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與共濟會 世風日下（下）

上回說到曾國藩左思右想之下，還是保大清江山風險最小，利益最大化。因此以殺降甚至屠南京城以表忠心。如果曾國藩還要儒家這個招牌，那麽出自他門下的李鴻章就是赤裸裸以利為先。

據蕭一山的《清史大綱》總結，李（鴻章）居當路,凡四十年,自視太高,與其故裨將,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津要，委以巨任，不問其才之可用與否。又好以利祿驅眾，亮節之士，多不樂為用(見《清史稿》)。所以沒有培植什麽人才出來。這是他緩急莫持、貽誤事機的最大原因。而且他的同鄉觀念很重，光緒元年，他到北京人覲，候鄉試恩科發榜，安徽竟無一人，他就怏快口出怨言。曾國藩雖亦利用鄉土觀念，但隻是為打仗團結，絕非植黨聲援，他命李鴻章留淮軍以平撚，把自己的湘軍撤了，又重用塔齊布(滿人)、多隆阿(蒙古人)、鮑超(四川人)、李孟群(河南人)、褚汝航(廣東人)及保薦沈葆楨(福建人)等，都可以見出他的襟懷。李鴻章重視部屬鄉裏，才造成袁世凱、段祺瑞的北洋係，為中國軍隊添封建割據之觀念，為中國社會長貪汙循私之風習。

因此，諸君就會對李鴻章出賣山西煤礦從中牟利就不奇怪了。據《山西保礦運動曆史研究：專家論文集》，史佼隴先生在查閱一百年前大量英國檔案與中外報紙報導資料的基礎上，撰寫了兩篇考證性論文，即《山西保礦運動幾個主要曆史事件的考證》和《關於保礦運動的部分外文資料、圖片及譯文》。

史佼隴先生從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存檔》中查到，1899 年4月6日，李鴻章給福公司大股東羅斯柴爾德寫了一封書信(英文)。現將史佼隴翻譯為中文的李鴻章書信展示如下:

尊敬的羅斯柴爾德勳爵:

我要感謝閣下1月20日的來信中對北京辛迪加所持的讚成意見。閣下所提及的特許權的某些條款，應該有實質改變。這些事項會被安排，而且所有的困難將被排除，因為現在各方麵均公認這家企業必須建立在一個實際 工作的基礎上。（英文原文與翻譯附於後）

從李鴻章的書信中看到:

一 北京辛迪加(福公司)想得到中國山西、河南等地煤、鐵礦的(采礦)“特許權”，是李鴻章安排清廷總理衙門辦理的，而且明確承諾，“所有的困難將被排除”。讓英得到“特許權”。

二  “辛迪加可依賴我的支持，這種支持或許對辛迪加在華的成功是必要的。”李鴻章坦言，英國福公司在大清的成功霸礦，和他的支持分不開。

三 “ 經由利潤分享，大清朝廷成為辛迪加真正的隱形搭檔。”大清朝廷是福公司隱名股東，沒有史料可查。而有曆史資料顯示，李鴻章於寫此信的當年，就通過匯豐銀行匯款4203英鎊(約4萬兩白銀)購買了福公司股票。從這樣大費周折地將款項匯往國外，完全可以明白，李鴻章絕不可能是為大清朝廷購買福公司股票。

正因為李鴻章是福公司的“股東”，是霸占山西、河南等地煤、鐵礦采礦權的利益占有者。所以，他借著執掌清廷大權的條件，為英國福公司撐腰、辦事、提供支持。是名副其實的“ 以權謀私”的賣國行徑。

四 “為了雙方的利益，這一切表明大清朝廷和辛迪加之間親密關係的必要性。”“我強烈推薦勒.康門鬥多.羅沙第先生成為董事會一員，並專門負責所有中國的公共和內部的各種利益。”“與他會麵並在該方麵協助他，將使我非常喜悅。”

從中看出:李鴻章與英國辛迪加( 福公司)的關係是非常“ 親密的”。正因如此，“強烈推薦羅沙第為董事會成員”，目的是為了保證英國資本家與他本人在辛迪加(福公司)的經濟利益。李鴻章並厚顏無恥地表白:“協助他將使我非常喜悅。”

現在諸君可以明白為何李提摩太，這位最後被女王和英國共濟會授予33度會員，馬耳他騎士勳章，在中國一直得到李鴻章的幫助。從寫介紹信，幫助運輸救災捐款，在北京指點門道應該見誰，見麵後要注意什麽到最後還任命他到天津擔任《中國時報》中文版主筆，從此掌握輿論機器。可以說，沒有李鴻章就沒有李提摩太在中國的成就。

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資料可以發現，李鴻章在1896年訪問英國時，就與羅斯柴爾德爵士建立了私交，李鴻章還親筆簽名贈送給了羅斯柴爾德爵士一張自己的照片。估計加入共濟會也是順理成章的。

關於英國政府在中國的利益代表--福公司，即北京“辛迪加“，據史佼隴展示的曆史資料發現：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駐天津的英團領事以’養鴿子”，疑與義和團拳匪相通“為由，親自帶兵人室。將大清國有”開平礦務局“督辦張翼逮捕。張翼的德國顧問德璀琳入獄探視，建議將開平礦務局置於英國的保護下，掛上英商墨林公司的招牌，同時拿出他自己寫好的“保礦手據”，讓張翼簽了字。同時德璀琳委任自己為開平礦務局總代理人，與墨林公司兼駐天津代理人、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密謀，誘騙張翼。由德璀琳代表開平礦務局，胡佛代表墨林公司，於1900年7月30日訂立了將開平礦務局賣給墨林公司的“賣約”。墨林公司又將“賣約”篡改成一份假合同， 轉手賣給了北京辛迪加(即福公司)。於是1900年12月20日，福公司在倫敦注冊成立“ 開平礦務有限公司”。

四年後，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發現此情況，急忙上書朝廷。朝廷罷免了張翼職務，命他專門追回礦權。張翼在英國倫敦法院起訴，依靠的還是德璀琳。主審法官喬埃斯作出了有利於中國人的裁決，批評了那些在轉移( 開平礦務局)過程中參與其事的外國人。後來判決又被另一位英國法官推翻。

袁世凱眼見贏不了官司，就又命人成立灤州官礦有限公司，為“以灤製開”。環繞開平礦務有限公司采區挖掘，使開平礦務有限公司采區所剩無幾。最後迫使英國人提出和灤州官礦有限公司合作開采。清廷斷然拒絕。使開平礦務有限公司幾近停產。但隨著辛亥革命，大清覆滅，灤州官礦有限公司反被福公司霸占，開平和灤州都歸英商，更名為開灤礦務總局，一直經營至抗戰爆發。

百年前英國議會的檔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掠奪中國山西、河北、河南等煤、鐵采礦權，並不是英國福公司的企業行為，而是英國政府蓄謀已久的侵略圖謀。

英國下議院1873年2月17日會議記錄: 阿克若伊德說:“外交事務副國務大臣，注意力是否已經回到關於中國煤礦的聲明上來，(中國煤礦)占地400000平方英裏以上，而大不列順的煤礦麵積僅有12000平方英裏..尤其是山西的煤，有12至30英尺厚度的礦床....

女王陛下政府是否一致行動並同強國們合作……竭力同中國交涉……，

英國上議院1903年6月16日開會，在“英國在華利益檔中記錄:梅奧伯爵說,”... 如果你們驚奇，為何我所講的與中國有關，我會立刻告訴你們:有三個英國人，連同我本人在內，是北京辛迪加公司的原董事。這家公司於1898年5月獲得了山西和河南的特許權...北京辛迪加自從獲得特許權後，已經從英格蘭將19000噸鐵路物資運到中國....仍請牢記於心的是，寶貴的山西、河南礦產特許權掌握在北京辛迪加手中。

外交事務國務大臣蘭斯道恩侯爵說，“一項珍貴的特許權被獲取後，會非常果斷和迅速地利用至極...我們發現很有必要對中國朝廷作出一份強勢抗議。……尊敬的伯爵，可以確信，這些代表英國利益的組織，在中國鐵路建設方麵，必定受到國王陛下政府的支持。”

1898年7月20日，《惠靈頓晚郵報》10卷17期第5版報導：辛迪加集團目前在倫敦市場升值50%，(源於)其在山西區域運作特權。

福公司的利潤是驚人的。注冊“皮包”公司之初的2萬英鎊（約20萬兩白銀），在1898年搞掂山西、河南的開礦協議後，飛漲到了10.6萬英鎊，增值達5倍。同時，該公司還宣布發行高達120萬英鎊的“山西股票”。盡管資本市場的認購因義和團運動而受影響，但中國概念的含金量在其中得到充分證明，而這些，沒有李鴻章們的保駕護航，僅靠倫敦資本家炒作是難以達成的。

福公司在中國大規模經營鐵路、礦業，為長遠利益考慮。在1909年開創焦作路礦學堂，後改稱焦作工學院，此即是中國礦業學院（1950年）的前身。焦作路礦學堂開創之初，專門培養采礦、冶金和鐵路方麵的人才。

在諸多有利因素的保證下，福公司在中國的事業如魚得水。作為近現代中國經營時間最長、活動範圍較廣、經營項目較多的大型外資企業，它同另一家“中英公司”被稱為英國在華兩大公司，扮演著 “侵略中國的最大財閥”之重要角色。

事實上直到1956年，福公司才最後退出中國。

說一句題外話，羅斯柴爾德家族旗下的法國洛希爾銀行（La Compagnie Financiere Edmond de Rothschild）目前也在中國有分行，隻是因為譯名的差異，很少有人將他們聯係到一起。

可以想象，如果“百日維新“能夠成功，按照李提摩太的方案由清英美日組成聯合政府，這個福公司模式將會在全中國複製。在維新變法前，李提摩太曾經給張之洞提供一個與洋人合作的方案是：

⑴在一定年限之內，給予某一外國處理中國對外關係的絕對權力；

⑵這個外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實施各種形式的改革；

⑶由該國的代表控製中國的鐵路、礦山、工業等各個部門；

⑷中國皇帝應同過去一樣，授予外國代表各種官職爵位；

⑸期限結束之時，外國政府把屬於中國的一切資產和負債轉交中國政府。

而張之洞的答複是他不主張將中國變成某個國家的暫時的保護國，但讚成在不超過10年的某個時期內，以某個國家結成互惠互利的盟友關係，為此可以給予某些商業上的優惠條件，如增開通商口岸，修築鐵路、開采礦山和引進工業的收益權等，但必須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國家的忌妒。張之洞也是曾國藩的套路，以儒家為偽裝。

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大臣的表態可見，全國的督撫多麽希望百日維新可以成功，而且慈禧的愛將榮祿當年也推薦過康有為。但慈禧個人權威太高，所以沒有她同意誰也不敢出頭。這一點，袁世凱就差太遠了，他表態複辟帝製，北洋軍就分裂了。

可歎滿清的洋務大臣與維新的康梁都已經與共濟會勾結。康有為自己發行的報紙就直接用李提摩太的《萬國公報》為名，內容也很多是轉載這報紙。梁啟超則擔任李提摩太秘書，李提摩太臨終前，還去倫敦探望老領導。而梁啟超也為李鴻章寫傳記。

1900年，李提摩太出席紐約全球基督教大會後，去波斯頓，應邀為“二十世紀俱樂部”作了一場報告。隨後，又以“人類議會”為題目，在一個小範圍內為經過選擇的少數聽眾作了一次演講。他的一個朋友，哈佛大學的艾黎教授——他同帕特裏克·蓋茲爵士一起，組織了國際科學促進會美國分會——敦促我和他一起去巴黎，由我自己把這個問題向那些已經對國際組織感興趣的人提出來。他提醒人們關注，由於政治和工業中存在的危險，所有的國家都不安定，這導致了軍備的擴張和勞工問題的增加。因而，他建議成立一個屬於全人類的議會，所有的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以製定措施，通過法律解決爭端而不是訴諸武力；采取主動手段，保障對自然增長的人口的供應；同時製定一個漸進的教育體係。

1910年5月，李提摩太應邀在和平協會倫敦年會上發言。他的主要觀點：由世界上十個主要國家在互惠互利和機會平等的基礎上結成聯盟；把所有國際難題都提交世界聯盟所組建的最高法庭，隻保留一支陸海軍，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決得以執行，從而維護世界的正義與和平；最後對那些不願意加盟的國家實行高額關稅，而其它國家間則實行自由貿易。

可見實現全球政府一直是猶太人支持的共濟會的目標。無論用專製手段實行公有製消滅私有財產；還是以民主的口號，用全球化貿易，鼓吹無神論，誘使大眾成為債務奴隸，鼓勵淫蕩，多性戀甚至人獸戀，亂倫等，手段可以根據情況改變，但最終的目標是摧毀家庭，傳統文化，信仰，最後把人類改造成同一個信仰邪教的人種。

而康有為的《大同書》除了認為中國人的低等民族，需要引進白人改造外，還認為大凡世界之苦有六，即人生之苦、天災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如果再進一步細究推敲每一類悲苦的性質，則可發現這都是出自人類在彼此之間所作的分別——即家庭、性別、階級、國別、職業、法律的藩籬；人類若能消除這些分別，就能臻至大同境界。人類靠著技術和遠見，或許能一一破除這些分別。透過逐漸走向聯邦體製，國界終有消泯的一天（康有為認為美國、德國是由小國進而合為大邦的典範），不必兵戎相見，訴諸物競天擇較為粗暴的一麵。

康有為的《大同書》手跡

民主政體與獨裁統治截然相對，乃是一大美兆，因為民主政體遍行，工會、社會主義式組織日興，就有望於擺脫國家中央集權。小國本來就會逐漸統合為大邦，譬如俄國合並東歐諸國，巴西合並其餘拉丁美洲國家，德國吞沒瑞典、丹麥、荷蘭、瑞士，回教帝國由土耳其、波斯、印度熔鑄而成。

然而這幾個大聯邦不可能彼此永久相隔；有「公議會」經濟約製，有海軍艦隊巡弋，還有音樂家和語言學家共同製定「全地語言」，在此壓力下，這幾個大聯邦勢必逐漸趨於合並。這幾股趨勢再加上各國全麵裁軍廢武，便可登臨大同境界。

大同世界並無階級之分，奴隸、種姓體係或貴族、封建製度的殘餘將蕩然無存。但是世界既已進入工業生產，工廠益發龐大，交通網絡日益複雜，問題將會更形棘手，「貧富不均遠若天淵」。

康有為認為，貧富之爭既然無可避免，那麽消弭貧富衝突唯一的辦法，就在於摒棄家庭製度，如此一來，人心便能擺脫私產之論的宰製。

各地的統治者會循序漸進，破除當今隔閡世界的種族差別，不分黑、棕、白、黃種，一體視之。關於這一點，康有為沒有一廂情願，以為光是透過立法就可以解決種族之別。

康有為的進步並不輸於李提摩太。

至於梁啟超，錢穆用劉知幾所總結的“史家三長”, 即才、學、識三方麵來評價梁啟超, 認為梁啟超有史才, 但缺少史學, 更缺少史識,他說:“我覺得梁任公該可說有史才, 他實能寫曆史。但所不足的是在史學。他究嫌書讀得少, 並也不能精讀, 因此他對這一時代的事情真知道的不多。他論王荊公變法, 論清代學術, 均無真知灼見。他並沒有在這些上詳細地學, 他可能是有才而無學。至於說到`識' 字, 那就更高一層。梁任公講《中國六大政治家》、講《清代學術概論》, 均嫌見識不夠。”但錢穆並不完全否定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貢獻, 他客觀地肯定梁啟超文筆氣勢磅礴、書的寫法布局值得效法, “梁任公於論學內容固多疏忽, 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 一氣而下, 有生意、有浩氣, 似較太炎各有勝場, 即如清代學術概論, 不論內容, 專就其書體製言, 實大可取法。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 實則在`五四' 運動後, 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

錢穆先生厚道，在下的理解就是梁啟超學養不足，但文章又浩氣，就是能鼓動人心，作為政治宣傳則為第一。

餘英時認為梁啟超最大的問題是並不理解這個世界並沒有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曆史規律”。他的《新史學》一文清楚地顯示出：梁氏已接受達爾文進化論為曆史進化的基本模式。

梁啟超說的：“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句話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樣，也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所以史學的主要任務便是怎樣去探索並建立’曆史規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學》其實便是當時在西方風行的“科學的史學”(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學革命的啟發，早在18世紀便有人主張用牛頓的方法來研究人文和社會現象，但到19世紀才發展成一種極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動者，而馬克思對史學的影響尤其巨大。

餘英時說“科學的史學”有一個弊端是：如果按此預設，必然會得出“中華文化落後了兩千年”的結論。“1949年以後一度盛行‘蘇聯的今天便是中國的明天’之說，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西方中心論，”

須知自然科學可以建立“通貫性的規律”，史學則隻能建立“通貫性的概括”。所謂“概括”，是指我們可以在曆史上發現一些整體的趨勢、動態、結構及其因果關係。但這一類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時而異，在甲國如此，在乙國則未必如此，在甲時若是，在乙時又未必若是，因此和自然科學中普遍有效的“規律”截然有別。

至此，讓我們一起重溫錢穆先生的總結：” 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占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遷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節，移之於尊王攘夷，其道為順。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製、誘協愚弄下變色。油滑、貪汙、不負責任，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一旦政體更革，名為“民主”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既昧心禍國，又以“民權”之說委罪卸責。此其病乃深中於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獅之喻所能得擬也。

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其病於士大夫之無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為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跳踉叫噪，踴躍憤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劇，而在於暫安之難獲。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

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從於外麵為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 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而牖啟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自覺”之精神，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尤要。不幸此數十年來，國人士大夫，乃悍於求變，而忽於謀安；果於為率導，而怠於務研尋。又複摻以私心，鼓以戾氣，其趨勢至於最近，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藥不對病，乃又為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

中國社會在滿清奴役下，整體道德水準已經腐化。估計包括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可能也是共濟會滲透。孫中山出身洪門，英文為Chinese Freemasons，共濟會就是Freemasons。李大釗在《中山主義的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一文中稱：“天地會”（洪門分支）是與馬克思親自創建領導的第一國際保持組織聯係的唯一的中國革命團體。所以後麵孫中山推崇“聯俄容共”政策就順理成章了。

晚清如此局麵，的確是氣數使然，非人力可以挽回。共濟會在晚清如此成功，下回我們回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歐洲，看看共濟會是如何用無神論慢慢顛覆傳統歐洲帝國與梵蒂岡，而老川要重振基督，恢複傳統，手段類似，其間的區別，一正一邪而已。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以下是李鴻章致英國福公司（北京辛迪加）大股東羅斯柴爾德的書信譯文

【譯文】

北京，1899年4月6日

尊敬的羅斯柴爾德勳爵：

我要感謝閣下1月20日的來信中對北京辛迪加所持的讚成意見。閣下所提及的特許權的某些條款，應該有實質改變。這些事項會被安排，而且所有的困難將被排除，因為現在各方麵均公認這家企業必須建立在一個實際工作的基礎上。

該辛迪加可依賴我的支持，這種支持或許對辛迪加在華的成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辛迪加在大清必須有一個十分勝任的管理者；尤其應該是一位官方事務代表，能夠掌控辛迪加所有同大清朝廷、各省和本地股票持有者的公共關係，這是超越技術和商務之上的。

經由利潤分享，大清朝廷成為辛迪加真正的隱形搭檔。辛迪加的運營包含北部省份山西和河南，現在實已掌握於手，不久陝西省可能也納入其中，更不用說鄰省的市場和公路將被有效利用起來。它在於辛迪加應該去證明更值得的久遠信心，這將意味著（辛迪加）在中國會有更進一步的擴展。

為了雙方的利益，這一切表明大清朝廷和辛迪加之間親密關係的必要性；假如無論怎樣一種良好的理解、明智的合作都不能較好地促進的話，這就需要一位能幹的管理者，他能一方麵維護辛迪加的利益，另一方麵防止摩擦並增進相互間的信心。

這些重要事務，隻能在合適的管理者手中，才能進展順利，否則可能會出現無休止的麻煩。我強烈推薦勒·康門鬥多·羅沙第先生成為董事會一員，並專門負責所有中國的公共和內部的各種利益。

羅沙第先生在中國有很好的知名度，源於他最大的功績，即發現了特別的途徑才導致了這些特許權（的順利產生）；他開啟談判[拉丁語標注：原文如此]在正確的時間並以正確的方式引導他們。直到他能夠將企業完整地交到英國和意大利的部長們手中，供他們作正式驗證。羅沙第先生的成功之處，在於絕大多數人的所有普通的外交手段都已失敗。沒有必要進一步去考慮他是否適合在中國工作，他無疑是辛迪加所需要的。

由於擁有如此多的優點，他使得很多中國官員——包括我本人在內都信心十足，而且開始支持我們的外交部。羅沙第先生似乎是獨一無二的、非常有資格充當您在中國的官方行政官。與他會麵並在該方麵協助他，將使我非常喜悅。

靜候佳音

閣下

您真誠的朋友

（署名）李鴻章

【原文】

peking,6 April 1899

Dear Lord Rothschild,

I have to thank your Lordship for your letter of 20th January with its favorable view of the Peking Syndicate. Your Lordship has referred to certain terms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should be materially altered. These matters will be arranged and all difficulties removed ,for it is now admitted on all sides that this enterprise must be established on a practical working basis.

The Syndicate may count upon my support in whatever may be necessary for its success here. It i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 Syndicate should be represented in China by competent agents; and especially that there should be a representative for official affairs who should control all relations of the Syndicat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entral, and provincial, and the native shareholders, - distinct from the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staf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ally a silent partner in the Syndicate by virtue of its sharing profits. The operations of the Syndicate embrace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Shansi and Honan now actually in hand, with the province of Shensi probably to be added soon,-not to speak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whose markets and highways will be availed of;  and it rests with the Syndicate to prove worthy of still further confidence, which will mean further expansion in China.

All this shows the necess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Syndicate for the advantage of both; and in no way can a good under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cooperation be better promoted than by employing a discreet tactful agent who can maintain the interests of the Syndicate on the one hand, while preventing friction and encouraging confidence on the other.

With these important interests in proper hands everything should go smoothly; otherwise there may be a plentiful crop of troubles and no extension of field. I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M.le Commendatore Luzzatti be appointed a member of the Board, with special charge over all Chinese interest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M.Luzzatti is favorably known in China ;to him is due the great merit of having discovered the particular channel which led to these concessions; he opened negotiations [sic]at the right time and conducted them in the right way, until he was able to place the business complete in the hands of the British and Italian ministers for their formal verification. M.Luzzatti succeeded where most men, and certainly where all ordinary diplomacy, would have failed.  No further proof of his fitness for work in China need be given, or doubtless will be required by the Syndicate.

With such merit; possessing as he does the confidence of so many Chinese officials-myself among the number, and being in favour with our Foreign Office, M.Luzzatti appears to be singularly well qualified to act as your official administrator for China.I t would give me much gratification to meet and to assist him in that capacity.

I remain

My Lord,

Your sincere friend

(signed)Li Hung 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