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正文

薩克斯 中國非洲成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模式失敗

(2023-10-27 01:18:14) 下一個

專訪傑弗裏·薩克斯:非洲的中國模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模式的失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VVFjQs4O8&ab_channel=席勒研究所

傑弗裏·薩克斯專訪:非洲的中國模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模式的失敗

邁克·比林頓:我今天早上看了你的采訪。 它很有意思。 你關注的是西方的傲慢和傲慢,以及“落伍”。 您這樣提到英國:“它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早已不複存在的帝國。” 我很欣賞這些情緒。 但你也說,沒有什麽可以阻止美國和歐洲改變,與金磚四國和南半球國家一起發展,而不是針對它們的威脅和戰爭政策。 我認為具有巨大諷刺意義的是,中國人實際上在非常現實的意義上使用了美國的經濟學體係方法,即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政策,該政策側重於政府引導信貸用於基礎設施和一般福利,而 美國完全放棄了美國體係,轉而采用英國的霍布斯模式,反對一切不受監管的自由市場無政府狀態。 您關注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您表示“一帶一路”的三個方麵是:基礎設施; 活力; 和數字化,而且中國實際上在這三個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 您是否同意中國正在使用這種漢密爾頓主義的經濟學方法,這種方法可能來自深受漢密爾頓影響的孫中山?

傑弗裏·薩克斯教授:我將中國簡單地稱為混合經濟,這意味著它部分是國家主導的,部分是市場主導的。 我認為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是混合經濟體,而美國,即使使用自由市場的言論,政府也發揮著很大的作用,不一定是準確的作用,但政府在經濟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不同國家在如何劃分公共、私營和民間社會部門的相對權重和責任方麵有不同的看法。 確實,英國和美國的做法相對更偏於自由放任。 我想說的是相對更多,稅收較低(當然占國民收入的一部分),社會支出也低得多。 英國比美國更先進,盡管它從 19 世紀開始實行自由放任,但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采用了國家醫療服務體係。 美國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中國是一個非常務實、經濟治理良好的國家,在過去 40 年裏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擁有以國家財政為主要作用的計劃模式,加上非常有活力和競爭性的市場部門,以及在許多領域極具創業精神的領先地位。 部門也是如此。 我剛剛在中國,注意到電動汽車的巨大崛起,現在有數百家電動汽車公司和初創公司。 預計這一數字將很快減少到大約 5 到 10 家此類公司,但目前它已躋身數百家生產電動汽車的公司之列,而且中國國內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

現在,說到國際方麵,中國隻是做了很多美國在二戰後一段時間內做過的事情,就是幫助國外基礎設施融資,實際上是為我們跨國公司鋪路。 而中國現在正在這樣做。 除了戰爭之外,美國在國際上沒有做太多事情,但它也不進行和平的經濟發展活動。 你可以從美國領導人、政客的言論中看到,他們對中國敢於幫助其他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的不滿。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150多個國家的一項非常有效、非常有益的雙贏計劃,順便說一句,美國每天都在唱衰,主要是出於怨恨和嫉妒,因為 美國沒有這種與其他國家建立聯係的精神。 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投資,並與其他國家合作,幫助他們發展電網、基礎可再生能源、高鐵、5G技術、鋪設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真正需要的東西。 現在拜登正在談論從印度到中東的公路項目,他對這條公路感到非常自豪。 它不存在。 它沒有融資。 這也許是個好主意,但說實話,這有點可悲,因為中國在全世界有幾十個這樣的項目。 美國已經從字麵上考慮過這一點。 我猜他們采取了“一帶一路”的想法,但他們采取了一條路,一條! 而中國正在實施數十個這樣的項目。 所以美國正在觀望。

邁克·比林頓:我認為這個 IMEC 計劃(從印度到中東和歐洲的道路)隨著現在加沙的戰爭而消亡。

Jeffrey Sachs 教授:是的,我認為這是對的。 我們如此癱瘓,如此無能,對一切都如此癱瘓,如此受戰爭驅使,以至於一條道路的想法變成了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但也許永遠不會建造一條道路。

邁克·比林頓:我會回到中國。 但我也知道你在俄羅斯的瓦爾代討論俱樂部。 我昨天采訪的理查德·薩誇 (Richard Sakwa) 告訴我,他也在瓦爾代發表了講話,他告訴我,你正在那裏就討論新貨幣和新國際貿易機製的問題發表講話。 在金磚國家內的地位。 我想你知道謝爾蓋·格拉濟耶夫(Sergei Glazyev),他是製定這些想法過程中的關鍵經濟學家,他與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合作,現在還與整個南半球國家合作,致力於將這種想法整合在一起。 你可能知道,格拉濟耶夫曾公開讚揚林登·拉魯什的經濟思想,尤其是他在 2000 年寫的文章,題為《邁向一籃子硬商品——沒有貨幣的貿易》。 所以也許你可以談談你認為整個計劃目前的情況。

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基本上,我注意到,在世界上擁有一種主導貨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元和一戰前的英鎊,它具有一定的優勢,因為金錢隻是一種手段 實體經濟、非貨幣經濟的交易結算。 因此,擁有單一貨幣可以是高效的。 但美國通過將美元武器化而炸毀了它。 美國有優勢,因為其他國家和國際企業都使用美元,這確實給美國帶來了好處,即所謂的鑄幣稅好處和其他好處,本質上是在國外借款的便利性和本國貨幣的高流動性。 但美國開始將美元武器化,這意味著美國不隻是讓它用於交易目的,而是利用這種特殊情況,讓交易通過美元銀行係統,最終通過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 ,開始沒收美國在外交政策上不同意的其他國家的美元。

順便說一句,這確實是令人討厭的行為,因為金錢的概念再次是作為交易媒介,而不是外交政策的人質。 而且因為美元如此占主導地位,即使在美國沒收了伊朗或朝鮮的儲備之後,然後是委內瑞拉,現在是俄羅斯,現在很多國家都使用美元,但他們不喜歡使用美元,因為他們有點害怕 說出一句傳到美國的話,然後看到美國政府對他們采取嚴厲措施,甚至凍結他們的錢。 在我看來,這是非常糟糕的行為,但基本上是非常不明智的,因為金磚國家現在——它從最初的五個國家開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但現在它將包括新的六個國家,其中 就是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伊朗,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集團。 他們說我們不想使用美元,因為坦率地說,我們不希望我們的錢被沒收。 因此他們將開發一種替代支付係統。 他們會在這方麵取得成功,因為以其他方式支付並不困難,用人民幣、盧布、盧比或 R-5 貨幣進行支付,所謂 R-5 貨幣是因為最初的金磚五國都有 R 貨幣:裏亞爾 、盧布、盧比、人民幣和蘭特。 所以他們稱之為 R-5。 他們可能隻是使用這五種貨幣作為麵值來製作一個籃子,甚至用於以一籃子貨幣計價的債券的借貸。

所以我希望能從中產生一些有趣和好的東西。 再說一次,在某種程度上,這有點遺憾。 如果有單一的交換媒介,它甚至不必是一個國家。 凱恩斯的想法是,它將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他在一篇著名著作中稱之為“銀行”,會有一定的便利性,但如果它被壟斷地用於軍事化、外交政策或地緣政治目的,它不會持續太久,因為 在貿易和金融結算方麵總有解決辦法。 這就是金磚國家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他們將采取解決方法。

Mike Billington:我在訪問此鏈接之前向您發送了 Glazyev 今天就該問題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他強調,雖然一籃子貨幣和 R5 肯定已經以各種形式實施,但 最終提出了一種單獨貨幣的想法,也許是 R5,但某種單獨的貨幣,它也將與一籃子商品掛鉤,而不僅僅是貨幣,以便在某種意義上將其與實際生產成本掛鉤。

他認為這是一件很容易完成的事情,他希望明年俄羅斯擔任金磚國家領導人並在喀山舉行金磚國家會議時就能完成,我相信。 我對你對他的文章的回應感興趣。

Jeffrey Sachs 教授:我還沒讀過。 我隻想說,我們的討論涉及幾個不同的問題。 一是美國擁有托管國際貨幣的特權。 我已經解釋了為什麽美國濫用了這一特權,以及為什麽它現在將失去大量以美元結算的業務。 但第二個是支付係統的機製,第三個是貨幣政策的管理。 這些都是不同的問題。 在支付機製上,我們可以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數字結算。 因此,我們現在甚至不需要銀行係統,也不需要流通中的現金或金條或金幣以及其他作為結算機製的機製,因為現在以數字方式,每筆交易都可以跟蹤。 我們知道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 區塊鏈是其中之一,但還有許多其他可能更有效的方法,例如通過央行清算。 這意味著即使是支付方式,我認為也可能是數字化的,並且很可能在未來成為央行數字貨幣。

那麽第三個問題就是貨幣政策的管理,這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 20 世紀 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對此有精彩的論述。 一種貨幣,無論是數字貨幣還是實物貨幣,是否應該可以兌換成其他東西,例如黃金或某種商品籃子? 或者它應該是經濟學家所說的法定貨幣,即它僅由中央銀行或銀行的政策支持,該貨幣及其價值取決於對這些政策的預期。 我們對此已經爭論了 100 多年。 將貨幣與商品籃子掛鉤的優點是它不能出於政治目的而發行,尤其是為沒有稅收收入流支持的政府付款提供資金。 因此,有支持的貨幣不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 這被認為是一種優勢,因為它是一種緊身衣,專注於實體經濟,限製了信貸發行的能力。 但另一方麵,它在其他情況下被證明是非常不利的。 當世界實行金本位製或金匯兌本位製時。 如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現主要金礦,那麽平均而言,就會給世界價格趨勢帶來通貨緊縮的影響,並且這被認為會產生不太理想的分配和實體經濟影響,盡管它也 也取得了一些理想的效果。 這也使得央行更難成為金融恐慌中的最後貸款人。 大蕭條是一個非常複雜、令人著迷且重要的主題,需要了解中央銀行業務以及金本位是否是大蕭條持續存在的一個因素。 好吧,我不想讓我們對貨幣理論進行長篇大論,隻是想說現在有幾個問題擺在桌麵上。 首先,誰的貨幣? 二是結算技術。 第三,貨幣政策的組織。 他們都很有趣。 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研究它們,我認為這裏沒有理想的係統,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幾十年來繼續進行這些討論。

邁克·比林頓:好吧,回到中國,我確實聽了你在北京、那裏的聯合國總部、國際大使和中國官員的演講。 您確實關注了中國奇跡,中國在短短40年間的轉變,從曆史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到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以及消除貧困等等。 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您對中國模式將是應對非洲發展的正確方法這一想法的討論,當然,這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別是,您將這一點直接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進行了對比,我想我應該請您在這裏詳細說明這一點,因為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方式,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未能在非洲或任何其他國家實現真正的發展。 發展中部門的其他部分。

Jeffrey Sachs教授:非常直接地說,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按照傳統衡量標準,從1980年到2020年,國內經濟每年持續增長10%左右。因此,增長幅度更大。 如果中國經濟規模的積累,超過30倍是通過投資實現的。 投資是什麽意思? 投資意味著建立一個國家的資本存量。 什麽是股

投資意味著建立一個國家的資本存量。 什麽是股本? 資本存量是指經濟體的生產性資產。 那些又是什麽? 這是三個主要類別。 首先,我們的身體和大腦中所攜帶的東西,即所謂的人力資本。 這就是人們的教育、技能和健康。 第二個是實體基礎設施,即道路、電網、光纖網絡、供水和汙水處理係統以及快速鐵路、高速公路,以及經濟所依賴的所有網絡。 第三個是商業部門,製造業,農業等等。

如果你看看 1980 年至 2020 年中國的增長,就會發現投資率非常高。 投資率本質上是指每年投資於新資本的國民收入的份額。 在美國,總投資率,即我們進行的投資額,如果沒有意識到其中一些投資隻是為了抵消折舊,總投資約為國民收入的 15% 至 20%。 但在中國,這一比例通常為國民收入的 40% 至 50%。 所以投資率非常高。 在我們眼前,中國修建了數千公裏的高鐵、數千公裏的高速公路係統、數千公裏的配電係統,等等。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這就是中國的動力。 再加上對教育和技能的巨額投資。 中國一開始根本沒有太多基礎設施。 它始於非常低的教育水平。 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末,因為中國在過去的 150 年裏經曆了如此多的動亂。 但從 1978 年開始,中國終於說,好吧,我們會努力的。 鄧小平上台。 他也許是現代史上最成功的經濟改革家。 他為中國指明了正確的方向,說要追求增長,開放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實行混合經濟,建設基礎設施,投資於人民。 你瞧,極高的投資率帶來了 40 年的快速增長。

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麵臨的問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窮國財政部長的願景是“不要用你的問題來打擾我們。 不要陷入過多的債務。 不要陷入金融危機,也不要因為你的貧困而困擾我們,非常感謝。” 因此,沒有人認真思考這些國家擺脫貧困的方法。 但方式就像中國一樣,是大量投資。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為這些投資提供資金。 中國早年部分借貸,但國內儲蓄率也極高。 因此,隨著收入的增加,中國並沒有將其用於大量家庭消費支出。 中國家庭將不斷增加的收入大量儲蓄起來。 中國企業將大量利潤進行再投資。 政府在當前交易等方麵並沒有出現巨額赤字。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非常高的儲蓄率可以轉化為高投資率。 現在,非洲的儲蓄率非常非常低。 因為人們很窮,他們無法儲蓄更多。 他們必須生存。 因此,他們現在需要一些國際融資的幫助,比如來自非洲開發銀行或“一帶一路”計劃的融資,其中中國可以提供一些融資來建設非洲的基礎設施。

但這是非洲應該得到的建議。 投資,大力投資,大量投資,需要借錢的地方借錢。 讓您的孩子上學、推動經濟電氣化、修建道路、修建高鐵等等。 我認為中國可以在這方麵提供一些非常好的建議。 中國表明你可以保持 40 年的高速增長。 這正是非洲所需要的。

Mike Billington:40 年,我同意。 您還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發表了講話,我相信曲阜現在是一座聖地和一座博物館。 沒錯,一個主要網站。

Jeffrey Sachs教授:那個廟宇,文廟,已經存在了2000多年了,每個皇帝都來了,加了一塊石頭,加了一個碑文,加了一個書法。 因為孔子基本上2500年來一直是中國的知識英雄和路標。 所以,能參加孔子生日聚會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也參加了,因為這基本上可以追溯到 2500 年前。 這裏有一個巨大的建築群,因為一個又一個的皇帝在其中添加了自己的建築。 這樣你就能真正感受到中國悠久而非凡的曆史。

邁克·比林頓:對。 你關注的是這樣一個想法,即我們通過研究每種文化的偉大哲學家和思想家來找到我們共同的人性。 你看看孔子、佛陀和亞裏士多德。 我想我會在亞裏士多德問題上與你意見不同,並且會關注柏拉圖而不是亞裏士多德。 但這是另一次討論的事了。 無論如何,這種看待偉大文化和曆史、偉大文化的最佳時刻的想法與所謂的地緣政治完全相反,而地緣政治正是當今西方領導人的指導思想,源自哈爾福德·麥金德等思想家。 大英帝國的理論家。 他們的觀點是,進步的唯一方法就是貶低對方——這與對方的利益相反。 這當然導致了製裁政策。 當你談到儲備金被盜時,你沒有提到製裁。 但據我了解,即使是製裁政策,也是基於人們必須在貿易中使用美元這一事實,因此美國認為他們有權對其他國家實施這些製裁。 當然,中國無意壓製任何人。 對中國、俄羅斯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大規模製裁表明,人們對偉大文化以及文化對未來可以做什麽的思考是失敗的。 那麽,我們如何才能在西方恢複追尋古代偉大思想的進程呢?

傑弗裏·薩克斯教授:我認為有兩個哲學點是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它們非常有趣、非常深刻。 一是人性問題。 我提到的哲學家——我個人喜歡亞裏士多德,但我也喜歡亞裏士多德、佛陀和孔子讓我們談論哲學的基礎知識。 因此,回到核心 ABC,ABC、亞裏士多德佛陀和孔子所認為的人性是潛在的善,這意味著通過適當的培養、適當的教育、適當的指導、生活在一個體麵的社區中,人們 可以學會和諧。 人們可以學會變得更加公平。 值得信賴的人可以學會互惠。 所以這有時被稱為“美德倫理”。 人能正派的想法,挺好的。

現在還有另一種哲學傾向,非常悲觀。 基督教曆史上的奧古斯丁就是這方麵的典範。 人是墮落的,所以人是一個罪人,除了神的恩典之外,沒有出路。 但罪惡卻無法洗去。 曆史上的悲觀主義者也相信這一點。 另一位對我產生巨大影響的悲觀主義者是我的第二個維度,即人們的行為方式或國家如何互動。 霍布斯在某種程度上是奧古斯丁的追隨者。 當然,霍布斯是在 1600 年代寫作的,而奧古斯丁則比 1600 年代早了一千多年。 但霍布斯是一位典型的英國哲學家,他說,人是貪婪的。 他們很貪婪。 他們很咄咄逼人。 他們很暴力。 你能期望的最好的結果就是有人控製他們不互相殘殺。 因此,他呼籲為此目的建立一個非常嚴格的中央集權國家。 但基本上,霍布斯主義的觀點是,在自然狀態下,除了保護自己不被別人殺死之外,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奇怪的是,盡管英國思想家承認會有一個國家政府來阻止英國境內的人們互相殘殺,但他們認為在國際上這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霍布斯戰爭,隻是國家之間互相爭鬥。 這就是當前國際關係思想中被稱為“現實主義學派”的觀點。 美國領先的現實主義思想家是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 他是一個很棒的人,一個偉大的紳士和一個偉大的學者。 但他認為,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不可避免地會互相爭鬥。 不幸的是,有大量經驗證據表明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但約翰·米爾斯海默表示,這意味著世界是悲劇的。 他最著名的書叫做《大國政治的悲劇》,因為他說大國之間的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沒有人互相信任,你不能互相信任。 這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 這是吃或被吃的殺手,殺或被殺。 所以,是的,生活是悲劇的。 我和他辯論。 我們再次成為朋友,我非常欽佩他。 我想說清楚,但我說:“約翰,我們不能接受悲劇作為我們的命運。 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所以我回到哲學家和哲學家的教導,你知道,你可以擁有和諧。 這就是孔子的主要信息:做人其實是可能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孔子和我們西方文化中著名的黃金法則: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如果你是霍布斯主義者,你會說:“哦,薩克斯說教了,但世界不是這樣的。 我會對其他人做我能做的事情,因為否則他們會對我做一些可怕的事情,而我會先到達那裏。”

邁克·比林頓:因為這是人性。 這就是他們的觀點。

Jeffrey Sachs 教授:因為這就是人性的深處。 這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不相信。 我們當然不會總是互相交戰。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但順便說一句,中國絕對有不同的曆史和不同的心態。 這也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地方。 這不僅僅是孔子與霍布斯的較量,這實際上是曆史,是2000年的治國之道。 我們學到了什麽? 那麽,在中國,20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 這個非常重要。 兩千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有漢朝,有唐朝,有宋朝,有元朝,有明朝,有清朝,還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那20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一個國家,雖然有叛亂,也有很多來自北方的入侵,主要來自旱地草原草原地區的遊牧民族,但隻有一個國家,人口眾多。

公元476年之後的歐洲,當羅馬帝國在西方滅亡時,西歐再也沒有一個統治力量。 於是戰爭不斷。 以英國和法國為例。 在過去的1000年裏,他們打仗了多少年? 整個海峽的數量令人難以置信。 現在將其與中國和日本進行比較。 中國和日本之間交戰了多少年,你可以把它追溯到公元1000年之前,但可以說是從公元1000年到。 1890年。答案是兩年。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認為是 1274 和 1281。 事實上,第三年就發生了一次入侵。 現在,其中有兩次是在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他們試圖入侵日本,但兩次都失敗了。 曾經有一位日本將軍,荒唐地試圖入侵中國,結果在朝鮮半島遭到慘敗。

但我的觀點並非如此。 我的觀點是他們一千年都沒有打仗。 勉強算一場小衝突。 順便說一下,日本是什麽時候實現工業化的,而且是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 日本遵循現實主義的做法,可悲的是,日本說,“好吧,現在我們是帝國俱樂部的一部分了。 現在我們要去入侵中國。” 中國外交官說:“你們在做什麽? 我們是亞洲人。” 日本說:“不,不,不。 現在我們是西方俱樂部的一部分。” 這要追溯到 1890 年代。 所以說,日本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確實表現得很糟糕。 但中國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如果我們理解不同的哲學根源,這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我們了解歐洲和中國的不同經曆,我們就能認識到西方的心態,即“一直都是戰爭”。 所以中國是敵人,所以我們最好采取行動”,這與中國的想法完全不同。 當我再次對約翰·米爾斯海默說時,我想強調一位朋友,你知道,還有一位傑出的學者,當我說所有這些針對中國的戰爭販子將創造一個自我實現的戰爭預言時。 他說:“是的。” 我說:“約翰,自我實現。 我們不需要那場戰爭。” 他說:“是的,但事情就是這樣。” 我說:“不,我們不需要這樣。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這就是爭論。

Mike Billington:Helga Zepp-LaRouche 發布了她所說的“全球安全與發展架構的十項原則”。 其中大多數都是不言而喻的,你需要教育,你需要文化培訓,你需要健康,等等。 但第十條原則就是你剛才提到的,人性本善,這是人最難接受、最難理解的。 但這是最基本的。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因為我認為你正確地定位了這一點,這就是致力於全球發展而不是全球戰爭這一理念的區別所在。 當然,正如你所說,儒家的和諧理念和重教確實是中國過去40年發展的核心,而現在正通過這種方式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一帶一路。 如你所知,我們剛剛在北京舉行了有150個國家參加的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這無疑表明西方在世界上孤立中國、讓各國與中國“脫鉤”的想法上遭遇了慘敗。 中國剛剛迫使大多數國家說:“你瘋了。 這就是發展,而不是戰爭和製裁。”

本周我們 EIR 的標題將是習近平通過“一帶一路”提供 1000 億美元的新投資。 與此同時,拜登提出對戰爭進行 1000 億美元的投資,其中特別提到了俄羅斯,即烏克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和中國進行的種族滅絕。 他們將台灣列為這 1000 億美元的去向之一。 所以很明顯他們正在談論一場全球戰爭。 唯一的問題是,如何才能阻止和扭轉這種瘋狂?

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嗯,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我希望人們能夠理解,美國在過去 30 年來一再表現出的傲慢和軍事化, 並沒有給美國帶來安全。 它已經超出了預算。 我們在這些可怕的戰爭上花費了數萬億美元,除了暴力、破壞和不斷增加的債務之外,沒有取得任何成果。 他們根本沒有讓美國變得更安全。 越來越多的戰爭反映了這種傲慢,因為這種傲慢意味著美國,美國的決策者,認為“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事,我們不必與任何人談論這件事。 我們不需要外交。 我們隻需要我們的軍隊。” 軍隊無法解決政治問題。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軍事手段並不能解決人類更深層次的問題。 並且無法解決政治問題。 為此,你需要政治。 你需要外交,我指的是積極意義上的政治,即聚集在一起製定安排,讓人們和平共處。 所以我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已經充分暴露出來。 還有對此的無知,因為我要引用我們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的聲明,大約一周前,以色列和加沙的暴力事件爆發,哈馬斯襲擊,現在又轟炸加沙,傑克·沙利文說:“中東是 這是二十年來最安靜的一次。”這表明他們除了自己的想象力之外什麽都不知道,他們不了解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人們想要一種不同的方法 。 他們想要發展。 他們想要社會正義。 他們希望有機會過上體麵的生活。 他們不想要軍事化的方法。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China Model For Africa — IMF Model’s Fail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VVFjQs4O8&ab_channel=SchillerInstitute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CHINA MODEL FOR AFRICA — IMF MODEL’S FAILURE

Mike Billington: I watched an interview with you this morning.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You focused on the arrogance and hubris of the West, of being “out of date.” You referred to the UK this way: “It still thinks it is an empire which is long since gone.” I appreciated those sentiments. But you also said that there’s nothing stopping the US and Europe from changing, from joining with the BRICs and the Global South in development instead of the threats and war policies against them. I think there’s a huge irony in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are actually, in a very real sense, using the American system approach of economics, the policy of Alexander Hamilton, which focused on government directed credit for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while the US has given up on the American System altogether in favor of adopting the British model of Hobbesian one against all and unregulated free market anarchy. The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you focused on — you indicated that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are: infrastructure; energy; and digital, and that China actually leads in all three of those areas. Would you agree that China is using this Hamiltonian approach to economics, perhaps coming from Sun Yat Sen, who was highly influenced by Hamilton?

Prof. Jeffrey Sachs: China has what I would simply call a mixed economy, which means it’s partly state directed, partly market directed. I think all successful economies are mixed economies and the US, even when it uses free market rhetoric, has a larg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not necessarily an accurate role, but a larg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Different countries come down differently on how they carve up the relative we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ublic, private and civil society sectors. It’s true that the UK and  US approach is relatively more on the laissez faire side. I’d say relatively more, with lower taxes, certainly as a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and much lower social outlays. The UK mor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ough it started with laissez fair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UK adopted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of course, after World War Two.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did that.

China’s a very pragmatic and economically well-governed country, very impressive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because they’ve had a planning model with a major role of state finance, combined with a very dynamic and competitive market sector and very entrepreneurial lead in many sectors as well. I was just in China and noted a huge rise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there are hundreds of electric vehicle companies right now, start ups. It’s expected that the number will whittle down quickly to perhaps between 5 and 10 such companies, but right now it’s named to be in the hundreds of companies producing electric vehicles, and it’s a fiercely competitive market inside China.

Now,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national side, China’s just doing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for a while after World War II, which was to help finance infrastructure abroad, make the way for u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fact. And China right now is do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do much internationally at all other than war, but it doesn’t do peace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ivities. You could see in the rhetoric of American leaders, politicians, their resentment that China dares to help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is a very valid and quite beneficial win-win program of China, together with more than 150 other countries, by the way, is badmouthed every day by 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out of resentment and jealousy because the US doesn’t have that kind of spirit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China is making massive investments and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them with developing an electric power grid, basic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fast rail, 5G technologies, paved roads and highways, and many other desirable things that those counterpart countries really need. Now Biden is talking about a road project from India to the Mideast, and he’s so proud of this one road. It doesn’t exist. It’s not financed. It may may be a good idea, but it’s a little pathetic, actually, to to tell you the truth, because China has dozens of projects like thi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ought about one literally. I guess they took the the “One Belt, One Road” idea, but they took One Road, one! Whereas China is doing dozens of these projects. So the US is kind of looking on.

Mike Billington: I think this IMEC program [the road from India to the Mideast and to Europe] is dead with the war now in Gaza.

Prof. Jeffrey Sachs: Yes, I think that’s right. And we’re so paralyzed, so ineffective, so paralyzed with everything, so war driven that an idea of a road becomes about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nd a road that perhaps never will be built.. 

Mike Billington: I’ll come back to China. But I also knew that you were at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in Russia. I was told by Richard Sakwa, whom I interviewed yesterday, whom, you know and who was also speaking at Valdai, he told me that you were speaking there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iscussion for a new currency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mechanism that’s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BRICS. I think you know that Sergei Glazyev, who has been a key economist in this process of formulating these ideas, working with China and with the other BRICS countries, and now really the whole Global South, working on putting together this kind of idea. And you probably know that Glazyev has openly praised Lyndon LaRouche’s economic ideas and especially the article he wrote in the year 2000, which was called “Toward a Basket of Hard Commodities — Trade Without Currency.” So perhaps you can say a bit about where you think that whole plan stands today.. 

Prof. Jeffrey Sachs: Basically, I noted that having one dominant currency in the world, which has been the US dollar after World War two, and which was the pound sterling before World War One, it has certain advantages because money is just a means of settling transactions for the real economy, for the non-monetary economy. So having a single currency can be efficient. But the US has blown it up by weaponizing the dollar. The US had an advantage because othe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use the dollar, and that does give benefits to the US, a so-called seigniorage benefits and other benefits, essentially the ease of borrowing abroad and very high liquidity of your own national currency. But the US started to weaponize the dollar, meaning rather than letting it be used just for transactions purposes, the United States used this special situation of having transactions pass through the dollar banking system and ultimately through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US, the Federal Reserve, to start confiscating the dollars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the US disagreed with in foreign policy.

This is really obnoxious behavior, by the way, because the idea of money is, again, as a transactions medium, not as a hostage to foreign policy. And because the dollar was so dominant, even after the US confiscated the reserves of Iran or North Korea, then Venezuela, now Russia, now many countries use the dollar, but they don’t like to use it because they’re a little afraid of saying a word that’s crossed to the US and then seeing the US government come down on them, even freezing their money. It’s pretty bad behavior in my view, but basically very ill advised because the BRICS countries now — it started with the original five, with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 but now it’s going to include the the new six, which is Argentina, Egypt, Ethiopia, Saudi Arabia, the Emirates and Iran, is a big group of countries. And they’re saying we don’t want to use the dollar because frankly, we don’t want our money confiscated. And so they’re going to develop an alternative payments system.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at that because it’s not so hard to make payments in other ways, in renminbi or in rubles or in rupees or in an R-5 currency, so-called because the original BRICS five all have an R currency: the rial, the ruble, the rupee, the renminbi and the rand. So they call it the R-5. And they may just make a basket using those five currencies for denomination, and even for lending and borrowing in a bond denominated in a basket of currencies.

So I expect something interesting and good to come out of this. Again, it’s a little bit regrettable in a way. If having a single medium of exchange, it wouldn’t even have to be one country. Keynes had the idea that it would be the IMF’s currency — the bankcor he called it in a famous writing, would have certain convenience, but if it’s then used monopolistically for militarized or foreign policy or geopolitical purposes, it’s not going to last long, because there are always workarounds when it comes to trade and to financial settlements. And that’s what the BRICS are doing right now. They’re going to do a workaround.

Mike Billington: I sent you just before we got on this link, an article that was published by Glazyev today on this issue, in which he emphasizes that while the basket of currencies and the R5 are definitely being implemented already in various forms, but that eventually the idea of a separate currency, maybe the R5, but some separate currency, which would be also tied to a basket of commodities rather than just currencies, in order  to, in a certain sense, tie it to the actual cost of production in the real economy. He think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t can be simple to finish completing it, that he’s hopeful that it can be done by next year when Russia is head of the of BRICS and will be holding the BRICS conference in Kazan, I believe. I’d be interested in your response to his his article.

Prof. Jeffrey Sachs: I haven’t read it yet. Let me just say that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issues involved in our discussion. One is the privilege of the US to host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nd I’ve explained why the US has misused that privilege and why it’s now going to lose a lot of the business from the settlements in dollars. But a second is the mechanics of the payment systems, and the third is the management of monetary policy. These are all distinct issues. On the payments mechanisms, we can do something that could never have been done before, and that is digital settlements. So we don’t even need a banking system now, and we don’t need cash in circulation or gold bars or gold coins and other mechanisms that were mechanisms of settlement, because now digitally, every transaction can be tracked. We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do it. Blockchain is one,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s, probably more efficient ways to do it with central bank clearing, for example. And that means that even the method of payments, I think will likely be digital and could well be a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in the future.

Then the third question is the managemen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his is a long debate. John Maynard Keynes wrote brilliantly about it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Should a currency, whether digital or physical, be convertible into something else, for example, gold or into some commodity basket? Or should it be what economists call a fiat currency, which is that it is only backed by the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bank or banks, that currency and its value depends on expectations about those policies. We’ve had more than 100 years of debate about that. The advantage of linking a currency to a commodity basket is it can’t be issu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especially to finance government payments not backed by a flow of tax revenues, for example. So you can’t get a hyperinflation in a backed currency. And that’s been deemed to be the advantage, that it is a kind of straitjacket and focuses on the real economy, limiting the capacity to issue credi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ed to be highly disadvantageous in other circumstances. When the world was on a gold standard or a gold exchange standard. If there were long periods in which major gold deposits were not discovered, that gave, on average, a deflationary weight to the world price trends, and that was deemed to have a distributional and real economy effects that were not highly desirable, although it also had some desirable effects as well. It also made it harder for central banks to be lenders of last resort in financial panics. The Great Depress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fascinating and important subject to understand about central banking, and whether the gold standard was a contributor to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Well, I don’t want us to get into long excurses about monetary theory, except to say that there are several questions on the table right now. First, whose currency? Second, the technology of settlement. And third, the organiz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They’re all very interesting. I spent many decades studying them, and I think there’s no ideal systems here, which is why we continue to have these discussions decade after decade after decade.

Mike Billington: Well, getting back to China, I did listen to your presentation in Beijing, to the UN headquarters there, to international ambassadors and Chinese officials. You really focused on the Chinese mirac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over a mere 40 years, from one of the poorest to one of the richest in history, and 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 and so forth. What I really found interesting was your discussion of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model would be the proper approach for deal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which of course, is also very much part of China’s policy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 particular, you contrasted that directly to the policies of the IMF, which I thought I’d ask you to elaborate on here, because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showing the failure of the IMF to bring about re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developing sector.

Prof. Jeffrey Sachs: To put it very straightforwardl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which was, by traditional measures, around 10% per year growth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persistently between 1980 and nearly the year 2020. So an increase that was more than 30 fold if you accumulate in the siz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came about by investment. What does investment mean? Investment means building the capital stock of a country. What is a capital stock? A capital stock means the productive assets of an economy. What are those as well? Those are three main categories. First, what we carry in our own bodies and brains, the so-called human capital. That’s the education and the skills and the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The second is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the roads, the power grid, the fiber optics grid, the water and sewerage systems and fast rail, highways, all of the networking that the economy depends on. And the third is the business sect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griculture and so forth.

Well, if you look at China’s growth during 1980 to 2020, the rates of investment were extraordinary. The rate of investment means essentially the share of the national income that is invested each year in new capital.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oss investment rate, which means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that we undertake, not recognizing that some of it’s just offsetting depreciation, the gross investment is something on the order of 15 to 20% of the national income. But in China, it was typically 40 to 50% of the national income. So a super charged investment rate. Before our eyes, China built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of fast rail,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of a highway system,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of an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on and on and on. Really impressive. And that’s what powered China. That plus the huge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and skills. China started without much infrastructure at all. It started with very poor education levels. By the late 1970s, because China had had so much turmoil over the preceding 150 years. But then China finally, starting in 1978, said, okay, we’re going for it. Deng Xiaoping came to power. He was perhaps a modern history’s single most successful economic reformer. He pointed China in the right direction, said go for growth, open the economy, make a market economy, make a mixed economy, build infrastructure, invest in the people. And lo and behold, that extraordinarily high investment rate led to 40 years of rapid growth.

Now, the problem when it comes to the IMF is that the IMF does not have that vision in mind. The IMF’s vision to a finance minister of a poor country is “don’t bother us with your problems. Don’t get into excessive debt. Don’t get into a financial crisis and don’t bother us about your poverty, Thank you very much.” So nobody thinks very hard about the way for these countries to get out of poverty. But the way is just like China did, which is massive investments.

And then comes the question how to finance those investments. China partly borrowed in the early years, but also had a massively high saving rate internally. So as the income was rising, China wasn’t consuming it in a lot of household consumer spending. Chinese households were saving a lot of their rising income. Chinese businesses were reinvesting a lot of their profits. The government wasn’t running huge deficits on its current transactions and so forth. All of this meant a very high saving rate that could be turned into a high investment rate. Now, Africa right now has a very, very low saving rate. Because people are impoverished, they can’t save more. They have to survive. So they need some help with the financing right now by essentially some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say from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or from the Belt and Road Program, in which China can provide some of the financing to build that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

But that’s the advice that Africa should be getting. Invest, invest strongly, invest heavily, borrow where you need to borrow. Get your kids in school, electrify the economy, build the roads, build the fast rail,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China can help to give some very good advice in that direction. China shows you can have 40 years of supercharged growth. And that’s what Africa needs.

Mike Billington: 40 years, I agree. You also spoke at Qufu, the birthplace of Confucius, which now is a shrine and a museum, I believe. Right, a major site.

Prof. Jeffrey Sachs: That temple, the Confucian temple, has been there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and each emperor has come and added a stone, added an inscription, added calligraphy. Because Confucius has been an intellectual hero and guidepost for China basically for 2500 years. 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to be there at a Confucius birthday party, which I was, because this goes back essentially 2500 years. There’s a large, large complex of buildings because Emperor after Emperor added their own building to it. So you really get the feel of China’s very long, remarkable history.

Mike Billington: Right. And you focus there on, on the idea that we find our common humanity by studying the great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of of every culture in particular. You looked at Confucius and Buddha and Aristotle. I think I would differ with you on Aristotle and would would have focused on Plato rather than Aristotle. But that’s that’s a discussion for another time. In any case, this idea of looking at the great cultures and the history, the best moments of the great cultures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so-called geopolitics, which is what guides the Western leaders today, deriving from ideologues like Halford Mackinder and other ideologu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ir view is that the only way to advance is by putting down the other guy — the opposite of the interest of the other. This, of course, leads to the sanctions policy. You didn’t mention the sanctions when you talked about the theft of reserves. But even the sanctions policy, as I understand it,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people have to use the dollar in trade and that therefore the US thinks they have a right to impose these sanctions on countries. China, of course, is not looking to suppress anybody else. And the massive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Russi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indicates a failure of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great cultures and what can be done with a culture for the future. So how do we restore that process in the West, of looking to the great minds of antiquity?

Prof. Jeffrey Sachs: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wo philosophical points that we reall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at are quite fascinating, quite deep. One is the ques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philosophers that I referred to — I like Aristotle personally, but also I like the fact that Aristotle, Buddha and Confucius allow us to talk about the ABCs of philosophy. So it’s getting back to the core ABCs and what the ABCs, Aristotle Buddha and Confucius, had in mind about human nature is that it is potentially good, meaning that with proper cultivation, proper education, proper mentoring, living in a decent community, people can learn to be harmonious. People can learn to be fairer. Trustworthy people can learn reciprocity. So this is sometimes called “virtue ethics.” The idea that people can be decent, pretty good.

Now there’s another philosophical strain, which is deeply pessimistic. Augustine in Christian history is the exemplar of that. Man is fallen, and so man is a sinner and there’s no way out except perhaps by God’s grace. But the sinfulness can’t be washed away. And pessimists in history have believed that. And another pessimist like that, that had a huge influence is my second dimension, which is how people behave or how states interact. And Hobbes, in a way, is a follower of Augustine. Hobbes, of course, wrote in the 1600s, whereas Augustine was more than a millennium earlier than that. But Hobbes was a the quintessential British philosopher who said, people are rapacious. They are greedy. They are pushy. They are violent. And the best you can hope for is that someone controls them from killing each other. So he called for a very tight, centralized state for that purpose. But basically, the Hobbesian idea is that you can’t do anything in a state of nature, other than to defend yourself from being killed by someone else. And strangely enough, while British thinkers accepted that there would be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would stop people from killing each other inside Britain, they took the view that internationally it is a Hobbesian war of all against all, that just countries fight with each other. And this is in the current thin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nown as the the “realist school.” And our leading realist think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John Mearsheimer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s a wonderful person and a tremendous gentleman and a great scholar. But he thinks that countries, and especially great powers, are inevitably at each other’s throats. And unfortunately, there’s a lot of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is is often the case. But John Mearsheimer say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is that the world is tragic. His most famous book is called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because he says conflict is just about inevitable between major powers, because nobody trusts each other, you can’t trust each other. It’s a war of all against all. It’s eat or be eaten killer, kill or be killed. And so, yes, life’s tragic. And I debate him.  Again we’re friends and I admire him a lot. I want to be clear, but I say, “John, we can’t accept tragedy as our fate. We have to do better than that.” And so I go back to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philosophers taught, you know, you can have harmony. That was Confucius’s main message, which is it’s possible actually to be decent. It’s possible to observe what was famous for Confucius and in similar terms, for us in the Western culture, as the Golden Rule: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have them do to you.” If you’re a Hobbesian, you say, “oh, there goes Sachs moralizing, but that’s not how the world is. I’m going to do what I can to the others, because otherwise they’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terrible to me, and I’m going to get there first.”

Mike Billington: Because that’s human nature. That’s what they argue.

Prof. Jeffrey Sachs: Because that’s the deep human nature. That’s inevitable. But I don’t believe it. It’s certainly not the case that we’re always at war against each other. We can be better than that. But by the way, China absolutely has a different history and a different mindset. This is also a fascinating point. It’s not just Confucius versus Hobbes, it’s actually history, 2000 years of statecraft. What have we learned? Well, in China, for most of the 2000 years, there was a centralized stat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most of the 2000 years, there was the Han dynasty, or the Tang dynasty, or the Song dynasty, or the Yuan dynasty, or the Ming dynasty, or the Qing dynasty, or tod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or most of that 2000 years there was one country, and while there were rebellions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invasions from the north, mainly from the nomadic peoples in the dryland grassland steppe regions, there was one country, big, big population. 

Now in Europe after 476 AD, when the Roman Empire fell in the West, there never again was one dominant power of Western Europe. So there was war nonstop. Think of Britain and France, for example. How many years were they at war during the past 1000 years? An incredible amount across the channel. Now compare that with China and Japan. How many years wer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between, you could take it back before 1000 AD, but say from 1000 AD to. 1890. The answer is two years. I think it’s 1274 and 1281,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And there was actually one incursion a third year. Now, two of those were when the Mongols ruled China, and they tried to invade Japan and failed on two occasions. Once was when a shogun, military commander of Japan, ridiculously tried to tried to invade China and was terribly defeate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my point is not that. My point is they didn’t fight for a thousand years. Barely a skirmish. By the way, when Japan industrialized, and was the first industrializing nation of Asia. Japan followed the realist approach, sadly, Japan said, “okay, now we’re part of the Imperial Club. Now we’re going to go invade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plomats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We’re Asians.” And Japan said, “no, no, no. Now we’re part of the Western club.” This was back in the 1890s. So Japan really behaved badly by becoming an imperialist power for some period. But China never did in that way. And if we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roots, this is crucial. If we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Europe and China, we can come to appreciate that our mindset in the West that, well, “it’s war all the time. So China is an enemy, so we better go at it,” is nothing like the way that China thinks. And when I said to John Mearsheimer, again, I want to stress a friend and, you know, and a brilliant scholar, when I said all this war mongering against China is going to creat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of war. He said “yes.” I said, “John, self-fulfilling. We don’t need to have that war.” He said “yes, but that’s how it is.” And I said, “no, we don’t need to have it that way. We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So that’s the debate.

Mike Billington: Helga Zepp-LaRouche issued what she calls the ten principles of for an architec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And most of them are sort of self-evident, that you need education, you need cultural training, you need health, so forth. But the 10th principle is exactly what you just brought up, that the nature of man is good, and this is the one that’s most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accept or understand. But it’s the fundamental one. It’s really the issue as as I think you correctly just located this is what distinguishes the idea of being committed to glob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global war. And of course, as you said, also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harmony and the concentration on education is really the center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country over the last 40 years, and what’s now being taken ou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As you know, we just had the Third Belt and Road Forum in Beijing with 150 countries represented, which certain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West has failed miserably in the isolation of China in the world, the idea that they could get countries to “decouple” from China has just forced most countries to say, “you’re crazy. This is where development is, rather than war and sanctions.”

The headline of our EIR this week is going to be on the fact that Xi Jinping offered $1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s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At the same time that Mr. Biden was offering a $1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wars, naming specifically Russia, meaning Ukraine, Israel, the genocide being carried ou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and China. They included Taiwan as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is $100 billion is going. So it’s pretty clear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a global war. And the only question is, how can this madness be stopped and reversed?

Prof. Jeffrey Sachs: Well, it is so unacceptabl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I hope people are com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arrogance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ime and again now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s not bringing security to the US. It has busted the budget. We’ve spent tr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se horrible wars that have accomplished nothing except violence and destruction and rising debt. And they’re not making America safer at all. They’re more and more wars that are a reflection of this arrogance, because the arrogance has meant that America, American policy makers, have thought “we can do what we want, and we don’t have to talk with anybody about it. We don’t need diplomacy. We just need our military.” And the military can’t solve political problems. We’re finding out again and again that the military approach  doesn’t work to solve the deeper problems of humanity. And can’t settle political issues. For that, you need politics. You need diplomacy, and I mean politics in the positive sense of getting together to work out arrangements for people to live peacefully together. So I think the failur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re on full display. Also the ignorance of it, because I would cite ou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tatement, Jake Sullivan, about a week before the violence blew up in Israel and Gaza with the Hamas attack and now the bombing of Gaza, Jake Sullivan said “the Middle East is the quietest that it’s been in two decades,” It shows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except what their own imagination is, and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is that people want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y want development. They want social justice. They want the chance for decent lives. They don’t want the militarized approach.  

 

傑弗裏·薩克斯:中國的非洲模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模式的失敗

席勒研究所 2023年10月25日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China Model For Africa — IMF Model’s Fail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VVFjQs4O8&ab_channel=SchillerInstitute

邁克·比林頓:我今天早上看了你的采訪。 它很有意思。 你關注的是西方的傲慢和傲慢,以及“落伍”。 您這樣提到英國:“它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早已不複存在的帝國。” 我很欣賞這些情緒。 但你也說,沒有什麽可以阻止美國和歐洲改變,與金磚四國和南半球國家一起發展,而不是針對它們的威脅和戰爭政策。 我認為具有巨大諷刺意義的是,中國人實際上在非常現實的意義上使用了美國的經濟學體係方法,即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政策,該政策側重於政府引導信貸用於基礎設施和一般福利,而 美國完全放棄了美國體係,轉而采用英國的霍布斯模式,反對一切不受監管的自由市場無政府狀態。 您關注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您表示“一帶一路”的三個方麵是:基礎設施; 活力; 和數字化,而且中國實際上在這三個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 您是否同意中國正在使用這種漢密爾頓主義的經濟學方法,這種方法可能來自深受漢密爾頓影響的孫中山?

傑弗裏·薩克斯教授:我將中國簡單地稱為混合經濟,這意味著它部分是國家主導的,部分是市場主導的。 我認為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是混合經濟體,而美國,即使使用自由市場的言論,政府也發揮著很大的作用,不一定是準確的作用,但政府在經濟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不同國家在如何劃分公共、私營和民間社會部門的相對權重和責任方麵有不同的看法。 確實,英國和美國的做法相對更偏於自由放任。 我想說的是相對更多,稅收較低(當然占國民收入的一部分),社會支出也低得多。 英國比美國更先進,盡管它從 19 世紀開始實行自由放任,但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采用了國家醫療服務體係。 美國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中國是一個非常務實、經濟治理良好的國家,在過去 40 年裏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擁有以國家財政為主要作用的計劃模式,加上非常有活力和競爭性的市場部門,以及在許多領域極具創業精神的領先地位。 部門也是如此。 我剛剛在中國,注意到電動汽車的巨大崛起,現在有數百家電動汽車公司和初創公司。 預計這一數字將很快減少到大約 5 到 10 家此類公司,但目前它已躋身數百家生產電動汽車的公司之列,而且中國國內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

現在,說到國際方麵,中國隻是做了很多美國在二戰後一段時間內做過的事情,就是幫助國外基礎設施融資,實際上是為我們跨國公司鋪路。 而中國現在正在這樣做。 除了戰爭之外,美國在國際上沒有做太多事情,但它也不進行和平的經濟發展活動。 你可以從美國領導人、政客的言論中看到,他們對中國敢於幫助其他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的不滿。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150多個國家的一項非常有效、非常有益的雙贏計劃,順便說一句,美國每天都在唱衰,主要是出於怨恨和嫉妒,因為 美國沒有這種與其他國家建立聯係的精神。 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投資,並與其他國家合作,幫助他們發展電網、基礎可再生能源、高鐵、5G技術、鋪設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真正需要的東西。 現在拜登正在談論從印度到中東的公路項目,他對這條公路感到非常自豪。 它不存在。 它沒有融資。 這也許是個好主意,但說實話,這有點可悲,因為中國在全世界有幾十個這樣的項目。 美國已經從字麵上考慮過這一點。 我猜他們采取了“一帶一路”的想法,但他們采取了一條路,一條! 而中國正在實施數十個這樣的項目。 所以美國正在觀望。

[ 打印 ]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