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原本計劃年三十趕到銀莊，觀察這個經曆了艾滋災難重創的村莊如何度過中國民間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但是道路不通，開始說是因為大雪封閉了高速公路。幾乎同時又獲悉，已經回到省城的38個工作隊，奉命全部返回駐村，等待中央來人。後來才知道，是溫家寶總理親來河南疫區到了上蔡文樓。及至開放道路，已是大年初三。初三我來到白集鎮來到銀莊村，在這裏度過了這一年春節期間之後的時日。走訪了駐村工作隊、感染者栗老五和他的兄弟們、衛生院院長和住院部的艾滋病人、村主任栗衛華和他的家人。
銀莊村第一批駐村工作隊
銀莊村過年，家家戶戶包餃子，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都回來了，平添許多生氣。這裏那裏不時響起鞭炮聲，彌散著節日的氣氛。隻是許多人家門口貼著藍色、綠色、紫色的對聯，見出這個村莊不同尋常的奇異：當地風俗，家有喪事三年內不貼紅對聯。
駐村工作隊住在鎮稅務所，唯一一位女工作隊員薑大姐負責為大家做飯。中原農村的冬季是寒冷的，院子裏的水管水龍頭裹著厚厚一層秸草，防止上凍。屋裏生著煤火爐子取暖，圍爐火而坐，與工作隊員們聊了好久。
他們說，工作隊第一天進村的感覺就像進入“白區”。當時下著雨，地下都是泥水，全村艾滋病人出動，二三十人包圍一個工作隊員，靠近你身邊，口水亂飛，都噴到你身上。工作隊進村時下車步行，看到這種情況，鎮黨委書記說，趕緊上車！住到鎮上！一百多艾滋病人也立即趕到鎮上，要求見工作隊，要選派代表談判。十幾人圍上來亂問，口氣帶著明顯的敵意、挑釁和不信任，整整亂了一上午……。這是多年的積怨。現在情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群眾情緒基本穩定了。一年的駐村工作，給工作隊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作隊長在工作總結中寫道：“這一年在我的人生之中是最難以忘懷的一年，也是承受巨大壓力、麵臨嚴峻挑戰的一年。”
第二天請求隊長帶我進村。他略一沉吟：“隻要你不害怕。”隊長年輕幹練，辦事很沉穩很周到。他說一般不要求工作隊員們進村，“我要求不高，把該做的能做的做好，把大家平平安安帶來，再平平安安帶回去，就是完成了任務。”他自己倒是時常進村，像這次一樣，隻帶著小林。小林是縣派工作隊員，當地人，熟悉情況了解本地風俗習慣語言也通，“遇上情況還可以保護你。”隊長說。我問會有什麽情況呢？隊長說那難說。他問我：進村坐車還是步行？我說步行。
踏雪步行在通往銀莊的鄉村公路上，迎麵而來趕集的村民跟隊長打著招呼，很親熱。“剛遇上的5人中4人是艾滋病。那個高個兒，前一段發病，眼看快不行了，服用了抗病毒藥，又過來勁了，看著跟好人一樣了。” “那騎摩托車的是建學校領頭鬧事的人，被抓起來過，現在關係都不錯……。” 隊長一路走一路跟我介紹。
剛剛下過一場大雪，空氣清新，大地清朗，大家心情很好。銀莊距白集鎮一二華裏，出鎮東行，然後南拐。一條新修的柏油路，南北橫臥連接著鄉村公路和銀莊。道路兩邊栽種整齊的小柏樹塔立著，很像列隊的哨兵。這是“六個一工程”新修的道路，筆直進村。
來到村委會，一所磚牆圍起來的兩層樓房，上下七八間，也是“六個一工程”之一。村主任已經等在這裏，由他帶著我們走村串戶，“戶家都養有狗”，隊長說。
村街上不見人，戶家房門緊閉。一些大門洞開的房屋顯然無人居住。一處落鎖空宅倒是新房，院門旁的牆上歪歪扭扭寫著幾個字：太（泰）山石敢擋。“這些家都沒人了。”村主任說。隊長阻止了村主任去敲旁邊一戶關著的大門，說盡量不驚動村民，隨意走走看看。這一戶新修的門樓，還沒有裝大門。隊長說，就這一家吧，進去看看。村主任走在前麵喝住吠叫的狗，一邊問誰在家哩？上級領導來看你們了！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婆婆從屋裏迎出來，很親熱地說：趕快進屋，這麽冷的天！又跟隊長說：過年哩，媳婦孩兒們都出去走人家了。進屋，屋裏地麵比院裏凹進去好多，比外麵暖和不了多少。
這是一個三代六口之家：婆婆、兒媳、三個孫女和一個孫子，孫子是最小的，7歲。兒子不在了，死於艾滋病。婆婆80歲了，看上去還硬朗。她還有三個出嫁的女兒，全都死於艾滋病，她的兒女們沒有一個逃脫這場災難。好在兒媳婦孝順能幹，雖然“也帶病毒”，這個家現在全憑她“頂梁”。孫子女都聽話懂事。大孫女初中畢業打工去了，今年17歲，走那年才14歲。三個小的上學。
——隊長對這家情況很了解，向我做著介紹。
三間屋都不大，衝門一間一張床一張小桌，牆上貼滿了三好學生獎狀。東西兩間各一張床，就幾乎占滿整個房間。平素奶奶睡外間，現在和孫子、媳婦睡西屋，“擠著暖和。”老婆婆說。東屋是女孩兒們住的房間，屋裏牆上貼著過期掛曆上的明星照片、女孩子手工製作的布藝圖案，上麵寫著：“生命重於泰山”、“隨緣”， 傳達出主人對人生的認知與態度。臨走，隊長囑咐婆婆：叫你媳婦趕緊請人把院門安上，過年了，注意安全。婆婆連聲應了，又對我說，工作隊沒少操俺哩心！臉上流露著真心實意的感激。
相鄰一處頗顯荒涼的院落，隔著半截土坯院牆看到一個老太太坐在當院插炮撚。村主任說，這一戶就剩她一個老奶奶帶著幾個孫子過。她丈夫不在了，倆兒去年又殤了，相隔不到兩個月，都是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媳婦殤一個走一個。“一下去幾口，她腦子受刺激了，人不太’清氣’（頭腦不清醒），一時清楚一時糊塗。”走進院子，隻見一輛沒有車輪的大蓬車框，說是當年賣血的兒子留下的遺物，現在誰也不許動，“留給孫子哩。”老人的身後是三間低矮的房屋。我埋頭走進去，當門一間胡亂碼放著鞭炮，西邊裏間一張床，東邊裏間關養著幾隻小雞。
“過年哩，三個孫子走姥家去了……”老人說，不安地望著隊長。隊長說：“小心點，不要做了。”聲音不大，但透著威嚴。老人趕忙應道：“不做啦，不做啦，就冇年前剩下恁些啦，掙幾個錢過年給孩兒們交書本費……。”一個一直尾隨我們的村童，這時大概以為自己看明白了，突然跑開去，口裏喊道：“查炮哩！”
工作隊長麵色嚴峻走出院落。一個女人等在路邊，一條黑紅相間的圍巾把頭包裹得很嚴，走到跟前才看清楚，她的臉紅赤赤地爛著，嘴唇很厚地翻腫著，樣子很可怕。“到家看看吧，床上躺著哩。”她嘟囔著說。隊長不看她也不作聲，就那樣神色嚴峻地徑直往前走去。女人跟了一段，折回去了。艾滋病人？我問小林。小林說：是的，不過那臉上是做炮炸傷的。“她兩口都是艾滋病，男的發病躺好長時候了，前兒做炮爆炸又傷一夥，快不中了。”村主任補充道。走在旁邊的隊長一聲不響，臉色愈加凝重嚴峻。
似乎沒有發生隊長擔心的“情況”。但是“遇上的情況”，村莊的情境令人感到壓抑難過。大家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回程的路上沒有了來時的清朗明亮。小林說：村裏不少人家做炮（鞭炮）。這也是隊長不讓大家下村的原因。明知生產煙花爆竹不允許，可這是他們掙錢的一個門路，見了管是不管？出了問題誰負責？工作隊來後，實施“六個一工程”，村裏硬件明顯變化，軟件，村民心態，生活的信心變好了一些，但是缺少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能為力。
實事求是地講，第一批銀莊工作隊不負使命，改善了官方與民間的關係，緩和了社會矛盾和衝突。
老五和他的弟兄們
走在村中泥濘的道路上，兩邊滿眼是貼在門上的紫色或藍色、綠色的對聯，有些沒有粘牢，在寒風中飄蕩。相比之下，老五家大幅鮮紅的新年對聯格外惹眼：紅紙金字，大門正中還有一個很大的“福”字。老五說，過一年少一年，今年買的對子比往年的都大！院子裏，老五妻子小美對著牆上的小鏡子化妝，說：化妝對皮膚好，我害怕起疙瘩，得了這種病臉上起疙瘩。
我跟老五家人一起包餃子。小美笑說：年三十我倆還說，今年的年是要過了，明年是不是還能過這一天？明年這一天的餃子是不是還吃得上？小美說，我就是好說好笑，得病到現在也沒有哭過。
老五說，我賣血跑的地方多了。十幾個人結夥一起去賣血，到開封，155醫院、醫科所、防疫站、前鋒4個地方同時賣，從夜裏12點就分頭排隊掛號，4處都掛，輪流賣血，一般化驗能有3處合格（可以采血）。有一次在防疫站一天就賣4次，上午下午各2次，6天紮了16針。回家時走杞縣、太康、鄲城再一路賣血回來，休息半月再去。這樣幹了將近一年，河南血站我轉過來完。項城2個，黨校1個，第三糧站1個；杞縣夏留村的血站，晚上拉去的，看不見啥樣；上蔡縣城私人夾道小院裏的血站，站長李和單，大門鎖著不讓旁人進，賣血的鎖在裏麵，一天隨便采，我去過七八次，一次兩三天，一天2次，每次兩袋，每袋800cc，那袋子更大，實際不止800cc，一次50元，都是單采。賣血的錢交給父母攢著，蓋了3間房，娶了媳婦，一起幹。
於是夫妻倆一起敘說當年抱著吃奶的孩子一起去賣血，夏天帶個涼席睡路邊，她看住孩子他先去賣，他賣回來看住孩子她再去賣。如今雙雙感染艾滋病。老五說，初發病不知道什麽病，腿疼，風濕病的症狀，成夜的疼，疼得哭，受不了。小美說，我發病是喘，胸口憋得透不過氣，難受得很。說著說著，小美不笑了。他們說到了死去的親人：三哥先死，接著是二嫂，二哥是個禿子，二嫂是個殘疾，家裏窮，二哥領著殘疾二嫂賣過4個血。二嫂死罷接著四嫂……。夫妻倆說著說著，聲氣越來越低，他們13歲的兒子埋頭包餃子始終一聲不響。“三哥不是最早死的，最早死的是合香。”話頭就從家裏說到了村裏：那時人們發瘋一樣賣血，有個婦女死在賣血床上。幾乎家家戶戶都賣，早上三四點起床排隊獻血。縣中醫院血站開著車來吆喝，喊著說獻血光榮！單采血漿治療貧血對身體好！
有專家專門揭露這是騙人謊言：單采漿回輸紅血球，血站不用處理每天產生的大量無用的血球，節省大部分開支。血球主要成分是紅細胞，在人體內的半衰期很短，很快就會被破壞代謝掉排出體外，根本不起任何治療貧血的作用。
“開始賣血感覺挺丟人，後來都賣血，反倒是誰不賣血受諷刺恥笑，說他有病連血都賣不成，他自己也認為別人賣血咱不賣丟人。” 老五說，後來開始發熱病死人，有人實在 “受不上去”了，上吊、喝藥自殺，全村陷入恐怖……。
請老五帶我走訪他弟兄們的家，他弟兄6人，全部賣血感染艾滋病。
二哥家。二哥說：孩子他媽不在了，就因為得了這個病，我也有這個病毒。三哥家。三哥已經死去。三嫂說：我當時也去賣血了，賣的不少，也感染病毒了。
四哥家。四哥說：我臉上的疙瘩都是病毒引起的，現在抗病毒藥已經吃著，想著多活一天是一天，孩子媽死罷了，把孩子養大是我的心願。
老六家。老六指著院子裏一輛大篷車說：這是當年拉人賣血的車，最多時候一車能拉20多人。當時跟做生意一樣，天天都去。當時還想著肥水不流外人田，親戚鄰居都叫著去賣，賺錢好事都幹吧！不幹不行，那個時候計劃生育罰款、農業稅，各項征收的錢很多很多，一畝地都要一二百元，小麥都要200多斤！沒有小麥就交錢，哪來的錢？像我，一家四五口人隻有我自個的一畝多地，你說咋弄？出外打工一天隻幾塊錢。看獻血也不錯，這不，連拉人帶獻血，一天收入百十塊。沒想到會得艾滋病！
老大是當年銀莊的村支書，他的家是當年的血站。老大說：那時候上級說，獻血光榮有利身體健康，獻血是發家致富的門路，我作為黨支書我要聽上級的。當時群眾褳成順口溜，都說：胳膊一伸兩袋二斤，胳膊一蜷五十大元，大街一轉啤酒變蛋，一吃一喝啥也不落。就是落了一身病。
白集鎮衛生院
白集鎮衛生院辦公室的牆壁上一張艾滋病疫情分布圖，標示出疫情已經波及全鎮所有村莊。
事先約好的衛生院院長李學廣已經等在這裏，他介紹當地疫情基本情況：全鎮38個行政村，94個自然村，13694戶，63939人。2004年大檢測，參檢供血員2793人，查出陽性病毒攜帶者786人，發病474人（至2004年12月）。之前檢測過五六次，最高達850—860人。通過村支書、醫生回憶未確證死亡人數621人，確證死亡54人。還有一些到外地打工供血員未參檢。全縣艾滋病人1200多人。周口地區情況嚴重的還有西華、商水。
本縣1998年開始發現艾滋病。那時我在縣中醫院坐診，一些患者已露艾滋病症狀：腹泄、皮疹、口腔潰瘍，危重病人肺部感染，高燒不退，有的全身潰爛。我當時用中醫扶正法治療，有一定療效。現在可以斷定，他們當時已感染艾滋病，但未經檢測。對肺部感染的患者，采取中西藥結合治療，開始有效，最終還是衰竭死亡。
那幾年上邊要求各縣建血站，批準辦營業執照，辦血站一年掙百萬、千萬。人都“起眼了”，幾個人對錢購買離心機、采血床就辦起了小型采血點，采集的血經上海、徐州外走。
銀莊村支書在自己家開血站，大篷車每天組織群眾賣血，所有親戚“沾光”，周邊外村艾滋病死亡都與之有關係，他弟兄幾人也都感染發病。
沈丘縣血站建於1990年或是1991年，站長龔誌賓是縣中醫院院長，血站開業時，常務副縣長剪彩，各鄉衛生院都去致賀。血站辦了八九年，有編製人員。牽頭負責此事的張副縣長後來調任周口市教委主任，現在已經死了。1997年或1998年，血站取締，站長龔誌賓進了周口監獄，出獄後縣裏還任命他衛校校長，群眾上告，上邊省裏下文件，縣衛生局才將其免職。龔誌賓今年（2005）四十八九歲，有生意頭腦，地方上關係不錯。他錯在不讓幹了，還暗著幹。幾千萬呐！他與縣委書記關係很好，要查，好多事都有關連，就是不查。現在衛生局領導那裏也還有他的通訊地址，紅白事都通知他參加。他也有許多牢騷苦惱，艾滋病病人找上家裏鬧、砸門、要錢、討血債。逢年過節他都躲到鄭州置買的宅院去，免職後幹脆找不著了。
艾滋病病人，生活醫療條件好的，能比較長久維持生命，條件不好的，比如幹活出汗、淋雨受涼、用藥條件差，就加速死亡。大灘李的栗學祥是個教師，教課之外偷偷賣血蓋房子、供孩子上學，他三四個孩子，家庭負擔重。去年發病很危險，我想辦法幫他買到特效藥雙汰芝。衛生廳長劉全喜來時給高發村發過這種藥，有病人賣，二百多元一盒。買來給他服用後病情好轉，生活上再加強營養，多吃豆類，人又跟好人一樣了，現在現身說法服用抗病毒藥，很有信心。艾滋病，治療用藥生活營養很重要。
現在問題是，鄉鎮衛生院工資沒有財政撥款，醫生收入靠提成，月收入約600-700元。艾滋病人來看病，別的病人就不來了，影響醫院收入。現在衛生院外邊另外開設艾滋病專科門診和住院部，每天就診400多人，住院最多時有20人。醫生沒有提成每月補助工資300元，收入低。
艾滋病專科門診和艾滋病住院部，設在鎮衛生院旁邊的一個小院裏。住院部隻有一對夫妻，王營村的，其他病號都回家過年了。住院的是妻子，艾滋病並發皰疹、多發性腦瘤。因車禍雙腿致殘的丈夫照顧她，拄著雙拐從病房角落裏燒得黑糊糊的鍋裏盛出一碗黑糊糊的麵條，喂她吃飯。
這時值班醫生來查房，發現女人後背生了褥瘡，碗口大一個洞，淌著膿血，五顏六色。女人開始大聲哭號。
男人說：她還是家裏的主勞力，一躺到這就啥也不啥了！成天哭，哭得我心裏難受。
說著說著，男人和女人一起大哭：這到啥時是盡頭呀？把我也占住了，家裏還有老父親80多歲了……。
醫生說他：你就別哭了，你一哭更影響她情緒！
男人止住哭聲，說，她檢測結果出來的早了，頭一次在銀莊大隊，一次在鄭州，一直都瞞著我，小孩的舅舅也沒告訴我。今年四月她身上起了皰疹，腿疼，身上爛了，在縣醫院作了腦CT，多發性腫瘤。
——她多發性腦瘤跟艾滋病有沒有關係？問醫生。
醫生：應當有關係。艾滋病就容易引起腫瘤。這時她才承認以前獻過血，年前四月份檢查才說，就住院到現在。
——當時為什麽不說呢？
丈夫：不敢說。她怕對小孩影響不好，成不了媒，知道你有艾滋病別人都不與你在一起，村裏人賣血、得艾滋病都是隱秘的，保密。俺那一個村就暴露我們自己一戶。
——你們村得艾滋病的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現在都是保密。
——不是都檢測了嗎？
都出去打工了，他們不承認。
——你們估計還有多少沒有被發現的？問醫生。
答：不好說。
丈夫：她的病要是不發作我也不知道。村裏賣血的有不少。
醫生：隱瞞的肯定有，有的就是不來檢測，通知也不檢測。還會有一小部分，不會是大部分了。像她這樣是發病才知道的。
丈夫說：醫院就剩俺一家了。過年也回不去了，得了這病，子女嫌丟人，莊上人怕傳染，都不準俺回家。她也不能回去，孩子都歧視，不讓她回去，回去她夜裏不停地哭。在這裏住院的都一個一個死了，就剩下她了。除非我照顧得好一些，我飯不吃也要喂她，家裏還需要她幹活呐！現在是說啥也不行了……
說著說著男人又開始痛哭：這大過年哩，家都交給一個80多歲的老頭了，農活都是我那老爹幹……。
有一高莊村民來為五歲的兒子取藥。醫療本照片上的小男孩很可愛。他說：母嬰傳播，他媽死罷3年了，她賣單采了。我也賣血了，全采，沒染上。
——你怎麽知道去賣血的？問他。
答：聽銀莊人說的。
後來知道，住院女人名叫栗秀蘭，幾天後死在鎮衛生院，43歲，娘家銀莊栗莊。
果真如院長所說，“銀莊是獻血基地，周邊艾滋病都與之有關係。”
村主任栗衛華家
栗衛華家大門口貼著紫色對聯，廚房門上是綠色對聯，栗衛華的父親治病輸血感染了艾滋病，去年去世。衛華媽非常熱情，迎我進屋，然後她燒火做飯，我坐在灶火前跟她說話。
衛華媽說：“我在娘家18歲就加入共產黨了，我的老父親是鄉幹部，我年輕時候做婦聯工作。那時農村大隊都有婦聯，現在都沒有了。現在家家戶戶都是這了，孤兒寡母，沒爹沒娘的孩子可憐得很，我也同情他們，我也顧不了了，俺自己也很難顧及自己了，沒辦法，到這步了。”
——咱們村裏，艾滋病涉及到有多少家？問。
那，太多了，數不清……
——村裏有多少家是沒有艾滋病病人的？
衛華媽無語。
——得病的多，還是沒有得病的多？又問。
衛華媽：得病的多麽！
——能占多少？
衛華媽：有病的占個80%。
——80%的家裏都有艾滋病病人？
衛華媽：嗯。有的一個，有的兩個，現在最多是三個了。咦，死亡的多了，過去一家能有幾個的！俺都沒有賣過血，咋會得了這個病哩？就是那一年他（丈夫）得胃出血，1998年在縣醫院輸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兩年才發病，開始說是肺病，瞧不好。查出來艾滋病毒後，俺去縣醫院查底，說哪一年哪一月下大雪，俺在這輸的血。縣醫院領導說，就這吧，再來瞧病給恁免費。最後瞧了兩回，病毒已經發作了，瞧不好了。
我有一個老表在血站當會計，他有知識有文化知道利害，給我說，妹子啊，你可千萬千萬不能叫孩子們來賣血！“俺們家當年忍住忍住沒有去賣血，熬過來了”，是村裏極少數沒有賣血的戶。但是就輸了一次血，還是感染了艾滋病，“到底沒有逃過這一劫！”去年四月間，孩子爸去世了。現在四個孩子都長大了，也沒讓他享上福。比起家裏躺著病人的那些戶，俺家還算好的。最慘的是開香一家，他一家都賣血，他兩口都走了，三個兒子去了兩個，媳婦帶著孫子都走了，一家都亡了，三個墳頭埋四口。和在老五家一樣，衛華媽說著說著從家裏說到了村裏。
吃罷飯，衛華兄妹四人去給父親上墳。村頭是一片白茫茫的墳地。四個兒女在父親墳前一字跪下，燃香、燒紙、磕頭。大女兒邊哭邊念叨：爸，給你送錢了，活著時候沒錢，死了給你送大錢……。
回家的路上，衛華跟我說“基層工作很難做”：今年工作隊進來以後又死了17個人，才過罷年又死了3個。工作隊進來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假如沒有藥物治療死人還要多。過年鄉裏每畝地有3毛錢的補助，按人頭千分之十照顧，每人隻是30塊錢。千分之十，我們行政村是2600多口人，按2700口算，總共給了810塊錢。按人頭平均每個人3毛錢！俺這困難戶多，不能公開救濟，給這家沒給那家不行。我每戶按50塊錢給他們，30塊錢夠幹什麽？顧不了眼前的急用。每戶50，就是減少救助的數量，增加錢數，能照顧幾個算幾個。鄉裏就給那麽一點點，我給哪一個不給哪一個？沒法辦。暗地裏不聲張送到“特別困難戶”家。栗莊和灘頭村各給了8家，按50塊錢給，這倆村情況嚴重，都是特別困難戶。
“唉，過一個春節，我家的門坎都被踢破了，也不知道上麵給了多少救濟，這個要那個要——說實話困難戶太多了，救濟不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