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現象，近幾十年來幾乎成了全球討論的焦點。從經濟飛速增長，到科技迅猛發展，再到文化自信的嶄露頭角，中國的迅猛進步讓世人驚歎不已。國內的GDP數據直線上升，科技創新如5G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已躋身世界領先行列，文化上的“中國風”也在全球範圍內廣受關注。然而，這一切在西方，尤其是歐美國家看來，卻並非好消息，反而讓他們心生畏懼。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崛起本身並不讓人恐懼，真正讓人害怕的，是中國人從不強調自己的血統。這句話聽上去有些難以理解，但深入思考後，確實透露出一定的道理。
想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得從曆史談起。西方和中國的文化發展路線迥然不同，尤其在觀念上，差異巨大。
西方國家對於血統的重視，根植於深厚的曆史土壤。從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曆史》一書開始，就明確區分了“希臘人”和“野蠻人”。這種劃分不僅僅基於語言或文化，更重要的核心要素是血統。希臘人認為，隻有擁有希臘血統的人，才具備正當的公民身份，並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到了羅馬帝國，這種思維被進一步強化，血統與社會地位緊密相連，家族背景顯赫的人成為政治、經濟的主導力量。到了中世紀，封建製度將血統觀念推向了極致，貴族通過血統維持特權，而平民則幾乎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16世紀，西班牙甚至推出了“血統純正法”，要求官員必須證明自己的血統中沒有猶太人或摩爾人，這種對血統的潔癖思維延續至今，甚至在現代社會中仍然能夠看見影像。英國王室的婚姻安排、美國政界的名門家族——如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都能顯現出血統對社會地位的深刻影響。
與此相對，中國在曆史上對於血統的關注相對較少。早在周朝時期，周武王推翻商朝後，並未宣稱自己具有某種高貴血統，而是強調繼承了夏文化，呼籲所有百姓為“華夏子孫”。這種“華夏”身份並非單純的血緣關係，而是一種文化認同。漢朝建立科舉製度後，進一步破除了血統的限製。無論出身如何，隻要通過努力學習、考取功名，就能獲得官職。血統的限製被徹底打破，普通百姓也能通過自己的才華成就一番事業。
再往後，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的“中華民族”概念，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社會的文化認同。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中提到，中國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而是由多個民族文化融合而成，中華民族的認同基於的是文化，而非血統。今天我們提到“炎黃子孫”或“中華民族”，更多的是在強調曆史的傳承與文化的共識，而非基因上的相似性。
從這些曆史的對比來看，西方更注重血統，認為擁有顯赫祖先的人才值得尊敬，而中國則更看重文化的傳承和人的個人能力。這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塑造了兩者不同的發展路徑。西方通過血統劃分社會等級，而中國則通過文化和能力搭建了一座連接不同人的橋梁，無論出身如何，都能融入社會。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深刻影響了兩國後來的社會發展，並為西方對中國的崛起心生畏懼埋下了伏筆。
除了曆史，文化層麵的差異同樣顯著。西方對血統的執念，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領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體現。貴族的婚姻要求“門當戶對”，平民想要融入其中幾乎不可能。即使是養寵物，純種犬與雜種犬的身價差距，也能反映出社會對血統的偏好。這種深植人心的血統觀念，幾千年間未曾動搖。即便在現代，盡管西方社會開始倡導多元文化與個體能力，但血統觀念依舊根深蒂固。美國的種族問題和歐洲的移民問題，正是血統觀念帶來的深刻社會矛盾的產物。
中國的文化則截然不同，血統始終不在焦點之內。文化認同成為凝聚社會的核心紐帶。“炎黃子孫”這一稱謂，更多地是對文化的認同，而非對血統的強調。中國曆史上，許多民族和文化相互融合，匈奴、鮮卑、蒙古、滿族等都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與中華文化融合，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這種文化上的包容性，使得中國社會能夠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中建立強大的凝聚力。現代社會中，來自各地的勞動者紛紛湧向大都市，他們並不被過往的血統所限製，隻要肯努力，便能夠獲得成功。這種文化的包容性和社會的流動性，正是中國社會充滿活力的源泉。
當這兩種文化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相遇時，西方常常感到迷茫。西方習慣了用血統來劃分社會層級，認為如果沒有這個劃分，社會將無法正常運轉。然而中國卻不依賴這種傳統，而是通過文化來維係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西方的學者對此感到震驚，《經濟學人》曾引用丹尼爾·貝爾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係更加注重能力與功績，而非出身背景，因此治理效率高。而《彭博社》則指出，中國的“能者上”模式推動了經濟發展，西方若繼續固守傳統，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
這種文化差異讓西方既驚訝又忌憚。他們擔心的，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更是這種文化上的深刻差異。中國能夠憑借不依賴血統的文化，快速集結14億人口，形成強大的國家凝聚力。這種“文化力量”讓西方國家深感不安，因為他們難以理解，也無法模仿這種模式。
中國崛起的原因並非什麽神秘的力量，而是經濟、科技與文化的全麵崛起。而其中最為強大的，正是文化認同所帶來的凝聚力。梁啟超早在上世紀初就已經看透了，中華民族的崛起，不是依賴血統，而是依靠文化的融合和認同。這種文化認同賦予了中國社會強大的包容性與凝聚力，讓中國不僅能夠吸收外部的文化和思想，還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堅定前行。
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正來源於這種文化差異。他們不理解中國如何在沒有血統限製的情況下，創造出如此強大的國家競爭力。曆史的進程告訴我們，文明的興衰，最終取決於是否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而中國的成功，恰恰是在於抓住了文化認同這一關鍵點。
因此，下次再有人問你，為什麽西方對中國崛起如此害怕，你可以告訴他：並非因為中國強大，而是因為中國這種不強調血統的文化模式，太強大、太獨特，西方既無法理解，也無法阻擋。
各種陷阱的本質是中國陷阱，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能否超越西方經驗、西方模式及西方價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話。給中國設陷阱，表麵上是無法正視中國崛起，其實是無法正視西方乃地方性概念；表麵上給中國挖坑，其實是西方作繭自縛。
中國發展太快了。現代化以西方為師，改革開放強調國際接軌，養成路徑依賴思維定式，如今改革開放到了爬坡過坎關鍵時刻，西方理論不夠用，古代中國經驗不好使，容易為各種陷阱說動心。
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門的陷阱說給纏住了：“馬爾薩斯陷阱”“民主陷阱”“文明的衝突陷阱”“新冷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你方唱罷我登場，最近又來了軟實力陷阱的變種——銳實力！
各種陷阱說有其話語體係，有其隱含邏輯，無論讚同還是批駁，隻要用其概念，就會掉入其邏輯陷阱中
一句話，各種陷阱說本身就是陷阱。比如“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邏輯前提是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有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才能維護國際秩序。如果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就會被認為是霸權國家行為；如果中國不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就會被認為不負責任。這就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其實，這裏的公共產品與我們強調的中國與其他國家一道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中性涵義並不相同。如果中國真如約瑟夫·奈建議的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產品，美國的聯盟體係、霸權體係還能維持嗎？這麽說，隻是希望中國在一些領域給美國幫忙，而絕非希望中國真的取代美國。對此，我們千萬不能幼稚。
中國不教拉丁文，不上宗教課，使得我們很多人無法說文解字，正本清源，看穿各種陷阱說背後的陷阱。中國人把美國的軟實力概念拿來就用，不明白美國的“軟實力”概念基於硬-軟權力二分法思維，帶有鮮明的美國例外論與天定命運情結——認為自己永遠正確，且無所不能。這與中國傳統內聖外王的權勢觀大相徑庭。結果西方就是不承認中國的軟實力，最近以銳實力來回敬。
而且，這些“陷阱”往往隻是局部經驗、階段總結，並不反映必然規律。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說兩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曆史經驗能否適用於當今世界，尤其是東方文明古國，僅就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學界一直就有爭議，曆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解釋隻是其中之一，並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邏輯前後不一。可以說，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給後人設的一個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用於中國，更是張冠李戴。中國自古有自己獨立的文明體係，近代探索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工業體係是世界上最獨立而齊全的，更不用說有強有力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比曆史上任何時候更接近實現偉大複興的目標，是那種依附於西方體係的拉美國家境況所遠不能類比的。
西方陷阱論層出不窮，本質是不認可、不看好中國道路
西方陷阱論層出不窮，這些陷阱的潛在邏輯是，中國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麵就是萬丈深淵。其本質是不認可、不看好中國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維的自以為是，認為自己代表了普世價值，終結了曆史選擇。致使西方總是不能實事求是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國。
各種陷阱的本質是中國陷阱，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能否超越西方經驗、西方模式及西方價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話。給中國設陷阱，表麵上是無法正視中國崛起，其實是無法正視西方乃地方性概念；表麵上給中國挖坑，其實是西方作繭自縛。
為什麽陷阱說不斷？麵對“四特中國”，西方的經驗、知識、觀念都不夠用了：
特長曆史。在歐洲人看來，中國相當於迄今還沒有解體的羅馬帝國。戴高樂曾說過，中國是一個比曆史還要悠久的國家。誰的曆史？當然是西方的曆史。西方知識很大程度上源於《聖經》，而《聖經》記載了人類各種古老文明，唯獨沒有中國。在耶穌誕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經統一了中國。一直到今天，中國的政治治理方式大體上還是秦開創的郡縣製。對於西方來講，中華文明是當今世界上唯一連續不斷的古老文明，仍煥發勃勃生機，不可思議。
特大規模。“在我們比利時人看來，中國就是一個洲。”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伊辛格也曾自嘲說，“在歐洲隻有兩類國家：一類是小國，另一類是還沒有認識到自己是小國的國家。”人類工業化起源於英國，那個時候英國才幾百萬人口，後傳播到整個歐洲大陸，那也隻有幾千萬人口，隻有到了美國以後，工業化在人口數量上才達到一億級，而今天中國十幾億人在實現工業化。
特世俗社會。使用當今世界唯一現存的非字母文字，繼往聖之絕學，是西方所無法理解且把握的。更重要的，中國是曆史上唯一世俗國家的崛起，更讓西方納悶：中國不信教為何不垮？中國強大了如何使用自己力量？原來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想把中國皈依成同類，沒想到中國有了“四個自信”！根子在中國有天的概念，天之下諸神並存：儒道釋。中國把佛教中國化為佛學、禪宗，又把基督教中國化，讓西方演變中國的接觸政策落空。
特殊崛起。中國工業化沒有靠海外任何殖民掠奪完成了原始積累，改革開放後的速度和規模均創造人類工業化奇跡。同時，中國偉大複興不是恢複曆史最大版圖，不是重複國強必霸曆史，而是和平合作，共同複興，開創沒有霸權的時代。
西方用他們的鏡子看中國，中國用西方鏡子看自己，這是陷阱說此起彼伏的供給與需求雙重邏輯
當然，很難說西方學者是惡意拿這些陷阱來影響我們，一方麵是西方知識不夠，世界的中國悖論導致各種陷阱說；另一方麵，問題也出在我們自己。西方看不清中國，中國說不清楚自己。
為何說不清自己？因為長期以來言必稱希臘，將西方理論奉為圭臬，崇洋媚外，陷阱說多是哈佛教授炮製出來的，中國的哈迷們再去呼應，媒體接著跟風。如今，靠忽悠中國人出名的老外越來越多。中國就在炒作這些美國學者的陷阱說中不自覺提升美國話語權。反過來說，如果是中國學者提，國內反而不那麽熱衷。
同時，中國發展太快了，不僅西方沒有準備好，我們自己也沒有心理準備；或者一直兢兢業業，無暇理論總結。現代化以西方為師，改革開放強調國際接軌，養成路徑依賴思維定式，如今改革開放到了爬坡過坎關鍵時刻，西方理論不夠用，古代中國經驗不好使，容易為各種陷阱說動心。
還有，中國發展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許多不自覺呼應西方陷阱說的國人也是愛國心切，生怕行百裏者半九十，偉大複興有閃失，一直小心謹慎，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生怕掉進各種陷阱中去。
總是奉這些“陷阱”為圭臬，會造成一種惡性預期，一種心理暗示，最終自我實現。就是俗話說的，怕什麽來什麽。還是那句話，流言止於智者，陷阱終於自信。各種陷阱說，很大程度是中國人自己炒作起來的，表明中國要真正徹底走出近代、告別西方，尚需時日。各種陷阱說，更提醒我們要堅定道路、理論、製度、文化自信。陷阱說不過是老奶奶哄孩子睡覺的手段，等你長大了，老奶奶的故事也就講完了。
西方看中國，總是從需要、期待出發，將中國納入其軌道；中國人看自己，不自覺拿西方，尤其是當今西方的代表美國來參照，認定偉大複興以超越美國為目標。一句話，西方用他們的鏡子看中國，中國用西方鏡子看自己，這是陷阱說此起彼伏的供給與需求雙重邏輯。看穿西方把戲，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有賴中國學術自信的供給側改革。
中國正在開創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路，西方並非過來人，不能對其有拜菩薩心理，對各種陷阱說一驚一乍。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擼起袖子加油幹，一張藍圖繪到底，就不會被各種陷阱說給忽悠了。（作者：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
