰後追責問題、人性反思、受害者命運等，就作品很少且質量不高。隻有20多年前一部反映被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記憶的證明》質量相對較高。

但更多關於日本侵略屠殺、強奸、破壞，以及強征“慰安婦”與勞工、掠奪文物等，拍攝遠遠不足。尤其相對於韓國製作大量抗日影視劇和文化作品，包括《軍艦島》、《暗殺》、《京城怪物》等，中國顯然極為不足。這既是中國官方審查和壓製的原因，也在於缺乏足夠文化工作者和社會精英積極參與。

當然，記憶曆史確實不能簡單和反複的展示與舔舐傷痛，在仇恨和不甘中痛苦，而應該更加豐富紀念的內容，每年每次紀念，都有新的角度、更多的意義與啟發，而不隻是帶來傷心與仇恨。世界許多國家紀念曆史，如歐美反思殖民和種族主義、台灣和韓國回憶威權壓迫，每年都有新的主題。韓國對日本殖民罪惡的批判，往往也不斷有新角度新方式，不斷喚起和激烈韓國人的正義感與自強精神。中國大陸當然也可借鑒。

如前所述，紀念抗日戰爭與抗戰犧牲者，既是出於對先烈的敬意，也是對先人的緬懷。數千萬中國人的犧牲、數億中國人的受難、改變中國和世界曆史並持續至今的影響，都充分的告訴人們要紀念抗戰。這樣的紀念，不應因時間推移而消失、淡忘。

雖然現實中，隨時間推移，曆史上的人和事不可避免的會變淡、讓今人越發感到遙遠。但人們仍然要努力追溯曆史、留住記憶，讓重要而珍貴的東西不在曆史長河中湮滅。抗日戰爭及犧牲者，顯然是不應被湮滅的。即便過去80年，仍然要紀念。且正是80年這個時間，尚且還有一些親曆者、幸存者，也要走到生命終點，再不紀念更來不及。

而之所以抗日戰爭已過去80年，中國人民和國際友人仍然要隆重的紀念、濃墨重彩的宣傳、以各種方式為英雄烈士致敬、對逝去的同胞哀悼，還在於之前幾十年，尤其1950-1990年代，因為多種原因，中國大陸對抗日戰爭與犧牲者的遺忘、對發聲紀念的壓製、對曆史證據的毀損，需要在當下和未來矯正和彌補。

筆者去年曾在另一篇評論國軍抗戰英雄的文章《將軍的衛士》中，簡單講述過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對抗日戰爭紀念的回避和淡化，筆者在此再次簡述和評論這一重要而被忽視的曆史情況。

1949年中共建政後（尤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和中共參戰後），政權的宣傳導向是階級敘事，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宣揚工農無產階級反抗地主和資本家，否定民族主義，並將死敵蔣介石及國民黨加以全盤否定和貶損（稱之為“國民黨反動派”，將國軍核心力量中央軍稱為“遭殃軍”），並大肆殺戮包括抗日英雄在內的國府、國軍、國黨人士。

尤其1950-1954年集中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鎮反）”和“肅清反革命（肅反）”，殺戮數百萬人，大多數都是國民黨軍警、官吏、黨員，其中大多數都參與過抗日，包括許多革命元老和抗戰英雄。如潘峰名、尹作幹、曾憲成、劉晴初、楊健民、周伯英、林芝雲、曹森……紛紛被處決。

而中共對外政策突出的兩點，一是聯合包括日本在內各國“無產階級”、“進步力量”實現“世界人民大團結”，二是反對“美帝國主義”。中共中國將二戰中幫助中國擊敗日本的美國視為死敵，斷絕往來和全麵敵對，並同時與英法意德（西德）等西方國家對立。1960年代後中國又與蘇聯決裂，稱蘇聯為“蘇修（修正主義）”，與蘇聯陷入長達20多年的敵對。

這樣的背景下，1950-1970年代的中國，本是中國頭等重要的曆史記憶、同時也是重要且未完結的現實問題（對日追責和賠償尚未結束）的抗日戰爭，幾乎完全消失在了中國內政外交和主流輿論中。這20多年裏（以及之前國共內戰期間），許多中國抗日官兵和參與抗戰的平民死於內戰、鎮壓、饑荒，幸存者也在貧窮和絕望中苟活（而本來他們應該得到榮譽、有光明前程）。中國各地紀念國軍抗戰的紀念碑、墓地，紛紛被搗毀，如湖南南嶽忠烈祠、雲南鬆山遠征軍墓地，墓碑被砸毀或磨平、屍骨被挖出和散落、祭奠的烈士花名冊永久遺失。甚至像國軍新一軍在廣州的紀念塔，被改建為多層廁所，直到2013年才拆掉廁所。在那20多年，抗日戰爭的記憶被悄然抹除、證據逐漸滅失。

南京大屠殺、731部隊人體實驗和“1644”部隊細菌戰等罪惡、華北“三光”政策、強征“慰安婦（性奴隸）”、擄掠勞工等，許多日本戰爭罪行及造成的悲劇，被塵封起來。即便偶爾提及，也隻是在邊緣角落、服務於政權某些目的。參與東京審判的法官梅汝璈還因記述南京大屠殺等日本罪行問題，被扣上“煽動民族仇恨”、“破壞中日關係”等罪名遭受批鬥。被日軍強征的中國“慰安婦”幸存者，不僅飽受歧視，還因“給日本人做妓女”等罪名判刑和勞教（若沒有白紙黑字的調查，這樣的事人們都不會相信）。文革期間，南京大屠殺被紅衛兵說成“殺國民黨”，自然不被紀念。也正是因此，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本侵華罪行，沒能在收集證據的黃金時期加以收集、記錄、保存，許多證據滅失、證人死亡。這正是導致日本右翼否認或淡化南京大屠殺等罪行、相對猶太人大屠殺證據相對較少和不充分、重啟調查和紀念後麵對許多證據缺失和困境的曆史原因。

在外交、外宣上，中共集中資源宣傳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對抗美帝國主義，中蘇決裂後又同時對抗美蘇，而日本卻成了拉攏對象。無論優待和釋放犯下種種罪行的日本戰犯、邀請舊日本軍人訪華、允許死於中國的日本侵略者家屬和戰犯家屬來華祭奠、譴責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而同時隻字不提南京大屠殺）、支持日本反對美帝和收複琉球、支持日本反蘇與收複北方四島，中日不僅不是敵對關係，還是親密朋友。

這樣的背景下，當時的中國更不向國際宣傳抗日戰爭，還完全斷絕了與支援中國抗日的各國相關人士的聯係，甚至將陳納德等援助中國的外籍人士醜化和批判。於是，作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貢獻僅次於美蘇、付出犧牲僅次於蘇聯、反法西斯核心國之一的中國，在國際社會紀念二戰和涉及抗日戰爭的問題上，幾乎完全缺席、空白。

所以，在毛澤東時代，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國際舞台，中共中國都幾乎完全的有意抹除抗日戰爭、壓製抗戰參與者和親曆者的聲音、抹殺抗戰記憶，讓這一極為重要的曆史事件和相關現實問題幾乎從中國消失、從中國人生活中消失。

而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因為控製區域僅剩台澎金馬，實力劇減、勢單力薄，又麵臨反共第一的形勢需要，且同樣需要拉攏日本，雖未刻意毀滅抗戰記憶，但也高度淡化了抗日戰爭的紀念和宣傳，集中力量“反共防共”。這意味著兩岸都沒能在抗日戰爭紀念與宣傳的黃金時期，紀念這段對於漢族和中華民族極為巨大、怎樣都不該抹殺的曆史，告慰受難同胞。

而相反，日本卻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迅速得到美國扶植、蘇聯拉攏、中國的中共與國民黨雙方共同的討好，擺脫了被分割占領和全麵追責的命運，國家極速複興，經濟科技和文化教育都以驚人速度恢複。相較於德國及其他遭受嚴重破壞的國家，日本本土隻經曆空中轟炸而沒有遭受地麵戰，絕大多數工業基礎未遭破壞，國民也被保全。日本也迅速恢複了對亞洲各地的影響，無論中韓還是東南亞，二戰結束前遭到日本侵略屠殺的各國，重新被日本的經濟貿易影響、政治外交滲透。

當經濟複蘇、社會安定後，日本反而有了足夠財力物力、便利社會條件、良好的外部環境，紀念二戰期間死亡的軍人和平民，不僅在日本國內、更在全世界宣傳廣島和長崎的悲劇，在琉球（衝繩）、硫磺島、瓜島等地為戰死日軍樹碑立傳，給日本侵略軍人發放津貼，並通過文學藝術包括拍攝紀錄片和影視劇、製作漫畫和動畫，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甚至頌揚日本軍人的勇武（如電影《啊，海軍》和《激動的昭和史》係列等）。1970年代從菲律賓、關島等地被發現的殘留日本兵，如小野田寬郎、橫井莊一等，回日本時受到國民盛大歡迎（而同時，中國的抗戰英雄被批鬥、被迫自殺，如抗日將領陳長捷、“飛虎隊”中國籍軍官周訓典，以及難以計數的普通抗日官兵，甚至如“狼牙山五壯士”等中共抗日戰士也慘遭迫害）。日本還在1964年舉辦奧運會，日本頭號戰犯裕仁天皇為奧運揭幕。日本也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保持30多年，文化和影視等“軟實力”也冠絕亞洲和影響全球。

經濟繁榮、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的日本，也在國內和世界重塑二戰中日本與亞洲的曆史記憶。1945-1949年垂頭喪氣、國家崩潰的短暫低迷、“一億總懺悔”的服罪不再，利用廣島和長崎核爆打造的“受害者”身份，不僅絕大多數日本人認可，還得到世界範圍的廣泛認同。包括被侵略的中國、韓國、東南亞各國，都因為經濟、政治、地緣關係、意識形態等需要及不得已，部分承認了日本的曆史敘事、還壓製本國國民的抗日記憶和曆史主張。2024年，日本核爆受害者團體還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又是日本利用核爆“受害者地位和“和平”的名義，占據二戰話語權的一個例子。

於是，二戰後的日本既贏了戰爭的“裏子”，即戰後取得巨大經濟成功、文化軟實力成就斐然、國際影響力增強，又贏了“麵子”，即戰爭受害者身份被認可、得到國際同情尊重，參戰老兵（隻要熬過1950年代的）飽受尊重頤養天年，實際上儼然是真正的“戰勝國”。而且日本也一直否認戰敗，官方和多數民眾一直以“終戰”稱呼1945年投降和戰爭結束。而中國才符合“戰敗國”的各種特征：內部貧困動亂、人心敗壞、身份認同混亂、同胞相殘、國際上被孤立、戰爭受難者得不到正義、抗戰英雄被迫害甚至殺死、幸存者在貧窮和無尊嚴中苟活。

這就是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控製權的後果、毛澤東時期對待抗日戰爭的情況及惡果。而這些惡果的緣起，也是日本侵華摧毀正常發展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遭受沉痛打擊而致。

毛澤東去世後，經過短暫過渡，鄧小平時代到來。這時的中國，從極度不正常的狀態走出，抗日戰爭不再是禁忌般的議題，國民黨及國軍的抗戰功績也開始被正視。但這時，貧窮的中國百廢待興，中共也需要提振經濟、拉攏外援來維係統治。高度富裕繁榮的日本，就成了鄧小平和中共拉攏對象。

於是，鄧時代雖不像毛時代完全不提抗日戰爭，但抗戰仍然被淡化、擱置。中共通過壓製抗戰紀念，拉攏日本獲得各種投資和技術，以及在國際上爭取日本對中共中國的支持。鄧小平時代對於“中日友好”的打造比毛時代更勝一籌，日本對華影響力也更強、滲透更廣泛。而“中日友好”主旋律下，日本並未真誠悔罪和賠償，受害者幸存者仍然被噤聲或被迫參與“中日友好”。這雖然確實換來日本經濟技術援助，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但犧牲了正義、以受害者和幸存者血淚為代價，且歸根結底還是為中共統治。

對於中國被日本強征勞工、“慰安婦”的幸存者爭取賠償的維權，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抗議，中共官方都是百般打壓阻撓。隻是在香港、台灣一些人士及日本少數正義人士的幫助下，這些維權和追責才勉強進行，困難重重。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共麵臨國內不滿和國際製裁，又在道義上嚴重有虧，於是更加拉攏日本、放棄追責、放棄要求日本天皇和首相正式道歉，還邀請裕仁之子明仁天皇訪華，以打破國際孤立、繼續爭取援助。

直到1990年代末期，中共實在無法再完全壓製民間對紀念抗日戰爭的訴求、中國人民尤其港台及海外愛國華人華僑的強烈要求，以及中共以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凝聚人心的統治需要，才開始較正式和隆重的紀念抗日戰爭。

但這時，大多數抗日戰爭親曆者已經去世，紀念抗日戰爭、支持抗戰親曆者控訴、解決日本侵華諸多曆史遺留問題的黃金時期，已經不可逆的錯失、過去。

而且，即便從1990年代末至今，中共中國對於抗日戰爭的紀念、日本戰爭罪行的披露和譴責，對當今日本繼承二戰前法西斯主義的行徑的批判，仍然是頗有保留的。如反映二戰期間中國山西籍“慰安婦”萬愛花等人被日軍強暴經曆、戰後又難以討還公道的紀錄片《渴望陽光》，在日本雖受右翼壓力和滋擾仍然得以放映，但卻一直未在中國國內播映。還有不少類似批判日本罪行的作品無法在中國展示。這既是繼續有求於日本，也是維穩需要。

而同時，因為日本在國際上遠比中國更有影響力（尤其軟實力）和更好國際形象，且和美國結盟，而中國因為各種原因在國際上仍然孤立、尤其與主導國際的美歐西方國家對立，抗日戰爭及抗戰中中國人民的苦難和對國際反法西斯的貢獻，被國際社會嚴重忽視和邊緣化，未得到與付出和貢獻匹配的關注、同情、補償。而國際形勢上中國的不利和日本的優勢，也反過來影響了中日兩國國內對曆史的態度和記憶。

中共建政以來數十年，抗日戰爭被遺忘、回避、淡化，許多死難者死不瞑目、幸存者再遭傷害、抗日英雄蒙冤受屈、抗戰曆史長期被國人淡忘、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創立人類新紀元的貢獻、付出的代價、犧牲者們被國際忽視……這樣的背景下，當今和未來的中國、國人、散落全世界的華人華僑，自然應當竭盡全力對逝去的曆史、被損害的過去、種種缺失與遺憾，加以彌補、追憶、代償。

中共政權從曾經壓製抗戰紀念到較重視紀念，確有利用紀念抗戰增加自己支持度的考量，但這顯然不應反對而應支持。就像中共結束文化大革命和敵對西方的外交政策、實行改革開放、吸引外資和技術，也是為政權續命，但中國人難道寧可繼續文革暴虐和閉關鎖國，也要拒絕改革開放嗎？對於中共所做的主觀為其統治但客觀也有利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符合道理和正義的事，包括反對派在內其他的中國人當然應該選擇支持，而非阻撓和破壞。

當今中國人民紀念抗日戰爭，不僅隻是今日的紀念，也是對之前幾十年尤其毛時代未能紀念抗戰的彌補，是追悔前過，是為了忘卻的記憶。想想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的絕望、抗戰官兵的勇敢頑強、戰後幾十年的死不瞑目和忍辱偷生，當今的中國人有責任和義務，為先人和同胞做些事，哪怕已無法挽回曾經的災難和遺憾，也仍然要盡力而為。如果在80周年時不能認真紀念，未來將更少抗日戰爭親曆者，抗戰曆史也更加成為遙遠而淡漠的記憶。

同時，日本每年都紀念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死亡者、紀念二戰中死亡的幾百萬軍人和平民，天皇和首相都會出席儀式，全國都隆重悼念，幾十年沒有間斷。而作為被侵略而英勇反抗、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怎能遺忘曆史、不加紀念呢？

在二戰時的歐洲，納粹及其盟友屠殺600萬猶太人，戰後無論猶太人主導的以色列還是全球各地猶太人，都努力加以宣傳、紀念，不僅最大程度告慰死難者，也為自己爭取了巨量的同情幫助及現實利益。猶太人再也不像兩千年裏到處被驅趕和奴役，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尊重、理解、保護（當然關於巴以問題、阿以問題，是另外的事，筆者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但這與納粹大屠殺及猶太人的抗爭要分開討論）。而二戰期間死亡超過2000萬、更多傷殘和受害者的中國人、漢族人，卻因長期未能紀念抗戰和爭取國際同情，在精神尊嚴和現實利益上應得的全都失去。前麵幾十年的失去難以追悔，但如今仍然勉強可以盡力亡羊補牢。如果自己都放棄爭取同情支持，那麽隻會失去更多（無論物質利益還是精神所得）。

而記憶曆史，也是捍衛和平、對抗邪惡的前提之一。種種曆史悲劇一再發生，很大程度在於人們遺忘過去、不能汲取教訓。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沒有曆史警鍾，如何告誡後人？而日本從未像德國那樣真誠懺悔，還時時為軍國主義招魂，種族主義和排外仇華氣氛強烈，更需中國人警惕。如今國際重返叢林主義，各國家各族群都麵臨新變局的挑戰。放棄對曆史的記憶和立場，隻會讓日本更加囂張和無顧忌，中國人民也會麵對更多危險。

最近幾年，中文互聯網圈子乃至線下社會，興起了很強烈的逆向民族主義、“支黑”、仇恨中國及自己民族身份（基本都為漢族）的浪潮。他們並不僅僅反對中共，更反對中國和中國人，也沒有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心。這些人質疑和反對紀念抗日戰爭、對南京大屠殺等日本戰爭罪行無感，甚至對被殺害的中國人加以嘲諷侮辱、對日本百般洗白。

這並不隻是一小撮人的看法，而是非常廣泛的情況，中國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人士中更是大多數皆是這樣立場。他們更關注中共對中國人的迫害、中國國內人權問題，而不在乎日本侵華的傷害、日本右翼法西斯的繼續囂張。而且每當有人紀念抗日戰爭、紀念南京大屠殺等日本罪行的受害者、譴責日本，就會拿出中共的人權侵害來說事，無論他們出於什麽動機（為了反中共，或純粹出於民族認同差異及對自身國家民族的反感），主觀或客觀上都淡化日本侵華問題、將矛頭從日本問題引走。

這些中國人的態度和行徑，是非常錯誤、極為荒謬的。很顯然，無論是日本侵華和屠殺，還是中共迫害人民，都是戕害中國人民、踐踏人權和人類尊嚴的殘暴行徑，並為中國國家民族命運帶來極為慘烈和持久的惡果。而隻選擇其中之一關注和譴責，都違背了正義、不雙標、基於良知發聲的道義原則。

當然，每個人也確實有選擇性的同情和關懷其中一種議題的權利。無論隻紀念抗日戰爭及抗戰犧牲者，還是隻關心中國國內人權，也確實是某種自由。但最起碼，也不應該在支持紀念和關心其中一個議題同時，卻對反對紀念和關心另一議題、去百般詆毀阻撓。許多自由派反對派人士一邊談中國人權，一邊卻反感和排斥紀念抗日，甚至為日本侵華洗白，就非常荒誕無恥了。

而且就事論事、具體分析，日本侵華過程中的屠殺、強奸、破壞，殘酷程度整體上是超過中共每次政治運動和造成的悲劇的。造成死亡最多的大饑荒時期，雖造成2000萬-3000萬人死亡，但大多數是間接餓死病死，而非直接殺死。而最慘烈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多數受害者被折磨、殺戮，也沒有日本對中國人的殺戮方式和過程殘忍，隻有少數情況下與日本軍隊的暴行烈度不相上下。六四事件是1978年後最殘酷的鎮壓，也隻是造成數百至數千人死亡，也沒有發生規模性強奸行為。顯然，日本侵華的殘酷是勝於中共迫害人民，且其殺戮帶有極為強烈的民族壓迫、種族清洗動機和內容，應得到比中國內部基於意識形態、階級、利益的殘殺更多關注和更強烈譴責。

中共和日本這給中國人民造成最大傷害的二者，還有顯著的關聯。如正是日本侵華毀壞了正在蓬勃發展（“黃金十年”）的中華民國，並激化了中國內部矛盾、摧毀了中國剛建立的規則秩序、碾碎了國人之間的同情心，破壞了中國人內部的團結，中共才能趁機坐大和擊敗國民黨，中國人民才長期淪陷於專製暴政下，才發生了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災難。日本侵華和中共當權，及冷戰變遷，也致使中國在亞洲的地位被日本取代和長期被西方孤立。如果是國民政府及其他比中共底線高一些的政權執政，這一切悲劇（或其中大部分）都不會發生。如今每個中國人的苦難，也都與當年日本侵華有著某種複雜的關聯。

中共建政後，從冷戰、改革開放、六四後，在若幹時期和關鍵節點上，中共和日本都明裏暗裏合作、相互利用，如中日明暗合作默契的對抗蘇美、改開日本對華投資和技術援助、六四後日本拒絕製裁中共中國。中共借助日本支持援助，多次在危機下鞏固了政權。

中國抗日戰爭之所以沒有像二戰歐洲戰場那樣被廣泛關注、南京大屠殺等罪行沒有被像猶太人大屠殺那樣注視、中國人民沒有積極發聲和得不到有力同情，也在於中共強大的新聞審查製度和言論禁製體係。如作家徐誌耕曾在中國公安係統刊物《啄木鳥》發表《血債》一文控訴日本南京大屠殺罪行，刊物很快被收繳。還有更多控訴根本沒有機會刊登在正規媒體。而普通網民在互聯網發表關於日本罪行的帖子，時常遭遇刪帖情況（筆者有相關案例截圖）。

這樣情況下，真正關心中國人民疾苦、關懷中國人權、致力於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海外華人華僑、各國人士，顯然應該支持對抗日戰爭的紀念、對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其他戰爭罪行受害者的緬懷、對日本殘暴行徑及如今拒絕悔罪和美化侵略曆史憤慨和譴責，同時注意到並批判中共與日本的勾結。

而那些隻批判中共、隻談中國國內人權問題，卻對日本侵華和屠殺置之不理、冷淡對待、否認事實，甚至拍手叫好者，都不是真正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權捍衛者，有些還心地險惡、無德無恥。而且，一部分紀念抗日戰爭的中國人沒有積極為國內人權問題發聲，主要是因為中共打壓，發聲麵對巨大危險，且即便冒著危險發聲也會被禁言、沒有太多渠道突破障礙而呼喊，而並非這些人擁護中共、不願意為人權和民生發聲。

關心當今中國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如為農民養老金太少而抱不平、為爛尾樓和銀行侵吞儲戶資金而發聲維權、對近日甘肅幼兒園血鉛和杭州汙水事件憤怒，與紀念抗日戰爭、緬懷抗日英烈和遇難同胞，並不矛盾，也不是二者必須選一的問題。對二者皆憤怒不平、聲討惡人、索要公道，才是正常而有良知的。

許多五毛粉紅確實會隻紀念抗日戰爭，而拒絕批評政府和現實黑暗麵，甚至為中共洗地、掩蓋醜惡。但這並不是反對派、自由派人士走到另一個極端、另一種謬誤的理由。無論無視民生疾苦隻是政權吹鼓手的五毛粉紅，還是逆民支黑化而無民族情感還侮辱同胞的反賊，本質都是缺乏良知、沒有正義感、雙重標準、道德低下、人格殘缺的家夥，都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和心聲。

雖然日本侵華問題更多是曆史問題（當然同時也有其現實性一麵），而中共侵害人民則主要是當下現實問題，現實重要性急迫性往往優先於曆史。但若一些具體的曆史事件特別嚴重、意義非常重大、影響極為深遠，並仍然與當今現實有著密切關聯，那麽曆史問題並不能忽視、不能被現實問題排斥和壓倒。而日本侵華/抗日戰爭，顯然屬於特別重大的曆史事件，並與當今中國有著種種關聯。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對於一個國家民族整體而言，民族重大議題、民族共同的苦難，往往應優先於內部權利民生問題。當然不應為民族問題而忽視甚至掩蓋民權民生，但同樣不應隻關注人權民生而喪失民族意識和對整體的利弊榮辱的關切。抗日戰爭是漢族、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極重大曆史經曆，也是世界曆史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其他一切問題都不能阻礙對抗日戰爭的紀念，也不應因其他事情而將之解構或淡化。

當然，麵對日本侵華議題和中國國內人權議題，無論選擇性的關心和同情哪種（而同時對另一種問題不聞不問，甚至站在反人權、反正義立場），都確實是削弱了其關心和同情的道義正當性，也給了另一方及他者對其關心和紀念加以指摘的借口、批評的由頭。一些中國人隻紀念抗日戰爭而回避中國人權，另一些中國人隻談中國人權而拒絕紀念抗戰，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撕裂、人們普遍立場大於是非的醜陋、曆史和當下的受難者被拋棄或成為工具的悲哀。

第五，俄羅斯及其他所有國家/列強對中國的傷害、對待中國人民的殘暴程度、造成的長久負麵影響，都遠不及日本，根本不能與日本侵華和屠殺相提並論。而且俄羅斯及蘇聯還對中國及漢族有不少主觀客觀的幫助和益處。當今中國自由派反對派一些反俄說辭，恰恰源於毛時代中蘇交惡時宣傳辭令。

許多人尤其中國反對派人士，往往以“俄羅斯也殺了許多中國人、還侵占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裏領土，仇日的為什麽不敢仇俄，是五毛粉紅、雙標”等，來主觀和客觀的淡化日本侵華罪惡、讓國人把矛頭對準俄羅斯。

這些說辭並不符合事實，也並不嚴謹和認真，且充滿先入為主、雙重標準。俄羅斯曆史上確實曾侵略過滿清帝國、蒙古及鮮卑等政權統治的區域，並參與八國聯軍等，即便勉強將之視為侵略過中國（雖然其實滿清、蒙古等王朝並不能代表中國，漢人也不是滿清的公民而隻是奴隸，也就不享有領土主權帶來的好處）。但俄羅斯軍隊並未像日本那樣規模和殘暴程度的殺戮中國人，如海蘭泡、江東六十四屯等屠殺，與同時期普遍存在的各國軍隊侵略擴張中的殺戮相比，規模和殘酷程度並不突出。這並非洗白屠殺，屠殺當然應該被譴責，但不應誇大、和更大殺戮混淆。

而“外東北”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等地本就沒有多少華人，後來大多數被迫或主動遷入俄羅斯其他地區，或與俄族等其他族群相互通婚同化，並未大規模遭受屠殺。斯大林大清洗殺戮了一些華人，但並非特地針對華人，俄羅斯族及其他族群同樣被殺戮。

而日本製造的南京大屠殺、在華北的“三光”政策、“731”部隊人體實驗和細菌戰、強征“慰安婦（性奴隸）”等，無論殺戮規模，還是手段和過程的殘暴程度，都是俄羅斯無法比擬的。南京大屠殺是在中國首都南京這個現代化大城市、殺戮許多民國精英、社會中堅人士、還伴隨瘋狂的大規模強奸現代女性、虐殺孕婦和兒童，和俄羅斯侵略殺戮中國人的殘酷程度根本不是同一層級。

而俄羅斯雖然占領了西伯利亞/外東北大量土地，但那裏本就是無主之地或遊牧民族混雜地區，人口稀少甚至大片無人區，中原王朝從未實際領有（隻有靠南的一些地區有少數衛所），蒙古和女真/滿洲政權也隻有羈縻和不穩定控製，與漢族主體的中國幾乎完全無關（非要說那裏是中國領土，那也是邊緣地帶的很次要土地），被俄羅斯占領後，對中原和江南等長城以南地區人民也沒有壞的影響。

甚至，俄羅斯的擴張、對包括“外東北”的西伯利亞地區的占領，客觀上打擊了蒙古、女真、鮮卑、滿洲等蠻族勢力，削弱了其地盤和實力，也意味著弱化了其對中原和江南的威脅與統治。而蒙古、女真、滿洲等蠻族勢力對漢族及南方各民族的殺戮、壓迫、長久傷害，都超過俄羅斯百倍不止。顯然，在俄羅斯和蒙古等蠻族之間，漢族應該寧可親近俄羅斯。對俄羅斯打擊這些蠻族，漢人應該加以支持。即便漢人也有所受害，也是一點代價、利大於弊。

而且，俄羅斯帝國在1917年宣告滅亡、沙皇退位，且沙皇在內皇室家族後來被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集體處決。即便算有曆史怨仇，也已了結。

而後來的蘇俄/蘇聯，雖然確實扶植了中共，但也扶植了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幫助中國發動國民大革命、促進中國工人和農民反抗壓迫、打敗和逼走了英法等列強，擊敗割據稱霸的各路軍閥和繼承滿清許多糟粕遺產的北洋政權，促成中國統一。1945年蘇聯出兵滿洲地區，擊敗日本關東軍，促成日本投降。中共建政後給中國若幹經濟和軍事援助，促進中國工業化。而後來中蘇交惡是毛澤東和中共忘恩負義、不講道理。

今日的俄羅斯，因其人口下降、經濟孱弱、並不構成對中國的威脅，其控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等地，還變相削弱了繼承滿清法統和疆域的中共中國的版圖。普京執政的俄羅斯雖然也是不民主的國家，但也比極權的中共多些自由民主成分。而且俄羅斯民族曆經劫難，付出的代價、如今的貧苦，都早已抵消有限的罪惡，更多應該同情而非仇恨。而侵略屠殺中國卻在戰後未受清算、享受侵略紅利、飛黃騰達、國民幸福的日本，顯然才是應該批判和清算的對象。

顯然，相對於全麵入侵中國、到處屠殺奸淫、摧毀中華民國和改變中華命運是日本，俄羅斯給中國造成的損害很小。而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當然傷害更小，還在多個方麵主觀和客觀上幫助了中國和中國人民。而且相對於其他國家可以談判講理處理爭端，日本總是咄咄逼人、蠻橫暴戾。這也正是民國時期世界列強林立，而中國人獨獨厭惡日本、反日情緒強烈、寧可親近英美白人也要反對日帝的原因。而如今的中國人多數仍然厭惡日本而非俄國，當然是基於曆史上日本殘暴行徑和無理態度、如今仍無悔改之意情況下的正常反應。那些鼓吹仇恨俄羅斯的，才是有目的性的誇大事實、煽動仇恨。

而且，現在許多鼓動仇恨俄羅斯、奪回“外東北”的言論及其內容與邏輯，很多恰恰來源於1960-1980年代中蘇交惡時，中共反蘇反俄的宣傳辭令。如“外東北”問題和海蘭泡及江東六四屯屠殺，都是毛時代和鄧小平前期的官方口號。親近日本、對抗蘇聯，同樣是當時中共的國策。

中國許多反共自由派一方麵聲稱反對中共，一方麵卻被中共反蘇反俄宣傳煽動，可謂自相矛盾。而其一方麵以“反對仇恨”為由鼓吹“反對仇日”，另一方麵又鼓吹仇恨俄羅斯，顯然又是自相矛盾。而一方麵支持台獨及中國其他各地獨立、反對保衛釣魚島、反對中共擴張霸淩，卻又鼓吹收複屬俄羅斯領土的“外東北”並不惜對俄開戰，是第三次自相矛盾。這些中國自由派反對派在俄羅斯與日本問題上三重矛盾，以及再細究可以發現的更多自相矛盾，都反映了他們邏輯混亂、也沒有什麽道義良知、為反而反、純粹是五毛粉紅的鏡像。

而當今中共政權雖對俄較友好，也有獨裁政權之間相互聯合對抗美國和西方、維護自身統治的目的，但這並不應該影響人們對於中俄曆史恩怨是非曲直的認知和判斷。

當然，筆者並不反對紀念俄羅斯擴張中對中國人的殺戮事件、緬懷死難的中國人及其他國家族群的人。但這些事件顯然都是局部的、受害人數較少的，與全國各地、全民族共同參與的抗日戰爭完全不是同一水準的事情，紀念抗日戰爭當然要極為隆重。（另外，筆者也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同情和支持烏克蘭的反抗。但這和中俄問題、中日問題，都是兩碼事，都應就事論事評價）

許多中國人尤其自由派反對派人士，以及其他對日本缺乏深入了解的中國人、西方人、各國人士，以為日本早已不是1945年之前那個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擴張國家，而是自由民主體製下高度文明和平的國家。日本的治安和公共衛生優良、經濟文化發達，更讓很多人對此堅信不疑。這樣人們也更不願意追究日本曆史問題，或認為曆史問題早已解決，也不會警惕今日日本。

可事實與這些表象和假象完全不同。首先，日本法西斯在二戰後並沒有被清除，不僅最大戰犯裕仁天皇逃脫審判，其他日本軍政高層、直接參與作惡的基層軍人，大多數都逃脫了審判和懲罰。隻有東條英機等極少數人被判處死刑，而若幹被判處終身監禁和有期徒刑的戰犯，在1954年之前基本都被釋放。而更多參與發動戰爭、殺戮平民、強奸婦女、人體實驗等日本戰犯、戰爭參與者，連審判都沒有（如南京大屠殺首惡朝香宮鳩彥親王、製造新加坡大屠殺的辻政信、731部隊的石井四郎等人，以及許多殺人強奸的低級軍官和普通士兵）。

這些戰犯和戰爭參與者，後來紛紛成為日本軍事、政治、工商、文教、醫療等部門的骨幹成員，上至天皇和首相，中層包括各機構高官、地方要人，下層也在經濟騰飛中成為中產階級。這些沾滿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卻在戰後過得悠哉悠哉、健康長壽。而日本整個國家的繁榮、科技和醫療的發展，也都有從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掠奪受益。尤其日本醫療發達、國民長壽，直接受益於“731部隊”人體實驗和“1644”部隊”及其他類似部隊的生化和細菌武器使用和“戰果”采集研究的成果。日本大眾之所以參拜靖國神社、祭奠戰死日軍，也正是因為他們普遍認為（且其認為的也確實是事實），正是日本軍人的頑強奮戰、從天皇和官僚到士農工商的日本國民團結一心支持戰爭，才有了戰後的美好生活、得到尊重的國際地位。

而國際上，美國扶植日本對抗共產主義，蘇聯也拉攏日本策動其反美，中國的中共和國民黨同樣拉攏日本、朝韓和東南亞各國也有求於日本，日本也沒有了國際上迫使其認罪的壓力。

這樣的共犯體係和國際環境下，日本當然不會像德國那樣悔改，而是迅速走出東京審判時的服軟和懺悔態度，全力淡化、粉飾、美化其從明治維新直至1945年的對外侵略擴張之路。對於滅掉韓國、吞並朝鮮半島，日本稱為“日韓合並”；對中日甲午戰爭和殖民台灣，稱為“日清戰爭（雖這樣稱呼也有道理，但日方主觀上也有美化日本、醜化中方的目的）”並美化殖民；對占領東南亞，稱為“反抗白人殖民、解放亞洲”……

日本也未對中國做出正式、真摯、持續性的道歉。大多數日本人（包括天皇、首相、官員、平民）的疑似“道歉”言論都是非正式的、模糊責任的、淡化罪行的。如日本明仁天皇訪華時以“遺憾”評價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損害。日本一些道歉和反省，也並不明確以中國為對象，而往往是“對（日本在內）亞洲各國人民造成傷害”，混淆加害者和受害者、模糊道歉對象（如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對侵華問題的態度），並以日中“和平”/“友好”/“不再戰”等說辭模糊日本侵華和中國抵抗的正邪之別、逃避自身責任，還反過來借此規訓中國不可報複。

而且日本之前一些時期哪怕模糊的道歉，之後繼任者往往又將之冷藏、既不否認也不認可，也可見其道歉沒有誠意。如1993年日本時任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1995年日本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就侵略亞洲各國問題的“村山談話”，相對誠懇（哪怕仍有保留、不夠清晰）承認日本加害責任和對受害者歉意，以及反省責任、堅持和平的承諾。但之後日本的首相和外相，大都回避“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的內容和承諾。

而日本教科書對侵略中國問題，也充滿狡辯和反複，沒有真誠懺悔。1950-1970年代日本教科書一度稱為“日華事變”並隻字不提南京大屠殺等戰爭罪行，中國改革開放、中日交流密切下，日方才不得已正視和承認侵略，但仍淡化罪責、回避殺戮中國平民問題。雖然再後來不得已在教科書加上了南京大屠殺，但盡可能簡略、少算死亡人數，避免提及大規模強奸婦女和殺害兒童等罪行，通過文字遊戲淡化影響、推卸責任。

且在備受關注的教科書之外，日本官方和民間各界更加回避罪行和美化侵略。如日本各種曆史博物館、神社、曆史文化遺跡、戰爭紀念設施，都竭力回避日本罪行、美化侵略戰爭和日軍。如在衝繩（琉球）關於衝繩戰役的紀念設施，回避日軍迫使琉球平民充當人彈對抗美軍、逼迫平民自殺、強奸琉球婦女等，反而強調守衛琉球日軍的英勇。日本將二戰期間通過奴役中國和朝韓勞工建設的軍艦島、佐渡金山，成功申請世界遺產，卻規避強迫中韓勞工如奴隸般勞動、造成大量死亡傷殘的事實。

對於二戰遺留的“慰安婦（日本強征各國女性為性奴隸）”問題和強擄各國勞工問題，這兩大重要曆史遺留的、曾有相當多幸存者和維權者的問題，日本政府和參與罪惡的當事者都選擇回避責任，日本法院也以“國家無答責”等理由駁回“慰安婦”和勞工要求道歉和索賠請求。雖然同時日本爭取到美國政府為二戰期間拘留日裔美國人而道歉並獲得賠償，卻拒絕為自己更加殘酷的罪行道歉和賠償。

另外，日本各地國立和私人博物館還有數十萬至百萬件數量級的中國文物，包括數萬件極珍貴文物，如王羲之和朱熹等名家的書法真跡、殷商甲骨文、春秋戰國的青銅器，是被日本從甲午戰爭到全麵侵華期間（1895-1945）曆次侵略中從中國暴力掠奪、偷竊、強購而來。其中全麵侵華期間可證實的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就有超過10萬件，以及更多民間保留的中國文物，從未打算歸還中國，也同樣是曆史遺留、仍是現在進行時的問題。

備受關注的靖國神社問題，隻是日本美化戰爭、否認罪行的其中一個案例。其供奉的死者，包括數百萬死於二戰的日軍，且包括數十萬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日軍。而根據各方的信息包括日本軍人自己的回憶錄和供詞，起碼在中國等地的日軍普遍犯下殺人、強奸、放火、搶掠等罪行，如參與侵華的日本兵東史郎在日記中說“一個小隊10個日軍，10個人都參與強奸”。所以即便靖國神社並不供奉那12個甲級戰犯和一千多個次級戰犯，它仍然是供奉了至少上百萬犯下殺害平民、強奸婦女、摧毀民用設施的犯下戰爭罪的日軍、數百萬參與法西斯侵略戰爭日軍的罪惡之地。（其他一些沒有殺戮平民、強奸婦女的日軍，隻是在軍艦上、在太平洋無人島嶼等地，沒有機會和時間殺人強奸，而非善良）

靖國神社的“遊就館（類似於各國烈士紀念館的烈士事跡和曆史背景展廳）”有對日本侵華、太平洋戰爭若幹重大事件的很多描述以及日方觀點展示。其中將9.18事變和7.7事變歸咎於中國軍隊的挑釁，並否認南京大屠殺（將之稱為“南京事件”，並描述為“嚴厲肅清（中國）殘兵”），將二戰中日本軍人塑造為勇敢、有責任心、有犧牲精神的“英雄”。靖國神社門前和內部還有若幹雕塑，將日軍在中國東北、上海、朝鮮半島、東南亞等地的軍事行動刻成英雄形象展示。

靖國神社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參拜，不僅成年男性，還有許多日本的婦女兒童也參拜靖國神社，每天都大排長龍。

而在靖國神社之外、東京和各地的街道，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穿著二戰軍裝、攜帶二戰中的槍支和道具進行遊行、宣傳，還有更多打著“旭日旗”的日本人招搖過市。許多日本人包括老人、婦女、學生、兒童還與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合影和表達支持鼓勵。各地也都有許多紀念二戰並讚美日軍的設施。

當然，日本也並不是沒有承認戰爭罪行和反省懺悔者，但一直是日本的極少數。如日本共產黨一直堅持譴責日本二戰期間戰爭罪行，但其支持率長期不超過5%。另一較願意反省曆史的社會黨同樣支持率極低。主流政黨自由民主黨就是右翼保守政黨，一直淡化和美化日本侵略、回避戰爭罪行。在日本曆任首相中，隻有村山富市和鳩山由紀夫有限度的表達了悔過之意（且均非自民黨籍），其他首相和大多數高官要麽回避曆史問題，要麽還對日本侵略殖民行徑加以美化，並反過來攻擊中韓等國“煽動仇恨”、“破壞友好關係”。

至於有時媒體上看到的日本天皇、首相、官員、重要人物“反省”、“反思”二戰，細看內容就明白，他們隻是對日本民眾“反省”，強調廣島長崎遭原子彈攻擊、東京大轟炸、日裔人士在國際上被歧視等日本人受害情況，而非對中國、韓國、東南亞等受害國家做出“反省”。所謂“反戰”、“和平”，往往也隻是“反戰敗”，混淆是非、模糊正邪前提下的“和平”。

而日本右翼也並不是“一小撮”，根據日本民調、選舉、輿論情況，大多數日本人都持有美化侵略屠殺、否認戰爭罪行的觀點，以及和法西斯分子一體性的情況。如知名導演薑文在拍攝電影《鬼子來了》後接受采訪時就說：“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交往過程中我發現，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大有人在，並不像我們常說那樣是一小撮，隻不過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

而一些人認為“日本戰後是民主國家，不會是法西斯、早已放棄侵略擴張”，就更加荒謬。民主國家的日本，選舉出參拜靖國神社、美化戰爭罪行、強烈反中（並不隻是反共，甚至並不反中共而反中國和中國人）的首相和多數議員，更加反映日本多數民意就是否認罪行和反中的，而非“一小撮人”的把持和煽動。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中，在街頭、集會、媒體上的活躍分子雖然是少數，但其背後是多數沉默的支持者。許多日本法西斯極端分子在日本各地的活躍，基本未受政府和大眾積極阻止，反而是反法西斯和平人士處處受阻（如舉辦反映日本戰爭罪行的展覽會被拒批、被右翼死亡威脅等），也能看到民意偏向哪邊。

民主國家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是對的，它確實比專製國家更加代表民意，但民意並不就意味著真善美，還能體現和發揮人的狂熱、自私、排外、極端。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上台時也獲得民意支持、納粹黨獲得40%選票（隻是後來改成一黨獨裁了）、墨索裏尼的內外政策也獲多數意大利人認可（其戰後臭名昭著，隻是最後戰敗被清算而已，若不戰敗仍然很受歡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的侵略擴張，也都有民意的狂熱支持，如甲午戰爭時日本民眾捐款捐物、日俄戰爭時日人踴躍參軍、侵華時同樣日本大眾狂熱參軍和參加後勤。南京被日本攻陷時，東京街頭掛滿“祝南京陷落”的條幅。

而近年全世界不少民主國家紛紛選出極右翼、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的執政黨和領導人（如美國、匈牙利、波蘭、意大利、印度、土耳其），之前委內瑞拉等國也選出查韋斯等極左民粹領導人，也能反映出民主不意味著帶來和平包容，還可能帶來極端和暴戾。

民主國家也往往更在乎本國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這就意味著它往往比專製國家更加強硬和排外。為了滿足本國選民的訴求，民主政府更不願意犧牲和壓製本國公民。反倒是專製國家往往把統治階層利益作為核心利益，可以無視民意對內壓迫、對外妥協，以換取統治的維係和特權的保障。日本政府之所以拒絕悔罪道歉，正是民意壓力，即便高層政客相對明白事理，也不敢忤逆大眾和狂熱分子；而中共長期壓製紀念抗戰（尤其毛時代），也正是因為可以壓製民意獨斷專行，讓外交政策服務於政權而非國民。

正是日本民主體製下民意基礎，以及日本政軍商科文醫等精英階層廣泛由1945年及之前戰爭罪犯後人充實其中，所以日本才拒絕真誠、實際、徹底的悔罪和賠償，今日的日本是1945年及之前日本的繼承者而非替代者，隻是做了些打扮和偽裝。日本民主政權確實對待國民很好、日本國民之間相互親愛，但這反而是建立在對中國及其他國家和外族人更加蔑視、排斥基礎上、以犧牲他國和異族人尊嚴和利益為前提的。即便不談對他國損害問題，日本的自由民主、人權保障，也並不能惠及中國人，中國人可以學習日本的優點長處，但中國人出於利益並不必對民主的日本有什麽感激和尊奉。

日本不僅在國內保留和弘揚法西斯與軍國主義，還在國際上幹預其他國家、阻止展示日本戰爭罪行。如韓國民間團體推動在世界多國樹立紀念被日本強征為性奴隸“慰安婦”雕像，就遭到日本從官方到民間的強烈阻撓，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和岸田文雄等人都親自幹預和遊說他國，安置雕像的美德澳等國日裔人士也進行訴訟幹預“慰安婦”雕像樹立，有些擬樹立的雕像（如在德國弗萊堡）已失敗、還有已樹立的被拆除（如德國卡塞爾、台灣、菲律賓若幹“慰安婦”雕像”），以及有些在拆除與不拆除中拉鋸（如在德國柏林）。

而更早時，韓國聯合中國及其他多國將“慰安婦”曆史資料申請聯合國世界遺產，也被日方阻撓而申遺失敗。中國民間團體和人士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如著名僧人星雲大師在荷蘭進行為南京大屠殺亡靈哀悼的佛法畫作《屠·生·佛》等宗教與人道主義內容的展覽，就遭到日本駐荷蘭使館的各種阻撓幹預。日本還阻止加拿大等國華人申請將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作為國家官方認可紀念日的努力。（而同時，日本卻在全世界各地宣傳廣島和長崎核爆，且基本未受阻攔。日本還拍攝更多美化、浪漫化侵略戰爭的影片，如《男人們的大和》、《永遠的零》等，渲染日軍的勇敢、悲壯）

而寫下《The Rape of Nanking》、喚醒人們廣泛關注南京大屠殺的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女士，寫下這部書和進行若幹演講宣傳後，就遭到日本右翼勢力、日本政府、美國日裔人士包括親日美國人的攻擊和騷擾，包括侮辱謾罵、寄遞威脅信件、詆毀其道德、質疑其學術能力等。張純如女士最終自殺身亡，有多種原因促成，而日本方麵的騷擾攻擊是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曆史問題、侵略問題，日本當下還廣泛存在針對外國人、外族人尤其中國人的種族歧視和排斥。許多赴日旅遊的中國人都在小紅書等處訴說過在日本被日本人種族歧視的事件。還有不少日本人借助所謂“規矩”，如不能在地鐵打電話、阻止客人在店內吃外帶食物、把在公共場所為手機充電稱為“偷電”等，來特意欺負外國人的情況。

還有一些更加突出的案例，如日本一家名為“中華西太後”飯店，打著“反共”旗號行種族歧視之實。一個日本網紅“原田將大”長期在奈良鹿園以“保護鹿不被踢打”等名義騷擾和攻擊中國遊客，包括欺淩中國婦女兒童。而此人不僅未被日本警察和市民阻止，還有不少人在網上和現實中對其表達支持，今年7月他還選上了奈良市議員，可見其所作所為有深厚民意基礎。

而日本媒體往往也選擇性報道中國籍等外籍人士犯罪行為、鼓動反中情緒，日本議會排外政黨日益崛起、民眾抗議外國人得到“特權”、政府取消外國人留學生獎學金等。日本的警察、政府人員、機場管理人員等，也有不少針對中國人的歧視、刁難、選擇性執法、不作為等行為。這些都反映了日本的種族主義和排外的興盛。

這一切都證明，日本並未與1945年及之前法西斯主義、對外侵略擴張、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真正切割，而是充分繼承了1945年之前的邪惡。隻是由於塑造國際形象、中韓美等國一些壓力，用“和平”、“民主”、“人道”的表象掩蓋住了其累累罪行和不悔改的立場。當日本不僅不切割、還公開繼承1945年及之前曆史遺產、主動將侵略時代與當代進行深度連接，中國及其他二戰反法西斯國家更不應該將當今日本與曆史上的日本當成兩個完全不同的實體對待，而應正視並明確二戰及戰前日本與戰後至今日本存在的繼承性，包括其體製、成員、價值觀、利益、責任的多重繼承性。

而日本的高度發達、文明、繁榮，既建立在1945年及之前數十年侵略和掠奪，又通過戰後處於國力和經濟的相對優勢地位對弱勢國家的剝削，才得到的，踐踏、掠奪、剝削的是他國他族他人（雖然戰後日本的對外經貿和援助，客觀上對中國、韓國、東南亞經濟發展也確有一些促進和貢獻），發達、文明、繁榮，以及自由民主法治的得益者，是日本人自身。這樣緣由促成的發達文明繁榮的日本，不僅不必讚美（當然可以就事論事技術性稱讚，但不可從本質上崇拜尊奉之），還應當批判其殖民掠奪的罪惡、給其他國家人民帶來的苦難。

雖然目前日本沒有對外軍事擴張，但未來是否重現當年侵略朝鮮半島、中國、亞洲，甚至試圖“八紘一宇”征服世界的侵略行徑，是不確定的。日本本土狹小、地震災害頻發，讓其一直有侵略他國、占領本土之外區域的強烈企圖。而隨著世界各國右翼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興起，全球重新走向叢林化，以及氣候危機破壞生存環境，各國間戰爭增多，日本再次成為侵略擴張的帝國可能性很大。而且由於朝韓和東南亞國力較弱，難以抵抗日本，中國內部矛盾劇烈且很多親日派、俄羅斯也在衰敗、美國在收縮力量，都給日本再次擴張的機遇，且多數國家難以抵擋。這樣情況下，中國在內曾受日本侵略和傷害的國家，更應對日保持警惕。

許多中國人尤其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之所以選擇親近日本、淡化甚至洗白日本侵華，並反對紀念抗日戰爭，還支持日本右翼及日本政府與民間的反中排華，其動機和理由是，中共專製壓迫中國人民、危害亞太和平、侵略世界，而日本是民主國家、是“文明”和“正義”陣營，所以應該支持日本聯合美國、歐盟、澳洲等民主國家打壓中國，也就能推翻中共、讓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捍衛世界和平。

這又是從事實認知到價值判斷的全麵錯誤。首先，除了極少數真正在乎和致力人權事業、且不分族裔和國界博愛各族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官方、主流政黨、主要政治人物、社會精英、庶民大眾的絕大多數日本人，根本不關心中國人權問題、不在意中國人民的苦難。甚至在中日紛爭下，許多日本人還對中國人的苦難幸災樂禍。

相對於美國、英法德、加澳新等西方國家經常就中國人權問題發聲，包括營救和安置流亡政治犯、大使館公開紀念六四事件、對中國人權問題發表聲明、部分的將外交經貿等與人權掛鉤，民間組織和新聞媒體也頗多對中國人權和民生有長期的報道、同情關懷、協助（雖然也都很有限），日本在這些方麵長期是沉默的，或僅僅功利性而非真誠的關心的。

而日本一些政黨、少數名人、民間組織有時雖也提及中國人權，隻是為了給中國施壓、讓中國減少對抗日戰爭的紀念和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譴責，以及分化中國人，讓日本可以從中漁利。還有，日本較為強烈關注的“中國人權”，往往是新疆、西藏、內蒙古、香港、台灣等邊緣地區、與中國漢族身份認同迥異區域的人權狀況、族群關係情況，其目的是利用中國少數族群來瓦解中國、製衡主體人口漢族人，是非常功利的，而並非真心出於人道主義和正義感。

這樣的行為和目的，同樣繼承了1945年及之前日本對中政策，即發現和利用中國內部矛盾，有時還加以激化，讓對立雙方都有求於日本，相互衝突無法團結對抗日本等外敵，日本從中得利。如日本和滿清爆發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日本就利用漢族反滿情緒和滿清防漢心態，發布《告十八省豪傑書》等方式，迫使滿清為統治穩定，對日妥協、割地賠款求和。晚清和民國初年，則同時和滿洲貴族集團與漢人革命黨保持合作關係。漢族主導的民國穩定後，日本又策動滿蒙“自治”和獨立，還滲入疆藏和回民區，以圖打造對漢族民國的包圍網。日本侵華和戰後，日本又利用國共之間的矛盾，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對日妥協、拉攏，日本坐收漁利。

日本也擅長打著一些虛假旗號，來行侵略破壞之實。如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有時打著“打擊共產黨、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的旗號，有時又聲稱為打擊“鼓動反日排外、英美傀儡、腐敗的國民政府（參與侵華的日本左派還聲稱打擊蔣介石是為了“反法西斯”）”，以及說自己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等掩飾真實目的。而日本無論打著什麽旗號，本質都是為了侵略和殖民中國（包括直接殖民和間接控製）、剝削壓迫中國人民、主導東亞和亞洲霸權、為日本掠取利益、讓日本人享受侵略和殖民紅利，且都伴隨著對中國人的屠殺、壓榨、奴役。

而當今日本以“反中共”等名義的各種對抗、圍堵、打壓中國的主張和行為，與之前一百多年相比可謂“換湯不換藥”，甚至“湯”都不換，仍舊以反共之名掩蓋反中之實。日本利用自身在西方和自由民主陣營的立場優勢，以“民主對抗專製”、“防止中國侵略擴張”為理由，來壓製中國的發展、削弱中國影響力，以圖維護日本在亞洲的主導地位和利益，也以此抵擋中國對於日本二戰戰爭罪行的聲討和追責。

筆者一直追求中國民主富強、國民幸福，並認為民族、民權、民生，缺一不可，且認為民族（漢民族主導的中華）議題方麵要相對優先。但如果日本真的願意努力結束中共極權暴政、促成中國民主自由，並在其中起到關鍵性作用，筆者也不反對在一定時期內降低或擱置對抗日的紀念。之前的1980-1990年代，中共政權/中國政府為中日經貿關係和日本經濟技術援助，強烈壓製抗戰紀念和追責，筆者雖不樂見，但是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麵對赤貧的人民，解決民生困苦，比曆史責任和記憶更急迫。

但關於中國民主化問題上，即便不紀念抗日戰爭，日本也不能且不會真正幫助中國全境實現自由民主。對中國的戰略圍堵、經濟製裁，甚至軍事攻擊，還會讓中國人民遭受中共之外又一層壓迫，雙重壓迫、雙重傷害。即便客觀上打擊了中共，但中國國家和人民更受損害，中共也不會因日本對中國的敵對和壓力而垮台（即便未來垮台，也是其他原因促成）。

既然如此，在無法實現中國民主化目標情況下，為什麽還要舍棄對抗日戰爭的紀念、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譴責呢？兩件大事失去其一，就已經痛苦不堪，為何還要再棄另一者，如斷一臂後再自斬另一臂？何況如前所述，正是日本摧毀中華民國，中共才能趁機奪權執政；日本和中共幾十年狼狽為奸勾兌合作，才讓中共不斷續命。這就更多了（而非更少了）紀念抗日戰爭、譴責日本罪行的理由，批判中共的中國反對派，比一般人應該更積極、更投入紀念抗戰和譴責日本才對。

中國反對派人士如果對日本那些表麵正義的偽詐口號信以為真，被日本右翼和偽左翼的政治狗哨迷惑，那就上當受騙了。雖然可悲的是，中國反對派中已經有許多人親近日本、為日本侵華洗白、阻礙對抗日曆史的紀念，已經上了“賊船”。

當然，中共、中國建製派也一直與日本保持密切往來，並整體壓製和限製抗日紀念與對日追責，以換取日方帶來的經貿利益、文化資源、外交支持（尤其拉攏日本對抗美國）等。今年抗戰勝利80周年，日本石破茂政府公開在國會質詢中否認《中日聯合聲明》的法律效力，還否認在中日外長會談中“尊重和理解”中國在抗日戰爭問題上的立場，而中國方麵對此卻異常低調，沒有就這兩件事加以批駁。顯然，中共迄今仍然在對日妥協、軟弱，以換取日本在內憂外患下仍然支持中共政權。

現在的中國對日關係、日本對華策略、中國各派對日態度，和百年前及數十年前是相似的。無論執政者還是反對派，為了自己派別狹隘的目的、團體和個人的私利，都拉攏和討好日本，且為此不惜放棄曆史追責、壓製或阻撓抗日紀念、有意邊緣化甚至詆毀聲討日本罪行的人士、踐踏民族尊嚴和國民情感、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這確實是悲哀的現實，也是中國一直無法正常紀念抗戰、追責日本、為受難者討還正義的重要原因。

前麵七部分，已經基本對於那些反對紀念抗日戰爭、質疑抗戰紀念必要性、阻止宣傳南京大屠殺和731、淡化和回避抗戰及日本侵華罪行的各種說辭進行了批駁。其實，前麵就事論事的批駁，並不能改變如今許多中國人無視或反對紀念抗戰的態度和行為。因為他們中起碼一部分人，是並不在乎事實本身，也不是就事論事來評價抗日戰爭及對待抗戰相關問題，而是因為自身的身份、人生境遇、價值觀念、其他訴求，以及社會現實情況和種種抗戰問題之外的因素，讓其被外部驅動、自身也半主動的如此態度和行為的。

中共建政以來，長期實行嚴酷統治，毛時代殺害和致死幾千萬人，讓大多數中國人處於赤貧和難以溫飽狀態，國人相互殘酷鬥爭、互信和道德蕩然無存，還破壞了中國人尤其漢族人的身份認同、文化傳承、共同體秩序。而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包括胡耀邦-趙紫陽時期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雖然發展了中國的經濟，但也造成了貧富懸殊、腐敗墮落。人們普遍喪失信仰、沒了良知，一心為了利益和肉欲，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

而習近平統治以來，結束了之前政治有所寬鬆的狀態，進一步扼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政治改革停滯、分配改革有名無實，階層固化越發嚴重。這些年中國社會充滿不公平，但人們又沒有正常有效渠道反抗，乃至發聲都被禁製。而2020-2022年三年新冠“清零”政策更是極大侵害人權、民生凋敝，中國從國力上升轉為經濟下行，更多人感受到痛苦甚至絕望。即便不談自由民主問題，“衡水模式”高壓教育、“996”式的辛苦工作、“月入3000”的微薄收入、高昂的教育醫療住房開支，就已讓大多數中國人辛苦又痛苦的活著。底層赤貧者更加糟糕，農民基本養老金僅120元人民幣左右，許多老人在貧病交加中自殺。

以上這些，也都反映出代表中國國家的中共政權/中國政府，與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並不一致，甚至是相背離的。中共政權的強大，並不能為中國人民帶來好處，隻是為中共權貴更加巧取豪奪提供保障。中共權貴與人民當然也是對立狀態，而不是正常民族國家那樣上中下階級相對團結互通的情況。人民沒有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也對國家利益、民族敘事缺乏興趣，連帶對紀念抗日戰爭等有益事情也厭惡和否定（何況中共確實有利用紀念抗戰為自身貼金的目的，更引發許多民眾逆反）。

而由於中共政權殘酷統治，以及許多其他內外因素，中國國民之間（也包括海外國人和海外華人之間）存在嚴重的內部矛盾和互害，國人缺乏共同認可的道德準則和共同遵守的社會契約，在貧窮、無法治、殘酷競爭中相互傷害，且往往不擇手段、沒有底線，到處是欺騙和背信。正常國家民族的同胞，本來應該互助大於衝突、愛大於恨、在共同體內感到家的溫暖。但中國人之間則是衝突大於合作、仇恨超過親愛、沒有共同體或隻有虛假共同體，飽受同胞的虐待。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國人當然不會對同胞有關愛，並發散到對所有中國人乃至曆史上中國普通人的恨意，對外敵殺戮國人不僅不痛心疾首，還暗暗歡喜甚至公開拍手稱快。

中國許多民眾都不滿於中共政權、也痛恨既得利益者，那些過得幸福的國人不願理解、更不關心不幸的那部分同胞，社會撕裂，不同階層和身份的人們相互仇恨和對立。許多中國人從同胞那裏，經曆的不是幫助而是坑害，感到的不是溫暖而是冷漠，國人之間也沒有共同遵循的公序良俗，為私利坑害別人且沒有底線，惡性循環下同胞之間隔閡與仇恨越來越深。那些失意者、絕望者，以及不認同如今官方“主旋律”的中國人，無法推翻政權和改變現實，也不能精準報複傷害自己的具體人，就逐漸轉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無差別仇恨、對民族曆史的否定和虛無化、玩弄民族傷痛和嘲笑死難同胞，以及與中共和政府故意唱反調（敵人支持的就反對、敵人反對的就支持）。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也被普遍忽略的問題，即占中國人口90%的漢族人，大多數都沒有清晰和堅定的身份認同，並沒有與其他漢族同胞互相愛護、相互支援、同生共氣，漢族人也沒有真正的民族共同體。真正有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的人，一定會對民族是上的大事格外關心，也一定為曆史上受難的同胞哀戚，也一定為反侵略英雄肅然起敬。但如今的許多漢族人，不在乎抗日戰爭犧牲者，即在於其沒有民族的歸屬和情感。當這些人不願意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場，甚至有意站在敵對族群一邊，那麽對於抗日戰爭議題的任何討論，即便看似就事論事，也會以各種理由反對和淡化紀念、以各種借口為日本洗白。

當今的漢族中國人普遍沒有共同的信仰和默契，對於當下同胞的情感和利益都不能尊重和互助，更不在乎曆史上漢族同胞的苦難。多數漢族人一盤散沙、自私自利，還為私利坑害同胞。還有一些漢族人成為逆向民族主義者，親近歐美、日本、滿蒙港台疆藏等其他各國各地各族。這就不僅不能共情同胞、記憶曆史，還站在對立麵一邊仇恨漢族、嘲諷漢族人曆史上遭受的苦難、屠殺、抵抗。

而漢族之外其他少數民族，除少部分民族（如朝鮮族）曾積極參與抗日戰爭，大多數非漢少數民族並未有漢族在日本侵華中的犧牲烈度、抗戰中的出力程度，其中有些族群當年更多倒向日本（如滿族、蒙古族、鄂倫春族等），有的族群還有很強反漢和對中國的離心傾向（如維藏族群），還有的曾在抗戰中參與和貢獻很大但當下處於被壓迫狀態（如回族），就更加不願意紀念抗日戰爭，甚至有動機美化日本侵略。當然更多是對抗戰無感，除被官方組織參與紀念抗戰活動外，普遍沒有自主積極的參與紀念抗戰。

至於“中華民族”，是基於國籍所構建的多民族聯合體，缺乏真正的曆史基礎和共同體凝聚力，並不能讓漢族及其他各民族有認同感、團結心、為此付出感情與血汗。而當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並不是漢族及其他許多少數民族真正的家園，中國大多數民族的多數成員，大多數民族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有真正的歸屬感、認同感。而“中華民族”內部各族群，相當一部分都有根深蒂固的曆史仇怨和現實矛盾，不僅不能真正團結（隻能在中共高壓下表麵和諧），還相互鬥爭，讓中國內部更加撕裂和不安。

不僅民族認同問題，中國各種政治派別和社會勢力，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如中共政權支持者和反對派、建製派和民粹派、左派和右派、激進派和保守派、自由派和威權派、體製內與體製外、精英與草根、男性與女性，以及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出身者，以及各派各行業各勢力內部，都矛盾激烈、黨同伐異、相互殘酷鬥爭、你死我活，普遍將自身利益、派係立場、個人訴求，置於國家人民利益之上，並不惜勾結和依賴外敵、使用破壞性方式，損害和出賣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存在、尊嚴、利益。

而且因為中共政權的惡政，以及五毛粉紅（中共支持者）無論是非的擁護，以及他們對西方/外國的無腦詆毀，也就催生了另一種與其立場相反、但本質相似的人，即凡是中共支持的就反對、凡是中共批判的就讚美，一切故意“反著來”。而事實本身則變得無關緊要。而隨著中國社會矛盾激化、中共和五毛粉紅有利於蠻橫無理，反對派也越發極端化、“兩個凡是”立場和言行的也越來越多。知乎上就有人評論到“如今中國，隻有兩種人，支持政府的，反對政府的”，而缺乏基於事實和是非本身評判事情、決定態度和如何對待的。而試圖中立公允闡述事實、同時批判中共和日本的、基於事實調和爭議的，越來越被排斥和邊緣化。

正是這樣的曆史和現實背景下，許多中國人不願紀念抗日戰爭，因為他們要麽自身生活痛苦、貧困、周遭充滿冷漠，憤慨於無人關懷他們、無人照拂他們的權利和關切，無心也無力關心紀念80年前的抗戰、日本侵華的死難者；

要麽自身及家人更多經曆文革、六四、新冠清零等中共統治帶來的創傷，更在意這些曆史而非更遙遠的抗戰（畢竟中共迫害人權的事件相對較近，還活著的親曆者、幸存者更多）；

要麽沒有民族認同（尤其漢族人缺乏漢民族認同）和身份立場，自身價值觀是反民族的自由主義者、醉心於“民主對抗專製”邏輯而不關心國家民族曆史者，排斥民族敘事，也不關心80多年前“與自己無關”的人，無論具體事件正義與否、價值如何，以“反對仇恨”、“反對極端民族主義”來行精致利己之實；

要麽遭受政府和同胞傷害、四處求告無門，還遭到“維穩”和報複，忍氣吞聲苟且存活，內心充滿怨恨，不僅不痛心於同胞被外敵殺戮，還幸災樂禍讚美屠殺、傷口撒鹽，以抒發憤懣和怨毒

要麽因為反感中共統治、宣傳、內外政策，幹脆對中共一切行為都條件反射式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既然中共紀念抗日戰爭、讚美抗戰英烈、批判日本，那麽就反對紀念抗戰、詆毀抗戰犧牲者、讚美日本……

以及許多人同時有以上經曆、價值觀、立場，混合在一起更抗拒紀念抗日問題。

所以說，許多中國人不願紀念抗日戰爭，有著複雜和深層的原因/問題，這些問題不能解決，也就沒有民族凝聚力，無法對曆史上同胞的苦難與抗爭產生真心的感情和銘記意願。

從一方麵說，紀念抗日戰爭與當下人權民生問題是兩碼事，不應該因一者影響另一者，紀念民族英雄和罹難者也不應以績效和功利態度看待。但另一方麵，現實的種種不公義、生活的苦難、同胞帶來的傷害，確實讓許多國人喪失了記憶曆史能力和同情抗戰受難同胞的意願。相對於日本人等外國人，當代中國人遭受的大多數傷害確實來自中國人。客觀說，對於許多痛苦的尤其飽受迫害的中國人，也不應苛責。

相對於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2005年）、70周年紀念（2015年）時中共執政者、反對派、人民大眾都較願意紀念、態度冷淡者也較少阻止的情況，今年（2025年）的抗戰勝利80周年紀念遭到更多中國政治反對派、自由派、反共人士的攻擊，紀念更加受阻，也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下難以避免結果，是中國悲劇曆史的延續。中國若不能實現自由民主，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不能相對一致、國民的民族民權民生的觀念不能真心覺醒和實踐中真正實現，紀念抗日戰爭及其他內外重大事務，都會廣泛出現冷漠、阻力、破壞。

不過，許多中國人不積極參與紀念抗戰尚可理解，但若背叛漢民族、仇恨同胞、洗白侵華、侮辱抗戰犧牲者，那無論如何也是不可接受、不能原諒的。他們這種恨國和潑汙抗戰犧牲者的行為，也並不會換來對中國人權的促進，更不能推翻中共專製和帶來民主幸福，更增加了民族的苦難與同胞的離心，更不利於中國走出困境和人民自由解放。當然，對於沒有任何民族意識甚至對本民族/漢族充滿仇恨的一些中國人，他們也不考慮這些利弊，隻是借解構抗日戰爭、嘲笑死難者，來發泄自身憤懣、抒發其邪惡情感，並不能通過規勸改變。

第九，如今中國現實確實不利於紀念抗日戰爭，內憂外患、社會撕裂下必然諸多阻撓和種種離心。但紀念曆史、銘記國殤、吊唁先人，是國人應有情感，也是應盡之責。作為中國人、漢族人、中華認同者一員，無論現實風向潮流如何，都應從心到行紀念抗戰、告慰逝者。

根據以上闡述分析，當今的中國確實麵對諸多憂患，尤其內部矛盾劇烈、社會撕裂、國民身份認同混亂，思想潮流和輿論風向也是黑白混雜且不利於中國和人民，導致許多人不僅沒有意願紀念抗日戰爭，還以種種理由/借口阻撓和詆毀紀念抗戰的行為乃至抗戰本身，甚至洗白日本侵華。

而如果中國社會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緩解、中國沒有根本性的有益變革、中國政府和人民利益不能一致、中國人尤其漢族人不能有清晰正常的身份認同、人民生活繼續痛苦，那麽無論現在還是未來紀念抗戰，都必然麵對諸多麻煩和阻力。這些麻煩和阻力有些來自日本等外部，更多則來自中國內部、全球華人內部，且內部破壞更加防不勝防、難以杜絕。

而那些拒絕紀念抗戰甚至破壞紀念、詆毀抗戰的國人/華人，往往出於立場、經曆、利益、被洗腦等，很難改變其對抗戰的態度，不能指望通過講道理說服和改變。

在這樣的情形下，正常的、有良知和正義感的、有民族情感的、在普世人權基本底線之上的中國人與海外華人，尤其漢族人民，要明晰身份認同、明辨是非、堅守良知，不應被各種幹擾破壞而影響對抗日戰爭的認識和對抗戰犧牲者的緬懷。

在思想混亂、濁流遍地的現實下，人們更應該明辨是非、堅持原則，以各種方式堅定的紀念抗日戰爭，銘記中國國殤和億萬受難同胞。例如向國人和世界人民宣傳抗日戰爭、宣講中國人民在二戰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付出和卓絕貢獻，讓世人都知道二戰後和平繁榮皆有當年中國抗戰反法西斯者的功勞。

即便做不到這些，哪怕隻是在心中為抗戰受難者和烈士們加以銘記、默默表達哀思，也盡了心，讓烈士和死難者靈魂有所安慰。在民族繼續處於苦難、內外交困狀態下，每個成員/同胞/人都仍然傳承民族曆史、告慰逝者、守護正義。這樣的紀念基於抗戰本身的重要、對犧牲者理所應當的緬懷，並不是出於任何其他動機。

這樣的各自堅守和紀念，確實是不如沒有破壞和歪風惡氣影響情況下，萬眾同心的、極為隆重的、毫無保留的紀念抗日戰爭、緬懷抗戰受難者和英雄烈士。在混亂、汙濁、敗壞的當今中國、當下世道，隻能退而求其次，每個個人以光明的心地、最簡單的善惡標準、樸素的感情，為那些在抗日戰爭中遭受巨大苦難的先人奉上真誠的哀悼、向犧牲的抗戰英烈致以崇高敬意。這也是對抗戰結束後數十年被拋棄、侮辱、踐踏的抗戰犧牲者與幸存者們微薄的彌補、遲來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