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計劃生育與艾滋疫情：河南究竟有多少人賣血感染艾滋病？
關於河南艾滋病事件，人們很容易提出的問題是：河南省有多少人參與賣血，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又有多少人死於艾滋病？這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
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對疫情的刻意隱瞞，衛生部副部長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隴徳向新聞界坦陳：“疫情漏報瞞報情況嚴重，由於資訊失真，給國家製定行為幹預、患者醫療 、經費投入、藥物生產等相關政策造成很大困難。”
而計劃生育時代人口統計的嚴重失真對疫情判斷的嚴重幹擾，計劃生育國策本身對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直接影響，才是更為根本的原因。人口統計、計劃生育、河南農民賣血，看似三個單獨的問題，在中國的某個時期，卻是直接相關密不可分的問題。厘清這三個問題的內在關聯，才可能正確判斷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嚴重程度，同時認清背後更深層次的體製製度邏輯。
人口統計與疫情數據
2006年9月一次關於中國艾滋病社會政策的國際研討會上，一位艾滋病領域的權威人士質疑我的發言誇大了河南艾滋病疫情，他說：“沒有死多少人嘛，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數字表明，這幾年沒有發生大的人口波動。我相信官方的統計數據，你拿出你的數據來！”
這位專家，他不知道單憑官方人口統計數字根本不足以對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做出判斷。
戶籍所長“捏”出來的數字：人口統計與計劃生育國策
多年來農村戶口登記非常混亂，人口統計數據不能反映實際人口的真實狀況，很重要原因在於計劃生育國策。由於計劃生育超生而隱瞞未報的 “黑戶”，使大批死亡的艾滋病人數，都能 “捏進去”。
白集鎮負責戶籍管理的副所長說：每年上報統計部門的人口數字都是按千分之二以內的增長率“捏”出來的，實際上人口準確數誰也說不了。艾滋病高發村死得多生得多，現在計劃生育不管他們，像銀莊艾滋病村每年死二三十人、三五十人，都能“捏”進去。電腦統計表裏的數是本地掌控資料，高於上報的報表裏的數，但是電腦裏的數也不準確。正常情況下，2000－3000人口的大村每年自然死亡人口7－8人，1000－2000人口的小村每年自然死亡人口4－5人。2000年－2004年是艾滋病疫情死亡高峰期，“銀莊村主任2004年一次銷戶口一百多人。這事我記得很清楚，每頁10人，共十幾頁。就那，駐村工作隊進村重新統計人口，村裏還又多出一百多口人，因為之前計劃生育超生都不報戶口。”
而從派出所那幾年人口統計表上看，銀莊村人口，2003年546戶2500人，2004年547戶2508人，2005年565戶2517人，變化不大，的確“沒有發生大的人口波動”。這是本地自己掌控的數據，上報的數據比這還要低。“再死人，還能捏進去。”這位戶籍所長說。（田野手記20061030）
村民劉桂枝：照顧俺是“隱瞞不上報戶”
田野調查常常會有想象不到的發現，比如：“隱瞞不上報戶”。“隱瞞不上報戶”是當地有關計劃生育的一個特殊的專用術語。而且是“通行通用”的術語。
村民劉桂枝連生三個女孩，自己對生男孩已經死心，感到應當“打住”了。而村支書栗可領卻找到她說，為了分攤鄉裏規定的計劃生育罰款任務，村裏“照顧”她為“隱瞞不上報戶”，可以再生一胎。於是劉桂枝交錢“買別人的結紮指標”，自己被允許“合法”辦了“假結紮”，又生了老四東東，是個兒子。劉桂枝說：“計劃生育抓得緊。到最後的時候，村裏可以罰的就冇俺6戶人家，根本完不成不上邊計劃生育罰款任務了！俺村按指標任務都得罰幾萬元，收入就沒恁些，你扒房子賣血也找不夠。賣血100cc才10元錢，500cc最多能落40元。”實在完成不了，又開始攤一遍，小孩子13歲以下的，再罰一遍，正懷著孕的就開始罰，“超生罰款先出點！”一個小孩，一個胎子150元。一家拿個300元、500元的。一家一戶挨著挨著的罰，拿罷“解脫證”的，就那也得再拿點。俺家那一回一下拿2400元，4個小孩。
當時一方麵是嚴格控製出生人口的計劃生育國策，“該紮不紮株連九家，該流不流扒房牽牛”是很概括的口號也是很典型的做法。另一方麵計劃生育罰款已經成為縣鄉財政的重要收入，每年的計劃生育罰款指標作為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一級一級分派下去，最終落實到每一個最基層的村莊。必須有人“超生”才能完成罰款指標任務，才能有計劃生育罰款“財政收入”。“按胎數推，一個莊（行政村）一年撥幾萬元計劃生育罰款任務，一個小村（一個自然村）一年也得一兩萬，至少也得8000元，一萬多。”村民組長栗鬆才說。
“隱瞞不上報戶”便是在這一情勢下應運而生的“新概念”：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名義下，“動員”超生。至此，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進入一個悖論的怪圈：效果完全背離目的，也使當地的人口統計成了一筆難以說清的糊塗賬。
2004年，“村裏多年不添戶口了，叫添戶口，沒艾滋病的戶，報一個戶口交50元，有艾滋病的戶不交錢。”劉桂枝4個孩子都上了戶口。劉桂枝夫妻都因賣血感染艾滋病，丈夫已於2003年去世，戶口沒有注銷。2004年，注銷丈夫戶口，添上以往超生未報的3個孩子的戶口。這個當年7口之家的戶口名簿上登記人口隻有4人：夫妻二人，婆婆、一個女兒。2004年重新登記戶口後，戶口名簿上人口數變成6人。經過這場艾滋病死亡災禍，這個艾滋病家庭的人口，單從統計數字上看，沒有減少，反而從4口人增加到6口人，增加了50%。
像劉桂枝家庭這種情況在當地非常普遍。我曆時數年田野調查中訪談過的許多艾滋病家庭，不少人已經死去，當時都沒有注銷戶口。而一旦重新登記人口，那些超生的“黑孩子”大都會使這些家庭的人口數字增加。
“ 土政策”：白集鎮人民政府關於計劃生育罰款的文件
一些圍繞計劃生育五花八門的“土政策”，除了“隱瞞不上報戶”，還有“超生集中罰款”、辦“終結證”、“解脫證”等等，造成那些年村莊人口統計數字的極大混亂。隻有深入基層一線，才會看清種種社會亂象。
一份計劃生育罰款文件
僅以白集鎮銀莊為例。白集鎮人民政府1997年簽發一份《關於97年度開展計劃外生育“鄉征縣管 財政監督”管理工作的意見》。這份文件規定，罰款征收年限為1990年7月1日——1997年12月31日，即對共8年間的“超生對象”，“依法”征收600元至1000元以上的罰款。超生對象按照通知單或處罰決定書下達金額“完成任務”後，持處罰決定書、身份證、結紮證、罰款單據到計生辦辦理“解脫手續”。1997年1月以後的“新超生戶”，另加征計劃外懷孕費1800—2700元。對瞞報、漏報，弄虛作假戶一經查出核實，將視為（19）97年新生，按規定，走政策上限給予處罰。“對軟磨硬抗，無視《河南省計劃生育條例》，拒不交罰款的戶要按照法律程式，依法起訴，由人民法院強製執行。”
於是在這個時間段內，白集鎮銀莊村出生的孩子，在戶口簿上的出生時間幾乎全部登記在1990年之前，並出現不少“雙胞胎”，許多戶口索性不報。據銀莊村支書說，“這個村莊那些年的實際人口從來沒有低於過2700人，過去計劃生育統計數字’捏’在2200多人。”大約500人的“黑戶”，與村裏艾滋病感染人數大致相當，已經死亡的近200人，還有當時尚存活的300多人感染者，完全可以“捏在”其中。村會計說2000年以前，因為計劃生育罰款，出生人口不申報，特別是女孩不報。2001年至2003年艾滋病人口生生死死根本無人過問。2004年工作隊進駐，按人頭發放棉衣等救濟物品，重新統計人數（2492人），之後人口數不斷上升，越來越多。至今還是有不少漏報戶，“現在說不罰了，誰知道往後罰不罰哩？”新婚、外出打工生孩子，到底多少新增人口誰知道？一些出嫁的女兒戶口未遷走，因為工作隊發東西按戶口人數，在艾滋病村還可以享受一些優惠政策。在銀莊，你會發現中國的計劃生育國策是多麽失敗。在這裏“獨生子女”是不存在的，一對夫婦至少兩個孩子，一般三個四個，多的五個六個，直到最後一個男孩出生打住。銀莊村孩子最多的一戶是小印莊銀建文家，13個孩子，這是一對再婚夫婦，雙方各自有4個孩子，再婚後又生5個，村裏流傳一則笑談：妻子對丈夫說：恁哩孩子和咱哩孩子欺負俺哩孩子！據說現在根據新的“二胎”國策，又出台了新的罰款規定，不能按時生出第二胎的，要出錢買二胎懷孕指標，讓別人“代生”完成任務。就像過去出錢辦“假結紮”，買別人的“流產”指標。此是後話，不談。
計劃生育時代不實的人口統計，形成造假連環效應。在白集鎮，許多孩子戶口名簿上登記的年齡不實，比如我們已經知道的老教師諸恒昌的孫子，7.15案件中牛俊方的外甥。直接原因就是這份《關於（19）97年度開展計劃外生育“鄉征縣管財政監督”管理工作的意見》，長達數頁，洋洋兩千餘言，主旨“加大力度，強化措施”，“升溫加壓，大造聲勢”罰款。現在，年齡“造假效應”日漸顯示出來，眼下會影響艾滋孤兒享受政府補助金的年限，以後還會影響到他們的升學和就業。到時候又會有無數的“謊言”被製造出來。在這個五花八門的“造假”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行賄受賄腐敗之風。一個謊要無數個謊補漏，一環套一環。這也是後話，不談。
可以說銀莊的人口數字從來沒有“清楚”過。人口統計的混亂不實，直接幹擾艾滋疫情數據統計。所以，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根本不能反映艾滋病疫情真實情況。
河南農民賣血與計劃生育罰款
田野調查還表明，計劃生育罰款是農民賣血的重要原因之一。許多當年的獻血員，賣血起因是為了交計劃生育罰款。
上蔡縣張宇村駐村工作隊員說：“有的婦女，一手抱著孩子還燒著鍋，那一支胳膊伸著抽血，這邊抽罷接過來錢，就手交罰款，計生辦人站門外等著哩！”
銀莊村老黨員栗可棟專門找到我說：農村農民負擔太重，是村民賣血的背景。銀莊村民諸建財說：“在農業稅、統籌提留、計劃生育罰款中，計劃生育罰款最厲害！”“計生罰款高峰與賣血高峰相對應。”諸建財兩兒兩女，超生3胎，罰了14年，有一年因為交不起罰款，家裏的糧食、被子都被鄉裏拉走了，結果罰了1萬多，“剛好是一年賣血的錢。”
栗海軍的妻子說：“為啥想著去賣血？還不是因為有俺閨女罰款麽！計劃生育一下罰570多，真急得沒辦法了，他們說，先借，人家賣血，你們也去賣，賣了不就還了。” “金領家還不賴，賣血的錢借給俺交的。那以後俺就也去賣血了。我抱著俺小閨女，孩子還吃著媽（吃著奶）哩，去賣血。金領兩口都已經不在了，賣血死罷了。”
連光棍漢老歪栗鐵印賣血也與計劃生育罰款有關：“老父親癱瘓床上急等用錢，計劃生育罰款都急得嗷嗷叫，借錢都借不來，除了賣血！”
銀莊的牛俊營和文樓的馬深義，都因為“超生”罰款，攜妻帶子曆經多年“計劃生育大逃亡生涯”。還有些人家，繳不起計生罰款，被計生大隊用推土機勜倒了房子 ，從此再不回來。
劉桂枝被“照顧”為“隱瞞不上報戶”，是村裏為了完成鄉裏規定的計劃生育罰款指標。她說：“俺村按指標任務都得罰幾萬元，收入就沒恁些，你扒房子賣血也找不夠。賣血100Cc才10元錢，500Cc最多能落40元。實在完成不了，又開始攤一遍，一家一戶挨著挨著的罰，俺家那一回一下拿2300還是2400元，4個小孩。”計劃生育罰款成為縣鄉財政的重要收入，必須動員“超生”才能完成罰款指標任務，才能有計劃生育罰款“財政收入”。而劉桂枝的4個孩子3個黑戶。
以上類似實例，不勝枚舉。白集鎮人民政府《關於97年度開展計劃外生育“鄉征縣管財政監督”管理工作的意見》，這份中國最基層政權關於計劃生育罰款的文件，可看做是對那一時期計劃生育、賣血、人口統計，三者之間邏輯關係的注釋，也可從中對“堡壘內部”惡吏惡法做真實的一瞥。
更難以估量的，是參與賣血的人數
2016年夏天，栗可昆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種可以根治丙肝的藥，據說是印度生產，艾滋病圈內有人可以通過海關走私進來，比官方市價便宜很多，村裏很多丙肝感染者需要，“當年凡是賣過血的人，即便沒有感染艾滋病，也100%感染丙肝！”問我這事管不管幹，這藥是否可以買？聽上去就像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情節一樣。
——真的有效？真的可以根治丙肝？
我想治病救人應當是好事情啊，便問栗可昆。
栗可昆說：真的有效。療程3個月，我已經服用過了，檢查各項指標恢複正常，丙肝已經根治。
——你怎麽會有丙肝？你也……賣過血？我很吃驚。
栗可昆說：“咋沒賣過啊，當時都賣！人家賣血回來有錢買肉包餃子，案板剁得咚咚響，門口當街吃飯，人家吃餃子你吃麵條，小孩子巴巴望著，人家說，給，撥給小孩倆嚐嚐！你說你賣不賣！？”
栗可昆過去從來沒有說過他自己賣過血。他隻是說，賣過血的人隻要沒有感染艾滋病毒，一般都不願意承認賣過血，不是啥光彩事。
這時電話中栗可昆又說：栗昭吃了效果也很好，村醫現身說法，村裏感染丙肝的人都想買。
——栗昭也賣過血！？我更是大吃一驚！
這兩個人，栗可昆當過兵見過世麵被村民推舉當過村支書，後來開辦“希望家園”，與各種慈善機構基金會廣泛聯係，是村裏公認最有見識最有威望的人。栗昭是村醫，是第一個警覺村裏艾滋病疫情並向防疫部門報告的人，是村裏最有文化最懂科學的人。如果這兩個人都賣血，那真的是“沒有不賣的”了。
銀莊有多少人參與賣血？時任村主任栗衛華，前任村支書栗可昆，介紹村裏疫情時說到賣血人數，有時說800多，有時說1000多。我寫作中謹慎采用800多人。究竟多少？800多、1000多，對於一個2000多人的村莊，都是很驚人的數字。
銀莊村疫情調查
通過對艾滋病村銀莊疫情數據分析，可以看到整個河南艾滋疫情之一斑。
銀莊2004年即時疫情是：全村人口2492人（工作隊報告），既往賣血人員達1000多人（村主任訪談），幾乎所有青壯年都賣過血，檢測HIV呈陽性者302人，占全村總人口的12.5％（工作隊報告），這其中不包括已經死亡的“未確證”人數150多人（村主任訪談）。我在村裏做調查期間，還不斷出現“新增感染者”。栗莊160戶，隻有三五戶沒有賣過血，賣血戶數達98％；全村人數720人，檢測HIV陽性129人，“未確證”死亡六七十人，共計將近200人，艾滋病感染人數約占全村人口的28％。大普查統計灘頭村賣血人員180人，HIV陽性126人，感染率為70％。之後又出現夫妻間性感染，已經確證2例。莫莊卷入賣血較晚，但是更窮賣血更瘋狂之後艾滋病發病集中凶猛，疫情同樣嚴重。小印莊是4個自然村中經濟情況較好一些的，疫情最輕，不完全統計賣血人數也有59人，HIV陽性18人，死亡7人。以上是2004年對銀莊田野調查的疫情數據。
2007年夏季，我對銀莊疫情數字進行核實，方法是問卷調查和座談會。有銀莊全村人的通力配合，在銀莊進行了逐門逐戶的問卷調查。問卷回收後，我又邀請4個自然村的“明白人”和村支書、村會計一起召開座談會，對照名單，對這次問卷調查的疫情統計數據逐一核實。
注：調查時間，20070607-20070801，村莊戶數和人口數字由行政村會計提供，疫情數字逐戶核實。
數據是動態變化的。感染者中有人不斷死去，也有新增感染者出現。2007年統計，銀莊感染人數417人，其中現存感染者217人，已經死亡200人。全村感染率為15.68%，病死率47.96%。感染者死亡近半（2007）。
當年究竟有多少人參與賣血？很難查實；感染人數是動態變化的，也很難準確把握；能夠落到實處的隻有即時死亡人數。
2012年初回訪銀莊，我在栗可昆和村委會幫助下對銀莊村即時疫情數據進行統計，截止到2011年底，感染人數增加了7人，他們是外出打工沒有參加當年“大檢查”的獻血員，直到發病才發現感染了艾滋病，其中4人已經死亡，回村後死亡3人，1人死在打工地山東威海。
2011年對銀莊疫情數據的最終刷新統計：全村人數2667人，感染者人數424人，感染率15.90%；死亡人數245人，病死率57.78%。感染者死亡已經過半。
至2019年，跟蹤調查銀莊村艾滋病死亡人數增加至273人，病死率64.15%。我把小永強的姥姥栗莊村民劉鳳英、被遣送回村的灘頭村村民栗海軍等29人的名字，補充進死亡名單，他們都是我曾經見到過的鮮活的生命，他們一些人的故事出現在這本書中。也許需要說明一下，名單中已經有一名同名的栗海軍，是栗莊人，栗莊的栗海軍和他的兄弟栗海民，於2002年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之內相繼死亡，都是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
“拿出你的數據來！”那位權威專家說。這就是我給出的數據。一個河南省艾滋病村莊個案2004年至2019年的疫情數據。
至於整個河南省艾滋病疫情數據，中國艾滋病疫情數據，那不是我一己之力可以查清楚的。那是隻有官方政府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國務院項目投資1000多萬元建起的周口市疾控中心大樓，2003年“非典”後建成，高大得顯得空曠。周口市衛生官員說，周口市疾控中心有全國最齊全的關於艾滋病疫情的檔案資料，對所有重大事件有詳細記錄。但是，嚴格保密。希望有朝一日檔案解密，整個河南乃至中國艾滋病疫情數據會公布於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