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上訪北京衛生部：檢測CD4細胞
莫莊村民組長莫召紅參與了第一次北京上訪，跟我講述那次經曆——
那是2003年夏季非典之後，挑頭的是栗莊的老五、老六兄弟倆，“在他們本村組織不起來人，到外村組織的”，俺莫莊去了7人，灘頭村8人，小印莊1人，還有外行政村倆，大灘李1人，卞路口王莊1人，共20人，“都以銀莊人的名義，外村人不敢暴露。”目的是到衛生部要求檢測CD4細胞，反映當地艾滋病疫情。那時候北京還不知道我們這裏艾滋病疫情哩，說“咦，你們那裏是疫情區呢！”安排我們在北京地壇醫院做了檢測。
去時候怕縣裏阻攔，繞道淮陽。夏天，正發大水，趟著水去的，水到膝蓋深。到衛生部接待室，老六當代表遞上材料，說明情況，說當地不能檢測CD4，影響抗病毒治療，要求在北京做檢測。衛生部辦公室主任陳文傑接待我們，他叫人送我們到地壇醫院做化驗。地壇醫院傳染科趙主任，女的，給我們找兩個病房，是非典後的空房，男女分開住下，還給買的盒飯，說：“今天晚上你們都別動，就在這休息。”第二天抽罷血樣，趙主任讓我們先回去，說化驗結果出來後，用傳真打到當地，化驗結果要好幾天，別在這等。我們說不回去，要去民政部要求救助。
這時，白集鎮黨委書記、派出所長、沈丘縣信訪局長、防暴大隊到了。他們向北京警方報警，說我們在醫院鬧事。北京出警到地壇醫院，問：“誰在這鬧事?” 趙主任說：“人家沒有鬧事，是來看病的。”聽到有人在對講機裏說：“就是他們鬧事，全抓起來！”趙主任說：“你們抓人不能在地壇醫院，出了醫院你們想咋辦咋辦，你們在地壇醫院抓人，記者馬上曝光。”北京東城區分局警察把我們叫到分局門口，又拍照又錄影，問情況。我們把情況詳細說了一遍。東城分局的警察很同情我們，拿礦泉水、饅頭給我們。當時我們都穿著膠鞋，來的時候發大水，他們又給我們拿鞋子換上。
其實我們到北京的當天下午，白集鎮書記夏新民就也到北京了，他沒找著我們的地方。第二天是我們給他打電話聯係上的，我們選四個代表跟書記談判，書記說，回去再說。我們被勸回來了。半月後北京傳真發來結果，有4個人CD4細胞隻有五六十了，正常應當是200至800。當時老六CD4隻有60，現在抗病毒治療恢複得不錯。
那次去的二十人，現在還有十來個人，死一半了。大灘李那個叫李建民，39歲，就是上北京打一針活半年的那個，也死了。二十個人，就給他自己打一針。他當時高燒、喘，去時就抱著死的決心，在家又沒有人救，那時也沒有本子也沒有藥，去時他自己帶著藥。地壇醫院給他打了一針，維持持半年多，回來以後，活了七八個月、年把子才死。
年根兒高強來解決問題了。這是上訪最成功的一次，也就這一次成功。其他的都沒有達到要求，有的就沒有走到地方。莫召紅說：“以後政策嚴了，規定上訪三次書記就地免職。就不好出去了。”（田野手記20050212，20070617）
銀莊人認為由於他們這次上訪衛生部，衛生部長高強才來到了他們村裏。（見第四章之一《衛生部長與“五個一”》）
栗莊村民劉桂枝講述第二次上訪北京——
2004年農曆五月二十四號去北京，二十六號回來，縣裏去“接訪”，在鄭州省防疫站做了CD4檢測。
說是上北京上訪，其實是上衛生部要求檢測CD4。他們第一次去北京檢測之後，人家很快傳真過來了化驗結果。村裏其他人就也想去做檢查。那時候村裏開始抗病毒治療，吃抗病毒藥得知道CD4指標，可我們村裏一次也沒有檢測過，誰也不知道自己的CD4是多少。有人自己掏高價，檢測一次幾百塊。老五說一個人準備200元，一起去檢測，人多便宜，一塊去北京檢測。那時候也正好天熱沒事，麥才收罷，莊稼活還沒下來，俺就去了。一共22個人。這次以栗莊人為主，也有灘頭村人。派出所、縣裏管哩嚴，不叫上訪，有上訪了鄉鎮書記得罷免，上訪超過60個人了，縣委書記就不叫幹了。俺們是天黑了到鹿寨集搭的車，才出了鹿寨，夏書記就知道了，要來攔俺，打電話給老五，老五說出黃河了，其實才出沈丘縣。俺還沒到地方，他夏書記就先到了，沒有找到俺。俺打車到衛生部，那司機可好，路熟得很，說你們一群人打狼一樣，找不到地方，我給你們一下送到！半夜裏，嘰裏拐彎給俺送到衛生部門口。他不知道我們有艾滋病，隻知道我們上訪。俺也就是有困難有問題要反映，那時候 “五個一”井打好了，不給俺放水，光做個樣子叫人參觀。
到北京是星期六。天明了，熱得很，我們坐衛生部門口那一片，不走。人家問，說是上訪哩！裏頭出來兩個人問啥要求，就說要求檢測CD4。還有人提要求，說要求蓋房子，人家說一人再給娶個媳婦哩！後來又出來一個年輕秘書說，先住下吧，天熱。他拿200塊錢，說我也沒啥工資，給你們買點水喝，坐大街上多熱，找個旅社住下，等星期天過了有人上班再來，該檢查就檢查。他們第一次去人家待得可好，一人一袋方便麵，還給鞋穿。這一次人家給200元讓買水喝，他們幾個領頭的分了，其他人見不著。
俺們去看旅社，老板說不準群體住，說上訪的太多，政府知道了罰旅店錢，你們得住地下室。實際上，上邊俺們也根本住不起。去看地下室，潮濕得很，還有水哩。猶豫著還沒住下，說先上去吃點飯。還沒吃哩，就看見派出所的人去了！說是鄉裏人在啥啥地方“睄住”咱哩！那條街離衛生部沒多遠，人都嚇的亂跑！四五個一群，都跑了。我說跑啥？往哪跑哩？就是他抓住回家說，就是來化驗血的，不是想活命的麽？不到北京檢測CD4，咋吃藥哩？光說有抗病毒藥了免費治療，啥時候管吃藥治病哩？就在這，咱不走！就這樣跟鄉裏縣裏來的人談談，不行就跟他們一塊回去。
就這樣，那天天不明到北京，上午又叫縣裏派的人攔住了。跑著攔著，過晌午頭了，吃點東西，半下午了，他們找個車四點多了。他們包的車，叫人都上去，說到鄭州檢測，在北京還得等一天。交代我們，不叫說艾滋病，說是上訪的。交代司機，說中途一個也不叫下來！一共來22個人，攔上車18個人。幾個頭兒，滿堂，老六，老四，老五他們都跑了，他們是都被抓過的，害怕再被抓，沒敢坐車，跑了。
18個人坐一車，到鄭州半夜1點。到了醫院，倆人倆人下車，輪換著去檢測。半夜做的檢測，車在那等著。司機問這是啥地方啊，不對他說。不能叫司機知道是艾滋病，怕人家不給開車了。派出所長於文仕領著，他一直“鏢”著車哩，肯定坐上車了就下不去了。回來一路上大家都擔心著害怕被抓。說看過了高速路口他把咱往哪拉。到了白集鎮上，說，下車，回家吧！大家都笑了，這回沒抓！其實不就是化驗個血！回到家就天明了。栗現臣一路上自己給自己打針，回來不久就死了。
——半夜在鄭州檢測，醫院有人上班？問。
答：有倆人站西半拉等著，可能事先都聯係好了。
檢測了，知道結果了，就心中有數了。張金英就是那時候開始服的抗病毒藥，效果可好了。張金英她弟媳婦，檢測說沒有病毒，回來高興死了！很快就嫁人了。原來檢測說她有病毒，是跟別人重名了。她賣血賣得才多哩，比她丈夫賣得還多，她丈夫都死罷了。
再後來檢測CD4縣裏也管做了。“這都是俺上訪爭取來哩，不去爭取他們根本不會給你做。”劉桂枝說。
灘頭村村民組長栗鬆才多次參與上訪。他說最後一次上訪北京，“根本就沒走到地方。”——
2004年農曆十一月，最後一次北京上訪，規模最大， 這次男女老少56人，滿滿一大車人，半道被“截訪”。那時候工作隊己經下來了，村裏還是死人不斷，人都急眼了，到衛生部要求正規治療。“縣裏派車攆到太康，攆回來了，沒有成功。老五是’內線’，給工作隊通氣報告，半道上司機接到一個電話，車就開慢了，後麵縣裏車攆上來堵住，大家隻好跟他們回去了。” 後來栗新臣俺們幾個人一起又去省衛生廳一回，還是要求正規治療。到現在也還是不能正規治療。
栗鬆才2006年發病死亡。至死，他也沒有等到“正規治療”。
一位接訪的縣公安局幹警說：“你不知道，那些人真的很可憐。”有的發病了，自己帶針打。“我親眼看到艾滋病人給自己紮針。”（側身在自己臀部比劃著）一說叫回家，都說想回家，說在外頭受罪。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求救治。但是不該衛生部門管的事也反映，包括羊被牽走了，還有房子的問題……。他們上訪想表達自己的意思，但是又不知道該怎樣表達。要說也夠硬氣的，見他們餓著，衛生部接待他們的姚主任拿了300元錢，讓他們去吃飯，他們不要，說來是反映問題的，不是為要錢的。其實他們有人真的是餓著肚子沒有錢買東西吃。我們那次去接訪，縣裏領導去了好多人，縣委常委、統戰部長等等都去了。我們公安局去了3個人，有副政委。縣領導主要是讓防止失控。其實他們也沒有什麽過激的行為。
在河南，艾滋病一直被視為“敏感問題”，對銀莊艾滋病上訪的表述，官方與民間完全不同。官方把河南農民艾滋病人群視為“不安定因素”，上訪被視為“鬧事”，是有意向政府“施壓”，是官方最頭痛的事。
銀莊駐村工作隊《周口市沈丘縣艾滋病疫情高發區社會治安狀況的調查報告》中寫道：許多艾滋病患者由於絕望而心理失衡，加之目前的救治救助工作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和製約，艾滋病患者便串聯起來，以各種方式向各級政府施壓……，有意製造有影響的群體性上訪事件。數十人到省委集訪二次，到北京集訪三次，最多的一次達56人，給鄭州警方和北京警方造成了壓力。北京市公安局曾派專車千裏“監護”數十名白集鎮艾滋病患者回沈丘縣。此類不安定因素已突破了地域概念。
沈丘縣主管衛生的楊副縣長到北京接訪過兩次，她說：他們幾個領著鬧事的人，都死了。我跟他們說，你們上訪，死得快，不要再鬧了，再鬧對你們沒有好處！他們是快死的人了，心理不正常，說走就走。他們要求檢測CD4，到北京是星期六，醫院檢測是星期一，就是神經病頭腦有問題！衛生部接待部門都安排他們住下了。我跟他們講，艾滋病人腦子有問題，心理不正常。現在你們都給他們安排好了，管吃管喝管住，他們咋不來上訪？銀莊出去上訪鬧事的艾滋病人很多，縣委很著急，主管副書記都出動了。（田野手記20060322）
2004年白集鎮黨委政府給縣委縣政府的報告《艾滋病人的管理亟待加強》，要求對他們“進行嚴厲打擊”：他們中的一些人自認為已“判了死刑”，從患病時的羞羞答答發展到半遮半掩，再到撕破臉皮，少數人尋釁滋事已達到喪心病狂的地步，常常以要錢要藥要糧等為借口威脅、謾罵、圍攻、毆打工作人員及有關領導，嚴重影響正常的工作秩序……為此，我們建議要切實加強對AIDS病人的管理，特別是對他們中的少數違法犯罪分子要進行嚴厲打擊，確保疫區社會環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