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1976年雖然天災人禍不斷，下半年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我也趁著那一波潮流，改變了人生的方向。
凶狠的上司
當時的我，在晉東南山溝裏的三線工廠，身兼播音員/打字員/電話總機接線員。本來應該是三個人的工作，因為原來在崗的三位“美女”，都有“硬後台”，互相不服，憋著氣明爭暗鬥，常常耽誤公事。為了平衡起見，領導就把她們三人統統調走，派我一個人去做三個人的工作，隸屬於廠辦公室和宣傳科。
其實工作也真沒有多忙，所以每年“支農”，要求每個科室必須排一個人下鄉的時候，兩個科室隻要派我一人去，就同時滿足了兩個科室的名額。通常我也下去沒幾天，就會因為工作需要被調回來。
我工廠的上級領導是四機部。有一次部裏派了一個人來視察工作，我還兼任了招待工作。記得他非常驚訝我們廠的“精兵簡政”。他再到別的廠子視察時，常常表揚我“一個頂三個”。害得另外幾個廠的播音、打字、接線員都生我的氣。
雖然部裏對我印象好，我卻和自己的頂頭上司— 辦公室主任“相衝相克”。他在廠裏是“第一狠人”，整人從不留後路的。因此他常被人咒“斷子絕孫”，他們夫妻沒有生養，一兒一女都是領養的。他也算是老革命，隻不過在打仗時，他蟄伏在山溝裏，等大局已定，就興衝衝地跑出來殺反革命，對殺人還上了癮。他常吹噓他如何揮舞大刀或者按動扳機，說“那河灘上滿滿地躺著死人，河水血紅血紅的……”。
見我對他的“英雄事跡”沒有反應，甚至露出厭倦的表情，他就很生氣，開始挑我的毛病，比如嫌我穿得不體麵，對領導的話反應不積極等。 粉碎“四人幫”也沒能令他有所改變，依然又“凶”又“左”，還常常偷我辦公室的設備零件，比如趁我不在時，拔下電子管什麽的，用去改裝他家的收音機。
當他聽說我想考大學，立刻安排了兩位親信來接替我，隻不過那兩人都反應比較慢。辦公室李秘書一直和我關係不錯，重要的事還是找我，說懶得“招呼”那兩位。
抓住唯一機會
1977年秋天，中央台發布大學要恢複高考的消息時，我的直覺告訴我：必須要抓住這次機會。我受的教育隻到初中一年級，而且我已經老了（24歲）。這一年報考大學的年齡上限是25歲，25歲以下可以自由報考，25歲以上必須要工作單位同意和推薦（辦公室主任是絕不會推薦我的）。這次機會，是改變我命運的“及時雨”，但也是“末班車”。
山西人多偏向保守，不願意當“出頭鳥”。廠裏的人們都認為我考大學沒戲，是瞎折騰。比我多上了幾年中學的人，專門來考我一些數理化方麵的問題，都說我的回答太不靠譜，勸我不要“自討苦吃”。我知道他們都是好心，不過我已經把話放出去，上司也對我不滿，借機在驅逐我，讓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在窮鄉僻壤，找不到複習考試的正規資料，我就“漫天撒網”，隻要發現別人有考題，不管青紅皂白抄下來再說，短時間內竟然也搜集了幾百上千道題，然後生吞活剝地死記硬背。當時記憶力奇好，也不過一、兩個星期，把這些題背下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後來考完試上大學之後，才發現那些題目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答案是錯誤的。
至於有哪些學校到這山溝裏麵招生，也無處得知。隻是有一次去縣城辦事，看見電線杆上貼了一張大學的招生廣告。我就大概記下了大約十來所學校的名字，至於哪個學校是什麽係，招幾個名額，我統統不知道。
優秀的補習老師
我在縣城培訓期間，聽說政治考試中，會考到馬列主義哲學，而且占比重會比較大。我根本不知道什麽是哲學，加上老眯時不時在我耳邊嘮叨幾句“哲學”，就以為“哲學”是和中國道教類似的、一些五迷三道的東西。
我父親為此專門托人，找到了原來他大學裏麵的學生，他當時在縣城黨校教馬列主義哲學。這位名牌大學哲學係的畢業生，貌不驚人，卻有大智慧。我請他幫助我惡補哲學，我是“病急亂投醫”，卻碰上一位極其優秀的老師。他不但有紮實的學問，也有應對“實戰”的策略。跟我聊了三、五句，發現我對“哲學”一竅不通，不可能在幾小時之內補好課。
他直接對我說：“你現在從頭學是來不及了，我們現在有三個小時，我用一個小時給你啟蒙和講概述，另外兩個小時給你押題，妳隻要記住這四道大題，懂不懂沒有關係，把今天我說的話統統背下來，包你考試過關。而且，我也敢保證，一定會考到這四題中的一或兩道，會占總分數的35-40%”。
我認真聽講，三個小時之內大有斬獲。那時候記憶力超強，沒有筆記，回去之後就背下了那四道題和答案，什麽其它資料也沒看，反正也不知道該看什麽。後來果然讓他說中，我背的題用上了，而且那道題占了政治考試40%的比重，後來我的政治考分比其他幾門都高。多虧這位名校哲學係的高材生。
令我汗顏的是，那時候去一次縣城太不容易，考上大學後，我離開的匆忙，竟然沒有去向他當麵道謝，真是太失禮了。
我尊敬的右派老師
我那時候還認識了一位縣中學的語文課李老師，他為人善良誠懇，可惜的是上大學期間趕上“反右運動”，說了兩句實話，就成了右派。不過他被發配到基層之後，因他學問好、人品好，和大家的關係也很好。
我去找他，本是想請他給我補課，沒想到變成了閑聊。他很有民國風範。他夫人身體不好，需吃中藥調養，他每天都在一個中藥鐵桕子上碾中藥，兩手握住一塊像舉重的杠鈴片一樣的東西，在桕子裏麵咯噔咯噔地來回滾。我就坐在旁邊，聽他閑聊，一次課也沒上過。到考試前一天，他說，咱們忘了要複習功課啊，不過也真沒什麽好複習的。考完試告訴他考題時，才知道有些複習題的答案本身就是錯的。
就這樣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撥亂反正之後，我離開山西去大連上大學。他得到平反，被調回太原，還是山西省的政協委員。他是大連人，他父親從滿洲國時期就在海關工作，經曆了三個朝代（滿洲國、國民黨、共產黨）。
他回家看老父母的時候，還到學校來看過我。記得當時我帶著他參觀校園，他聽見有幾個同學在小花園裏麵背英語句型“what is this?”“who are you？”就非常困惑地問：“大學不是很高雅的殿堂嗎？他們背的是……”。我知道他在偽滿洲國上小學的時候，就學過這些句型，就趕快解釋說，有些人像我一樣，原來是學俄語的，到大學從頭開始學英語。我到美國之後，也給他寫過一封信，後來因生孩子、上學、搬家，常在忙亂中，和他斷了聯係。
考完試之後，托人輾轉打聽到了考試分數，雖然絕對值不高，卻比平均值高出不少。可見當時有不少人，和我同樣，都是本身知識水平雖然不夠，卻勇於抓住機會闖關。當時好像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到了岸邊很多人不敢上，敢上的雖然大部分都掉下去了，不過還是有人能過到對岸。以後造了新橋，卻不是誰想上就可以上的了。
我是冬天在北京探親期間，收到廠裏宣傳科的李幹事打來電報，說我被錄取了，讓我回去辦手續。從此我離開山溝，走向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