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天涼好個秋——重逢
劉海鷗（鏗鏘豬）
前麵講了劉家祖輩事跡。現在輪到劉家父輩的故事了，在講之前，先說說兩岸劉家是怎麽聯係上的。
劉家人在哪裏？
孤身大陸三十年，劉家人的下落始終是爸爸心中最大的塊壘。他總是和我們說：“聽說他們去了台灣。”實際上他知道，他們就是去了台灣。
文革結束後，台海關係出現了鬆動的跡象。“台灣”兩字的威脅性正在逐步減弱。多年來，“那邊”一直牽繞著爸爸的思緒，隻是他埋藏得深。此時他再也難以抑製對親人的思念之情。
一九七九年，爸爸找到他的老同學，在統戰部當秘書長的彭友今，托他打聽一下爺爺的情況。第二天，老同學就開出了一個詳細的名單：爺爺奶奶、叔叔嬸嬸、姑姑姑父等等一大家子人在台灣的居住地、任職、生卒狀況。我感到驚奇，突然出現了這麽一大堆叔叔姑姑。在這以前，我一直以為爸爸是個獨生子。更加感到驚奇的是，名單之詳細，簡直讓人心生一絲恐怖。我們，包括在台灣的人們，沒有一點隱私，一切都掌握在一個無形的手中，如同孫悟空一個跟鬥十萬八千裏，還是翻不出如來佛的掌心。
看著這份名單，爸爸不由唏噓，他的父親在一九六一年就去世了，曹氏母親也剛剛去世一年。他的三叔則走得更早。所幸他的三嬸、弟弟、妹妹、堂弟、堂妹還都在，加上他們的後代，台灣的劉家已經達四十餘人。
爸爸激動得不能自己，馬上寫了一個尋人啟事請在香港的內弟（我大舅）發往台灣各大報紙：
劉長菁劉長蘭劉長蓀劉長華劉長芬，你們的大哥劉長菘在尋找你們，見報請與香港某某某聯係。
爸爸的呼聲立刻傳遍了台灣。似乎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幾乎是與此同時，台灣的親人也正在尋找爸爸的下落——爸爸的妹夫，雲子的丈夫包世中原來是國民黨重慶號的年輕軍官，一九四九年隨軍隊隻身到台灣。一家人都在大陸。他不知通過什麽途徑，找到了在大陸的家人，正在托他們打聽爸爸的消息。
一九七九年的八月份，香港大舅寄來了一封信，裏麵夾著一封台灣的信件。是爸爸的雲子妹妹寫來的。雲子大名劉長蓀，是我的小姑，大家都叫她雲子姑，四太太曹氏所生。在見到雲子姑之前，我從來沒有聽爸爸談起過她。四十年前爸爸絕塵而去（一個愛國憤青與家庭脫離關係）的時候，雲子還隻有六七歲。爸爸離開西安後兄妹就再也沒有見過麵。雲子姑的信隻有三十幾個字，短短幾句話，因為她實在難以控製自己的感情。她說：
我們終於聯絡上了，很激動，高興極了。爸媽都已經過世了。哥哥，我寫不下去了……
信雖短，音塵斷絕三十多年的劉家骨肉終於找到了對方的下落。幾天以後，雲子姑的長信到了，她說：
自從四道巷（西安）分別，已經四十年了，你留在我的記憶中有幾件事，我記得你在北大街幼稚園的房子裏每天煮小米稀飯。你的窗台上每天都有牛奶。你抱著我給我講故事和吃你煮的稀飯。還記得有一次長菁哥睡著了，你和我給長菁哥畫胡子。還記得你和長菁哥在東望小學操場上打球。還記得你給我的俄國碗，及給我買的小花裙子……
還是激動得語無倫次。
接著長菁叔嬸、長蘭姑、三奶奶（三爺爺的太太）的信來了，劉家的全部成員都來信了。
長菁叔說：
看到來信和尋人啟事，又到回到四十多年前。在（北平）後泥漥的情景又呈現在眼前，小時候親密的家族關係令人難忘。三分之一世紀，是人生中最多采多姿的一段時光。客觀環境的變化，個人體態與心情方麵的變化實在太多太大，唯一沒有變的是人間的親情和尋根的意念。
長菁嬸說：
記得那時我們都才離開學校不久，充滿了活力與熱誠精神，生活過得何等愉快。……轉眼就是中秋節，憶及故鄉此時市麵上各色水果最為齊全，各式月餅之多加上兔爺兔奶奶點綴應市，那情景一幕幕似在眼前。隻要讓我找到了地頭，一定會堅強的活著，回到北京度過餘生。
長蘭姑說：
能與您取得聯係真是令人疑真疑幻，又驚又喜，隻是在驚喜之餘內心又不禁無限傷痛，卅餘年了，老人們都相繼謝世，而我們自己也都不複年少，發白，齒脫，垂垂老矣。多少往事多少滄桑，人生至此回想起來恰似大夢一場，欲說還休，也隻得道一聲天涼好個秋吧！……但是想著在老家的老宅子裏還有您在惦記著我們，便能減去多少人事無常與流落異地的孤淒之感，而內心不覺溫暖起來。
三奶奶回憶爸爸以前的事情：
記得你們在北平喜歡看唐若青言的《茶花女》，你同長菁長蘭三個人去，不帶長華，我隻好帶著他上街買吃的。……還記得你在大一的時候第三堂課就趕忙回家摘樹上的棗。
七十年代部分台灣家人。前排左起叔叔劉長菁、三奶奶李靜懿、二奶奶曹承德、雲姑兒子包承光、大姑劉長蘭、後排左起李玉珮、李玉玲（二者為長芬女兒）、雲子姑劉長蓀、劉長芬姑、包世中姑父、黃蔭昌姑父、雲姑兒子包承平、長菁兒子劉玉鈐
兩岸不能通話，也不能通郵，信要寄到香港我大舅處，再由他轉寄大陸。不管多困難，終究是聯係上了。那個時節，海峽兩岸的劉家情緒像開鍋一樣地沸騰，信件夾著眼淚在兩地間穿梭。每一封寄出的信都有淚水洇濕的痕跡，每一封收到的信都因為淚水遮目不能卒讀。
當年的十二月，雲子姑帶著全台劉家親人的重托到了香港，專程與爸爸通話。爸爸剛一開口，電話那邊的雲子就已經哭得不能自己。她說爸爸的聲音太像爺爺了。而雲子姑的一聲“大哥”，也讓爸爸老淚縱橫，幾十年了，等待的就是這一聲稱呼。
電話中他們說了什麽已經很難重複，想說的太多，又不知從何說起，沒有條理，沒有中心，東一句西一句，伴著哭泣說了半個多小時。
在台灣的叔叔姑姑們天天盼望著雲子帶回爸爸的消息。雲子姑回到台灣的那天，長菁叔嬸一早就坐立不安，一次次出門張望，在門外老遠迎候著雲子姑。一見她麵，兩個人異口同聲地問：“電話裏怎麽說？”雲子姑哭著說，叔嬸哭著聽。半個小時的通話說了一整天，聽了一整天。一個字都不放過，百說不厭百聽不煩。
國家的臉麵
雲子姑是個敢做敢為的人，她不顧一切地要來大陸探望哥哥。姑父的願望更為迫切，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去看望尚在人世的老父老母及一大家人。
來之前雲子姑和爸爸說不住旅館，要住在哥哥家裏，好好享受隔斷了四十年的親情，好好敘說離別四十年之往事。全家人犯了愁，房子文革都交了公，關於私人房屋的政策遠遠沒有出台，家中這塊小地方已經沒有立錐之地，怎麽接待台灣來人。關鍵的還不是地方大小，是丟不起人。個人丟臉是小事，台灣親戚們決不會因此小瞧了爸爸，問題是國家呀，爸爸當年是堅決要跟著共產黨走的，毅然斷絕了與家庭的來往，留在了大陸。台灣親戚要是看見如今爸爸住房的窘迫樣子會怎麽看爸爸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和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爸爸？
一定要挽住國家的臉麵！
怎麽辦？大家一籌莫展。我認為唯一的辦法是向上麵反映，可又不知道通過哪條途徑，國務院信訪辦？領教過了，結果必定是石沉大海，遙遙無期，至多是打回原單位解決。可巧就在這時候，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十月三十號在北京召開，爸爸也在參加者之列。閱讀那兩天的報紙，不管會上有什麽曆史性的轉折，有什麽新的方針政策，我隻抓住了一點——知識分子文化人的地位又重新確立起來了。這是一個機會，我立即提筆給大會主席周揚寫信，沒有讚美和頌揚，隻講一個問題——房子。怎麽來的，怎麽失去，爸爸的窘況（家裏住不下，爸爸隻能每天晚上回到辦公室睡覺）。先動之以情，請周揚發揮一下想象力：“周揚同誌，你能想象得出一九七六年大地震來臨的那個夜晚，一個老人在黑洞洞的空無一人的機關大樓裏倉皇躲避的狼狽嗎？你能想象在地震的混亂中全家人尋找他的焦急心情嗎？”然後又說之以理，在“文藝的複蘇，知識分子的春天中，俄國古典文學巨著亟待翻譯出版之時，俄文翻譯家卻三世同堂蝸居在二十幾平米的房子裏，如何春天？如何複蘇？“又講政策，從對台灣的統戰講到國家的臉麵。等等，等等。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我很能講道理，很會上綱上線，一點不嗑絆寫了四大片紙，立刻寄出去——“人民大會堂第四次文代會主席周揚收”。
爸爸開完會回家，我講了寫信的事，他笑笑，搖搖頭：“沒有用的。”
這次爸爸錯了。沒有多久，出版社到家裏了解我們的住房情況。然後經過周揚的親自批示，爸爸得到了位於大北窯的一套三室單元房（是出租房）。周揚這事辦得幹脆利索，他還說，這是暫時的應急措施，然後還會繼續解決。所謂應急，是應台灣來人之急。房子剛一到手，家具還沒辦齊，台灣的人已經到了。我們覺得這房子簡直是從天而降的大餡餅（盡管是個半毛坯房），可雲子姑看了以後還是因其簡陋哭了一鼻子。
爸爸也不喜歡這個新居。一座孤零零的高層建築赤裸裸地站在兩條交通要衝的交接處，一天二十四小時各種車輛特別是重型卡車的噪音和灰塵充滿了房間。無論天氣多熱爸爸也不敢打開窗戶。盡管這樣，夜間的鬧聲還是讓人沒法睡覺。姐姐說爸爸的心髒病就是那時在噪音中落下的。
皓首重逢
雲子姑來了。
兩岸關係尚未解凍，作為國民黨“高幹”的子女，雲子姑和姑父的出行十分隱秘和困難，必須瞞住台灣當局。事實上，她的出行下麵有關係人幫助疏通，上麵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然，是花了錢的。他們先辦了去菲律賓旅遊的簽證，然後從菲律賓到香港，又從香港進入大陸。雲子姑說，在廣州過海關時，關員拿著護照反複看了半天，她的心都要跳出來了，成敗就在此一舉。終於中國關員一個大印蓋在了護照上，她懸著的心一下子落了地。關員遞出護照時，露出了笑臉，說：“歡迎。”
一九八零年的初春，在為了接待“台灣同胞”而臨時分派的大北窯新居裏，爸爸與闊別四十多年的親人會麵了。房間裏隻有簡簡單單的幾件家具，像個招待所，少了一些家的味道，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親人團聚了。
第一次見到“台灣人”，未免緊張。我們從小就在以台灣人的口氣唱一支歌：
我愛我的台灣呀，台灣是我家鄉。過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們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兄弟們呀姐妹們，不能再等待。兄弟們呀姐妹們，不能再等待。
再加上多少年對台灣的描述離不開的那幾個詞匯：蔣匪幫、反攻大陸、空投特務……腦子裏不免一片水深火熱，一堆牛頭馬麵。看見了才知道，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說著標準的國語，穿著漂亮的衣服（相對於八十年代初仍然覆蓋大陸的藍色灰色而言），會哭天抹淚也會家長裏短。雲子姑矮矮胖胖，十分不服氣地拿出她十八歲的照片傳閱——一個旗袍貼身的苗條淑女優雅地坐著——說：“我當年也有小細腰！”
”我當年也有小細腰”
哭夠了笑夠了說夠了，全家人聚在大北窯一起吃了一頓團圓飯。那時不興動不動就上館子，北京的飯館沒有那麽多，下館子吃飯也實在丟不起那個人——沒有訂位一說，要在現場等待。通常是等待者踩著吃飯者的後椅子牚，生怕椅子飛了似的。吃飯者在一圈等待者的虎視眈眈下，尷尬地吞咽。
我們姐妹四個每人做一道拿手菜，我做的是海米栗子燒白菜。雲子姑也一起展示她的廚藝，做的是沙拉。那年月“沙拉”可是一道新奇的菜肴。她還帶來一瓶油泡酸蘑，味道特別好，我學了多少年，也沒做出那個口味。
雲子姑和爸爸住在一起，兄妹倆日夜敘談，道盡四十多年的離情別緒，人事變遷。最讓我感到驚奇和不安的是，言談話語中，雲子姑對大陸這邊罵化了的蔣介石十分敬重，一口一個“老總統”。對蔣經國“小蔣總統”高度讚揚，說他帶頭挖路，身體力行台灣的十大建設計劃。說他十分親民，站在街頭勸說摩托飛車的男女青年慢點開車，才能幸福長久。驚奇之餘，我的腦子裏有什麽東西在鬆動。
雲子姑在大陸停留了一個月之久，遊覽了北京的名勝地，還給她的公公做了八十大壽，並回到婆家的湖南老家祭祖。
劉家和姑父家合影。左四姑父，左五雲子姑，中間白首者我爸爸，右二我。
回到台灣以後，高級層麵已經知道雲子去了大陸，怎麽可能不知道呢？本來這是十分危險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她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被請去介紹大陸情況。據她說，都是爺爺的同僚，離開大陸多年的高官和退休將官。他們聽得興味盎然，還不斷發問。雲子姑說，其實哪一個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不想念故鄉和親人呢。可是有幾個人能夠實現再回熱土的夢想呢。比如於右任先生，思鄉之情最為深切，曾經拉著她的手說過：“雲子，咱們什麽時候能回老家看看？”於右任和雲子的母親都是陝西三原人氏，雲子算是他的半個老鄉。雲子回去了，但是他沒有等到這一天，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於右任先生仙逝，留在世上的隻有他的滿腹思念化成的一支哀歌《望大陸》（有說叫《國殤》）：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
永不能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隻有痛哭。
天蒼蒼，
野茫茫，
山之上，
國有殤。
於老先生與劉家私交很好。劉蔭遠去世時，於右任主持公祭並贈挽聯。曹承德一見到他，痛哭著雙膝下跪。他雙手扶起曹承德，說道：“你放心，一切有我。”
於右任去世時是半老鄉雲子替他穿的老衣。
劉家還算幸運，“長”字輩的人都還在，並且都在盼望和準備見麵的那一天。
節自長篇家史《半壁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