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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艾滋病人的故事 3. 貧農諸建財:一家三代賣血

(2019-10-15 08:56:04) 下一個

三    貧農諸建財:一家三代賣血

 

  諸建財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不像有病的人。他一再強調自己成分貧農,是“真貧農,真窮,一家三代賣血”。諸建財說自己沒上過學沒文化,但他說話有條有理,很會算賬,像是很有文化。2007年秋,諸建財發病死亡,是4個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個。

 

 “一等一的貧農,真貧農”

  諸建財排行老二,人稱諸老二。2006年春節前夕,他送走了自己最小也是最後的一個弟弟諸老五。在諸老五的葬禮上,他哀歎自家兄弟都走得太快了:“他們都比我年輕啊,要死也是該我先死,數我賣血最多!”諸建財很早就賣血,又是全村賣血賣到最後的人。

  諸建財跟我講述當年賣血的曆史。他先介紹自己:“成份貧農,一等一的貧農 。是真貧農,那是真貧窮!從來沒有進過學校門,不識字,沒文化。”

  ——總認識自己的名字吧?

  答:不認識。

  ——那怎麽辨認賣血證是你的還是人家的?

 “認識那上麵的照片。”

  說的人一臉認真,聽的人一陣心酸。

  諸建財一家三代賣血:他13歲時父親賣血,他本人18歲開始賣血,他的大兒子16歲,小兒子14歲開始賣血。他說——

  我家姊妹們多,弟兄五個,還有一個妹妹,“都是吃飯的嘴。”俺家老大,不當俺大嫂的家,家裏窮娶個媳婦不容易,得聽人家的不是?大哥一結婚單另過不管家裏事。我是老二,下麵三個兄弟小,指望不了。那時候在生產隊幹活棒勞力一天10個工分,10分連兩毛錢也不值。後來分田到戶,還是窮,負擔太重了!各項稅收提留、計劃生育罰款,上頭老父親有病動手術開刀,下頭給兄弟們站房成媒,你說我負擔多重!

  俺老父親臘月二十九老哩,我26歲那年,大年初一埋葬我父親。父親死罷,生病的老嶽父還得負擔,他沒有兒就倆閨女,大閨女是個傻子,唯一能指靠嘞就俺小孩媽,我不得收著?他呼歇病,收著就不能你吃米叫他吃糠啊,看病還得花錢,是不是?小孩姥爺正月十五死哩。姥爺死罷,我老母親腦血管硬化,天天得輸液吃藥,80%都得靠我拿。還有小孩子的學費,都得錢!真是困難得很,見錢跟見命了一樣。不然會死了活了去賣血麽?

 “窮!我這可是真貧農!”諸老二又一次強調。“窮到啥程度吧,分家時候就分了一麻袋子黴紅薯片子。我不抱怨俺爹媽。困難啊!窮!急啊!當個老百姓,稅收、提留、計生罰款、小孩學費,老人藥費,不賣血沒有別的路。賣血賣血,不賣血我用啥拚哩?要文化我一個字不識。”

  諸建財以自己家賣血的經曆,把河南農村當年賣血的曆史說得清清楚楚。

 

  從全采到單采

“分好幾批哩!” 他說——

  我父親1960年代開始賣血,是第一批獻血員。那時候賣血不傳染病,都是采全血。有人一天賣1000毫升,活到七八十歲。

  我1955年生,我13歲那年(1968)父親就在賣血。家裏窮,不賣血就沒有錢。那時候賣血到醫院直接輸給病人,100毫升/10元錢。毛主席提倡學習白求恩治病救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獻血國家還補助2斤紅糖票、還有肉票。到年底一個社員(公社時期,農民都是公社社員)可以背住糧食到糧店換30斤糧票,因為除了在近處賣血,也跑遠處賣,外出吃飯要糧票。到濮陽、項城、太康、界首。界首屬安徽,出了河南地界了。有時運氣不好會賣不上,白去一趟。後來經界首人介紹還到過徐州。界首那邊賣血的比這邊多,他們跑得更遠,跑到東三省。

  我18歲(1973)開始賣血,算第二批。“提起當年賣血事,就想哭。”整整25年啊,賣血!從18歲開始,一直賣到1998年,43歲!我賣血是因為確確實實有困難。老父親賣血太多,終於支持不住躺倒了,重病臥床,動過三次手術開三回刀,眼睜睜等著拿錢救命!吃的都沒有,還上哪弄錢治病去?除了賣血!

  早些年,賣血還不像後來那樣大張旗鼓,都是私底下偷偷幹。頭一回在咱縣裏,2磅200毫升血賣20元錢。那時候錢值錢,肉才七八毛一斤。全采,那時候還沒有單采哩,就是抽出來都給你拿走了,輸給病人。

  第二次是跟莫憲有到開封。我是B型血,他是A型,跟他不衝突,他就帶我去了。黑了睡走廊裏,倆人合租一條被子。那一回運氣好,遇上一個產婦大出血,我的血型剛好配上。抽血時候也害怕啊,護士小妞捂住我的眼,抽400毫升,他那地方貴,100毫升12塊。後來賣血賣多了,就不怕啦。

  早先時候,賣血還不是想賣就賣,得碰機會,“那一次為給父親治病,苦苦哀求人家化驗室人,最後跪下給人家磕頭,才讓我賣。”

  說到這裏,諸建財痛哭流涕。

 “就是那一回,一夜抽12回,一共抽了4350毫升,一天賣8斤7兩!抽得人跟暈頭小雞子一樣,走不成路。那是賣全血最多的一次,我也是豁上了,俺老父親手術開刀,正急等用錢。交配給化驗室一次5塊,12次60塊,血隊長一次提2塊,24塊,一共給人家84塊。自己落下500多塊錢。那是掙錢最多的一回,100毫升漲到15塊了。”諸建財算賬特別清楚。

  我老婆算第三批,1980年代後期,單采開始了。單采到血站賣。這個時候政府提倡獻血光榮!賣血被當做發家致富的好事,親戚串親戚,朋友串朋友。我串的第一個朋友是栗莊的栗可臣,我老婆娘家就是栗莊的,栗可臣的父親和我父親是莫逆之交,俺倆也好。親人中第一個串的是我老婆。

 

  血站:從部隊醫院到地方

  1990年前後,“滾雪球一樣,卷進來的人也更多了”。最終,把諸建財的兩個兒子都裹挾進賣血隊伍,算是第四批。他說——

  血站興起,最早的是部隊醫院的血站,鄭州空軍醫院、平頂山152、開封115,都是部隊醫院。後來才是地方醫院的血站,鄭州翠花路啤酒廠醫院血站最早,後來周口、許昌、項城、鄲城、沈丘、尉氏,各地各縣都開辦血站。賣血的人越來越多,亂串,一個人一天去幾個血站。

  我的大兒子1975年出生屬兔,十六七歲開始賣血,19歲結婚。媳婦比他大三歲,小孩一歲時斷了奶,兒媳也開始賣血,2004年發病死亡,死時32歲。我的小兒子1977年生,14歲上初中時開始賣血。孩子懂事,那一年沒有錢交計劃生育罰款,眼看又要拉鋪蓋糧食,剛好小兒子放學進門,掏出300元錢。我問他哪來的錢?可不敢學壞了啊!他說,不是偷哩搶哩,是賣血掙哩!才知道他逢星期天跑到縣血站去賣血,那是國家的官辦血站,站長龔誌賓是縣中醫院院長。這時候孩子已經賣了七八個了!我吵他,說你還小可不能幹這個啊!他不賣了。1997年,他結婚蓋房,沒錢,又開始賣了,當時血站已經不叫幹了,偷著賣。一提這事我後悔死,我對小孩他媽說,咱該死就死了,孩子還小啊!

  再後來,幾乎所有人都賣血了,村裏人,不賣家少,都賣!俺這莊你可以了解一下,基本上都幹。就現在,38歲以上到50歲以下,查查,沒有不賣哩!像林山,家裏就他一個兒,不得勁麽,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就那,他也賣!這事咋說哩!都沒法擺理!俺賣血俺急(窮),你林山你賣啥哩?寶安賣才笑人哩!栗連營找他借錢,寶安問他借錢幹啥用?他說賣血去哩,作路費。咦,寶安說,我跟你一路去吧!就這樣一個楔眼兒!寶安賣那一個血,死罷四五年了。就這!清沒啥說!

 

  諸建財的賣血賬

  到後來血站開始亂套。說是砍血站,公家血站轉地下幹,私人血站也辦起來了,檢驗不合格多掏5元錢就可以采血,縣血站來不及進血漿袋,把用過的袋子自來水泡泡就再用。一次2袋,一袋說是400毫升,有人稱過,實際上600毫升、800毫升都有。2袋肯定超過1000毫升,50元,除去掛號費、車錢、飯錢,有時還需要買合格證——就是血化驗不合格,需要再花5塊錢買個“合格證”,一個血2袋子也就是落個二三十元。

  血站開著時候,是我賣血最多的時候,平均每天躺那一兩回,幾乎天天抽血賣血。賣單采血,我最多一天賣5個——抽血一次算一個,一次抽2袋子,5個10袋子,1袋子800毫升——按國家規定,1袋子400毫升,他不按規定,哪袋子都超過這個數。100毫升是2兩,1000毫升是2斤,10袋子8000毫升16斤!那一回一大袋子,恁粗恁長,800毫升還得多!諸建財用手比劃著。——人咋能頂得住啊?問他。

  答:咋能頂住?你別不信,聽我慢慢給你說。10袋子不是一下抽完,分5次。先采兩袋,在分離機裏分離了,把白蛋白用管子吸出來,留下紅血球兌上半瓶子生理鹽水,這樣一晃,給你提溜著,再處理那一袋子,也是把白蛋白抽走,剩下紅血球兌上鹽水晃晃叫你提溜著。兩袋子都提溜著,這針還在胳膊上別著哩,他給你往血管上一紮一係,把這兩袋子再給你輸回來。然後再采第二回,再抽2袋子,抽罷以後,再擱離槳機裏頭一離,呼呼一分,叫白蛋白一提,冇點(剩點)紅血球又摻點生理鹽水給你輸回來。就這樣哩,在開封防疫站,我一天幹5個10袋,8000毫升!那一天,東明幹4個,8袋子,也是在開封防疫站,那天他可出事了,暈倒床上不能動了!我沒出事,那時候我40郎當歲,身體正鐵!

  我算過,賣血從1973年到1998年,一共賣了25年,我平均每年靠賣血收入1萬多一點,累計總共將近30萬元。這麽多錢都花哪去了?我計算家裏總財產:兩處宅子值3萬;一輛破大篷車值1000元;摩托車值2000元,摩托車是兒子給買的,兒子孝順,知道我腿痛走不動了;麥子值2400元。總計4萬元左右。賣血的30萬元,看病花去有10萬多。其他就是交農業稅、統籌提留、計劃生育罰款。

 

  最厲害的是計劃生育罰款

“最厲害的還是計劃生育罰款!”諸建財說——

  我4個孩子,超生3胎,計劃生育罰款一個小孩一年600元,3個小孩罰了14年,平均每年2000多元。有一年因為一時交不起,家裏的糧食、被子都被鄉裏拉走了,結果罰了1萬多,“剛好是一年賣血的錢。”14年計劃生育罰款,足足3萬多元。“計生罰款高峰與賣血高峰相對應。”

  那一年,大隊支書說再拿300塊錢就沒事了,東塌西磨,賣血,交給他,到第二年計劃生育來了,又挨住你了,還要!你不給又不中,刀把在他手裏哩!地畝在他手裏,不給他他扣你這扣你那。承包分地時候又拿六七百。嚇唬你:不交錢不分給你地!不給你地了!押襪子賣鞋,咋拚,也得把地要回來啊!我6口人,6個人的地哩!

  1996年因為計劃生育被抓,是為兒子超生“頂罪”。大兒子頭胎是個女孩,二胎生個男孩,算超生。兒子在威海打工,就抓我在鄉裏關了13天,要500元現金才放人。老婆跑了十幾家借錢交罰款。

  還有5戶聯保!撂棍子撂磚頭!咦,啥事都有!鄉計生辦幹部和村支書站在“超生逃跑戶”的院子裏扔磚頭,扔到哪裏以哪裏為界畫圈,圈內範圍都得聯保,少則三四戶,多則五六戶,“聯保戶”都得交罰款。1993年,那一回是扔棍子,得兒,用個棍子一撂,關了我六天六夜!為牛俊營跑了,他兩口在晉城賣菜哩,跑計劃生育,他跟前5個孩子,前頭4個閨女,最後一個小子。他跑了,得有你五戶聯保的事!那一回,我拿600塊錢才出來。俺小孩媽清哭幾家子才借回來600塊錢。說瞎話我是個賴種!給他600塊錢俺白條也沒見!

  就那我沒挨打還算便宜哩!我還算排場算光棍家子嘞!那大王樓的清打得學鬼叫喚!擱裏頭,清打人家!呃!大王樓哩,他弟兄四個抓進去仨,一個叫旅一個叫狂,還有個叫啥,就是王洪彪家的兒,他爺叫王世亮,就是王世亮的孫子。叫打得學鬼叫!還有顧園那個,肋巴骨跺斷!

  我沒有挨打,幫著俺一個爺的兄弟諸建營的光了,諸建營不是司法所的所長麽。當時也叫我拉過去了,點了我的名叫著:“拉過去!” 我就聽見有一個人小聲說:“這是諸建營他哥。” 那人又喊著說:“叫他拉出去拉出去!” 叫我拉出去了,我沒挨打,好了。 

  剩下的人,拉過去往屋裏一?,燈泡啪滅了,一圈站的都是人,你一拳我一拳你一腳我一腳,就這打哩!燈一拉,就開始下手打了!誰也不知道誰打哩,打罷了,上去幾個人,架住拖出去往那黑屋裏一扳(扔),再叫下一個,就這樣哩!十幾個年輕人打一個,你再好身板也擱不住他打啊,是不是?

  叫我拉回去可沒有拉回屋裏啊,拉住我一直正南,拉到院子裏,萬年青下頭,長多深的萬年青,說;穀堆那(蹲下),不能動!穀堆那就穀堆那,跟個猴樣。他們叫下一個拉進去打。咋不跑?往哪跑啊,大門杠得結結實實哩,就這一個院子!跑?不跑罪還小些,你跑還打材壞了你哩!跑了罪上加罪!害怕,咋不害怕啊?他叫穀堆那就出溜穀堆那了,怵怵著穀堆那,咋不害怕!到裏頭清知道沒有好事。那邊打完了才叫我回屋裏,嚇得直合撒(發抖)!看看他們挨打的人打成那樣……,誰能挨得住啊!

  唉,這才沒幾年的事哪,賣血還正幹著時候,多說五六年。那一年我40多歲了。幾十歲的人了啊!唉!你啥門哩?啊?那也不是對著咱自己來的,都是這!那時候還不知道艾滋病呢!不過肯定已經有了! 咋會沒有嘞?諸建財不斷重複著那句話:“我沒挨打就是承俺堂兄弟哩光了!”萬分慶幸萬分後怕地說著挨打的人——

  顧園那個肋骨打斷,也不放人家,那人也真沒吊門了,飯都不吃了,幾天不吃飯,家裏實在窮,沒任啥,看看實在罰不出錢,放回去了。

  大王樓的狂他們家,在外邊的那個弟兄咋找著地方告他們了,第二天鄭州信訪社(報社)來了。鄉裏書記害怕了,叫狂撈到背地方,說,恁白(別)吭氣了,白叫人來采訪了,包恁幾個錢放了恁妥了。叫大王樓的幾個弟兄都拉鄲城去了!信訪社來了,說人都放了。記者找不著人采訪了,鄉裏又給信訪社多少錢,打發記者。聽說那一回鄉裏可沒少花錢。這是李森當書記時候。……日他娘!打了你還不能吭氣!

 

  從“獻血光榮”到“賣血犯法”

  每次借錢,都說賣了血就還。為還那一次的罰款又去賣血,被抓了,才知道賣血又犯法了!那次被銬了一夜,罰款4000元!“這事我啥時候也忘不了。”諸建財說——

  1996年農曆十月,姚莊的姚子剛來找我,說找人到開封陳留賣血。姚子剛與陳留的血頭是拜把子兄弟,陳留有私人血站。一次去5天,每次多者50人,少者30人,送到一個院子裏關起門抽血,買飯吃。一天采血兩回,4袋,一袋有850毫升到900毫升,不化驗照收化驗費,一回給45元。

  落黑的時候,一個中巴載有50人,這幾個莊的人都有,被北郊派出所截住了。我心裏忖著,賣個血還能犯法麽?又不偷人家搶人家。一車人一下拉到北郊派出所。派出所問我,賣血多少年了?我說那年數可多了,我18歲開始賣血,今年40多了。他說,你知道賣血犯法不?我說,我不知道賣血犯法,我就知道家庭困難,我不賣血哪來哩錢呢?他說,賣血違法,你們已經違反了國法,每人罰款5000元!

  這時候諸建財的表述頗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他說道,我問他們:“咦,咋回事哩?與毛主席那時不一樣哩,那時候學習白求恩獻血光榮,現在咋就違法了?”派出所人說:“現在李鵬委員長已經頒布了法律,現在賣血就是違法!違法就是犯法!”咱也不敢吭氣了,不是說犯法了麽!接著叫俺們銬起來了,銬到天明。

  後來托熟人,大酒店請一回客,又買的帝豪煙,罰4000元。家裏為了“扒”我送錢,賣掉了一口豬1470元,四塊四一斤,三四百斤,借朋友1600元,幾個兄弟又湊湊,湊夠了4000元。銬了一夜,不叫吭氣,不叫往上告,要不罰得更多。“那個時候才知道賣血犯法,不好。其實那時候艾滋病都爆發了,村裏人發病,已經死罷幾個人了,隻是不知道是艾滋病。”

  不知道賣血會得艾滋病,放出來後繼續賣。舊賬沒還又欠下更大的新債,還得更拚命賣。就是知道賣血犯法了又咋著?走到那一步了,除了賣血還有啥門兒哩?諸建財說。

 

  發病與死亡

 

  諸建財全家有6個“本兒”(艾滋病治療本),就是說,他家有6人感染艾滋病:諸建財夫婦、兩個兒子、大兒子先後兩個媳婦——大兒媳艾滋病去世後,又找一個有艾滋病的女人,她的前夫也死於艾滋病。

  諸建財弟兄五人,除了老大兩口,餘者四弟兄四妯娌都賣血感染艾滋病。一大家子算在一起共有12個艾滋病人,當時已經死亡6人:三個兄弟兩個弟媳一個兒媳。

 “唉!這事,說著說著,淚又要掉下來……。”

  2007年春節將至,村頭碰上諸建財,他說:劉老師,我這一發不大好哩!渾身難受,跟壓個大山一樣,人懶,走路都沒勁。檢查CD4隻剩18(正常至少200以上),我瓤勁了,灰心透了。啥法哩?等死吧!

  我說,你身體底子好,再到醫院看看,還是得吃抗病毒藥,眼下隻這一條路。

  銀莊是重點村,本應當有抗病毒治療的條件,但是依從性教育不到位,又時常斷藥,療效不理想。諸建財也沒有服用抗病毒藥。

 “上哪看哩?動動就得拿錢!”他說,要操心的事多著哩!平常對付著能軲蛹(能動)就不管它。他媽照護孫子,倆孩子在山東給人家下海撈魚。大兒子已經發病了,輸液很貴,一回七八十,一邊輸水,一邊還在給人家撈魚。二兒子還沒有發病。他們也都沒有吃抗病毒藥。

  孩子他媽身體還不勝我哩。唉,咋說哩,劉老師你也不是外人,才跟你說,一個襠裏,起那麽大一個疙瘩,血淌著,吃不下去飯。看了,醫生說病毒發了,吃藥抹藥都沒有效果。不管呼!想著等孫子大一些,都讓他們爹媽帶走,我帶著她好好瞧瞧。顧不了他們了,得先顧住自己身體……。唉, 不是賣血,我現在50多歲身體正鐵!

  諸建財沒有來得及帶妻子“好好瞧瞧”。

  當年,2007年秋天,諸建財夫婦先後死亡。

“最後一次賣血是1998年過罷年正月底,在駐馬店西平。我在那兒一個院子裏關了3天賣了5個。之後也不是不想賣,是沒有血站了,賣不成了。”諸建財很注重細節,事件、時間、地點,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次兩大蓬車18個人,17個人都死罷了,就剩下我自己。” 貧農諸建財跟我說這話時是2006年冬天。

  當年拉人賣血的大篷車,隻剩下了“大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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