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 血頭”
“血頭”，是一個內涵和邊界都含混不清的概念。無論官方或是民間，都指控“血頭”是血液傳播艾滋病的罪魁禍首。那麽，究竟誰是血頭？迄今有什麽樣的血頭受到了懲處？“血頭”成了一場應當歸咎卻無以歸咎的災禍的“虛擬責任人”。實際上，它隻不過是個不好指稱或不便指稱的“代名詞”，或是“替罪羊”。
我認識的“血頭”有三個，一個是村支書，一個是“成分高”的地主子弟，一個曾經當過民辦教師。三個人社會身份都是農民，都是“艾滋病”。
血頭村支書
栗可領，栗莊人，1970年代參軍入黨。複員後1983年至1997年擔任銀莊行政村黨支書近15年。周邊村莊的人都知道，當年銀莊村支書是“血頭”，他把血站開在自己家裏。
1992年11月，銀莊村支書栗可領在自己家裏開血站。栗可領自己的說法是“設了一個點”，實際上是項城血站開在銀莊村的一個“分店”。當時項城血站站長王新民，通過村支書的兄弟栗老六和老黨員的兒子栗連營來到栗莊，找村支書栗可領開分店，栗老六和栗連營都開機動三輪往項城血站運送獻血員，認識了王新民。血站分店之所以開在村支書家裏，還因為支書家是栗莊“第一大戶”，栗可領兄弟六個，支書是老大，血站辦他家，“沒人敢鬧事。”銀莊血站開辦起來，村支書的兄弟和兒子們開三輪大篷車拉人賣血，同時自己也賣血，車子上寫著宣傳標語：“要想富走獻血路，要想發到栗莊”，橫批是“獻血光榮”，還有大喇叭宣傳。獻血人員在支書家裏抽小血（抽血化驗），檢查合格直接運送到項城采血賣錢。每合格一人項城血站給提5毛錢，村支書、中間人栗老六、栗連營分利，當時每天來排隊掛號三四百人，合格的占一二百人。支書還能掙房租，月租金300元。當時村裏天天十幾輛車拉人賣血，村裏7輛車，外麵來四五輛。支書家老四收“管理費”，一個車收5元。項城血站在支書家設夥，工作人員6人吃飯。大篷車拉人，每人車費來回3元。項城血站不單把分站安到栗莊，在其他地方辦的還有。
人們描述當時情境——
遠近的人都來銀莊血站賣血，栗莊像個鬧熱的集鎮，人們來來往往，擁擠得很。一下雨都穿大膠鞋，泥巴趟到膝蓋。遠的，比方鄲城的人，頭天夜裏來住下，等著早上掛號。村裏有人瞅機會開家庭旅店收住外麵來賣血的人。白集鎮集上的人來賣熟肉、小菜、燒餅蒸饃。村裏有人每天來兩次，提前掛一個早號，然後掛一個晚號。親戚串親戚，朋友串朋友，左鄰右舍都來。以為是好事，開始還瞞著別人，“肥水不流外人田”。每天一開張就一百多人排隊掛號。如果有人驗血不合格，給化驗的人拿5元錢就可以算做合格。轉氨酶正常要求標準0一40，有人高的到45—50都算合格。暈床、嘔吐的現象非常普遍，主要是抽血過多營養跟不上，像井的泉眼已幹，後邊的水還沒湧上來就硬抽。
當時沈丘縣血站也才建起來不久，站長龔誌賓開車到栗莊來搶生意，說：“項城來采血是跨縣，爭血源。”又說：“咱縣血站有夥（夥房），飯便宜，看自行車不要錢。”大家把他攆走了。人們在自己村裏化驗，“不合格還可以幹農活，離家離地近。”
就這樣，銀莊成為獻血基地。人們先在村裏“采小血”化驗，然後一車車拉到外地抽血賣血，村支書領頭。
銀莊血站開了一年多，撤了。村民說，因為項城血站不要我們的血了，說我們的血品質下降。不合格的血越來越多了，化驗轉氨酶，要求雙陰性，原來都合格，後來都不合格了。轉氨酶化驗不合格，有一種藥吃吃就又合格了。當時村裏許多人抽小血化驗時用小孩子的血頂替，賣血時實際上是抽大人的血。後來幹脆也不化驗了。
銀莊血站撤了以後，項城血站又在項城婁堤鄉開分店，大家又到婁堤去賣血。當時沈丘縣血站還沒撤，許多被撤了的血站轉入地下采血，村裏人又到處跑著賣血。
血頭村支書栗可領跟我說——
我當時是行政村的村支書，賣血在俺家設了一個點。因為什麽要設這個點呢？這個村的群眾窮，不賣血生活維持不了。為什麽血站要設在咱們家裏？因為那時我們村賣血要到開封、鄭州，到周口市、項城、鄲城等外地血站。群眾賣血坐車跑到外邊血站，檢查合格的可以賣血，不合格的就要打回來賣不成血，白搭上路費就虧本了。在咱家裏檢查，不合格的，就不白跑了，所以群眾都迫切要求設個點在咱家。那時沈丘縣有個張如仕縣長，號召群眾獻血光榮，說獻血不損害身體健康，獻血是發家致富的門路。咱縣裏也有血站。所以我當行政村支書的時候，我得聽上級的呀，我也認為獻血不損害身體，是發家致富的好門路，胳膊一伸就50塊錢，拿5塊錢的本（掛號檢測費）能賺50塊錢。交各項提留、計劃生育罰款，群眾不恁急了。我那也是響應號召，發展經濟。
村裏群眾說法不同。在一所破敗的院落裏，一對老夫妻哭訴——
老婆婆說：那時他是支書，罰錢，沒有錢，就逼我們賣血呀！他說：“人家都能賣血，你們就不能賣嗎？” 村裏人都賣血。連小閨女也去賣。俺孩子死完了，沒有了。都是賣血得了艾滋病死的。那時候不敢吭啊……
老爺爺說：說實話吧，那時俺村裏有個支書栗可領在這辦血站，叫人賣血。死的多了，這裏年輕人快死完了，就剩下寡婦女人小孩子了。哪是艾滋病啊，是賣血死哩！
村民栗東安說：那時候計劃生育超生罰款厲害。村支書栗可領在他家辦血站，他叫群眾去獻血，獻了血，他來收罰款。“獻血光榮”的條子貼的哪都是，項城血站給他錢，獻血人也給他提成。他就賣一個血也感染了艾滋病，不虧！不是報應麽！
這位血頭村支書弟兄六人，都感染艾滋病無一幸免。最後他也加入了“上訪”的隊伍。
後來村支書栗可領被銀莊群眾“勜”下台。直接原因，倒不是因為他開血站，而是他“加碼盤剝群眾”，“計生罰款、提留款太重。”
那是1996年，政府已經砍血站，一些血站轉入地下，大規模的獻血運動已經接近尾聲，大部分村民也不賣血了，艾滋病還在潛伏期沒有發作，或者已經有人發作但“都沒有往賣血上麵想”，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巨大災難。村民們說起那場推翻村支書的“大告狀”——
那一次村裏收繳提留款，村支書擅自一畝地加收50斤麥。有人到縣裏問清了底數，村裏有6個人出麵狀告村支書加碼盤剝群眾。去縣裏告狀的6個人還沒回來，縣裏電話就已經打到鄉裏了，說銀莊有人來告狀了！鄉派駐村幹部王超立馬告訴了村支書栗可領。栗可領在村喇叭上喊：小毛孩想告我哩，膽子不小！王超等在村口，見6個人回來了，開口就罵，全村人圍觀。老黨員老隊長栗可貴不願意了，說：罵人哩，打他（王超）！見全村人的火上來了，栗可領趕緊說好話，把王超放跑了。
栗可領是栗莊的，栗莊人先組織起來告狀，兩個大蓬車裝不下。第二天銀莊行政村4個自然村的人都參加進來，又加兩個四輪車，村民群眾早都對栗可領不滿，全村人大告狀幾百口子都去了！
可巧那天朱鎔基來周口地區視察到了沈丘縣，縣委書記劉廣全說：趕快安排他們回去！明天處理。栗可領老婆的近門哥在縣裏任副書記，姓王，說：有哥撐著，他們告不贏！縣委書記說：牽扯到誰處理誰！事後才知道，當時朱鎔基已經去到李步口了。縣裏命令鄉裏：無論啥辦法，趕緊攔住他們！不能告狀！鄉書記李申趕來村裏，在白集鎮路上，車被抽（掀）翻到溝裏。縣裏又趕緊派人在馬村，距縣城10裏的地方，截住了告狀群眾，什麽條件都答應。派出所出麵勸阻，群眾又要抽派出所的車。他們趕緊派在鄉裏當幹部上班的本村人回來勸阻，才算沒有出大亂子。當時村班子就癱瘓了，栗可領被推下台，銀莊村一年多沒“頭兒”。（田野手記20060129）
血頭栗幹臣
我沒有見到過栗幹臣，隻見到村人指給我看的他的墳墓。就在銀莊新建的村衛生室對麵，一座很大的墳頭合葬著栗幹臣的父母，旁邊小小的一座，埋葬著栗幹臣。他們的墳墓四周，有更多的墳墓。
在栗幹臣的墳墓前，村人這樣介紹他——
栗幹臣，血頭，那時候叫血隊長。灘頭村人，“成分高”， 地主出身，是階級鬥爭年代經常被開會鬥爭的人。那時獻血也是不光彩的，是搞資本主義，鬥私批修開會鬥爭他的時候，有人就說把你的小本本拿出來！那個本就是獻血證。生產隊時候交錢買工分，他一天賣倆仨，用賣血的錢買工分。他十六七歲就開始賣血，後來專職賣血，1995年停止賣血，2004年3月死於艾滋病，死時60歲，獻血有幾萬斤。
栗幹臣是全村第一個賣血的人。從他的鄉鄰對他的回憶中，可以推斷出，栗幹臣賣血的曆史開始於20世紀50、60年代。栗幹臣地主出身，他從小跑出去賣血，應當與這種處境有關。栗幹臣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大集體時候，他隨著栗莊20輛架子車跑運輸，算是大隊搞副業。一次往鄲城運砂子，大夥一共掙得120元錢，栗幹臣“卷跑”了。從此他在外流落8年。他家裏有一個老娘和一個哥哥。大約在1960年代後期時候，栗幹臣他哥“倒插門”走了，隻剩他娘一人在家，他才回來了。回來說起他這些年靠賣血吃飯，跑過山西臨汾、陝西西安，河南洛陽、宜陽、三門峽，過了黃河，到夏縣、運城、絳縣，還有好些地方他都去過。這麽一說，灘頭村不少人都願意跟著他幹。他就組織大家到各地賣血，一人次他提2元錢。所以，銀莊4個村中，灘頭村賣血最早。最開始他聯係大家到各個縣醫院賣血，賣全血。後來賣單采，牛延榮、牛延林、栗連營等人是最早的獻血員，栗連營、牛延林死了，他們沒有檢測，死得早，有七八年了。許多賣全血的還都活著。以後越跑越多，賣血的人也多了，跑的地方也多了，賣了十來年。栗老歪兄弟、栗連營兄弟、牛延龍夫婦、諸老二夫婦、栗紹才、劉玉英等等十幾個人，界首、鄲城、項城、淮陽、開封、駐馬店，到處跑，全采單采都賣，最後開辦血站了主要賣單采，賣血人就多了，全村青壯年幾乎都賣。一直到砍血站，栗幹臣還領著人偷著賣，1996年以後還通過老的關係戶，也就是當地地頭蛇血頭，帶人去陳留、西平私人血站賣血。
栗幹臣本事很大，與各處血站都有關係。縣裏建血站也跟他有直接關係，他賣血早關係多懂得抽血技術，縣中醫院院長龔誌賓找他聯手建血站，說一起幹一起分利，龔誌賓當站長負責全麵，他當副站長負責技術指導，抽血驗血。血站建好後，龔誌賓給一萬元把他打發了，他不願意，告龔誌賓。後來村裏賣血人感染艾滋病毒，開始發病死亡，栗幹臣又成為最早“跑艾滋病”的人，帶領大家上訪告狀。那時眾人都還不願叫反映，怕名譽賴。由於他能力強見多識廣能說會道，還常常被推選為“艾滋病人代表”，到各上級部門反映疫情。他關係多有辦法，從他那裏還可以買到特效抗病毒藥雙汰芝，200元一板，栗中才病急，賣麥買藥，從栗幹臣那裏買過。
村裏人倒是不責怪栗幹臣，說：領著人賣血、辦血站是他，後來帶頭向上反映艾滋病疫情、告狀，也是他。他領大家賣血掙錢，心是好的，也不怨他。賣血感染艾滋病，上頭領導都想不到，他平頭百姓咋能知道？他真是有本事，就是不識字，要是能高中畢業，給個省委書記都管幹！老天爺有安排，人各有命。“人哩命天注定，胡思亂想沒有用！”（田野手記20060126）
“血頭”老楚
第一次見到老楚是在一次外省召開的有關艾滋病的非政府組織會議上。河南去的一些參會代表中，老楚顯得很落寞，因為老楚當過“血頭”。
在此之前，我隻是聽說過血頭，“血頭”還隻是一個概念，還沒有真的見到過血頭。老楚滿臉褶皺，看上去跟中原普通農民沒有什麽區別，隻是更多一分陰鬱。他找到我似乎有話要說，但是會議時間很緊張，未及細談。不久，在鄭州又遇上老楚，老楚說，你要是去俺縣調查，可多故事。於是攀談起來，比較多地了解了老楚。
老楚是太康縣人，跟河南官方承認的“全省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泰康農民郭廣生是老鄉。郭廣生也是在外地打工獻血，1995年3月8日，被查出艾滋病，遣送回河南，他當然不是河南省發現的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老楚當過鄉村民辦教師，1970年代時教過5年書，“公辦教師每月30元，給我6元，不管幹（不能幹，幹不下去），顧不住家，不幹了。”老楚說。不教書了，除了種地，就去打工，建築、賣菜，都幹過，後來，大家都賣血了，就去賣血。再後來查出感染了艾滋病。老楚有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女兒38歲、兒子33歲，都賣血感染艾滋病，女婿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死去3年了。“俺那感染艾滋病的可多了，都是因為賣血。”老楚說。老楚的大哥家的大兒子兩口感染了艾滋病毒、二哥家大兒子兩口、女兒都感染了艾滋病，還都不敢說。“我不害怕，一檢測出來就亮明觀點，可是人家怕受影響。”老楚不隱瞞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他從縣裏到省裏跑著上訪。他說，我大女兒家就塌（毀）到這艾滋病上。女婿2003年死的，那時候沒有一點“政策”，2001年開始治病花錢，都是自費，症狀皮膚病、發燒。錢花幹了，家裏困難得很。上訪找衛生局要求解決困難，衛生局說找民政局，民政局說找教育局。“他們根本不接材料，說這包東西是你的？拿走！”省信訪局態度還可以，說材料看了，給你們縣信訪局寫過信了，找他們去吧！俺說縣裏領導根本不見麵。他們說，俺也見不到。現在我每星期都去縣衛生局，他們隻說好話，不辦事。
說起“血頭”的事，老楚也並不隱諱，他說，在開封賣血時間，給賣血的人“辦單子，辦一個使一個的錢”。單子，就是臨時獻血證，跟正式獻血證沒有關係，賣血的人想多賣一次，就臨時辦個單子。後來不正規了，不用“證”了，我直接帶人到血站賣血，直接到血站使錢（領錢），帶夠50個人領一回錢，一人次給3元。這些錢用於我的來往路費、吃住、買針管。
——買針管？我一時不明白老楚說話的意思。
老楚解釋道，我領的一群人賣血，我負責買抽血用的針管，他們血站隻管“抽小血”化驗。後來也不化驗了，啥都不說了。規定每次采血400Cc，太康血站采550Cc－600Cc，每份可以分出半份，多賺錢。後來每次采兩袋，說800Cc，實際900Cc－1000Cc。
——對獻血者有沒有健康體檢？問他。
沒有。老楚說。
“1994年、1995年時候，太康防疫站的人找我，想通過我把血站搬到村裏，後來事沒有弄成，虧得沒有弄成！”老楚說。
當時老楚正忙於“跑”“督促落實艾滋病救治救助政策”。他說，太康縣衛生局，我拿住他的把柄哩！他們管理全縣艾滋病治療，應該把上級政策宣傳下去，各種政策規定，艾滋病人都不知道。我們縣裏許多艾滋病人不知道有免費藥物，他們縣裏治療卡能不給辦就不給人家辦。有一回在衛生局碰上一個人，他老婆艾滋病已經死了，他領一個小孩11歲了，就這麽高（比劃，很低），有艾滋病。一問，說是吃藥花了多少多少錢，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吃藥免費，有生活補貼。我帶著他去衛生局，他們問我有事麽？我說11歲孩子都快死了，發病一年多了吃藥沒有免費。辦公室主任專管這事，立馬給辦了治療卡，比我自己辦的時候還順當哩！早先那時候我還沒有“影響力”。但是如果不碰上我，這個人還是不知道。俺縣檢測也是靠自己，自己不檢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防疫站六七歲的孩子不給檢測，說“孩子太小，抽不出血。”不檢測就沒法辦治療卡。我給站長打電話，他說等到麥罷（麥收之後）再說。一把手都說不通！我又找衛生局上級領導，電話裏說了半小時，那邊又說是沒有試劑了，沒法檢測。初篩檢測，一般人跑幾趟都不給做，他們賣過血，都想檢測，希望檢測的人，都叫住我一起去。
老楚說的這種情況，反映了河南所謂“拉網式普查”存在的許多漏洞許多問題。
老楚說，防疫站對國家政策落實的是啥？太康縣全縣確證艾滋病感染隻有300多人，俺鄉毛莊鎮隻有50多人，其實遠不止這個數！就這，2005年發救助每人60元，說是每月每人12元，發5個月的，隻發給了毛莊的不到50人，其餘的都沒有給——這是因為我找的多，不得不給。他們煩我也怕我，現在我去拿藥啥都給，下邊人還是不給。前天防疫站的一把手二把手說我：你不要以為你是農民我管不住你，下達你有宣傳任務。我說，宣傳資料多的很，都在辦公室放著，光盤也有，你們為啥不給群眾放放看看？
跟許多河南農民艾滋病感染者一樣，老楚對高耀潔心懷感激和崇敬，幾次跟我說很想見到她。2006年夏天的一天，我跟高老師約好，帶老楚一起去拜訪她。
一見到高耀潔，老楚就說：我見過高老師你的書！我拿著高老師的書找當地政府，他們一看見就害怕了，態度馬上變了！然後就說起太康縣艾滋病疫情有多麽嚴重和當下政府救助工作中的種種問題。
高老師聽老楚說完後，說：中國問題，第一浮躁得很；第二失去人性。我講課說3個問題：假話、假事、假貨。共產黨執政後不說瞎話不行，形成製度問題。太康的事你給我聯係，冬天給你們那裏送衣服。艾滋病這件事，我過去，八年十年以前乞求政府，現在失望了，懶得理他們了。他們表麵做得不錯，實際不解決問題。在艾滋病這件事上，河南政府態度是最壞的，我6月18號去湖南，人家各級官員都出麵了，我在那裏受到很隆重的禮遇。老楚不再說話，隻默默埋頭幫助捆綁準備郵寄的書，這是許多到高耀潔家裏的人常常要做的事情。
再次見到老楚，他帶一群人來鄭州找衛生廳、民政廳上訪，要求衛生部門落實抗病毒治療，要求民政部門落實救助政策。他說，省裏規定每縣要有一個艾滋病重點醫院，太康縣沒有。艾滋病人在鄉醫院治不好也不讓轉院，熬死算了。來的一群人中，有人已經中斷治療四五個月了，在縣裏醫院治療一段停了，因為沒錢了。轉回到鄉醫院，病情惡化。到鄭州六院治療自費，前天來一人，花了六七千，回去了，沒好轉，實在掏不起錢了。“昨天我找到衛生廳反映這些問題，衛生廳有人想替他們縣裏說話哩，省廳想替縣裏遮攔起來，說咱河南省2004年沒有免費政策！52號文件不就是2004年的？”事實上，這份關於艾滋病救治救助政策的52號文件，一直被嚴密封鎖，根本沒有執行，也很少有人知道。
後來，收到過幾次老楚節日祝賀的手機短信。
再後來聽說，老楚到廣州去了，“替人討債。”
2016年參加河南艾滋病方麵的一次會議，沒有見到老楚，從一位朋友那裏得知，老楚死罷一年了。我想到老楚很多次希望我到他的家鄉泰康去做調查，說“我們那裏有可多劉老師想要了解的故事”。我卻始終沒有去，心裏很難過很歉然。
那位朋友說，老楚是個好人，正派人。
官方和民間都對艾滋危機深懷恐懼，卻很輕易地將罪責歸咎於社會地位低下最易遭受攻擊汙名的人，公眾輿論和官方報告對麵目不清的“血頭”語焉不詳的指控，成為各方可以接受的說辭。把底層賣血農民或者所謂“血頭”作為這場血禍的替罪羊，成了官方和民間的共謀。
但是，在這裏，我們所講述的三個人，村支書栗可領、村民栗幹臣、曾經做過鄉村教師的老楚，作為“血頭”，似乎並不那麽“罪大惡極”。他們的社會身份都是農民，他們都感染了艾滋病，也都是這場血禍的受害者。甚至血頭村支書，在銀莊引起民憤的原因也並不是他做了“血頭”。很顯然，他們三人中，誰也沒有能力、沒有資格對這場危及成千上萬上十萬幾十萬人的生命和家庭的血禍負責。
那麽，誰能負責？誰該負責？怎麽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