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主任栗衛華領著我走訪村裏“最困難戶”。不是親眼目睹難以想象。
“這是栗立功家，一家男人死光了，全部因為艾滋病。”村主任栗衛華介紹說。栗立功的母親高素蘭說著說著哭起來：我四個孩子，就冇（隻剩下）一個小閨女。大閨女查出來艾滋病上吊自殺，撇下一個外孫一個外孫女。小兒子發病喝藥自殺。三年裏頭去爺仨，八個月裏去他弟兄倆。（痛哭）老天爺啊，誰會知道有這事，要知道會得艾滋病，給一萬也不去，拉棍要飯也不去啊！我60（歲）整了。我的命也到時候了，還能操勞多少年呢？這心裏過不哩，我四個孩子沒有一個小扳（夭折）哩，這不，倆兒，三十多歲，大閨女轉過年四十一，都走了……。那時候窮，俺孩子啥東西也沒有吃到嘴裏，現在吃到嘴裏就想著俺孩子，心裏難受。我也去賣血了，身上有病毒。說著她脫下一隻袖子，給我看當年賣血的針眼：賣血有十來年，開始賣全采，後來賣單采，光血賣的有兩缸！村裏好些人都去過，他去他也去，就都去了。反正百姓命可憐！
袁香蓮是栗立功的妻子，這一家的大兒媳，現在是家裏“頂梁”哩。香蓮說：“我現在最擔心發病，我得為兩個兒子活著。一家男人死完了，剩下俺娘們也是艾滋病，婆婆已經發病了，現在8畝地，就靠我一人了。公爹死幾年了。丈夫弟兄倆，去年一年裏頭死哩。弟先死，喝藥自殺，31歲。他兩口結婚一年就生氣離婚了，都查出艾滋病，日子不好過。弟媳胡紅回娘家還是沒錢看病，死娘家了。老二建長聽說媳婦死了，也沒孩子，自殺了，去年二月間。孩兒他爹隨後也死了，去年八月二十日。33歲。他到最後紮針紮不上，瘦得隻剩皮了，鬼一樣，瘦脫相了，誰見都害怕，孩子不敢上跟前，死罷一個月，兒子都不敢進屋。孩子的大姑姑也有艾滋病，查出來，上吊了。孩子小姑家，俺妹夫也有艾滋病，查大莊的。那莊上有艾滋病的也可多，都瞞著不敢說，那莊不出名，不像咱莊敢公開。
六十多歲的莫憲友正發病，在黍秸杆搭成的庵棚裏躺著。他家房塌了。他老婆花英也賣過血，沒敢檢測。他倆兒麥前麥後5個月裏都死了，都是艾滋病。大兒媳也是艾滋病，小兒媳娘家人領走了。“撇下五六個孫子孫女，大的十來歲，小的還吃奶，孫子輩兒裏也有艾滋病——都成艾滋病了咋弄？” 莫憲友沒檢測的老婆花英嚶嚶地說，算是對自己不去檢測的解釋。
隨後趕來的莫莊組長莫召紅說：憲友一家慘到底了。他弟兄四人加一個妹子，一大家子九個艾滋病！憲友是老大，老二兩口死罷了，撇下四個孩子，仨大點的出去打工了，最小的閨女在陽光家園，房空了，孩兒們沒頭偎了。老三，四五十了，單身光棍漢，窮，沒尋下。老四現在也是單身漢，尋個瞎子也死了。妹子婆家李竹園，妹夫艾滋病死罷了，又嫁一家，受歧視又拐回李竹園了，跟前仨孩子，名兒起得可好，錢龍、錢虎、錢鳳。倆大的打工去了，小的在陽光家園。 妹子回李竹園婆家也還是受歧視受氣。
——那讓他們回咱村唄。
回來？回娘家？娘家咋收？還有幾個孩子哩，淨負擔！他一家八九個艾滋病，吃誰的？各顧各還顧不住哩！都光聽上級撥款多少多少，見不著呀！前兩天（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捐贈的又哪去了？這不，房也塌了，“大冬天，難過去。”
莫憲友把自己蜷縮在被子裏，隻露出一個禿頂，聽見我們說話，以為是醫生來了，頭並不伸出來——庵棚裏實在太冷，蒙在被窩裏哆哆嗦嗦地說，趕快找本兒（艾滋病醫療本），給先生（當地對醫生的尊稱）瞧瞧！他很想活下去。
不久莫憲友死去，果真沒能過去這個冬天。
張月英家。村民組長莫召紅說：她公公、她丈夫弟兄倆，他們爺仨，一年裏邊死的，都是艾滋病！月份我說不清了，日子記得：初五、十五、二十五。她本人也是艾滋病，她大兒子腎積水，兩個小的可能都是艾滋病，老三是爹娘病後出生的。她公公檢測出來艾滋病不到三年死了，50多歲，她丈夫“本子”下來就死了，32歲，檢測出來才兩個月……，“一個婦女家帶三個孩子，困難得很！叫她自己給你說說。”
張月英說——
我20歲結婚（1993年）就開始賣血，今年33歲。出去打工3年。我在山東一家電子廠打工，做小零件，月工資700元，丈夫在建築隊幹泥工，每天25元。家裏檢測艾滋病時候，婆婆打來電話，沒回去參加檢測，想著不會有事。2005年3月，發病了，自己找到當地市防疫站要求檢測，檢測出艾滋病。在山東威海邊戎城檢查的，電話一打就打通了，全家測出3人艾滋病（丈夫、妻、一個兒子）。醫生很同情，對錢給我們每人100元，共300元，說：“回去看病吧，我們這裏沒有艾滋病抗病毒藥，你們河南救助幾百萬，有藥。回去治好了再來打工。”
4月回來在白集衛生院住院。自費買藥2600元，吃的花2000元。到縣藥店買藥花3萬多元。埋葬丈夫棺材550元是貸款。火化費用，到鎮民政問了，需要1100元，沒有這麽多錢，沒火化。現在賣豆子還埋葬費，生活很困難。跑了1個月了，找過劉廣明副縣長，負責貧困哩，找過公社張書記，都沒用。
莫召紅說：她丈夫死罷幾個月，她兄弟海峰也艾滋病死了，死時候欠7000元。這邊埋罷，那邊人就去家拉東西，我去說說，吵哩跟啥樣！還有媳婦、小孩哩，還得過不是？說說，東西放下了，我沒去到時已拉走一三輪車罷了。農村就這情況，窮。
張月英說：俺4月回到家，5月5日海民（丈夫）走了。10月15日海峰（兄弟）死了。11月25日，公公死了，到昨天1個月。村裏都說俺一年中家裏死了三口，其實隻有半年。
莫召友家。他仨兒都賣過血，老大兩口死罷了。大兒先死，老大媳婦也是艾滋病，領著仨孩子，倆兒一閨女，走了（嫁人），今年五月初一也死了，仨孩子又拐回來了。大的才16歲，領著大弟弟14歲到廣州打工去了，跟親戚一路，小的莫召友帶著。
一進村，就聽人說莫召友家夜裏羊被偷了！“院牆、房屋山牆被打洞偷哩”，指看，壘補上的洞口泥還沒幹。院子裏曬著破棉絮，一間不大的房屋人羊共住：西頭住人，中間隔出一間“庭堂”，東頭養羊。莫召友不在家，他的妻子董蓮英在家做炮。董蓮英說——
大兒子平具活著也有42歲了，屬兔哩。平具死後，村裏瀝瀝啦啦開始（死人）了。灘頭村俺親妹子妮兒家，丈夫牛得新2005年9月初四才死的，她婆家弟兄四個剩下一個，剩這一個人帶九個孩子。都難著哩！俺這房子漏，才說想修修，人羊住一塊。羊不敢擱院裏，偷哩厲害，這擱屋裏，還是叫偷了。
衛華問：就沒有聽見動靜？
咋聽不見？聽見有動靜，趕緊起來，一看羊沒了，牆打了個洞！門拉不開，外先（外麵）門鼻子叫拴住了。好不容易叫門弄開，院裏大門鎖著哩，一時找不著鑰匙，著急叫門卸下來，門外頭，眼瞅著羊走遠了，攆不上了。家裏沒任啥了，就這幾隻羊值個錢。人老了，不中用了，腿痛，幹不了別啥，就辮個炮（把做好的散炮辮成一掛掛鞭炮），一天辮三兩塊錢，攢聚著買個菜、買雙鞋，還得瞧病。
有人把莫召友找回來了，他一臉褶皺裏都是憂傷憂愁，蹲在地上，半天才說出一句：“沒想著賊會偷俺……”淚就下來了，一雙粗糙大手趕緊去抹。半晌又說，開門看見門口擱幾塊磚，要是出來早還砸死我哩。賊就是欺負我老了，家裏沒人。唉，沒想著這人老了老了咋恁難哩！快過年了，指望幾隻羊還賬哩，房也漏了得修修。大兒死了，今年媳婦也死了。老二在外邊有媳婦了，生了一兒一女，不敢對媳婦說（家鄉艾滋病情況）也不敢回來。一大家人家就這散了…… 。小孫子站在爺爺身邊，滿臉成年人的憂愁。
“這一戶，隻剩下一個老婆李桂芝，72歲了，她三個兒子兩個艾滋病，老大不是艾滋病，是個傻子。老二，媳婦艾滋病死罷了，領著仨孩子單另過。老三艾滋病死罷了，老三媳婦走了，倆孩子撇下給她了。她這麽大歲數了還得負擔照顧幾個人，一個傻兒，倆孫子。苦得一個老婆成天哭。”衛華說。“我這眼都哭得看不見了。大兒，傻的那個，叫個堯兒。死那個叫秋生。”72歲的李桂芝說。老人帶著兩個孫子住老屋。屋裏除了床，家徒四壁。後院是死去了的老三秋生的家。“媳婦走了沒人了，現在我那傻老大在這住著。”李桂芝說，你沒見，傻哩呀！他啥也不會做，不會幹活，一畝地我替他種著，不了吃啥？
後院一所破屋，門楣上“大吉大利”四個字隨風飄搖，屋內空空。老太太看到當門一堆爛紅薯似乎很意外，說：“欸，這是俺那傻兒拾的，他啥都往家拾，吃哩，又不能吃……。”旁邊是空瓶子、舊電線、生鏽釘子一堆破爛。這時候誰把傻大哥找回來了，身後跟著一群看熱鬧的人。傻大哥一臉嚴肅，做大人物招手狀，走進院子，邊走邊問：照相的是吧？
眾人笑。
傻大哥站定，一本正經地認真說道：就在這隨身照一個吧！隨身照吧！
眾人起哄：隨身照，隨身照！不用換衣裳，不用換衣裳！
然後傻大哥進屋，蹲下，雙手托腮，守著一堆破爛做思考狀。
這時有人跟我說，別看這會兒老大傻，上學時候可是高材生，差幾分沒有考上大學，神經了。
李桂芝說：這就是我哩傻老大，50多歲了，沒有人照顧他我也照顧不了了……。說著說著哭起來：我那秋生好孩兒，那時候孩子眼看不中了，我說孩子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可咋辦哩？還是死了。孩子死還不勝我死了哩！人家勸我，你可不能這樣想，你死了這些孩子，連你的傻堯兒可咋弄？我也想，我可不能死，我死了這些孩子可咋辦哩，我的傻堯兒可咋辦哩？我成天想成天哭，天爺啊，我可不能死，我死了這一攤子這些孩子誰管哩？啥門兒哩？……
“這就是全村年齡最小的獻血員的家。”村主任栗衛華告訴我說。最小的獻血員栗學民早已死去，死時才十六歲，當年賣血時才十來歲。這時他的哥哥栗學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已經發病多次。他們的父親也因為艾滋病死去。他們的母親王秀英，一塊舊布包著頭，腳上兩隻布鞋一樣一隻，都破舊了，紮著褲腿，坐在一架簡易機器後邊辮炮。衛華說，跟劉老師說說罷。她就開始說，不時抹去眼淚——
那時候全家人都賣血，我賣哩還多哩，結婚三十年，賣血二十多年，不說幾十缸，也有十幾缸，拔了針就像“過陰了一樣”，不知道任啥，灌了茶再醒過來。我沒去檢測，不去不疑慮，不了咋著哩？孩他爸死了；小兒殤了；大兒床上躺著。閨女婆家是楊莊哩，也不敢去化驗。我不去化驗，家裏看病花那麽多（錢）了，還有幾個小孩那麽小，我再有病，還指靠誰哩？這心裏頭呀，沒幹淨過一會兒。坐都坐不那，這心裏不是味兒，十冬臘月裏，照護兒子呀，我這一輩子操的啥心！我看見這……，我心裏……，吃都吃不下去。俺大兒子躺了一年，小兒子也沒照護過來，那時也不知道是這樣的病。學民開始沒有賣血，是鄰居栗懷交來喊他。栗懷交光棍一條，全靠賣血生活，賣血太多了，到後來化驗成陽性了，不好驗上了（檢驗不合格，賣血不容易被允許了）。血站說，“找一個新人可以帶（捎帶、允許）一個老人采血”，栗懷交就帶著學民去賣血。“他成天來喊俺學民”，王秀英說，“學民賣得也不多，就是晚，晚才染上。”栗懷交2001年臘月發病受不上去喝藥自殺了。學民2000年在牛延東家第一批就化驗出艾滋病，第二年正月就死了。“還沒有成媒哩！”村裏人都替他可惜。借錢瞧病現在賬還沒還了。第一批都不敢去化驗，叫百順娘去，急哩她直擺手。第二批化驗哩多了，全銀莊一次查出300多！學功媳婦來時候不知道艾滋病，“叫我誑（哄騙）來了。”媳婦好，對學功侍候哩好，學功吃不下飯，媳婦勸他，背地裏淚不幹，有仨孩子哩。大兒子怕是過不來了，CD4細胞剩60了（CD4細胞，正常200-800），啥都不想吃，靠輸點水，唉，有啥藥哩？管乎（管用）的藥這兒村衛生室沒有，白集鎮衛生院也沒有。急了（病情危機了）就賣點糧食買點高價藥。兒子死了，媳婦再走，我咋熬哩？我不敢化驗，外甥也都不敢來……王秀英一邊啪嗒啪嗒踩著機器辮炮一邊訴說，平靜悲苦無奈。
一年後，她的大兒子也死了。
栗可信是1958年入黨的老黨員。他的三個兒子一年不到全部死於艾滋病。在他居住的兩間小破屋裏見到他時，他滿臉的悲苦，他生病的老伴躺在床上。問他：“兒子的房子沒人住了，你怎麽不搬過去住？”村主任領著我剛剛從他兒子賣血蓋起的新房院過來。栗可信說：我住著不是味。一家人零散了，就剩下俺老兩口。我七十三了，老伴七十二了。我食道炎，這幾天過年呐，心裏不是滋味，茶水也咽不下去。到這一步也沒辦法。……大孩子是去年正月二十一死的，倆小的是今年麥時死一個，不到二十天又死一個。不到一年三個兒子都殤了。我有啥辦法?……哭死也沒門呀！老人朝我望著的眼睛裏充滿了憂愁。自言自語般訴說著：老二老三媳婦把孩子帶走了，也不知道現在在哪兒？老大撇下三個孩子，老大媳婦也有病毒。老三家三個孩子，老二家兩個孩子。八個孫子女啊！誰管呐？沒啥活頭！說不出來……。過一天說一天，還得幹。
——你都幹什麽？問老人。
幹建築，撩磚頭、和灰、掂泥兜子。你不幹咋弄呀？老婆兒還在床上躺著哩，她身體“瓤”更受不哩。
我沒有留下老人的照片。麵對老人那雙悲苦的眼睛，我沒有勇氣舉起手中的相機。過罷年老人去世了。有人說食道癌。有人說，“生生是心疼兒子，疼死了。”
莫現孔家。莫現孔也是個老黨員，2003年艾滋病死罷了，他死時六十多歲，大檢查時候查出來，臨死還不承認，說：“我是共產黨員，我咋會是艾滋病？”同一年他八十多歲的爹也死了，緊接著他大兒莫慶來艾滋病死了。2004年他老二兒莫慶營艾滋病也死了。都說他家一年裏頭出3口棺，二年裏頭出4口棺，冇下（剩下）仨娘們：莫現孔的老婆瞎子自己過，倆兒媳帶著5個孫子女，老大兒媳有艾滋病，老二兒媳沒檢測。莫召紅說，慶來還欠我錢哩，現孔也欠。都不說了，咋說哩？艾滋病人家都欠賬。人一死，都有人來要賬，我都勸說這事先不說先不說。人還算聽我的，我跑艾滋病早，艾滋病人擁護。
張春蘭家。張春蘭的丈夫栗天臣排行老四，弟兄四人全部賣血感染艾滋病，栗天臣、二哥栗鬆民、三嫂，已艾滋病死亡。現在53歲的張春蘭也已發病，臥床不起，躺在病床上的張春蘭向我訴說——
7年前（1998）六月初一（農曆）丈夫栗天臣死於“怪病”，“當時不知道啥病，症狀跟後來說的艾滋病一樣，發燒、拉肚子。死那時小孩小，最小嘞還不知道哭哩。”張春蘭說，她不敢服用抗病毒藥，負作用反應太厲害，她“受不住” 。 不久，就在當年，張春蘭去世。
發病的閻秀榮躺在村頭那間屋山牆壁上寫著“互相關愛”的破舊的小土屋裏。屋裏光線很暗，好一會才看清偎在床頭牆角的閻秀榮。她的丈夫栗洪臣抱著7個月的孫女，領我們進屋後又出去了：“孩子不願在屋裏，光哭。”閻秀榮開始訴說——
在莊上男孩兒尋不下，女孩嫁不出去，都難成媒。這孫女是老二兒跟前的，他在鄭州飯店打工，自談一個，女方娘家是太康的。“騙過來哩！”說這句話時聲氣格外重，直言不諱。婚前先懷孕，媳婦生了孩子就走了。說，蓋房在這兒，不蓋房不在這兒，哭著走哩，說就是要飯回來也得有個屋呀！“你是政府”，閻秀榮用手指著我：你說，這媳婦走了，房也沒有，他（指她兒子）不學壞，不偷人家？丟人呀，丟中國哩人！你政府不怕丟人？我上北京幾趟了，跪幾十跪了，跪過政府領導，跪過地鐵站、地下道……，反正說不清是哪，跪下。頭一回去20人，二一回7個……。回來後死了幾個了。“誰叫（把）房子給我蓋好，殺了我也願意！”閻秀榮這句話幾乎是喊出來的。
2006年10月15日，閻秀榮去世。
栗廣平夫婦均因賣血死亡。他們兩個兒子外出打工，32歲的女兒栗愛玲，因患艾滋病婆家不容，回娘家安身。栗愛玲說——
當時俺家5口人，倆弟弟還小，爹、娘、我，俺仨都賣血。爹2003年艾滋病死了。媽死哩早，死在賣血床上了，不是單采，是全采，她賣血早，分罷地（實行承包責任田）就開始賣了，槐店醫生說是“進空氣了”，賠安葬費千把塊錢。栗愛玲的媽，很可能是銀莊村因賣血而死亡的最早的人。於是問她：你媽叫啥？女兒竟然忘記了媽媽的名字：“……想不起來媽叫啥，叫個……王啥英？沒聽人喊過她名字。”栗愛玲說，俺媽死罷以後，我十六七歲也去賣血。2000年在牛延東家院子裏查出艾滋病。檢測後不敢去看單子，過了年“本子”（艾滋病醫療卡）下來了，才知道真得了艾滋病。23歲結婚，那時候已不賣血了，婆家是西張莊，離娘家3裏。第一胎生個女兒，一直發燒，低燒拉肚子，6歲死了。我自己私下懷疑是艾滋病（母嬰傳播），不敢說，至今不敢說。婆家不要我了，隻好回栗莊娘家，兩個弟弟外出打工，家裏也沒有外旁人。現在這個小女兒，4歲了，檢測過了沒有艾滋病毒，沒敢吃過我的奶。丈夫還行，有時來這住住，回去人家也嫌棄。
村人說，她的丈夫已經被感染艾滋病。
諸老五夫妻都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正在給丈夫輸液。不久丈夫去世。
還有一些家沒人了，絕戶了。
這一處空房院是栗剛領、栗剛金弟兄倆的，這邊屋是哥的，那邊是弟的，他弟兄倆和他們的父母都賣血感染艾滋病死了，弟弟還沒有結婚，哥哥的媳婦走了，這一家沒人了，絕戶了。
這一家，栗和成艾滋病死亡，妻嫁人。他家2002年蓋新房，房起來了，門樓還未及做頂，和成發病，第二年人亡，2003年六月十七走哩。剩一個老娘。
又一處空房，也是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剛將房蓋好，就畢（死）了。”門楣：鴻程萬裏 喜祿壽福，對聯：霞光映照幸福家 彩虹降臨新宅院。
……
就這樣一戶一戶走下去，村裏幾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家，也不知道誰家最困難。還有一些人去屋空已經絕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