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爸爸的遺憾 劉海鷗
今年是爸爸去世二十周年，清明之際，特發一文祭奠。
澳洲，一天早上起來，空氣濕漉漉的，夜間下過雨。忽見門口的郵箱上有一支雪白的梔子花，幽幽地散發著香味。不知道是誰放的，我天天在周圍幾條街健走，沒見過哪家的院牆伸出梔子花來。我把花插在瓶裏。就在那天的晚上，我接到姐姐的電話，爸爸去世了。多少年來，我一直覺得那支梔子花出現得蹊蹺，它是在預示著什麽嗎？
姐姐說，爸爸走得突然，有好多事情未來得及完成，她要寫一篇文章紀念爸爸，叫《爸爸的遺憾》。豈料，姐姐尚未動筆，得了絕症，未幾，竟隨爸爸而去。經過幾年情感的沉澱，我覺得我可以寫寫爸爸了，寫他的幾件憾事，同時了卻姐姐的心願。
未下完最後一盤棋
自從爸爸去世，我再也不能看一切和圍棋有關的事情，一看到電視裏的圍棋講座，我立刻換台，腦子裏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爸爸看講座的樣子——早早地坐在那裏等待，每期必看，笨拙地按著遙控器，因為耳聾身體向前傾斜腦袋微側——這個景象讓我的心又酸又疼。爸爸死於圍棋。說準確些，導致爸爸心髒全麵崩潰的誘因是圍棋。
爸爸是個圍棋迷，迷得簡直要不務正業。自從我懂事起，爸爸的書桌上除了翻譯的書和稿件外就是棋盤和棋子和棋譜。現在一想起爸爸的樣子，必是在桌前擺棋譜的形象。小時候我跑到爸爸書房玩，站在爸爸身邊看他下棋，總是不明白，自己跟自己下，能下出什麽什麽名堂？良久，爸爸回頭見我在身邊，說不要跟我學，爸爸是玩物喪誌。
其實爸爸玩物並沒有喪誌，他一生致力於將蘇俄及東歐文學介紹到中國，在戰爭年代他翻譯了《前線》、《絞索套著脖子時的報告》等作品，鼓舞了千萬人為建立新中國而戰，在和平建設年代他又翻譯了《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斯大林時代的人》這一類的蘇聯文學作品，激勵了一代中國青年投身社會主義建設。1962年，他接受了出版社分配給他的翻譯《戰爭與和平》的工作時，多麽激動。他手撫頭發，連說“偉大呀，偉大呀”。從那時起，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翻譯之中，可惜隻有兩年的時間。64年他到河南安陽地區四清，直到1966年才返回北京，文革又擱筆十年。那陣要是自己不會和自己玩玩，是很難走出文化革命的。
在爸爸的日記中記載，1966年的六月和七月，正是運動失控得昏天黑地的日子，爸爸竟每星期日還到文化俱樂部去下棋，每次都隻有三個人。除了爸爸，還有一個姓趙的，一個姓過的。直到紅色恐怖的八月，俱樂部裏再也找不到對手了，爸爸才作罷。
後來爸爸下了幹校，這時才有了心安理得的下棋的機會：業務也沒有了，農活也幹完了，批判會也開過了，剩下的時間該是自己的了吧？於是向陽湖幹校的一幫棋迷一到休息日，就聚在一起殺得難解難分。實在找不到對手時，爸爸抓來下放幹部的孩子，教他們下棋。有個孩子王小葉從此迷上了圍棋，以後的幾十年，經常來找爸爸下棋，成為爸爸的忘年交。爸爸去世時他哭得像個淚人。我們把爸爸一副常用的棋子送給他留作紀念。
爸爸一生朋友無數，其中一大批是因下棋而結緣。棋友中上有中央級幹部下有小青工，不以棋藝高低而取舍，隻以棋風優劣論親疏。我到澳洲前，爸爸給我推薦了在澳洲的兩個熟人，吳淞笙先生和黃苗子先生，我原以為是他多麽深交的朋友，一問之下，原來就是在一起下過幾盤棋。在爸爸看來，是棋友，走遍天下都可信可靠。
要說爸爸的棋藝，不算高。爸爸敦敦厚厚，不是機靈的人。他說上高中時，數學學得一塌糊塗。我總覺得圍棋和數學一定有些關係，數學腦袋才能下好圍棋。有好多年，每問起爸爸是多少段，爸爸就說，業餘三段吧，挺讓我失望，才三段，還是業餘的。那麽多年過去了，當我深深地了解爸爸是一個恬適淡泊的人，我才理解爸爸下棋的誌趣不在輸贏高低，在於修心養性。爸爸說要以“平常心”對待下棋，所謂“平常心”，爸爸說，就是體鬆神靜，胸襟開闊，超然物外，勝而不驕，敗而不餒大將風度。做到平常心是一個鍛煉的過程，爸爸果真練成這樣一個人：淡泊明誌，寧靜致遠（後來我們把這八個字刻在了他的墓碑上）。就這樣不驕不躁地下著棋，爸爸最終達到了業餘五段。
父親到了八十多歲的高齡仍舊每天或伏案擺棋譜，或邀友對弈。我勸爸爸，下棋費腦傷神，歲數那麽大，心髒又不好，最好是做些其他適合老人的事情，比如練習書法。爸爸的書法本來就是一絕，雋永超逸，在出版社裏被稱為半個書法家，很多人把宣紙筆墨送到眼前求字，爸爸嘴上答應著，眼和手始終離不開圍棋，最終也沒有留下一兩幅墨寶。他自己也說過，如果他不下棋練書法，肯定會成為大書法家的。可是爸爸對成名沒有興趣，就喜歡這永遠成不了名的圍棋。
爸爸每年都要參加“陳毅杯”全國老年圍棋比賽，並非為名，為的是以棋會友，切磋棋藝。二零零一年的那屆比賽中，爸爸連續四天從紅廟趕到全國總工會參賽，九戰八勝，是爸爸有史以來最好的比賽成績，爸爸興奮莫名。第五天的清晨爸爸一早起床，躊躇滿誌，當天他要參加決賽，決賽的結果大勢已定，無論輸贏，總積分最高的爸爸都將拿到冠軍。梳洗完畢，他突然覺得心髒不舒服，閉眼坐在沙發上稍憩，就再也沒有睜開眼睛。
他終沒有下完最後一盤棋，所幸他走得心滿意足。
2001年5月6日晚，爸爸比賽後與圍棋賽主辦人談笑。12小時後，爸爸去世。
沒有找到根
老屋在爸爸的故鄉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集。爸爸在那裏生，在那裏長大。
老屋是我的曾祖父置下的。曾祖父最開始挑著挑子到鄉下販賣煙絲，他賺了一些錢後，就在臨渙集最熱鬧的街上開了一個小型煙店，自己刨煙絲賣。煙店的生意越做越大，雇了三四個徒弟，買了地，造了房，劉家就有了老屋。
曾祖父後來改賣煙為賣藥，煙店關門，變成藥房，叫“廣順藥房”。曾祖父認為煙的利潤雖高，但是讓人抽煙即害人健康，將來劉家子孫後代會遭報應。而藥房好，救死扶傷，是造福民眾及子孫的事情。他把各地的有名成藥買來賣，一般是匯錢去大城市郵購，零售價與各大城市藥房一樣。曾祖父隻賺個折扣錢，比如購進萬金油多買可打九折，他就賺一成折扣錢，還要減去郵購錢。因為價錢合理，曾祖父在集鎮上被譽為善人。
解放後，老家土改，劉家劃了一個地主兼工商業者的成分，按政策工商業者的產業不加沒收，藥店保留下來了，但是劉姓家族唯一留在老家的堂伯父，早已將藥房揮霍一空，不久自己也餓死了。藥店成了無主房，被公家占用，先是區廣播站，後來是黨員活動室。
爸爸退休以後，越來越懷念家鄉，幾次返鄉探望親人和老友。最終他決定葉落歸根，回鄉安度晚年。於是他想到了老屋，把它要回來，回鄉好有個落腳的地方。
房子一旦落入別人手中，要回來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爸爸給濉溪縣臨渙區政府寫了很多封信，說明房子的原委，請求歸還。他還說，鎮上的老人都可以證明房子的歸屬，希望他們趁老人還在快點調查辦理。沒有回答，沒有結果。他委托一個老家的外甥代理此事。外甥來信說，自己是個普通農民，辦這事需要錢去打點。爸爸說錢不成問題，一萬塊兩萬塊，寄去，還是沒有結果。再過幾年，能作證的老人們都死光了，老屋的事情也就擱下了。
1993年，爸爸在台灣的分別了五十多年的弟弟來信說，他決定回大陸安度晚年，請爸爸給他物色一處房屋。爸爸歡欣不已，又想到了老屋。請弟弟寫一封信給政府，請求政府發還劉家產業，以便還鄉有住處。爸爸想，台灣人的要求大概比他的更有效力。不知道我的台灣的叔叔是否寫了信，沒料到的是，沒有多久叔叔就去世了。得到唯一的親弟弟去世的消息，等待團聚的父親第二次心梗發作，住進了醫院。爸爸最終躲過了這一劫，再也沒有精力去索要老屋。
但是老屋始終是爸爸的一塊心病。老屋現在仍是地處臨渙集的鬧市，頗有價值。爸爸想要的不是地產，他一再地說，為什麽要那座房子呢，因為那是劉家祖先住過的地方，這是一份祖產，是劉家的根，是劉家子子孫孫作為永遠紀念和懷念的地方，所以一定得要回來。
爸爸已經去世了。他始終也沒有找到他的根。
不能見到親人
事實上，劉家的根早已從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集連根拔起，移植到風馬牛不相及的台灣。1949年爸爸的父親及叔叔各帶一大家子搬師台灣，祖父這一支隻有爸爸一人在大陸。老家零星剩下一些劉姓家族的人，在三年困難時期都餓死了。孤身一人在大陸的爸爸，一直想去台灣看看睽違六十多年的親人。
爸爸和爺爺走的是兩條道。爺爺年輕時離開家鄉參加了同盟會和革命軍。辛亥革命時參加了西安起義。起義成功後，爺爺在馮玉祥的部隊奉職，被送到保定軍校學習，畢業後又派到蘇聯留學。回國後在西安當陝西省政府參議員，他好交友，黑道白道很趟得開。
爸爸年輕時是個熱血青年，一上高中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他義不容辭地投入各種革命活動，參加了青年團、左聯、民先，又加入了共產黨。“一二九”運動中參加了示威遊行和其後的南下請願團。那是爸爸生命中難忘的歲月，五十多年後，爸爸所有需要加密碼的東西（如銀行存折），用的密碼都是“918129”。
爸爸大學畢業後回到了西安的家。爺爺和爸爸有一場嚴肅的談話。爺爺說，整個西安都知道我有一個共產黨的兒子，隻是礙於我的情麵不好下手，讓我也很難做。現在你有兩個選擇，或者脫離共產黨，我給你在西安某個差事，或者走得遠遠的，別讓我再見到你。爸爸當然是選擇了後者，離開西安，隻身到了新疆伊犁，後來又到四川，經成都重慶到了廣西廣東，最後北上大連北京。輾轉多年，再也沒有見過家人。
小時候我常奇怪自己為什麽沒有爺爺，沒有像別人那樣的三親六故，我一直以為爸爸是獨生子。說起他的父親，爸爸則是語焉不詳，說，四十年代初就和家裏決裂了，聽人說他們去了台灣。
爸爸其實很清楚，他的親人們都在台灣。他心裏非常惦念他們，但是他的嘴上不說。七十年代末，兩岸關係稍有鬆動，爸爸立即委托他的老同學，統戰部的秘書長彭友今打聽台灣家人的消息。中國的情報工作真是令人驚奇，彭很快給了他一份名單，上麵台灣親戚的近況列得一清二楚。爸爸的父親和三叔已經去世，剩下的人，爸爸的繼母、三嬸、弟弟、妹妹、堂弟、堂妹還都在。爸爸激動得不能自己，馬上寫了一個尋人啟事請在香港的親戚發往台灣各報。巧的是，與此同時，台灣的親戚也在托人打聽爸爸的消息。1979年，幾乎是同時，斷絕關係三十多年的劉家骨肉終於找到了對方的下落。那時家裏還沒有電話，隻能靠信件，那時兩岸也沒有通郵，信要寫到香港，再由香港的親戚轉寄。不管多困難，終究是聯係上了。收到對方的第一封信件時，大家都是邊讀邊泣，邊泣邊讀。
後來爸爸的小妹妹來過大陸探望父親，爸爸離開她時，她才五歲。爸爸特別想見的是和他一起長大的弟弟妹妹，還有尚存的長輩們。因為種種原因，他們總是未能成行。爸爸也總是想去台灣，也很難。在每一封和台灣的通信中爸爸都表示著想去台灣的願望，八十年代中，他寫信對他的弟弟及妹妹說，我已年過古稀，去日苦多，時不我與，在有生之年，無論如何，要和你們再見一麵，痛痛快快地談談。八十年代末。他給三嬸寫信說：“我很想去台灣看望您，看望家裏人，但目前還不可能。台灣政策放寬才行。有可能去台灣時，我一定去台灣看望您老人家。我想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十年過去了，爸爸去台灣的願望沒有實現。
九十年代初，台當局對大陸人到台灣探親的限製放寬了。爸爸托在台灣的侄子打聽台灣對大陸的人去台有什麽規定，以及去台的手續。結果還是不樂觀，那時台灣當局聲稱不準共產黨去台，而且民主黨派人士也在限製之列。爸爸不是共產黨員（爸爸在四十年代的流離生活中，失去了和黨組織的聯係，後來再三申請重新入黨都未得批準），但他當時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常委。爸爸想，他恐怕不會得到批準，暫時等一等再說吧。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爸爸去台灣的願望還沒有實現。
二十多年過去了，爸爸仍在等待，他的親人陸陸續續離開，繼母去世了，三嬸去世了，弟弟去世了，堂弟去世了，妹妹去世了。最後，爸爸去世了。
2003年，借參加一個會議的機會，我來到台灣。參加大會並不是我行程的主要目的。我要替我的爸爸完成他與家人重逢的心願。我終於見到了爸爸闊別了半個多世紀而我從來沒有謀麵的親人，堂姑、堂兄弟、表兄弟，凡幾十口。
我替父親去祭奠祖墳。爺爺葬在陽明山，當我艱難地找到那片墳塋，我的心為爸爸哭泣：墳墓已是破敗不堪，烏黑的牆壁和地麵被瘋長的樹木和草叢拱得起伏斷裂，右麵刻著蔣介石題寫的祭文“讜論流徽”的大理石摔碎在地麵，左麵嚴家淦題詞“謇諤揚休”的大理石蒙著厚厚的灰塵，祭台也已經破碎。一個時代一個人的輝煌已經不再。
我俯在肮髒的地麵，替爸爸向爺爺磕了三個頭。
空白的護照
爸爸特別喜歡旅遊，隻要單位組織活動，近到世紀園，遠到香港，都要參加。自從我定居澳洲，父親總是想到澳洲探望我，出國旅遊，成了他最大的心願。可是這麽多年我卻一直沒有接爸爸到澳洲，因為考慮到他年歲太大，心髒又不好，怕他經不住車舟勞頓。
爸爸對自己的身體非常自信，在七十歲時第一次得了心肌梗塞，仗著他多年鍛煉的身體底子，很快就恢複了健康，當年就和一個文化代表團訪蘇一個月。1992年七十七歲的爸爸和克陽妹妹去爬黃山，大意得竟連救急藥都不帶，山頂上他突然心髒不適，萬幸這時過來一位老者，恰好身上帶著救心藥。
爸爸雖然犯過兩次心梗，卻總是非常自信地說他的身體沒問題。我幾次想著手辦理他去澳洲，媽媽堅決阻止，理由是，中國人說“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飯。”萬一出了事，你負得了責嗎？你和家人交待得了嗎？我又猶豫了。
就在猶豫中，爸爸健健康康地過了一年，又一年，於是我每年都後悔，去年應該接他來，今年又老了一歲，今年肯定是不行了。年複一年，年年平安，就這麽，他帶著盼望，我帶著後悔拖了下來。
二零零一年春節回國探親，八十六歲的老爸爸仍然壯心不已，又向我表示去澳洲的願望。我終於下了決心，不管怎樣，我一定要讓他去澳洲一遊。我還有一個計劃，等他到澳洲後我再陪他去台灣，了卻他和親人團聚的夙願。在京期間，我替他辦理了護照，申請了簽證，帶他檢查了身體，醫生說，老爺子身體真好。爸爸非常高興，逢人便說，我要去澳洲看女兒了。
爸爸在北京等候簽證下發，我先行澳洲做準備工作。我問清了飛機上的急救措施，聯係了上下飛機的輪椅服務，勘察了出入機場的最短路線，買好了爸爸的健康保險，租住了一個前後帶草地果木的大花園房子，選購了爸爸最喜愛的豫劇和老蘇俄歌曲光盤，安排了爸爸來澳後的全部活動，還打算讓他在空閑時間講講他的曆史，爸爸本人和他的家族有許多精彩的故事。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五月初的一個夜晚，我接到北京的電話，爸爸去世了。
我趕回北京，已經永遠看不到爸爸的音容笑貌。在爸爸的骨灰盒裏，我放進一張悉尼歌劇院的彩色畫片。我到澳洲使館取回爸爸的護照，幾個月前，為了辦理爸爸的簽證，我帶著希望和急切，八次進使館。如今這裏成為我的傷心之地，一看見那黑色大理石包圍的陵墓似的使館，我淚如雨下。那個紅皮的，貼著爸爸生前最後一張照片的護照小本子，躺在我的行李箱中，跟隨我回到澳洲。願爸爸的靈魂在澳洲的上空遨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這些了。
曾經有那麽多年的機會，爸爸可以來澳洲，都讓我錯過了。他帶著遺憾離我而去，而遺憾將伴隨我終生。
祝海鷗複活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