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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式的威權製度比民主製度更好嗎
https://www.nytimes.com/2024/05/14/world/asia/singapore-lee-prime-minister-retire.html
FARAH STOCKMAN 2023年4月24日
行善的專製製度會比民主製度帶來更好的結果嗎？自從去年夏天聽到受過高等教育的肯尼亞人對我說，民主製度並沒有帶來他們迫切需要的經濟發展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們高度稱讚現代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如何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將他貧窮的城邦國家轉變為地球上最富有的社會之一。
想一想，1960年新加坡和牙買加的人均GDP大致相同，都是約425美元（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到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已上升到72794美元，而牙買加的隻有5181美元。難怪李光耀已經成了一名民間英雄。在南非、黎巴嫩和斯裏蘭卡，不難發現有人祈盼當地也能出個李光耀。
上個月，拜登總統主持了他的第二次民主峰會，並發表了關於民主與專製之間宏大的全球鬥爭的演講。與美國有夥伴關係的新加坡未獲與會邀請，在“自由之家”的國家評級中，新加坡被評為“部分自由”。但華盛頓關於民主必要性的談話要點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一些專製領導人因為他們取得了成效而受到欽佩。
雖然成熟的民主國家在經濟上的整體表現優於專製國家，但少數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增長上——而不是他們自己的瑞士銀行賬戶上——的專製領導人，在發展方麵超越了新興的民主國家，哥倫比亞大學法律與商業榮休教授羅納德·吉爾森說道，他2011年與人合作發表了論文《經濟上行善的獨裁者：民主製發展中國家的教訓》。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領導下的智利、樸正熙領導下的韓國，以及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都是實現了全麵經濟轉型的典範國家，而脆弱的民主國家在經濟上則停滯不前。
這篇論文的另一作者是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柯蒂斯·米爾豪普特，文章詳細闡述了為什麽行善的威權主義者更容易將他們的國家融入全球經濟。精英們往往抵製會觸及他們自身利益的大變革，即使這些變革是對國家有利。專製領導人手中有更多的工具來獲得精英的支持。專製領導人的一句話就能讓創造就業機會的投資者放心，他們的企業將受到保護，這彌補了法律製度不健全的空缺。在行善的專製製度下，合法性通常不是來自選舉，而是來自於展示人民的物質生活得以改善的能力。在民主國家，領導人往往忙於應對政治挑戰，無暇製定宏偉的經濟計劃。他們經常在看到這些計劃實現之前就因敗選下台。為了贏得選舉，政客們做出短期的承諾，比如減稅的同時增加福利，從長遠來看，這些承諾並不總在經濟上是合理的。
但行善的專製製度也有致命的缺陷。行善的獨裁者並不常見。而且也不能保證他們會一直行善，或者他們的繼任者會有同樣的能力。國家的經濟成功轉型後，專製製度的優勢似乎也將消失。但到那時，高層權力幾乎不受製約的製度已經根深蒂固了。
新加坡就是個例子。據1998年出版的《李光耀治國之鑰》(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一書記載，李光耀曾聲稱，人民並不渴望民主。他說，首先也最重要的是，“他們想有房子、有醫療條件、有工作、有學上。”通過將來自西方的親商政策（可預測的法院、低稅收、對腐敗零容忍，以及奉行精英領導體製）與來自專製國家的社會主義傾向政策（政府大量參與經濟規劃、幾乎不容忍異見）結合起來的辦法，李光耀滿足了這些需求。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公屋係統，約80%的新加坡人現在居住其中。民眾從政府手裏購買可交易的公寓長期租約，用的錢基本上是政府強迫他們儲蓄存下的。新加坡也有選舉，但控製著大部分媒體和大量賺錢工作機會的執政黨自從獨立以來一直當政。
任何去過這個有近600萬人口的城邦國家的人都會看到，這裏感覺比美國更幹淨、更安全、更有秩序。新加坡機場同時也是個高端購物中心。公園裏鮮花盛開，沒有垃圾、扒手或露營的無家可歸者，後者已成為美國城市裏常見的景象。搶劫如此之罕見——監控又如此之普遍——以至於一些高端酒吧甚至夜裏都不鎖門。法拉利和蘭博基尼到處可見，仿佛“家家有雞吃”的口號變成了“每個停車位上都是跑車”。
問題在於，這個製度需要像李光耀那樣的人擔任最高領導人，他嚴厲但有魅力，正如《新加坡：一部近代史》(Singapore: A Modern History)一書的作者邁克爾·巴爾對我說的。“但如今，擁有那種政治技巧的人無法升到最高位置，因為他會被視為一種威脅，”他說。
也許新加坡出問題的最明顯跡象是，李光耀的二兒子和一個孫子說，他們現在流亡海外，擔心如果回國就會被抓起來。
“我伯父不想在合法性問題上有競爭，”李光耀的孫子李繩武在馬薩諸塞州坎布裏奇一邊喝茶一邊對我這樣說。“威權主義製度存在下去靠的不是冒險。如果他們認為我有5%的可能成為他們的麻煩，他們要把這個概率變為零。”
諷刺的是，現年38歲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李繩武並沒有政治野心，他剛剛獲得了他所在領域的一項最高榮譽。他說話溫和，富有理性，他說自己喜歡在一個沒有人會因為他與李光耀的關係而給予特殊待遇的地方做學術研究。在牛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讀了十年書後，他已經習慣了某些自由。
2017年夏天，他回新加坡探望父母時在Facebook的一個私帖下發評論，批評政府用法庭噤聲批評者。政府“非常愛打官司，而且有一個順從的司法係統”，他寫道。不久後，他得到消息，自己將因此被起訴。他急忙回到美國。即使特朗普政府對待移民的態度非常糟糕，他當時也對登上美國的土地感到欣慰，他告訴我，因為他知道美國有獨立的法官。新加坡法院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判他犯有藐視法庭罪，判處1.5萬新加坡元（約合7.6萬元人民幣）罰款，而且五年內不得競選國會議員。
新加坡官員上個月宣布，警方正在對李繩武的父母展開調查，他們被指控操縱當時90歲的李光耀修改遺囑，並事後在這件事上撒謊。這項指控源於對李光耀故居趨於激化的分歧，李光耀生前多次公開表示，希望死後將他住過的房子拆掉。
李光耀的二兒子李顯揚表示，他一直在努力實現父親的遺願，不要圍繞著故居搞個人崇拜。但他說，擔任總理的哥哥想把這棟房子留作一處國家紀念館，以鞏固他本人的政治合法性。李顯揚公開反對兄長而遭到了調查。最終，他和兒子一樣逃離了國家。這似乎是從事文化研究的新加坡教授陳思賢所說的“越來越老練的欺淩政治”的一個例子。從本質上講，這不是一場有關故居或遺囑的鬥爭，而是關係到新加坡的未來。
“新加坡的機構，無論是司法、公務員、軍隊、高等院校，都逐漸受到扼殺獨立思考和挑戰的直接控製，”李顯揚對我說。他表示，李光耀會征求不同意見，偶爾也會改變想法。“今天，新加坡政府裏不再有人會挑戰這個製度，會說，‘這是我的觀點。我不認為你在做正確的事。’他們的工資太高了。”
（政府發言人何文欣否認李顯揚和李繩武在流亡，稱他們旅行持的是新加坡護照，有回國的自由。她還表示，李顯龍總理回避了涉及故居的案子。）
李顯揚和兒子李繩武在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曾躲避政治，但自從圍繞故居的爭吵進入公眾視野後，兩人都對政治反對派表示了同情，用他們的姓給反對派增加了至關重要的合法性。然而，他們幫助反對派的能力遭到了他們所受指控的削弱。這一事件暴露出新加坡的著名體製出現了裂紋。如果連李光耀的兒子和孫子都覺得他們要被迫逃離的話，那麽普通人會發生什麽呢？
政治學家並不確定新加坡高度成功的體製是否會在李光耀死後持續下去。在他臨終前，就連這位偉人自己也說過，要為他的政黨失去權力的那一天做準備。這就是行善的專製製度的問題所在：它們往往會終止。要麽它們不再專製——就像韓國和智利發生的那樣——要麽它們不再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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