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爺爺
我沒見過我爺爺，甚至有近二十年的時間，根本不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直到1965年因為他的緣故我不能上大學，我才知道他在台灣，那時已經去世四年了。
後來在我爸爸和台灣的親人的反複講述中，爺爺的形象在我的腦中立體起來了，他達觀開朗，風流倜儻，天馬行空，我行我素，落拓不羈，放浪形骸。總之，是個極具個性的異類。他的一生有太多的故事，甚至足夠寫一本書。
很遺憾我隻能以我有限的聽聞，給爺爺描述一個大致的輪廓。寫我的爺爺時，我的腦子裏不斷地回響著一支歌：
And I can see，
See through the years,
Years of a man,
A man of colors……
歌名是Man of Colors，三十多年前的歌了，我非常喜歡。其實這支歌是作曲家為他的畫家父親寫的，和我爺爺完全不搭界，但是我爺爺就是這樣一個多種顏色的混合體。
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以寬容之心看待他的一生（文章比較長，分三段登載）。
呼朋喚友
我的爺爺叫劉世榮，字蔭遠。離開家鄉後使用劉蔭遠之名。人們習慣稱他“二爺”（沒準在我的記敘中，有時也順口叫他“二爺”）。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在文中便直稱劉蔭遠，望劉家各位長輩原諒。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集。曾祖父在街上開了一個藥房，家境還算不錯。劉蔭遠生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從小就是極為聰明通透的孩子，可就是不安分。他喜歡呼朋喚友，吃喝浪蕩，不過他為人甚是仗義，為朋友打架鬥毆不在話下。朋友需要用錢，他手頭沒有，就跑到自家藥店，偷偷從櫃上拿錢送給別人，從來不說一個“還”字。他爹對他真是恨得咬牙切齒。爺兒倆的矛盾最終爆發竟是因為一隻雞。那天劉蔭遠招了一幫朋友來家吃飯，這樣的飯局召之即來，爹媽是無權幹涉的。劉蔭遠在院子裏梭巡一番，一隻正在下蛋的母雞遭了殃，轉眼間就成了桌上一味佳肴。爹忍無可忍，家裏並不指望著雞蛋換鹽吃，但是決不能讓這小子在爹的眼皮底下敗家，他發了狠，抄起石碓頭衝過去。娘跪在地上替兒子告饒：“你打他也行，別拿碓頭，回頭打出毛病來。”爹怒罵道：“我就是要砸斷這個逆子的狗腿，砸斷了我養活他。”娘撲過去抱著丈夫的的腿，示意兒子快跑。劉蔭遠奪門而逃，在外麵晃蕩，東家一天，西家一日，始終不敢回家。娘求爹饒過兒子，爹放出話來：“兩條道任他選：回家可以，得讓我把他腿砸斷，老老實實在家呆著；要不然就給我走得遠遠的，永遠也別讓我看見他。”知道回家無望，鎮子上也混不下去了，劉蔭遠索性跑到外麵闖蕩世界。
那年是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他十七歲。
拚命三郎
劉蔭遠並非混混或者痞子，他也是受過洋學堂教育的青年，除了比較我行我素，並無大過，離家出走的他決心幹出一番事業來。
他一口氣跑到陝西，參加了革命軍——新軍。他發現軍隊裏秘密流傳著一個口號：“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令他為之一振。此時的中國正在蘊育著一場推翻兩千年封建帝製的偉大風暴。一九零五年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創立了“中國同盟會”，以推翻清政府為宗旨。那十六個字正是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劉蔭遠認定這就是他值得為之奮鬥的大事業。就在這一年（一九〇七年）他加入了同盟會，成為最早的會員之一。
劉蔭遠打起仗來是拚命三郎，動起腦筋又是智多星，深得上司器重，被送到保定北
洋陸軍速成學堂深造，為第二期步科。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的夏天，劉蔭遠畢業，又回到陝西。在此期間，革命黨人不斷發動武裝起義，動搖著清朝統治的基礎。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了“辛亥革命”。革命軍在武昌發起暴動，兩天之內占領了武漢三鎮，宣告“中華民國”成立。
在武昌起義勝利消息的鼓舞下，陝西同盟分會領導新軍與地方幫派及刀客聯手，於當年農曆九月初一（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中午十二點發動起義。劉蔭遠是起義新軍的領導者之一。起義之前他參與部署並負責聯絡各路舉義人馬。起義當天劉蔭遠首先率百餘人攻入西安，一舉占領軍裝局（即軍械局），用大石條撞開軍火庫，給起義軍分發武器，然後他帶領一隊人馬攻打撫台衙門，他第一個爬到衙門府頂上，一把火點燃了大清旗子。之後率義軍控製了製高點鼓樓，殺進滿城。次日西安全城光複，起義勝利。
後來他告訴爸爸，革命軍的英雄氣節強盛，起事時，他們都隨身攜帶毒藥，萬一被擄便服毒殉國。
西安起義是劉蔭遠生命中光華燦爛的一頁，也是劉家曆史上驕傲的一筆。劉蔭遠曾撰文記述這次起義始末，題為《陝西辛亥起義之始末》。現收在台灣國立圖書館中，我曾兩次去台灣國立圖書館查找此文，終於在第二次找到這篇珍貴資料（最近發現台灣大陸同鄉會文獻數據庫中也可查到此文）。
劉蔭遠作戰勇武，偶然在網上看到過一段劉蔭遠打仗的描寫，不知是編撰還是演義，寫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連他說話的口音都聽出來了。說的是民國七年，陝軍警備總隊的劉蔭遠帶兵攻打保安城的故事。文中如此描述:
“機關槍掩護。”率北上的一總隊三大隊副大隊長，保定陸軍學校二期的劉蔭遠上尉操著一口安徽音極重的陝西話命令著，頓時噠噠、噠噠的射擊聲響了起來，一條火舌立刻湧入城門口，立時聽到城牆根傳來一陣陣慘叫聲。
伴隨著機關槍清脆的鳴叫，警備總隊的士兵手握著捆成一團的手榴彈跳躍著越趨越近。忽然間城頭射下幾粒子彈，一下子就咬住了最前麵的幾個，陝軍厚厚的冬裝並不能阻擋子彈的穿透，頓時跌倒的跌倒伏倒的伏倒，進攻隨即為之一遏。
“機關槍。”其實不用劉蔭遠提醒，機關槍射手已經主動地將槍口對準了城頭。而在同時，幾乎整整一個分隊（排）的步槍手繼續對著城門壓製著。不過，七九密厘的步槍彈畢竟比不上同口徑的機關槍彈的貫徹力，眼見得城門在悍不畏死的靖國軍頭目的帶領下吱吱呀呀的就要關上。
“轟！”一團手榴彈在警備總隊突前軍士大力的揮擲下順著城門的縫隙竄了進去，空中爆炸的手榴彈瞬間撒播出密密麻麻的彈片，其殺傷的威力一點也不比炮彈來得差。
“衝啊。”劉蔭遠一躍而起，先帶頭衝了上去，在他的身後，近300把刺刀閃爍著光芒，不一會大隊的警備總隊的官兵就突到了城門下，貼在城門邊上，劉蔭遠扯下一顆手榴彈，順手一拉，七秒、八秒，隨即丟了進去，一聲爆炸，隨後幾個人一起用力，本來就沒有關緊的大門終於徹底洞開了。“上！”
“快。”屢次失敗的靖國軍上下並無太大的鬥誌。一見大隊的陝軍荷槍實彈地衝進了城。立馬大叫大嚷地四處奔散。僅僅不到半個鍾點。一總隊就徹底控製了整個保安。（引自Celar《我是軍閥》第99章“突襲””。我曾多次聯係該文作者請求允許引用此段，但從未得到回複，隻好在此擅自引用，若本文作者看到不允，請和我聯係）
有沒有這回事，我沒法考證，但是關於劉蔭遠攻城勇猛的描寫，我相信。
好不容易找到爺爺當時的照片
一九一三年初，劉蔭遠考入保定軍校。這個學校的前身正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就讀的北洋陸軍速成學堂，民國改元之後，改名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劉蔭遠是第四期學員，讀炮科。
畢業後劉蔭遠在馮玉祥的第三軍孫嶽手下當參議。當時各省軍閥各霸一方，軍隊錢糧都屬於自己，外省軍隊要通過或駐防是非常困難的。孫嶽請劉蔭遠在軍閥之間作聯絡疏通工作。劉蔭遠腦子靈活，口才雄辯，還有廣泛的人脈，總是能說服當地軍閥便利於他們的軍隊。
比如說打開封那一仗。民國十三年九月，直係軍閥吳佩孚和奉係軍閥張作霖在華北地區發動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戰事正酣，直係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密謀孫嶽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宣布成立國民軍。這場戰爭無論誰勝誰負，都是重新分割和占領地盤的混戰，或出師無名，或自相殘殺，你方唱罷我登場，怎一個“亂”字了得。混戰中有一出是孫嶽部十七路軍總參議何遂打開封而後自居河南省長的戲。這一仗劉蔭遠立了大功，靠的就是膽識、口才和人脈。
三十八年後我爸爸偶遇何遂，聽到了這個故事。那是一九六二年，爸爸應有關方麵邀請參觀丹江，從武漢坐船逆流而上到襄樊，再到老河口。一行人皆為“民主人士”。可巧何遂也在參觀團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何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司法部長及政法委員會副主任。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及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站在甲板上，看著兩岸風景，爸爸與何遂聊起天來。他問：“你還記得劉蔭遠嗎？”何遂答道：“豈止是記得，印象很深，他這個人很特別也很奇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開封那一仗。”
何遂說，當時他是國民軍第三軍前敵總指揮，帶領幾千人馬從蘭封（今蘭考）地區渡過黃河，兵臨河南首府開封城下。城中為劉雪亞（名鎮華，陝西河南安徽三省督軍）的部將闞玉昆所占據。何遂部不知城內虛實，唯恐有詐，聚在城外不敢輕舉妄動。唯獨劉蔭遠不怕，拍著胸脯站出來向何遂請纓，說他在陝西與雪亞有舊，願意進城說項。隨即帶了一小支隊伍摸進城裏。找到守軍，曉以利害。闞玉昆也不知城外虛實，見是劉督軍之舊友，也就順坡下驢，命令部隊撤離開封。攻城大軍不費一槍一彈順利進城。何遂十分讚賞劉蔭遠的膽略，給他記一大功。“奇怪的是，”何遂說，“開表功會時功臣劉蔭遠卻沒了人影。此人天馬行空，來去無蹤。”爸爸不奇怪，這才是劉蔭遠，打起仗來很勇敢，對於榮譽不屑一顧。
無官一身輕
勇敢，是本性，不是為了當官。對於官場，劉蔭遠自有主張。
姑姑說，劉蔭遠有一個最好的朋友——陸軍大學的同學徐永昌。兩人是在讀書時結下的友誼。保定軍校的學員畢業後便是團長級的軍官。徐永昌是個嚴謹自律之人，打仗訓兵，夙興夜寐。軍校畢業後官運連連，一直升至國防部長。劉蔭遠卻什麽官也不是。若論打仗，他不惜真刀真槍赤膊上陣，唯獨對當官沒有興趣。徐永昌倒是從來不忘“拉兄弟一把”。 他讓劉蔭遠做他的參謀，並且很尊重他的意見。不過據說這個參謀的點子經常不是出自正襟危坐的議事廳，而是鴉片床上。劉蔭遠早年有拉血的毛病，用大煙治好了，卻落下個大煙癮。徐永昌也好這一口，兩個人躺在鴉片床上吞雲吐霧，軍國大事就在煙霧中敲定了。
民國十八年徐永昌擔任河北省主席，他請劉蔭遠出任軍法處處長。劉蔭遠卻把這麽嚴肅的一個官當得隨心所欲。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蔣馮閻李大戰）。徐永昌為反蔣聯軍第三方麵軍前敵總指揮。打了半年，反蔣聯軍戰局每況愈下。十月，徐永昌人馬被迫撤離開封。撤退的那天早上，隊伍已經整裝待發，唯獨軍法處處長劉蔭遠缺席，左等不來，右等還是不來。此時柯劍霞（1887～1951也是保定軍校的同期同學，安徽省貴池縣人。1909年，進保定軍官學堂炮兵科學習軍事。參加了武昌起義，建有戰功））匆匆跑來，交給徐永昌一封信，乃劉蔭遠所書。信中說抱歉他不能相從北退了。他沒有解釋原因，隻說：“你權當我死了吧。”這算什麽事情？！徐永昌氣不得惱不得，他帶兵紀律嚴明，可就是拿這個劉蔭遠沒有辦法。對眾軍士又不好交待，隻好宣布：劉蔭遠是我叫他留下的。私下裏氣道，蔭遠這家夥從來有頭無尾。（參見徐永昌著《求己齋回憶錄》）
劉蔭遠打的什麽主意，不知道。以他的聰明，他對這場軍閥混戰肯定自有別論。
軍法處長沒幹多久，劉蔭遠就辭職不幹了，他說：“這是殺人的活，點個紅點就人頭落地，不能幹。”不過，據共產黨史冊記載，他至少還是點過兩個紅點——中共甘寧青特委軍委書記梁幹臣和特委幹部謝冠軍。《梁幹臣傳略》上說：
梁幹臣被捕後，敵人欣喜若狂，夢想從此把甘肅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一網打盡’。因此，敵人特別重視這一要案的審理，由綏靖公署甘肅行署軍法處長兼軍警督察處副處長劉蔭遠和軍事法官許繼祖擔任第一主審人。麵對敵人的刑訊，梁幹臣臨危不懼，大義凜然，對黨組織和黨員情況隻字不吐。……十餘日後，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敵人仍未得到半點地下黨的情況。10月19日，凶惡的敵人將梁幹臣和謝冠軍殺害於蘭州安定門外城隍行宮。梁幹臣時年僅29歲。（黃曉寧撰文。見銀川黨史網刊號：2006-01）
徐永昌又對劉蔭遠說，那你就給我當稅務局長吧。劉蔭遠說：“我隻會賠錢不會掙錢，幹不了。”真是麻線穿豆腐，提不起來。不過他說的倒是實話，錢到他手裏，立刻就像流水一樣從指縫漏光。
劉蔭遠自己不愛當官，還總嘲笑徐永昌是“官迷”。有一度徐永昌諸事不順遂，對官場感到厭煩和失望。一天跑到劉蔭遠的家裏，推心置腹地向他傾訴自己的苦惱：“我好像一個登山者費盡氣力爬到山上，一看才是如此，早知如此，又何必拚命往上爬呢。”徐永昌說得動情，幾乎流下眼淚。劉蔭遠一向說話刻薄，此時竟頗不耐煩道：“當官當到這個份上，你還不知足？”氣得徐永昌無話，意識到：“於此知我們思想誌趣之間是有距離的。”（參見徐永昌《求己齋回憶錄》）
要問劉蔭遠誌趣何在？幹實事。比如說，民國十七年，徐永昌手中有一筆士兵撫恤金，因為一些戰死的士兵無處尋找，加上軍隊頻繁流動，錢已經無處發放。徐永昌決定用這筆錢為國民第三軍陣亡將士建築一個昭忠祠。劉蔭遠奉委為董理。這個差事他愛幹，從擇地買料，建房植樹，布置園景到操持公祭一應雜事，全攬在身上。幹得歡呢。
民國十八年冬，昭忠祠落成。地址在離保定四五十裏的滿城一畝泉，占地百十畝，共有以第三軍軍長孫嶽為首的八百多亡靈牌位，以及無人收埋的陣亡將士公墓。紀念碑文由於右任書寫。八十多年過去，幾經動亂，不知昭忠祠是否安在。
爸爸曾經問過劉蔭遠：“憑你的資格和社會關係（朋友遍天下），為什麽一直沒有當官？”聽聽劉蔭遠怎麽回答：“當官的人得有妓女的本領才行。要巴結伺候上司，就得象妓女伺候嫖客一樣曲意逢迎。我幹不了。”多麽通透！從古至今，此話始終真理。我個人以為此言堪當劉家後人的座右銘。我簡直佩服他了。
別看劉蔭遠討厭混跡官場，卻對官場的人事洞若觀火。他和人打交道，無需說話，一眼就能把對方看透。民國十六年，徐永昌投靠了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商震二人成為閻錫山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在此期間徐永昌曾拜見過蔣介石，劉蔭遠也隨往，即發現了蔣介石的潛力。他對徐永昌和商震效忠閻錫山不以為然，勸說二人，從大局看，閻錫山這個人沒有什麽前途，未來的中國將掌控在蔣介石手中，應該跟隨蔣介石才是（上麵所述劉蔭遠退出倒蔣大戰大約與此有關）。徐永昌當時並沒接受劉蔭遠的告誡，他和閻錫山是老鄉，而且感激閻錫山的知遇之恩，抹不開麵子走人，可是最終在抗日戰爭中徐、商二人從中國的大局出發，還是站在了蔣介石一邊。徐永昌在重慶做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國民黨銓敘部部長（軍令部長）。商震做了蔣介石的辦公廳主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徐永昌代表中國到東京灣密蘇裏號軍艦上與美、英、蘇等國代表接受日本投降書。徐永昌因為承擔了蔣介石委派的這一曆史重任，特別前往西安向劉蔭遠致謝。
有意思的是與劉蔭遠視徐永昌為好友不同，在徐永昌的回憶錄裏雖多處提到劉蔭遠，但是從未說“好朋友”三個字，最多是冠以“朋友、同學”之稱，而且多是對他持中立甚至批評態度，此事並不奇怪，在劉蔭遠和徐永昌的交往中，從三十年代初到日本投降，有十多年的時間二人斷絕來往，起因於劉蔭遠的三太太。徐永昌的回憶錄完成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那時二人已經斷交，不再是“好友”。
契卡黑名單
軍閥年代，各山頭都以大國作靠山拉外援。吳佩孚的直係軍閥以英美為支柱。張作霖的奉係軍閥則受到日本的扶持。馮玉祥在一九二四年發動“北京政變”，把自己的部隊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旋即迫於奉係和皖係軍閥的壓力，偏安西北，待機逐鹿中原。他也在尋找後台，看中的是蘇聯。他本人在一九二六年四月親自訪蘇尋求軍事援助，十月間又派總參謀長鹿鍾麟率團以考察名義赴蘇。劉蔭遠也在其中，馮玉祥令他以“學習”為由留在蘇聯，為其聯絡。
劉蔭遠在心底裏並不喜歡馮玉祥，認為此人“不講信義”，耍政治手腕。比如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聯合孫嶽發動政變倒曹（汝霖），許諾將來任命孫嶽為甘肅總督。結果政變成功後他自己當了甘肅總督，氣得孫嶽與何遂差點出兵征討馮玉祥。劉蔭遠還說馮玉祥虛偽，從小事情上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比如他的穿著就是一例證——一身土布軍裝，很是與士兵同甘共患的親民打扮，還獲得了“布衣將軍“的美名。其實土布之下是絲棉襖，穿絲棉襖在當時可算是相當奢侈的。
不喜歡歸不喜歡，劉蔭遠自己倒想利用這個機會看看蘇聯到底是怎麽回事，就應命去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學習。
蘇聯正在斯大林的統治下建設社會主義，也正麵臨大清洗的前夜，好忌多疑的斯大林已經開始一步步以殘酷的手段排除異己。在劉蔭遠看來，斯大林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專製魔頭；他所領導的蘇共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崇尚恐怖活動的組織；而所謂的蘇維埃製度是一個純粹的專製製度，他們至今還沒有歸還沙俄占據的本屬於中國領土的蒙古；至今還占領著中東鐵路，仍把自己當成沙俄在華利益的合法繼承者。這樣的政權與其說是“社會主義”不如說是“蘇維埃帝國主義”。
劉蔭遠在中山大學舉辦演講會，公開宣揚自己的觀點，直斥斯大林、蘇共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他的活動引起了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前全俄肅反委員會，前稱“契卡”）的注意，他被列入了抓捕的黑名單。
有知情人向他透露了消息，讓他趕緊躲避。劉蔭遠不敢久留，立刻與六個“危險分子”潛逃回國。那時從蘇聯到中國的路線一般是經列寧格勒到歐洲，再乘飛機經香港回中國。這條路線對劉蔭遠來說很危險，路上及邊境處處都有特設的肅反機構，他們有權隨時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隻有一條可以嚐試的道路是取道西伯利亞，經蒙古進入中國。這是一條艱苦漫長的路程，在西伯利亞茫茫大草原上奔波，又在蒙古的沙漠上跋涉，曆經風險，最艱苦的時候他們曾經喝駱駝尿解渴。
一路上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心甘情願與他共患難的女子，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曹秋若（從政後用曹承德名字）。曹秋若的出現，讓劉蔭遠經曆了撕心裂肺的桃花劫，也影響了他後來的生活。在她之前劉蔭遠已經有了三個太太。
大太太：何處話淒涼
劉蔭遠二十來歲時，父母給他在鄉間相了一房媳婦——南湖餘家的二閨女。餘家在臨渙集是大戶人家，祖上是從安徽徽州過來的生意人。餘家人丁興旺，生活富足。二〇〇八年我回老家，住在爸爸的娘家表弟家裏。這個比我小十六七歲的表叔帶著我去各村轉悠，村村都可以找到餘家親戚。臨渙鎮外澮水河上有一座大石橋，叫餘橋子，就是餘家先人修的。過去有錢人錢掙多了，總是要修橋鋪路，積德行善。多年後餘橋子已經不能承受日益繁忙的交通了，政府在旁邊另建一座水泥大橋，長百餘米，仍然命名“餘大橋”。
餘家二姑娘的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自己開了一個書館。他家方圓一二十裏隻有他一個先生，所教學生眾多，遍布全鎮，幾十年後多為士紳、地方官或其他“有頭臉”人物，故餘家備受鄉人尊敬。
二姑娘模樣端莊，橢圓臉，大眼睛，高鼻梁，能識字寫信，按說與劉蔭遠也相匹配。
劉蔭遠遵從父命回鄉完婚，但是在外闖蕩多年的他和結發妻子沒有共同語言，更談不上感情，甚至根本不喜歡她。年輕的妻子希望丈夫留在自己身邊，丈夫則嫌妻子限製了自己的行動自由。結婚沒幾天，劉蔭遠就撇下新婚妻子離家遠去，之後很少回家。說得好聽些，他是在外麵忙於革命，說得不好聽就是拋棄了糟糠之妻。
這段婚姻是那個時代的人幾乎都經曆的“盲婚”，結果也都大同小異。大凡離家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者”，拋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來的鄉下發妻，似乎已經成為革命的一個程式，連無數高喊尊重女性的某黨高級領導都未能免俗，大太太的下場也就不足為奇。可憐的劉餘氏，一輩子在臨渙鄉間獨守空房，過著守活寡的日子，隻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懷了劉家的種，生了一個兒子劉長菘，也就是我的父親。
爺爺和爸爸
餘氏家族後代很多人出門在外，有好幾個參加了共產黨，當了高級幹部。劉餘氏的兄弟即爸爸的舅舅餘子錚（餘文濤）和朱寧遠（餘文治）哥倆兒一九三七年和臨渙小學的教師石林共赴延安陝北公學學習。畢業後餘子錚留在延安機關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在河南省公安廳任廳長。朱寧遠則在淮海戰役開始後，隨軍南下，在南下服務團工作，後任上海軍政大學教務主任。餘家閨女也有嫁給了國民黨大官的，跟隨丈夫到台灣後成了富婆。唯有劉餘氏命運不濟，獨守空房幾十年不說，還因為劉家有些地畝，“土改”時被劃為地主婆。那時劉蔭遠早已在台灣享清閑，他的結發妻子卻一人在鄉間替他們背負著地主稱號，承受著人們對地主的痛恨和侮辱，直至孤寂地離世。何處話淒涼？
大太太，我親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