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幾前年筆者撰寫了一篇回憶大學和研究生生活的文章《我的複旦七年》，並發表於《數學文化》期刊第六卷第三期。都是些隨心所致的感性文字，卻在老師和同學們中引起強烈共鳴，並為海內外校友和朋友們廣泛轉發，頗有些"受寵若驚"之感。慚愧的是，筆者對於母校複旦大學的校史文化知之甚少，讀書的時候每天在宿舍、飯廳、教室、圖書館之間N點單線往返，也沒有那麽多的閑情逸致。後來得知複旦奠基石的來曆，抓緊時間惡補一番，又聽老師同學、前輩學長們講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因此寫下來算作前文的補遺，也與新朋老友們分享。
複旦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由國人通過民間集資自主創辦的高等學校。耶穌會神學博士、教育家馬相伯 (1840-1939) "毀家興學"，捐出全部家產3000畝土地於1902年創辦了震旦學院，梁啟超曾撰文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震旦"是印度對中國的舊稱，英、法文校名分別為Aurora University和Université l'Aurore，Aurora在古羅馬神話中是代表掌管北極光的曙光女神。三年後由於法國教會對震旦學院的幹涉，違背學校的民主自治傳統，從而引發"震旦學潮"，這也是一項"脫歐"之舉。被譽為"複旦之父"的馬相伯明確表示支持學生，並率學校中國師生在吳淞另立門戶。1904年入學的於右任提議從《尚書大傳·虞夏傳》的《卿雲歌》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中擷取"複旦"二字命名，改校名為"複旦公學"，且含"恢複我震旦，複興我中華"的雙重寓意，有趣的是民國年間《卿雲歌》曾多次被選為國歌。
雖說"複旦"之名寓意"複出的朝陽"，卻與中秋明月有著不解之緣。1905年5月27日"複旦公學"在《時報》上登載《前震旦學院全體幹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複旦"校名此時得以確立並首次公開於社會。是年7月18日複旦公學在《時報》刊登招生廣告，24日由馬相伯和嚴複主持招考新生。原計劃九月初開學，因台風推遲到中秋節次日 (公曆9月14日)，1905-1937年間這一天定為複旦校慶日，1937年3月2日第65次校務會議決定5月5日為校友節。抗戰爆發後複旦西遷重慶，次年5月5日舉辦複旦在重慶北碚建校的"立校紀念日"，此後"校友節"與"校慶"同為一日並延續到1951年。
1950年5月8日第24次校委會上, 由陳望道教授提議、校務委員會通過，確立5月27日為新的校慶日，於1952年正式在此日舉行校慶，其原因不言自明。這一天與"複旦"1905年第一次麵向社會同日實屬巧合，百年校慶時就有人呼籲將複旦校慶日恢複為最初的9月14日。查複旦官網，提到了9月14日這個校慶日，但沒有提到5月5日。複旦公學1917年改校名為"複旦大學"，1942年元旦命名為"國立複旦大學"，複旦雖不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在其116年曆史上"複旦"二字卻從未改變過。這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也是前無古人的，其他稍晚些的有清華等校。在複旦首任校長馬相伯先生 (左) 的百年人生中，曆經改朝換代，眼見當政者如過山車般來來去去。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經常重複的一句話是"我是一條狗，隻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私立大學不能與財大氣粗的公立或教會大學相比，學校建設與經營全靠私人或社會捐資。1918年時任複旦校長的基督徒李登輝 (1872-1947，右，不是那個台灣前總統) 赴南洋募得金額折合銀元15萬元，在江灣購地70畝開始建造新校園。民國九年 (1920年) 李登輝校長在上海江灣選定校址並埋下奠基石，1982年學生勞動時在力學實驗室外發現這塊石頭，1985年80周年校慶時校長謝希德先生題詞："一九二O年李登輝校長遷建複旦大學校舍於江灣今址之奠基石"。讀書的時候從未聽說過此事，謝先生題詞時筆者也已離開複旦，因此失之交臂。李登輝校長被譽為"複旦的保姆"和精神領袖，為複旦殫心竭力服務四十年。當年江灣一帶荒塚遍野、渺無人煙，他力排眾議、堅持遠見、苦心經營。
在購置江灣土地之後，李登輝聛請了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對複旦校園進行規劃設計。二人均為耶魯校友，不知其中是否有必然聯係，還是僅僅出於巧合，不過李登輝校長的終生夢想就是要建造一所"東方耶魯"。抗戰結束後，許多複旦學生與李登輝在上海和平飯店聚餐，他隻講了一句話："我歸國後，一生旨在複旦，一生隻當複旦的教授，一生隻做複旦的校長"。墨菲是20世紀初中國建築古典複興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極大地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師。他設計的複旦宮殿式奕柱堂、牌樓式老校門等都具有飛簷翹角、鴟吻高聳、歇山大屋頂的中國元素，他在上海的另一傑作是被稱為"滬上最美校園"的滬江大學 (現上海理工大學所在地) 的總體規劃。
據稱墨菲規劃設計的中國校園均帶有耶魯風格，1949年之後墨菲的名字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不知是否由於他主持設計的多是已經消失的教會大學的校園建築，還是由於他曾是民國首都的城市規劃師。民國年間的複旦篆體字校徽即為江灣奠基石的圖案，有圓形和三角形兩種，圓形校徽周邊的校訓"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呈右旋逆時針分布。其中第六圖的三角形校徽和第九圖的圓形係徽上分別有五角星和五星國旗圖案，應是1950年左右使用的，這些徽章圖案多是民間收藏家劉濤小友幫我找到的。後來的校徽則將校訓換成了英文校名，民國紀年換成了學校成立時的公元1905年。
複旦的老校門和邊門最初都是洋氣的鐵門，左上圖門匾據網間流傳是由吳淞時期畢業並留校工作的"蘇莘"於1923年左右題寫，其中"複"加三點水是"復"的異體字。右上圖門匾不知何人所書，此圖隨處可見卻從未見到出處，圖中建於1925年的子彬院清晰可見。為此老同學曹沅專門到校史館查詢，得知這張照片歸類在1929年的校史檔案中。隻是大門和邊門都是木門，而三十年代日軍占領複旦園時校門的照片卻與左上圖一模一樣 —— 三點水"複"字加鐵門，校門與門匾總不能換來換去的吧，十分怪異。另外曹沅還在校史館查到一本署名周律的書《校門三遷》，其中提到最早的門匾題名者是"蘇莘垞"，而並非傳說中甚至複旦官網上一篇文章中的"蘇莘"，網絡真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啊。
1946年抗戰勝利複員後的門匾改為國民黨元老、複旦校友於右任在重慶時題寫的草書 (左下圖)，據說是複旦現存最早的彩色影像。1905年於右任協助馬相伯創立複旦公學，後來時時關注複旦，曾三度援手救助母校於危厄之中，有"複旦的孝子"之稱。提到於右任的書法，總讓人想起那個變"不可隨處小便"為"小處不可隨便"的典故，文字重新排列一下即刻產生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這時的大門為木製，而兩側仍舊是原來的小鐵門。左下圖的毛體校名據稱是從毛澤東給老友周穀城私函的信封上取得，後來陳望道校長覺得不妥，才於1951年正式去函向毛求字，因此與正式題寫的毛體校名似有不同。
1952年院係調整之後複旦的規模不斷擴大，老校門於當年關閉並拆除，校門曾兩次東遷。第一次的校門遷至正對國權路處，校門東側懸掛的木板門匾上是正式毛體校名 (右下圖)。國內有一百多所高校均使用毛體校名，但大多是集字拚接山寨版，而毛體"複旦大學"絕對是如假包換原裝正版的。50年代複旦校園分為兩部分，西部是自20年代即開始興建的教學區，東部是50年代起陸續修建的宿舍區，學生們每天要通過當時還是農耕區的田間小路往返多次。直到1965年60周年校慶時學校最高大的建築物理樓已使用多年並成為學校的中心，宿舍區和教學區也已連成一片，因此順理成章地修建了使用至今的主校門。
複旦奠基石的原件及謝先生題詞現安置於燕園 (題圖、曹沅攝)，複旦燕 (讀四聲) 園與北大燕 (讀一聲) 園不同。前者相傳先後為王姓和謝姓二家富賈的私產，1935年李登輝校長為擴展校園，舉債購置並借唐代劉禹錫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而得名。後者原為清代親王賜園、燕京大學屬地，院係調整時並入北大。複旦燕園有江南園林的精致，北大燕園則有皇家禦苑的恢宏。有趣的是，燕京和清華校園也是墨菲主持規劃設計的，校舍頗具中國風，隻是麵積要大許多。老同學曹沅笑稱："複旦燕園是買來的，北大燕園是搶(並)來的，兩個燕園的麵積是小ε和大N之比，所以複旦最小資、北大最霸氣"。
複旦燕園小橋流水、曲徑通幽，是晨讀時背誦英語單詞的好去處，記得從前常有同學在那裏釣小龍蝦玩。那時真不知道燕園的出處這樣富有詩意，而且與海派文化很搭。前些年坊間傳說複旦"自由而無用的靈魂"，想必就來自這隻堂前小燕。與校歌中那句耳熟能詳的"日月光華同燦爛"相比，這句"舊時王謝堂前燕"似乎更親切家常一些，以燕棲舊巢喚起人們無盡的鄉愁，含而不露卻韻味無窮。2005年複旦百年校慶前重建了老校門 (左上圖)，新門匾上的校名是幾十年前曾經流行過的新魏體，而大門和邊門皆為木製，與上文提到過的不知題名者的那張照片極為相近。維基百科稱"複旦"之"複"應讀成二聲，即"福蛋"一枚。
右上圖是老校門附近的力學實驗室及燕園入口，實驗室前陳列的是蘇製米格-15高亞音速噴氣式戰鬥機，被視為世界第一代噴氣式戰鬥機的代表作。這裏雖然其貌不揚，卻是發現複旦江灣奠基石的地方，即"福蛋"出土的風水寶地。我們讀書時力學還隻是屬於數學係的一個專業，成立於1958年，該專業的同學當年曾在這個實驗室做過彈性力學和風洞實驗。1984年力學專業擴大成力學與工程科學係，2016年又與時俱進地易名為"航空航天係"，據說發展大飛機是今後國家重點投資項目。昔日王謝堂前燕，華麗變身大灰機，李登輝校長真是高瞻遠矚，有"先見之明"啊。
如果說校門是一所大學的門麵，校徽則是學校裏每一位師生員工身份的標誌。1951後的校徽全國統一成為條形，讀書時本科生佩戴白底紅字校徽，老師和研究生佩戴紅底白字校徽，均為毛體草書"複旦大學"字樣。那時上街總要戴上校徽提氣，當然也有一點點虛榮心。我和同學們在文革的動亂年代長大，1977年底參加高考得以"金榜題名"，多年來的壓抑鬱悶一掃而光、辛勤努力終於得到回報。那時可以說是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時候，這一枚校徽來之不易。作為高考中斷十年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如果說一點都不驕傲，那也隻能是自欺欺人。讀研時佩戴紅色校徽，更是自信滿滿。
記得當年有一篇小說的開場白這樣寫道："戴白牌兒的77級大學生真是幸運兒，更何況戴紅白兩色校徽的研究生了。我們處在羨慕和嫉妒的旋風中，一上大街就飄飄然 ......"。當然現在回想，隻能自嘲"人不輕狂枉少年"，或者說"年輕真好"！可惜我的這兩枚校徽都不知哪裏去了，那時不懂得幾十年後還會成為文物。幾年前我發了一條關於"複旦校徽"的微信朋友圈，引起了老師同學們的興趣。大家紛紛自問："校徽去哪兒了?" 有的同學說好像畢業時收回了，兩位老同學"雞毛微信"傳來了珍藏多年的讀書或工作時佩戴過的校徽照片 (左上圖)。我的大學老師還回憶起五、六十年代他們曾佩戴過一枚簡化字版的校徽，而且還發掘出了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也與陳望道先生有關。
1956年1月國務院通過《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同年兩批先後在全國推行，複旦校領導決定也將校徽簡化，並由陳望道先生書寫。據複旦數學56級的前輩老師回憶，這一版校徽是從56級啟用，校徽編號與學號一致，因此簡體版校徽第0001號就是他們班級的一位同學，左下圖是一位前輩保存的校徽。右圖是另一位前輩保存的複旦學生會給新生的歡迎信。歡迎信的落款日期為1956年8月3日，內容仍用繁體字打印，大概那時還沒來得及製作簡體鉛字。前輩們還紛紛回憶起當年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的激動心情、從家鄉到上海的艱難跋涉旅程——比如鐵道兵特別加開專列送福建新生出省上學，以及入學後同學們之間的溫馨友誼，那時的口號是"向科學進軍"。回想起八十年代初我們作學生時的口號"為振興中華而讀書"，這兩代青年都是在國家百廢待興之際進入大學，意氣風發，頗具使命感，有著某種相似之處，當然後來的人生際遇與心路曆程又有所不同。
現在想來，漢字簡化是當年的一項"政治任務"，很有些人在1957年因反對簡化字被打成右派。望老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修辭學家、語言學家，擔任過曠世巨著《辭海》總主編，撰寫了《漫談"馬氏文通"》和《修辭學發凡》等專著。1934年他曾與人一起發動了"大眾語運動"，50年代初還擔任過上海拉丁化新文字協會會長，一直熱心於文字改革運動。不過他將校徽化繁為簡，而且是換掉"禦筆"，確實是敢為天下先，大概全國還沒有第二家大學有類似舉動。但據說在文革中這成為望老的一項罪名，為此也吃了苦頭，當然校徽又換回毛體了，而且複旦的這段曆史似乎也未見官方記載。
陳望道先生是馬恩《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大陸的首位漢譯者，他在1920年的漢譯首版中將作者譯為馬格斯和安格爾斯。他的譯本應該是從英譯本轉譯而來的，最後一句話是"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嗬"，而不是後來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實望老開風氣之先還不僅僅是改寫校徽這件事，早在1924年他擔任私立上海大學校務主任期間就首開滬上高校女禁。另外在李登輝掌校期間，複旦文科基本上是美式教育，經陳望道、葉楚傖、邵力子等教授嚴正交涉，才增設"中國文學科"。我們進複旦時陳老校長剛仙逝不久，對於我們來說，他與另一位陳先生——著名數學家陳建功教授，都是傳說中神一般的存在。我們進大學後，數學係的老祖宗蘇步青先生接任校長，三位先生的宅邸都坐落在著名的複旦玖園 (第九宿舍) 教授住宅區。
複旦所在的江灣五角場地區在日寇侵華時期是上海重要的日軍基地，陳望道故居是1939年日本人山本拙郎設計建造的一座漂亮的三層花園洋房，最早是日本駐滬陸軍航空兵中將司令的寓所，抗戰勝利後被一位資本家收購成為私家花園，後成為湯恩伯守衛上海的指揮所。蘇步青和陳建功先生的家都是二層小樓，是院係調整後他們從浙大來到複旦時，學校專為二位先生修建的。陳建功先生離開複旦後，生物學泰鬥談家楨先生就搬到這裏居住，他們可都是國寶級的人物啊！讀書時我和室友曾路過蘇老家來到陳望道故居外麵拍照，那時蘇老家人丁興旺，老先生大會小會講話常常語出驚人，給人一種很接地氣的感覺。文革動亂期間幾位老先生都被批判、受盡人身侮辱，陳建功先生和談家楨夫人均含冤而逝，我們進校不久也聽蘇先生講起他當年挨鬥下放勞動的經曆。
民國年間的英文校名采用威妥瑪式拚法或郵政式拚音，如北京大學為Peking University、清華大學為Tsinghua University、交通大學為Chiao-Tung University。在微信群中和同學們討論得知，複旦早期的英文校名為Fuh Tan University —— 簡稱FTU，而不是現在的FDU，同學們還找來了印有Fuh Tan校名的各種文物。另外《複旦學報(自然科學版)》的前身是創辦於1915年的《複旦雜誌》，其英文名稱是《The Fuh-Tan Journal》，於右任、梁啟超等人曾題寫刊名，很多同學和校友的第一篇研究論文都是在這份學報上發表的。
1958年2月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批準頒布《漢語拚音方案》，1977年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使用漢語拚音拚寫中國地名，1987年12月國務院批準並發布了《關於地名標誌不得采用威妥瑪式等舊拚法和外文的通知》。然而北大和清華官方並沒有將英文校名規範化為相應的Beijing或Qinghua，而是繼續沿用傳統譯名，可見足夠霸氣，另一所沒有更改英文校名的是中山大學 (Sun Yat-Sen University)。而同為百年老字號的交大早早就改為Jiaotong了，複旦也改成了Fudan。
1920年代複旦最初的江灣校園是在最西邊的一塊，後來九十多年裏不斷向東延伸。上圖是墨菲設計的並始建於1921年的奕柱堂 (校史館)，但經過擴建已不是原貌了。中圖是抗戰勝利後校友為紀念李登輝校長集資修建的大禮堂登輝堂，80年代重新裝修後改名為相輝堂，以紀念馬相伯和李登輝二位複旦老校長。不記得讀書期間是否去過奕柱堂，但在相輝堂聽過著名演員趙丹和法國總統德斯坦的講話。江灣校區最早、最富麗堂皇的建築簡公堂以及幾棟學生宿舍樓，一起在抗戰期間毀於日軍炮火，奕柱堂東側屋頂也被掀去一角，所幸近在咫尺的子彬院隻是輕微受損，而那一份民國的優雅也隨著連年戰火、時代變遷漸漸地褪去了。
四層樓宇子彬院是建於1925年的複旦標誌性建築、俗稱"小白宮"，其建築風格與西麵中西合璧的老房子不同。子彬院是一棟完全西式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並配以愛奧尼克柱式，整體結構對稱，入口處為橢圓形門廳。建造之初這裏是複旦心理學院及學校的行政中心所在地，1950年代數學係遷入，直到2005年再次搬家至新建的光華樓東主樓。半個世紀的光陰，這裏留下了前輩大師遠去的風采、老師們辛勤工作的身影、青年學子奮發攻讀的英姿，記錄了複旦數學人一代又一代的精神傳承。當年複旦數學係的學術水平是很高的，聽老師說五、六十年代本科高年級學生就開始閱讀外文數學期刊上的最新文章並學作研究，由於沒有複印機等現代設施，幾十頁的大塊文章全要自己動手抄寫。因此後來我們讀書期間才會遇到那麽多知識淵博、學養深厚的老師，盡管他們在連年政治運動中蹉跎了諸多大好時光。
在我們讀書的年代，連"民國"都還是禁區，對於校歌、校訓以及校史中的諸多典故基本上是聞所未聞。然而始自馬相伯和李登輝先生並由幾代複旦先賢傳承下來的對人文情懷的由衷執著與堅守，深深浸潤了學校的每一寸土地，那種"悲憫的情懷、道德的激情、求真的勇氣、是非的界限、反省的敏感"，對於後人的無形影響如同春風化雨。這種"舊時王謝堂前燕"的遺風、這樣純粹求真的精神貴族，是吾輩後學的楷模，也足以使被複旦元老嚴複先生斥為"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少數"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們汗顏。圖為1981年蘇步青先生題寫的76周年校慶紀念封，那年我們讀大四，這枚紀念封在一本書中靜靜地躺了40年，連同封存的記憶。
原稿：2016-09-14 修改：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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