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之下的人間相隔最遠的距離：中國中國人與普世之間的距離——— 想了想魯迅

耶穌之下的人間相隔最遠的距離：中國中國人與普世之間的距離——— 想了想魯迅

 

魯迅是從中國的未來，他的留學地日本，海歸到中國的現實，他的祖國。但魯迅這個海歸並不是《南渡北歸》裏的“報效祖國”的，也不是以留洋的資格占一席的人。了解魯迅海歸的原因，總體的感覺是：實際的原因，如養二弟一家，照顧老母親，出國謀職掙錢要容易些；其它的原因，像辦文學雜誌的失望，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失望等等，這些都是可以算，也可以不算的理由。總體的感覺，依魯迅的審美傾向，感到生活的充實，他更傾向於留在日本。但也不是不能離開。

 

海歸後的魯迅，生活在另一個緯度裏。

 

他俯視中國，因為當時中國人要爭取的，魯迅在日本看到了，還在其中生活了多年，有了自己的第一眼第二眼第好幾眼。他已經是站在中國的未來在對中國做壁上觀。

 

因此，魯迅對中國和中國人不是失望，而是絕望。他覺得中國五四，以前的康梁變法，體用之爭等，“吵死了”，盡說些沒用的，爭些沒用的。（後來的張愛玲也產生了這種認知）而且，魯迅覺得，中國就隻得這樣，隻配這樣瞎吵瞎鬧。魯迅一點點都不願意為改變這些做什麽“建設性”的工作。行動上：上班糊，為稻梁謀；下班用抄古碑殺時間。讀過魯迅當時的抄碑件，它們非常像過去寫經生的抄本，沒有書法的追求，抄的內容也不像是精心選過的。後來錢玄同勸他為《新青年》寫點什麽。他就抱給人解寂寞的心，做起“遵命文學”。開篇是《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的讀點，其實不在什麽“救救孩子”的呼喚社會，而是魯迅以一種過來人的姿態，玩玩寫中國的陳腐和中國人的渣，當作一種不高端的遊戲來殺時間。魯迅的這種和當時的中國完全不在一個緯度的見識，態度，情緒，比“鯤鵬展翅九萬裏….. 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廓”還要高超，絕響於中國的文壇，和中國人的耳朵和腦殼。魯迅以寫《狂人日記》拿分析中國和中國人不吃勁，接近耍猴的態度，透露出他對周遭的出離憤怒，絕望以致虛妄的心情。

 

毋寧說，這是難得的出自中國人的對中國的最正的三觀：人口是低端的，文化是小醜式的，很渣的民族性。

 

《狂人日記》是魯迅文學的開筆，也是魯迅文學的收官。後來的“一發不可收拾”，寫出了《呐喊》《朝花夕拾》等等，其實就是個“他快活，寫文章寫得玩”（黃永玉語），另外還得到不菲的稿費版費。所以，並不存在什麽“魯迅文學的發展”，“魯迅要用文學改造中國國民性”。那真是“你想多了”。

 

“一發不可收拾”之中，錢好和蠻好玩的，讓魯迅有時玩得得意忘形了，辦語絲，做社牛，說紅軍好話，說蘇聯好話等等。但一靜下來，魯迅總是呈現他的剛海歸時的原生態：絕望。魯迅寫的文章都有點像玩“絕望致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腦筋急轉彎game的意味。它們像是說周遭很黑，其實是魯迅在玩自己的日式黑幽默。

 

自己在歐美待了幾十年，對魯迅此等懷抱有很多共情。近來見到中國人很樂嗬嗬的帖，說A I眼看就要實現不用學外國語就可以用漢語和外國人無時間差交流了。倘若，中國人就真的在中國醬坑裏給徹底地醃製了。魯迅說的“少讀或不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不僅是“青年讀書指南”，更是告訴你，別像跳廣場舞那樣的“僵屍般”的開心就好；別“厲害了，我的國”那樣的巨嬰自豪，少說或不說中國話，少和或不和中國人玩，多和外國人玩。和外國人通婚，生混血兒，照著小肯尼迪新開的食譜吃，漸漸廢了中國胃。

 

大變局至今的中國史，就是個吵。立於日本———- 歐美種種的山寨版的魯迅，海歸前，就有了這個認知。置身歐美，產生的對這種“吵死了”的分貝，與日俱增，有時覺得比《魯迅全集》還多。

 

絕望，是對中國所有的再正常不過的情緒；得了機會就遠離它，是幾乎不二之選。這一生，和毛耗，童年少年青年一部分耗掉了。出了國，仍吃中國飯，說中國話，紮中國人的堆，上中國人的論壇，大半部分的中年老年給耗去了。沒跑掉的同學親友，在“ TMD，一輩子碰上兩次這樣的東西。”中“耗唄”。

 

近來，大陸網民在吵馬杜羅被逮，合不合國際法啦？是不是打開了潘朵拉盒子罐子啦？讀了，再喪一次氣。經過文革，又來次封控，對馬杜羅這樣的惡魔竟產生這樣腦子進水般的認識。這巳不是什麽“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事了，不配，而是鬥死了，控死了，活該！

 

《狂人日記》說，你要是個二，犯二，那裏就和中國很搭。不然，就會發現，耶穌之下的人間相隔最遠的距離：中國中國人與普世之間的距離。《狂人日記》發表一百多年了，它好像仍是中國白話文學的開筆，仍是中國白話文學的天花板。兩千年換了一本《紅樓夢》，好慫；大變局快兩百年，《狂人日記》仍能衝上熱搜。這民族，說什麽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