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信訪： “健康體檢”與艾滋檢測
村醫栗昭說，因為要求保密，我隻敢與村支書栗可昆說村裏發生艾滋病這事。一年後村裏發病的人越來越多，收公糧時候，村支書找我，決定再向上級反映。那一次寫了好幾份材料，反映疫情、要求治療用藥。送往：鎮政府、鎮防保站、縣政府、縣防疫站、周口市衛生局、河南省衛生廳等等，有的直接送去，有的是掛號寄出，都蓋上村委會公章。無反饋。我是大夫，得聽政府的，我不敢從我這裏叫疫情散布出去，我們寫信反映疫情，也隻敢寫“無名熱”，不敢說艾滋病。
那份出自村醫栗昭之手的《幾例無名熱病人記錄》，是我所搜集到的所有“反映信”中最早的一份，寫在幾頁當地一個初級中學的稿紙上麵，字跡很工整，還專門用一頁稿紙作了封頁，注明時間：農曆（19）99年6月18號。可以看出，反映人對這份材料十分認真慎重。這是銀莊村最早的“信訪”。很正式，由村黨支部開始。
時任村支書栗可昆說，1999年6月，先是給鄉黨委書記王超峰反映，又複印了給上級部門郵寄。王書記說：縣裏不讓事態擴大，擴大了對招商引資不利，還影響村裏男孩子成不了媒。他這樣一說，我們又不敢說了。7月栗新臣拿著他四叔的艾滋病化驗單來找我，說村裏人這麽些害病，害的都是艾滋病，這是證據！之前不好從村醫栗昭那裏說出來艾滋病，隻敢說“無名熱”。現在村民自己拿到了證據，就好說了。於是又和栗昭一起寫材料向上反映村裏的疫情，雖然還是寫“無名熱”，但是支持村民牛延東栗新臣他們向上級部門反映“艾滋病”。其實很多人化驗結果都出來了，不少人已知道是艾滋病。（田野手記20060129）
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按手印
這時，村民栗新臣、牛延東、栗幹臣、栗鐵印等，也開始往上反映疫情了。這些人中，牛延東識字有文化，負責寫信寄發，他主張反映到“最上級部門”衛生部，與衛生部尹大奎取得了聯係。“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簽名按手印哩！”牛延東說，不光政府方麵給壓力，群眾也不理解，還有人砸我門哩！不願叫人知道有病，嫌丟人，怕小孩成不了媒。所以反映艾滋病的事，同意的人簽名按手印，不同意的不說他的事。
當年寫了許多“反映信”，但是大多沒能保存下來。而那些散亂存留在村民手中的信稿，有手寫稿、複寫稿、打印稿、複印稿，收集起來，竟然還有滿滿一大包。
牛延東和栗新臣一邊翻找當年的上訪資料，一邊向我細數向上級反映疫情求救的經過：1999年農曆六月，村黨支部寫資料交給鄉裏王書記，隻說是反映“無名熱”；七月栗新臣拿到他四叔的化驗單才敢說是“跑艾滋病的事”；2000年11月23日村委會出證明支持群眾代表“跑著”反映；2001年元月14日發特快專遞寄往北京市西直門南路一號衛生部疾病控製司；2002年3月7日向衛生部民政部等部門同時發資料，也是特快專遞……。
“救救我們吧！”
中共中央衛生部、民政部領導你們好：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享受著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和愛護，我們多麽希望有一個好的身體，為新中國服務，和有病得到診治和康複，為此，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我地的無名熱病情況，該病死亡率高，密度大，在發病地方人們恐懼萬分，一片淒涼害怕心理。為此請最高領導部門，救救我們吧！（1999年10月9日）
尊敬的省衛生廳負責同誌你們好：
辭舊歲迎新年，我心憂畏安，現將我村的情況向領導匯報一番，我灘頭村人數500多人，獻血人數200多人，自1999年至2000年兩年死亡30多人，暫且不講，且說自2001年2月1日至10月22日死亡15人，……百米地邊能有4—5例死亡，年老病死的和初發病的未計表內。請上級領導和有關部門見信後救救我們，為了人民的生命和國家興存，如饑似渴的到該地作出防疫、控製、傳染和預防措施，謝謝為盼……（2001年12月1日）
過了一年又一年，百姓不提官不談，
病毒攜帶死難免，苦日無頭難到邊，
年年都有扶貧在，至今沒有挨著俺，
耕種就學都困難，左右全靠父母官，
得到黨的陽光時，重見天日建家園，
為國為黨作貢獻。（2002年3月7日）
中共中央衛生部、公安部、民政部、疾病控製和我國艾滋病預防、控製研究所有關部委和國務院負責同誌：你們好！你們心（辛）苦了！
在（再）次請求各位領導，救救我們，為我們發放救命藥，使黨的形象不斷的展現在我村民心中……（2003年12月12日）
厚厚一疊“求告上訴”信，看得我心驚肉跳。這些信件雖然稱謂不當文辭不通語法不合規範，但意向明了心情十萬火急。他們一遍遍呼救：“救救我們吧！”
我聽到他們呼救的聲音時，已經是2004年的寒冷的冬天，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死去。
這些“上訪信”，台頭從國家衛生部、公安部、民政部、“疾病控製和我國艾滋病預防、控製研究所有關部委和國務院負責同誌”（原文）到省市縣各級黨委政府、衛生部門和最基層鄉鎮黨委政府、防疫站領導同誌，落款從個人、村民代表、全體村民到村黨支部村委會。它們記錄了這裏百姓“掙命”的過程，也見證了一段人間災難的曆史。
銀莊村黨支部村委會的《特情匯報》
這份《特情匯報》顯然是以村委會黨支部“組織”的名義，寫給上級部門的一份很正式的報告，也是銀莊人自己的疫情現場記述。照錄如下——
特情匯報
自1999年以來，我們村黨支部、村委會及本村醫生發現了多人病情，立即形成文字向當地政府作了報告，可是拖了幾年，我們沒有得到政府的解決，因此，我們的病情越來越重，最後，又有栗新臣、牛延東、栗幹臣三人向中央衛生部電信聯係，上級派出醫務人員給我們做檢測化驗，當時，參加295人，經檢測攜帶病毒而辦證的198人，沒有辦證的97人，因其他原因沒有檢測的人員218人。發現我們的病情越來越多，病情越來越重，於是給我們撥款5萬元建立診所，由我們村的村醫組成聯合診所，在這期間上級給我們撥款3萬元治療該病，結果又被鎮醫院、聯合診所用去40％以上，而我們的患者隻享受60％以下。我們兩村的發病情況多種多樣，已經死亡63人，現在攜帶此病毒人員和沒有參加獻血的人員心情都非常沉重，心裏非常擔心害怕發病和傳染。
如：栗合香，38歲，經多方求醫花費了大量的經濟，東拚西借，外債累累，最後醫治無效而死亡；栗開臣等二人，家庭困難，無錢治療，承受不了病毒的折磨，服毒自殺；王桂英，48歲，病毒現已侵入麵部，長期發燒，造成雙目失明，多次觸電自殺未成(現電路已拆除)；栗海周，39歲，病毒已侵入頭部，右眼已失去了光明，日日夜夜飽受病毒的折磨，痛苦難言，現正在治療中；栗開香，四口人，可他的家庭發生的悲劇更讓人悲痛心寒，在兩年內死亡三人，隻剩下年過高齡老母一人，生活無法照顧；栗海民與栗海軍兩人，33歲、31歲是同胞兄弟二人，在兩個月內相繼死亡，而他們的愛人帶著孩子再婚，現還有一老母在家獨自生活，為了思念她的子子孫孫，造成精神失常，瘋瘋傻傻；牛俊友夫妻二人，在一年內相繼死亡，隻剩下四個孩子獨立生活，長子15歲；栗海臣，44歲，因患此病而死亡，可他的妻子又是病毒攜帶者，精神失常，無法維持生活；栗可鋒，其家屬因患此病身亡，兩個孩子被迫綴學，綜上所述，給我們這兩村造成經濟困難，被迫綴學36人，長期拖欠學費的32人。
因此，我們全體村民，強烈要求政府援助我們防治和預防藥品，後來給我們一批“雙汰芝”，患者服用以後，病情有所好轉。我們兩村全體1100多人，衷心感謝黨和政府和各級領導及有關單位。但是藥太少了，很多人吃不上，現在情況又開始嚴重。
我們全體村民，跪求黨政領導和有關部門申（伸）出溫暖之手，救救我們，使我們的疾病得到控製和預防，讓我們這些患者在黨的領導下，重見陽光，早日康複，為強國富民貢獻我們自己的力量。
報告單位：銀莊行政村（公章）
村負責人及代表：栗可昆
栗靈山、牛延東、栗新臣、栗鬆才、牛延亮
栗莊全體村民
灘頭村全體村民
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這份報告，寫“病情”，寫“病毒”，寫“疾病”，寫“患者”，寫患者的痛苦、死亡和自殺，但是依然沒有寫“艾滋病”。
“健康體檢”
2000年、2001年，河南官方以“健康體檢”的名義，在銀莊進行了兩次規模較大的HIV檢測。周口市衛生局說，那是衛生部壓下來，省廳沒法了才來做檢測：“牛延東是銀莊村幹部（其實隻是普通村民），賣血感染艾滋病了，強烈要求政府進行治療，跑到衛生部上訪，衛生部又弄到省裏衛生廳。衛生廳沒法了，這才來做檢測。就在牛延東家，現場采血。”衛生廳去有15人，登記的、采血的，加上我們市衛生局，有二十幾口子人哩！還有縣裏的人配合。
——檢測的人有多少？
答：這個事……。回憶都不好說清了，疾控中心有資料，以單位名義寫有報告。“周口疾控中心有全國最好最齊全的關於艾滋病疫情的檔案資料，對所有重大事件有詳細記錄。”
——疾控中心的資料可以看看嗎？聽到這裏，趕緊問這位局長。
答：那不中，保密。
這事村民栗新臣記得很清楚，他說——
1999年農曆七月俺拉四叔去檢查的病，到1999年農曆十一月初三上級部門來村裏化驗的這個病。參加這次化驗，滿共128個人，結果出來108個陽性，都是這幾個莊的。最後本人知道的有57人，都是灘頭村的人，是自己去上級政府問出來的。外麵那些莊的都沒去問，化驗結果在縣防疫站壓著，他都不給你了。還是隱瞞著。
給了我四叔化驗單子的市防疫站的醫生徐登龍也來了，他見到我說：“老栗啊，你可給我弄壞了，你們縣裏也吵我，周口市衛生局也吵我，說這個單子任何人都不叫給！”
“那張化驗單後來還是叫他們又偷走了！”栗新臣突然很激憤地說。
——誰偷走了？
防疫站的人！化驗單放在桌上，他們來做檢查那一回，趁我不注意把單子給我偷跑了！
——為什麽？
他們就怕老百姓知道實情，怕老百姓拿著證據告他們！我說不把單子還給我，我還要上告！他們說，別告了，這不是來給你們做檢查了麽！得了就了，處理不就行了？從那以後，才開始處理。又停倆月發的藥水，鄭州中醫院研製的。二兩的瓶子，一個人兩小瓶，喝的藥。都願意喝，有的給了有的沒給。又等幾個月，發的複康寶一號，還是鄭州中醫院製的，是膠囊。這還是不解決問題啊，隻有臨時治療，沒有抗病毒藥不中。那時候發病是高潮，一年這一半拉（半邊村莊）都死十幾個。到2001年秋季裏才算把藥弄過來，那是一萬塊錢的藥，專對這57個人的。以後陸續的，才都開始辦本子使免費的藥。那兩年死的最可惜，2002年那一年俺灘頭村一個莊死19人，是死的最多的一年，2003年那一年死17人。（田野手記20051206，20060501，錄音整理 20070204）
牛延東說——
第一次在我家院裏檢測，是以“健康檢查”的名義，不準說是查艾滋病。參加檢測100多人，大多是灘頭村和周邊外村的獻血員，“疫情最重的栗莊隻參加9人，他們都不敢化驗，說是聽說化驗出來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裏，集中炮崩了！”查出來也還是不敢告知俺老百姓。我很多次到縣、市防疫站去問，都互相推，可能要匯報請示上級衛生部門批準？一直到天快熱時候，我傳話對大家說，咱們都去問他們！大家一起到市裏去問，才分別談話對說。我可能是第一個知道的。那次去的人，一個一個談。衛生局竇局長先找我談，他問：你害怕麽？我說：“不怕。”怕又咋著哩？他才告訴我：你是。其他人也都是一個一個單獨談。（田野手記20080328）
2001年，第二次在村醫栗樹東家院裏檢測艾滋病，還是以“健康體檢”的名義。栗樹東說：那時候還對外保密，不過在村裏已經公開了，都知道是查艾滋病，參加的人很多，還有外村的親戚知道也來了。最後一批一批下發艾滋病人名單，差不多都是，銀莊一個村就有三百多！有人整夜哭，不信自己有艾滋病。從那時開始宣傳艾滋病傳播途徑和防治方法。
村民劉桂枝說到這次檢測——
凡是賣過血的都去化驗，拿兩張照片，誰的照片不發下來，就是有問題了。都問，相片拿回來沒有？那天上午的飯都沒人吃，感覺就像判死刑了。知道有病了，有的放聲大哭，李枝家，那天上午嗷嗷叫哭，說我不能活了，我也有這病！我們夫妻倆化驗都有病，隻在心裏悲傷。可這病是啥病？都捂著掖著不說，群眾都開始懷疑他血站了。
——檢測過了，也沒有給你們說感染了艾滋病？
答：沒有。
劉桂枝說：那時還沒發病，就在家裏憂愁，有病毒自己心裏知道。2001年還沒過去，五營（丈夫）就發病了。那時候光對說有病，就是不說是艾滋病，也沒有治病的藥。五營他們去上訪，要去問到底得的什麽病，得要藥治病啊！大冷天，下著雪，7個人，都是發病的，都是30多歲，下決心要把情況反映出去，出去要藥救命。回來後發了“本子”，可“本子”上的藥治不了他的病。他發病一年多，大瘡長半年多，到他死，他大腿上的瘡也沒有長嚴。說到這裏劉桂枝淚流滿麵：那一年下大雪，雪多麽大幌子，他斷氣那一天正月初八，我們就是正月初八結的婚。16個年頭4個孩子。最大的孩子15歲，最小的兒子5歲。孩子們哭哩啊……
——村裏到底什麽時候確定發現了艾滋病？我追問村醫栗樹東。
他說，1999年。1999年，就確定是艾滋病了。不過上麵不讓說。
——那什麽時候讓公開了？再問。
答：現在村裏是公開了，也瞞不住了，對外還是不公開，我是村醫，是政府的人，得給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領導知道了會批評，會說不想幹回家！對記者采訪要無可奉告，領導跟著時一點不敢說。
村醫栗樹東跟我說這些話時，已經是2006年7月。
2006年12月，周口市委組織部直接警告我：上麵宣傳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準宣傳、不準報道、不準調查、不準研究！當時我正承擔一項關於河南艾滋病問題的社會學課題，在當地做田野研究，那是一項國家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